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是1945年6月联合国成立时通过的组织文献，它第一次将保护人权规定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宗旨，这标志着人权开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合作的事项。《宪章》至今已得到联合国190多个会员国的承认。它对人权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规定，一直是开展国际人权领域活动的重要法律依据。《宪章》全文分为19章，共111条，其中有7处提到人权。《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重申基本人权、人权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并“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宪章》第一条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十三条规定联合国“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助成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实现。”第五十五条和五十六条规定“为造成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各会员国“担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联合国合作，以达成促进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目标。第六十二条规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为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维护起见，得作成建议案”。第六十八条规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应设立经济与社会部门及提倡人权为目的之各种委员会，并得设立于行使职务所必需之其他委员会”。据此，联合国于1946年设立了人权委员会。第七十六条规定“托管制度之基本目的应为……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提倡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并激发世界人民互相维系之意识”。为实现《宪章》第一条规定的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宗旨，《宪章》第二条规定了主权平等、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的总章程，是联合国一切活动的法律依据，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重要文献。章程关于人权问题的规定，是全人类对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经历的总结和反思，表达了对世界和平与安宁的渴望，对现代国际人权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依照《宪章》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

　6月28-29日，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盛会，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六十周年。三国领导人决心在新时期继承和弘扬五项原则，共同致力于实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
　　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来的，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内容。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分别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共同建议将这五项原则在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加以倡导。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在中国同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文件中得到确认，成为国际公认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1970年第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经六十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重要意义和背景在于：它是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殖民主义体系瓦解的情况下，由亚洲新兴独立国家倡导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准则。五项原则打破了西方大国对国际法制定和解释的垄断，超越了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亚非拉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斗争中提供了法律武器，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法理基础，为战后国际体系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近年来，西方国家打着保护人权、推广民主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实行政治、军事干预，策动政权更迭、颜色革命，导致许多国家政治秩序崩解、陷入内战和长期冲突，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痛苦不堪，各种教派、种族、民族矛盾激化，成为世界动荡和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这些事例从反面说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意义。
　　中国外交继承发展五项原则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外交面临着转型。为开展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在引发再思考。
　　例如，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外交一贯坚持的指针，为中国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赖。
　　但是，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向海外不断延伸、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其地区组织对国际社会合法干预一国内政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否应与时俱进？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讨论。如果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经被干预国家同意，甚至是请求，在联合国框架下，依照安理会的授权，中国能否同意由国际社会实施直接干预，或者对区域组织的干预提供帮助？此外，当中国的海外投资、海外利益受到冲突、动乱的威胁时，中国是否应采取外交行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包括采取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可见，如何适应时代需要，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情况下谋求建设性、合法性干预，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又比如五项原则中的国家之间平等互利的思想，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也发展为双赢、共赢的思想。即：中国的发展不是以牺牲他国发展机会为代价，而是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创造新机遇。中国以自身发展带动其他国家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一思想揭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经济逻辑。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无论是与周边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还是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乃至通过发展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带动其经济增长，互利共赢正成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
　　总之，中国坚持并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焕发其强大生命力，将是确保实现和平发展，使自身国际影响的扩大区别于旧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及强权政治的根本保障。这也正是中国与印度、缅甸一道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六十周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