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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时代来解释人物
一本知人论世之书

“知人论世”这个成语，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个“世”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身世”，二是“时世”。朱熹注云：“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这是作“身世”解，文义可通。但是如果作“时世”解，文义亦可通，似乎更有意思一些。那么，“知人”是一层，“论世”又是一层。“知人”已经包括了知道其人的身世行事；“论世”则是放大范围，论究其所处的时世，反过去更足以帮助理解其人与其文。这样解释是 否一定比朱注更符合孟子的本意，我不敢说，也不想深究。我这里只是按照这样的解释来说：我近来读了一本书，真正是“知人论世”之书，这就是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本来，李大钊牺牲之年才三十九岁，而所谓“早期思想”，不包括他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思想，大致上只是他三十岁以前的思想罢了。书中所引李大钊诗文，最早的是《登楼杂感》二律，作于一九○八年，即从此算起，到他三十岁，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所研究的时间范围是这么短，而全书洋洋四十二万言，我一气读完，毫无支离琐碎之感，这就因为正如书名所示，它是把“李大钊早期思想”同“近代中国”这个广阔的背景联系一起来研究的。作者在后记中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同时也自然地涉及到与这些事件、人物的联系问题和评价问题。”这很生动地说明了他怎样在“论”那个“世”。李新、刘桂生二位共同署名的序言里说：“从这本书中，人们所获得的知识决不仅仅限于一个李大钊，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所谓时代，也不是那种一般化的老生常谈，而是和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密切相关的气氛、矛盾、 事件和人物。书中以李大钊为中心，以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为线索，几乎涉及这一时期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白坚武、章士钊、陈独秀、高一涵等。有些人物关系，例如与章士钊、孙洪伊、白坚武的关系，是过去很少研究的。书中通过对一些历史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使这本书具有比较深广的内容，增加了历史的份量。”这个评价十分深刻，说出了本书“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和优点。尤其是“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两句话说得最好，我以为是“知人论世”方法的精髓。
但是，我不想全面评述此书如何运用“知人论世”方法，论证了李大钊早期，怎样艰苦地探索救国道路，怎样从改良主义调和主义一步一个深深脚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不想全面评述作者运用这方法多么娴熟，所获得的成果多么丰富，那得写一篇专门的论文，而且李新、刘桂生二位合写的序言已经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我在这里，只想略谈几个小例子。
一个例子是李大钊一九一三年冬去日本之前写的一首诗：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此诗的题目是：《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读此诗，首先要弄清“天问”是谁？长期以来，研究者都说是郭须静即郭厚庵。朱成甲不取此说，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问”即是李大钊的挚友白坚武。他所根据的是第一手材料，即《言治》月刊第五期所载白坚武的一篇论文，其中正是自称“天问”，以及未曾发表过的白坚武日记，其中记明他在李大钊去国之前，充任冯国璋的秘书，随冯国璋军南下。南下干什么？是奉袁世凯之命，由津浦线向南去进攻“二次革命”的讨袁起义军。朱成甲作了大量论证，证明李大钊直到袁世凯实行帝制、背叛民国之时，才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站到坚决反袁的立场上来。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拥袁和基本拥袁的。对于孙中山所号召的“二次革命”，李大钊是反对的。朱成甲还以充分的证据，证明白坚武的政治态度，是坚决拥护袁世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所以，朱成甲指出，上引的那首诗，长期以来被误解为李大钊送人去参加讨袁起义军，把事实正好颠倒过来。诗题中所贬称的“南天动乱”，其实正是指“二次革命”讨袁起义军而言。诗题中的“军中”，不是指起义军，而正是指讨伐起义军的袁军，即白坚武所参加的冯国璋军。
另一个例子是，李大钊在《大哀篇》中分析评论了民国初年的政党，分为稳健、急进、折衷三派。关于急进派，李大钊说明道：“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还评论道：“骄横豪暴之徒，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这些蛮横躁妄、骄横豪暴的暴徒，是指的什么人呢？长期以来，有些研究者认为指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朱成甲纠正了这个误解，指出它指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朱成甲之前，刘桂生已经在《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治试析》一文中论证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是怎样使用“暴民”这个词的，论证了民国初年各派政治人物，例如朱执信、蔡元培、章士钊、李剑农、梁启超以及袁世凯的笔下，“暴民”这个词都是指革命党人的。朱成甲介绍并且同意刘桂生的研究，此外，朱成甲还指出：当时，急进(激进)、温和已成为人们习惯的划分政治分野的用语，而“暴徒”“暴民”更是对持“破坏主义”者的特有的“尊号”。朱成甲引用梁启超的话，证明他明确自称“温和派”，称对手同盟会(革命党)为“急进派”，又引梁启超的门徒罗瘿公的话，毫不含胡地把同盟会与暴徒联系起来。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来看，李大钊《大哀篇》中所谓“急进者”，所谓“暴徒”，同样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非常清楚了。李大钊描写的“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自称共和缔造者，在国徽之下击柱论功，这样的画像只有同盟会(革命党人)才对得上，而袁世凯是对不上的，他身为国家元首(大总统)，怎么会在殿下击柱论功呢？如何能称之为“暴徒”呢？尤其有价值的研究是，朱成甲还举出陈其美命蒋介石派人刺死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陈炯明枪决光复会员许雪秋、陈涌秋、陈芸生，将他们的革命武装包围缴械，这些都是同盟会人在民国初年所干的事，以及光复会领袖章太炎为这些事写信给孙中山抗议，这些都可以证明：李大钊称同盟会国民党为“暴徒”，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不正确的，但不是事出无因的。朱成甲指出这一点，使我们可以想得更多。同盟会国民党本是很复杂的，他们在对清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使用革命暴力，当然是正义的，必要的，但是同时，他们在革命阵线内部矛盾中也使用暴力，这就已经埋伏下后来国民党统治变成法西斯统治的种子，蒋介石后来的反革命正非偶然。李大钊早期视同盟会国民党为“暴徒”，这个不正确的认识中，亦自有其合理的因素。
以上两例，一诗一文，长期被有些研究者的误解所颠倒，都因为不了解李大钊当时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的缘故，这正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为了要正确认知李大钊当时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不能就李大钊论李大钊，而要联系白坚武，联系梁启超、罗瘿公，联系袁世凯、冯国璋，联系蒋介石、陈炯明，联系章太炎、陶成章……，这正是“是以论其世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如果说这些都还只是关系一诗一文的理解，是较浅层次的“知人论世”，那么，下面再就更深层次的来举一些例子。
书中从头到尾，注意分析李大钊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交游关系。
首先是李大钊出身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书中有很长的一节，专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对于李大钊的影响是复杂的、深远的”(在第一章第二节内)，这里不可能详细复述，只把这一部分的纲目抄在下面：

1.消极方面的影响
(1)在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上
(2)在社会关系上
(3)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
2.积极方面的影响
(1)学问家的准备时期
(2)思想家的准备时期
(3)革命家的准备时期

从这个纲目，即可看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多么细致，多么全面。关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书中指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有一个组织，就是北洋法政学会，其政治倾向是保守的，而李大钊是这个组织的骨干之一。“李大钊在这里有一批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尤以与白坚武、郁疑关系最深。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前，他的交游主要是在北洋法政学会这个范围。他的很多活动都和这个社会关系有关，例如去日本留学，办《晨钟报》，办《宪法公言》等。他的文章，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几乎全部是在《言治》月刊上发表的。北洋法政学会由于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具有保守的倾向，尽管李大钊自己有其独特的见解，但终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是，约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李大钊在日本东京认识了章士钊，结为挚友，书中对此事的重要意义作了最充分的估价。(在第三章第三节中)书中论述“所受章士钊的影响”这一部分，有一万三四千字之多，可谓淋漓尽致，其纲目如下：

1.社会关系上的影响
2.在政治上的影响
3.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
4.在思维方式与文风上的影响
5.对于其后前进道路的影响

在社会关系方面，书中指出：“突破北洋法政原来的狭小圈子，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是李大钊留学东京的一个极大收获，而这个收获恰恰又是从章士钊这里开始的。”书中又指出，李大钊成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的热心的读者和作者，“并且通过这个杂志，使自己逐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翻开《甲寅》杂志来看，《新青年》上的很多重要人物，除去鲁迅而外，如陈独秀、胡适、高一涵，都已经在这个刊物上汇合了。李大钊从此才开始走出北洋法政的小天地。”尤其重要的是，章士钊后来推荐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接替自己，当图书馆主任。
关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一事，书中给以极大的重视。第十五章第一节指出：“第一，他由此真正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真正的战友和同志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他有了研究国外的思想和学术的最优越的条件。”“第三，他可以有条件和他一向所热爱，所寄予最大希望的青年结合起来。”第一条所论的还是社会关系交游关系问题，书中极细致地论述道：

李大钊一直在关心支持新文化运动。他的《民彝与政治》、《青春》、《晨钟之使命》、《孔子与宪法》、《青年与老年》、《暴力与政治》等，都是参加与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之作。但是，由于所处的具体条件与工作环境的不同，李大钊在此以前还不能全身心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他的思想和行动还不能不受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影响，其中主要的是章士钊和白坚武的影响。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生活圈子，和当时一大批时代的先进人物结合起来。这对于他个人的思想发展必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15页)这是毫无疑义的。

下文还详细论述了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后与陈独秀等《新青年》的战友们结合的过程，直至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干部)条件，都说明朱成甲此书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的具体性和生动性。中国本有“观人观其友”的话，其实也即是“知人论世”之意。而朱成甲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那句话：“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更是深刻的理论阐明。当然，这所谓“进行交往”的范围比“朋友交游”要大，大到包括了敌人在内。此书对于这一方面，也作了深入研究，例如他指出，反对袁世凯帝制和段祺瑞、梁启超伪共和的斗争，是对李大钊的思想上的两次大推动。这就很生动地证明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当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原理。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答： 万章问孟子说：“有人说：‘到了大禹的时代，天下不讲道德，衰落起来，不把王位传给贤臣，却传于儿子。’有这样的事情吗？” 孟子曰：“不是，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天意，让传与贤人，那么就传与贤人；天意让传给儿子，那么就传给儿子。过去，舜推荐禹也是按上天的意思，十七年以后，舜去逝。三年之丧之后，禹在于阳城回避舜之子。天下老百姓民都听从禹，与尧去逝之后，老百姓不听从尧之子而听从舜的事情一样。大禹曾推荐过益，七年，禹去逝。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的人都不去找益 而找启，曰：‘你才是我君的儿子也。’讴歌者，不歌颂益而歌颂启，曰：‘你才是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成气，舜之子亦不气。舜被尧看中，禹被舜选中也，时间长，施恩泽给老百姓姓长久。启贤，所以能敬承继禹之道路。益被禹选中，时间短，没有施泽于民。舜、禹、益相去远，他们儿子的贤德或不贤，皆天也， 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 禹，而又有启贤，能敬承继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都 是天意吧， 非人力之能控制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一定要如舜 禹，同时，一定有天子推荐，所以仲尼没有得到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 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 虞禅，夏后、殷、周继，讲道义，都 是一样的道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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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万章说道：“一个乡村里的优秀人物,便和那一乡村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古人各生一时,其诗其言各有所当.因此,）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不可,）所以要研究他那一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

“我选择读其书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一个人写的文字，可能来自这个人当时的心境、感悟及其当下所处的环境。因此一篇文章或者一段文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某个时刻，一些情绪、感悟的载体。并且受时间、地点、心境等条件限制，对于认识这个人来说，它是片面的，或者说只代表这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心境、时间下的想法。

学人之长，不视其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只重作品而不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