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田晓菲，是在许多年前。那时的我，惊异于她写诗的聪慧与才气，更感叹于13岁的她竟可以踏入北大的门槛。于是，即便许多年后当我也踏入了那道门后，“田晓菲”依然是心底遥远而笼罩着神秘光辉的一个梦。

2004年夏，亚运村五洲宾馆云集了来自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大家就“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进行对话与交流。在这里，我意外地见到了陪同丈夫宇文所安前往论坛的田晓菲，并有幸与她促膝长谈。

尽管早已耳闻田晓菲在前一天的论坛上力辩群雄，英姿飒爽的风采，我依然难抹心底少年时就建立起来的关于她的印象：她应该是有着智者的灵气与聪慧，还应该有一点点诗人的敏感以及柔弱。直到真正见面，这一印象才被彻底改写。

按响了田晓菲房间的门铃，伴随门打开的是一串爽朗的笑声，火红的长裙、赤足，田晓菲的热情扑面而来，更让人为之惊讶的是她那两道浓黑的眉，透着果敢与韧性。我不由生出这样的疑问：这是田晓菲吗？

落座后，话题层层展开。

我的脑海中依稀浮出田晓菲的经历：1985年经过北大英语系、心理学系、中文系老师面试，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而当时仅有13岁的她，以与天俱来的才情和聪颖，已出版两本诗集。从北大毕业后，田晓菲远赴大洋彼岸求学，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哈佛大学任教。

沉浸在古典文学的蕴涵中

话题自然直奔她目前的教学与研究。田晓菲现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主攻诗歌方向。谈起这一兴趣的形成，田晓菲告诉笔者：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阶段：魏晋、晚明和文革时期，从文化上看都是很有意味的，而按一般的想法这三个阶段都是乱世，文化上比较荒芜，其实不然。魏晋、晚明在文化上都很有创造性，文学成就辉煌。田晓菲特别强调梁朝：“我觉得梁和南朝的陈、齐非常不同，它的历史整整蔓延五十年，时限相当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和。但传统文学史对其评价偏低，认为这是一个贫弱、苍白的时期，事实上并非如此。

谈到关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时，田晓菲坦言：我们确实失去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比较少。“但跟陈、齐比较起来，梁朝的资料已经很多了。而且，比如说我们一直很推崇陶渊明，但他留下来的诗文总共不过一百五、六十篇，而梁景文帝一人留下来的诗，就至少有二百五十篇以上，尽管这其中许多是碎片和片断，但从数量上看还是很充足的。”田晓菲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体悟，这些均会反映在她将要问世的关于梁朝宫廷文化的著作中。“我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阐释，注意到一些前人未曾关注的东西，我尤其喜欢梁朝的诗歌，觉得具有一种特别的美感。”田晓菲如是说。

从未远离诗歌

在人们的记忆中，田晓菲这个名字自然是和诗歌联系在一起的，而事实上，她也从未远离过诗歌。谈起最初对诗歌的兴趣，田晓菲坦言是家庭的影响和一点点生来的天赋。由于父母都从事文字、文学工作，从小田晓菲就喜爱读书，而家中的藏书则成为她阅读的宝库。除此之外，父母的引导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饶有兴味地回忆了家中每逢周末的诗歌比赛：那时，家中的书卷气很浓厚，父母与孩子们一同写诗，然后认真地进行评选。“我的父母都很民主，对孩子没有家长的威严，从不进行体罚”。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田晓菲俨然一个乖巧、热爱学习的小女孩，也难怪她的母亲会经常跟人抱怨，说田晓菲常呆在房间里几个小时读书，不肯出去玩。

当谈及近况时，田晓菲坦言自己现在还写诗，零散地发表了一些，近几年没有结集出版。当问到在接受了系统的文学训练后，是否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时，田晓菲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风格自然会改变，但不一定与文学训练有必然联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一个人的人生经验、体会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这其中可能和阅读也有关系，而我并没有自觉地去注意。”

中文系可以培养出作家吗，学者们对此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此，田晓菲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没有灵感和才气，不喜欢写诗，是无法成为诗人的，但并不是说中文系毕业的人一定不能成为诗人和作家。

研究也是一种有诗意的创造

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灵性，似乎是一对天生的矛盾，而在田晓菲身上，这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谈起学者与诗人的差别，田晓菲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虽然文学创作不同于学术研究，写散文和学术论文的风格、路数都不一样。“但是，就古典诗歌而言，我常常觉得研究也是很有诗意的一种创造，因为诗本身就是一种美。”相对于严谨、枯燥的学术考据，田晓菲更喜欢在考证材料的基础上，揭示古典诗歌、文字的美。“如做不到这样，古典诗歌研究对我而言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每当我具体分析一首诗歌时，我总希望能把它的美传达出来。我觉得这种研究和我写诗、喜欢诗是结合在一起的。”

也许正是以因为钟情于古典文学内蕴的美，田晓菲认为现今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有时候太理性”了。“很少见到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很激动地讲述一首诗为什么美，我觉得大家应当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这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所在。”

西方有一句古话说：过去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古典文学，不仅是外国人觉得很遥远，其实就是当代的中国学者，与古典文学之间也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文字障。在经历了文化环境、欣赏趣味的很大变化之后，现在人如何回到遥远的古代、去欣赏它？田晓菲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典文学学者不应该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截然对立，壁垒森严。“这样太保守了一点，等于是给自己画地为牢，最终古典文学只能属于几个学者，对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生活毫无意义可言。我特别希望能从更狂阔的视野来看待古典文学研究。”

聪明是不值钱的

作为一个诗人，才情在田晓菲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她本人对此的理解却着实出人意料：我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勤奋。她举例说，自己跟丈夫宇文所安工作起来都是很投入的，“我们每天都工作10-12个小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觉得一天很浪费。”在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家中，田晓菲与宇文所安一人一间书房，“如果我们在一间书房，就会互相说话，无法工作了。”田晓菲与身旁的丈夫相视而笑。

“人们常说要安于寂寞，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因为做学问本身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我们非常喜欢自己做的事。”田晓菲的言语中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同时她对学术积累也有很深的感受：“我和所安都很喜欢扎实的基础，进行大量资料考证，然后结合深刻的视角、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这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知识的积累，如果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心学术，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中国古典文学资源非常丰富，即使是一个历史时期，资料也浩如烟海。进行文学研究不仅要看文学资料，还要看史料，正所谓文史哲不分家。” 田晓菲甚为重视积累自身宽厚的文化背景，同时她坦言自己是一个对诗和文字比较敏感的人，喜欢逐字逐句的细致阅读。“当然，研究古典文学，才情很重要，但如果没有10个小时的积累，才情就没有什么用处。”宇文所安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他的父亲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常告诫自己的儿子：聪明不值钱。“聪明的人很多，但最终能用聪明创造成就的人很少。”这一观点激励宇文所安不断勤奋工作，同时也成为与田晓菲的共识。

中国文学研究在哈佛

田晓菲与丈夫共同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她向笔者介绍了哈佛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情况。在东亚文学系，中外学者的比例大致保持在1：1，“中国文学应该得到世界上更多人们的喜欢和研究，不能只是中国人教给中国人自己。”

谈到中国大学与哈佛的最大不同，田晓菲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常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紧迫感正来源于中国与西方大学建制的不同。“中国学生的系别、专业是经过分配的，保证每个老师有一部分学生，学生数量跟与老师的教学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而在美国则截然不同：一个老师如果上课没有经过精心准备，讲得不够精彩，不能吸引学生，那么他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少；同样，一个系如果不潜心经营，同样面临消亡的危险——因为一切都是建立在学生自由选课的基础上的。

在美国，每个大学中国文学的研究情况也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比如哈佛中文系80年代初只有两个老师，现在已扩展到7、8个教师，在美国算是规模非常大的，学生也很多。田晓菲向笔者介绍了中美大学的另一点重要差异：在美国大学每个教授都有权利、义务参加系务，招聘学生，而系主任只是所有教授的代表。田晓菲认为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系内的每个人都会为此投入很大精力，因为如果不好好工作，整个系的地位就会在学校下降。另一方面，教学和研究得到了紧密结合，一旦有教学危机，不仅教师、整个系的存亡都会密切相关，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国内大学的制度则不同，每个系的学生数目是固定的。虽然一些学校对自由选择专业及课程进行了积极尝试，但却出现了学生严重不平衡的结果。作为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着中国大学的教改的学者，田晓菲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同时她认为自由是相对的，大学的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和宇文所安”

在采访田晓菲的过程中，他的丈夫宇文所安始终坐在她身旁，脸上的笑容中充满了甜蜜与幸福。由于语言沟通的问题，笔者的大部分问题由田晓菲回答，而宇文所安微笑着聆听妻子的讲述，不时进行补充。

宇文所安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与田晓菲是同事。在田晓菲攻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时，宇文所安曾经是她的导师。谈起他们的恋爱故事，田晓菲认真地说：“首先要澄清的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是严格的师生关系。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们开始用email交流，谈论各种话题，尤其是和文学有关的。”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历程之后，田晓菲与宇文所安终于结百年之好。“我们都觉得自己都找到了真正的知音，我们是同年同月生，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缘分，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田晓菲的快乐溢于言表。“唯一不同的是，我喜欢唐朝，她喜欢南朝”，宇文所安风趣地补充道，“不过，我们都很喜欢诗”。

人们时常会疑问跨文化婚姻是否有文化交流的问题，作为“局内人”，田晓菲说：“我觉得文化差异是有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他只是觉得我就是田晓菲，我觉得他就是宇文所安，一个人不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她向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哈佛大学的包庇德，妻子是日本女人，也曾碰到别人问类似的问题。包庇德当时愣了一下，似乎在意识中从来没有这个概念。田晓菲认为只要两个人相互适应就好，她拿目前两人的生活方式为例，认为很难概括其是中式还是西式的。“我更多地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他的个性和背景关系较为密切，因为即便是生长在同一种文化下，生活方式也有诸多不同”。“我们是跨国公民。”宇文所安笑谈自己，不过他还是透漏了一个小秘密：他更喜欢吃中国菜，并且很得意自己的拿手好菜：蒜头鸡翅。

古典文学界中女性声音的缺失

从诗人到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到大洋彼岸的异域，田晓菲带着朗朗的笑声一路走来。身为女性，她对于自身的性别身份也颇多感触。

“20世纪的中国国学大师，没有一位是女性”田晓菲一语惊人。在看到这种社会现实的同时，她不失学者的冷静与睿智，“我很同意来自台湾佛光大学的龚鹏城教授的话，我们应该批判那种简单化的女性主义，认为历来是男性欺压女性。事实上，阶级和身份在这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以传统社会为例，社会阶级比较高的女性，同样会欺凌男性，并且包括与她同性别的人，一个女主人绝不会对待她的女仆像姐妹一样。田晓菲认为，简单的女性主义会把男女分成两个阵营，形成一场关于性别的战争，一点好处都没有，同时对男性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但她同时认识到，这种划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比如为了争取女性的独立——美国60年代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

“中国古代历来有歌颂女性、尤其是才女的传统，包括男性也很赞赏他们，从李清照到明清女诗人，她们吟诗结社，出版诗集。现当代也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女诗人、女作家。”但更令田晓菲关注的是，经学、史学的研究在传统上是没有女性涉足的，即便她们做过一些评论，也比较零散，没有一本系统著作。“在美国的史学研究界也是男性占主导地位，这是一种社会大气候，并不是女性本身问题。”田晓菲还提到近年女性找工作所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她说：“以前受革命话语的保护，国家分配，男女的工作机会平等。现在自由开放了，不仅在学术圈，在任何工作领域，女性都受到了变相的歧视。”

在所研究的古典文学领域，田晓菲尤其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都有一些成功的女性学者，而在古典文学界，很少见到女性。”田晓菲的话语中充满忧思。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女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应该更好地探讨这种文化现象背后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

“诗是不可译的，中国 古典诗歌更是不可译的。”爱好古典诗歌的中国人，包括不少作家、学者、翻译家常常如是说，语气中带着七分自豪三分遗憾。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呢？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出口似乎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地道的国货，是真正“由中国 制造”的 文化产品，所以更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它本来不是为出口而生产的，若不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包装或改装，能 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吗？除非全世界人民都学通了古汉语，自己能欣赏并主动进口原装的中国古典诗歌。 国人总是担心自己的民族文化产品在翻译和外传的过程中遭遇丢失和变形，可是，他们接受和欣赏起外来文化产品往往轻松自如地“拿来”，很少操心它是原装还是改装。莎士比亚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中国人谈起莎士比亚好像谈论老朋友一样，全然不操心那是在中国和汉语中几经变形的莎士比亚。变形即是新生！是啊，变形有什么关系？莎士比亚于1616年在英国死去，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投胎转世，生生不息。 哈佛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时常有中国学生学者以不相信的口气问他：一个外国人怎么能理解中国古典诗歌？他总是反问道：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他深为 感慨地说，“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 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 “苟日新，日日新”，“新则久”，这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古典诗歌也不例外。翻译承担着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再造新生的职责。面对这个职责，我们需要更新观念，不能一味以“忠实”为标准，把译作和译者贬低为原作的奴仆。一个好译者正如一个好读者一样，始终是原作者的朋友、知音，为寻求一个新的表达，为一个意境再造新生，一个 优秀的译者常常是一个友好的对方和竞争者，正如本雅明所说，译者很可能借用一种新的语言和 形式，让原作尚未圆满的意境以另一种方式趋于圆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诗歌的最高境界恰在于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因此，再伟大的诗人，再伟大的诗作，都需要同样伟大的读者和译者的合作。 保存国粹的翻译观强调忠实和“原汁原味”，结果常常忽视了时代读者的要求。比如，有些译者试图忠实于近体诗的格律，采用早已过时的英译格律，削足适履，结果适得其反，既丢弃了原诗的精神，也吓跑了新时代的读者。阅读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几本唐诗英译选，常看到这一类令人遗憾的译作。例如由权威学者 推荐的王玉书英译《唐诗三百首》以冗长的八句译柳宗元绝句《江雪》，为了押aabbccdd式尾韵，只好添加一些不必要的词语，第6句在一个介词短语之前使用一个蹩脚的“is，”，顿失原诗简洁流畅的意趣。另一本唐一鹤英译《唐诗三百首》的情况大同小异，唐教授使用三个“there be”句式，仅仅传递了没有鸟迹、没有人踪，独有垂钓翁的事实，正犯了古人所谓“落入筌蹄”之弊。两种译作都试图忠实于原诗的格律和字句，却背离了原诗虚实相映、有无相生的意趣。以二书前言中的介绍，两位译者都有英文系背景，以唐诗为“中华文化瑰宝”，其爱国之情和勤奋之志，令人感佩，可是，这样的译作会有读者吗？唐教授的译本标明以外国留学生为读者对象，倘若真有不懂汉语或初学唐诗的留学生读了这样的译作，会不会就此丧失了对唐诗的兴趣呢？ 古典诗歌的译者不是古人，他无需为古人翻译，无论是原诗所属的古人，还是译诗所属的古人。事实上，采用英诗传统格律，当代英语读者并不买账。自新诗运动以来，英诗的创作已彻底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翻译也是如此。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帅庞德以自由体译中国古典诗歌18首，大受欢迎，掀起了一个翻译中国诗的热潮，同时也为刚刚起步的新一代诗人输送了外来营养。英国汉学家韦利紧随其后，一反传统汉学家固守英诗格律的观念，采用自由的“弹跳律”翻译汉译。正因为庞德和韦利的翻译观念符合新的时代诗学，他们的译作才能深入人心，中国诗才开始在英语世界家喻户晓。其中一批译作如庞德译李白《长干行》、韦利译白居易《游悟真思诗一百三十韵》早已成为英诗经典，进入各种权威的英国和美国文学作品选。这已是英诗发展史和汉诗英译史上的常识和定论。 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不考察这些译作的成败，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经受现代英诗运动的洗礼，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接受当代诗学和翻译观念，任何一个译者，哪怕他有再高的英文技能，都无法胜任汉诗英译之职，除非他的译作不以现代英语读者为对象，只是为了闭门造车、自娱自乐。可叹的是，译作没有读者，就好像原作投了一个死胎，即使强行送出去，亦无新生的机会。 无需“送去”，自1915年庞德出版汉诗英译的小册子《古中国》（Cathy）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精神早已被欧美诗人“拿去”，并吸纳到英语诗歌之中，成为其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过来看，借助一代又一代中国译者和诗人如冯至、查良铮、北岛的翻译，外国文学已具有了抹不掉的中国性，现代诗不仅是欧美的也是中国的。这种双向的翻译已逐渐打破了民族文学的壁垒。早在1827年歌德就说过，“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就快要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他早日来临。” 人类进入21世纪，民族文学日益被翻译文学和世界文学所取代。如今，民族文学不在翻译中失去，就在翻译中获得，只有在翻译中获得的才成为世界文学。任何一种古代文学，如果不能借助语内或语际的翻译，与当代诗学保持同步，它就无由参与今日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无法成为未来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让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中国古典诗歌走入世界，让李白和杜甫像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一样，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

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中国部分，写的不错

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古代诗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成就骄人，在世界汉学界堪称名声斐然。笔者佩服他作为一个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能如此精通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推出如此多令中国学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他仅在中国大陆被译成汉语出版的论著已有：《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迷楼》《他山的石头》《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等多部，还有即将问世的《汉魏诗》《晚唐诗》等，如再加上还没被译成中文的英语著作和论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宇文所安先生完全可称是世界汉学界著作等身的一流汉学家。笔者曾拜读过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部分著作，深为其别具一格的行文风格、富有哲理的精辟论断、饶有情趣的语言文采所激赏，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在诠释和解析中国古代诗学时所具有的那种睿智和辨识力，以及由此而及的中西诗学比较，更令人赞叹，在笔者所阅读过的海外汉学家（文学类）的著作中，他的著作无疑是佼佼者——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