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九一八事变(图1)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九一八事变(图2)
　　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3.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美国
　　九一八事变(图3)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结果：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主的主张先攘内后安外，到最后张学良和杨虎臣发动双十二政变才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其他党派都是以至抗日。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
共产党：联合抗日
国民：共同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就沦陷了。希望能帮到您

不抵抗政策

原因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对内则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企图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排除异已。
结果：
这一反动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望采纳

不抵抗政策，结果就是之后的七七事变哦

         九一八事变爆发，执掌东北的少帅张学良选择不抵抗率兵退入关中，让整个东北短时间内陷入敌手，当时张学良身边已经没有可以掌局辅佐的重臣，剩下的都是绿林出身的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小军阀将领，都持观望态度，而张学良又是一个无能之辈，根本没能能力执掌东北军政，所以才做出愚蠢的决定误国误民。但是当时如果东北一个重要的人物没被害死，那东北的局势可能就不会那么糟，他如果执掌东北，日本也不敢轻易入侵东北，那么这个人物是谁呢？他就是东北重臣杨宇霆。

        在现在大陆的所谓正史或关于张学良的很多传记里，都把杨宇霆刻画成了一个亲日派和一个与张学良争权夺利的阴险小人。殊不知要是没有杨宇霆东三省加热河早就变成日本人中的囊中之物了。九一八事件爆发，根本原因在于张学良的误国（很多人把原因归于蒋介石，说蒋下命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其实当时的国民政府，东三省虽说已经易帜，从形式上全国统一，但统治地区有限，东三省还是张学良自己的，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命令东北军。）

        杨宇霆，字凌阁，后改邻葛，祖籍河北滦州戴家岭，清末，其祖父携全家逃荒至关外法库门蛇山沟村落户。他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85.8.29）。十岁入本村毛兆麟先生私塾，天资聪颖，记忆过人，颇受毛先生喜爱。几年后，经毛先生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书馆读书，很快就成为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张先生经常带领他到铁岭文人荟萃之处龙首山银冈书院，以文会友。一九0四年初，他从那里知道，清朝的科举制度快要废除了，但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朝廷特别恩许再开一科考试，在锦州举行。他很想参加考试，但是他家已入旗籍，按清制“旗不点元”，他没有报考资格。他想尽办法，多方活动，终以金县一同姓考生的名义报名参考。他考中了，成为满清王朝最后一科秀才。当年他十九岁。第二年春天，他考入奉天学堂高年级插班生，学校开设的数理化、英语等课程，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毕业考试时，成绩名列前茅，震动全校。毕业后，他考入奉天陆军学校，一九0六年被校方选送至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一一年，毕业后回国。

        他在日本学的是现代军事科学，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是新学中的显学，因为它能实现我们这积贫积弱的民族百年来船坚炮利的梦想。像他这样有功名打底子，又能西学为用的人才是不多的，是当时所有的政治集团，都急需的热门人才，所以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扶摇直上、步履青云的阶梯，就摆在他面前，等他一步步攀登了。 对杨宇霆的发迹，一般以为这主要是由于张作霖的提拔，实际不是。1913年至1915年，杨宇霆从长春到沈阳，由沈阳到北京，再由北京回沈阳，职务一路飚升，都是徐树铮所为。徐比杨宇霆大四岁，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比杨早毕业几年，当时他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又与段琪瑞过从甚密，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很活跃的一个政客。时人称后来曾做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大徐，称他为小徐。

         杨宇霆到东三省军械厂做厂长时，奉天总督是段芝贵。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乘势而起，把段芝贵赶走，自任总督。关于张作霖发现杨宇霆，过去有一种说法，说是张作霖有一日上街，偶然看见一哨军兵列队前进，风纪严肃，军容整齐，就问部下：“这是谁的部队？”部下回答说：“这是东三省军械厂杨宇霆厂长训练的卫队。”张作霖甚为赞许，当晚把杨宇霆邀至家中召见，见他谦恭有礼，谈吐不凡，很是赏识，后来就予以重用。张作霖之所以重用杨宇霆，固然有杨个人才智的因素，但他更看中杨与徐树铮的这层关系，可以通过他和北京中央政府搭上钩子，谋求他主政东北的“合法性”，以及从中捞到更多的好处。1916年，杨被张委以督军署参谋长时，正是徐任国务院秘书长时。这一层关系太重要了。杨宇霆入幕督军署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与这徐树铮有关。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辞去民国大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琪瑞与冯不和，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作为段琪瑞心腹的徐树铮为他的复出四处活动，多方串联，集合各方势力来压冯国璋。1918年，他到东北游说张作霖时，杨宇霆从他那里知道，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从日本贷款四千万元购买武器枪支。杨给他出主意说，如果能把这批枪械搞到手，做为给张的见面礼，张就能力推段琪瑞。徐运作一番，几天后一张由日本人开据的领取军械的提货单，就到了杨宇霆手里。这件事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连张作霖都没有察觉，事成后，杨宇霆呈报提货单时，惊得他目瞪口呆，他深深地被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年轻军官的韬略折服了。张作霖马上派张景惠带兵去秦皇岛，把这批军火领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皇岛劫械事件。奉军以此扩编了七个混成旅，由原来的二、三万人增至二十万人。按照曾经当过张作霖秘书，后来任东北大学代校长的宁承恩先生的说法，“没有秦皇岛劫械的起点，奉军不可能成为大军，无力问鼎中原。”

        杨宇霆入幕督军署的第二件大事是整顿旧军，建立新军。张作霖的老班底都是和他一起起事的绿林好汉，识字不多，如汤玉麟、吴俊升、张景惠等人，骑马放枪，打家劫舍，都是行家里手，但指挥现代化部队几万人作战，个个都力不从心。第一次直奉战争，张景惠率五万大军，任平汉线西路总指挥，张作相率五万人，任津浦线东路总指挥，十万大军出关，指挥失灵，乱作一锅粥，仅七天就大败而归。鉴于这次教训，张作霖授权杨宇霆整顿旧军，杨宇霆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造，整个奉军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各级军官都是军校出身。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杨宇霆任总参谋长，统一协调指挥，奉军所向披靡，很短时间就占领了北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南京，这时候整个长江以北均在张作霖的控制之下。

        在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和各项事业上，杨宇霆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据宁先生回忆：老帅识字不多，不爱看公文，处理公务只是口头说说，政府的工作，又离不开公文，这几乎都由杨独擅，有些事不请示张，独自办了，张也不怪罪。张的放手，就给杨施展才能提供了机会，当时很多的法律、法规政策，都是由杨牵头制定的，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张受杨的影响颇深，重视从外国回来的学理工科和经济方面的人才，张作霖的十大秘书宁承恩等几乎都是这类有学位的知识分子。他很重用学理科的知识分子，就是起用他们搞建设，现在沈阳的许多大工厂，如沈阳市大东区现在的黎明、新光、矿山以及沈河区的五三工厂，那时候就有了规模。东三省其他很多城市，现有的许多大厂子，有许多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有雏形的，如翻开一些地方的地方志和厂志之类，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杨宇霆，但杨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奉期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素闻杨宇霆谋智深远，遂任命他为师参谋长。杨宇霆上任后，极力整顿军风军纪，卓有成效，开始得到张作霖的信任和重用。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杨宇霆被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参谋长。1918年，直系政府向日本借款4千万元，购买大量军火运抵秦皇岛，杨宇霆建议张作霖劫持这批军火。在其同学 徐树铮 的配合下，劫械成功。这批军火为奉军装备7个混成旅，杨宇霆一跃成为奉军的核心人物。

         同年秋，张作霖成立“援湘军”，自任总司令，原陆军次长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任职期间，在同学徐树铮的鼓吹拉拢下，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合谋利用奉军名义，冒领军部拨款370万元，招编新兵4个旅。此事被张作霖得知后，免去徐树铮副司令职，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杨宇霆撤职。杨被解职后，任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长等职。终因爱其才智，张作霖于1921年重新启用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要职，兼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任职期间，东三省兵工厂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时人称奉天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奠定了张作霖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杨宇霆出任江苏省督办。但因其骄横自恃，目空一切，还未等站稳，竟被 孙传芳 组织的5省联军击溃，落荒而逃，失去江南。杨宇霆回奉后，张作霖仍委任他为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1925年，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和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矛盾激化，郭、杨二人势同水火，终演成郭松龄倒戈反奉。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杨宇霆假张作霖之命，将 郭松龄 处死。是年底，在杨宇霆几经周旋密谋下，张作霖和吴佩孚实现联合。1926年2月，张作霖顺利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时任命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1927年末，韩麟春因病去职，张作霖任命杨宇霆接替韩麟春之职，出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这是杨宇霆首次握有兵权。

         杨宇霆协助 张作霖 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中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 袁世凯 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张作霖与段系军阀合作时，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司令， 徐树铮 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为了扩充实力，杨、徐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知道后，非常生气，罢了他俩的官。被贬后，杨宇霆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1920年直皖战后， 张作霖 认为治军治政非杨宇霆不行，于是请杨出山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 上将军 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因前嫌，少帅张学良和第十军军长 郭松龄 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第八军军长 姜登选 、第九军军长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就向张作霖请求督军江苏。在他赴任前，江苏军阀 孙传芳 ，会办 陈调元 派沈同午、陈镜为代表，到奉天探察杨宇霆的根底，为以后逐杨作准备。

       1925年8月，杨宇霆去江苏任职。他根本想不到一向被他瞧不起的 孙传芳 、陈调元背后捣鬼。郭松龄也趁机拆台，不待请示张作霖，就将驻浦口的第二步兵旅（三个步兵团，系奉军精锐）调回冀东，驻江苏的奉军只剩丁喜春一个师，驻南京；邢士廉一个师，驻上海。杨宇霆发现孙、陈掣肘，便下令邢士廉师速向镇江靠拢，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向浦口集中北撤。10月16日晚他与陈调元开会中途，谎称身体不适，要到后边洗个澡再接着开会。到了后边，换上便装，让事先已在后门待命的司机陈一恒开车。只身溜出南京，从下关渡江到浦口。等副官 高凤岐 等十几个亲随赶到浦口，轮渡已开动，这些人只好乘一只小舢板追到浦口，与杨宇霆一同乘火车北行。陈调元闻讯，急电沿途截击，但杨的专车已过。车到徐州，与事先已在车站等候的山东督军 张宗昌 一起，平安返回北京，匆匆结束了江苏一行。925年10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其中就有整倒与他积怨较深的杨宇霆留学生派的因素。12月24日，郭兵败滦州遇害，了却了杨宇霆的一块心病。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 东北易帜 ，杨宇霆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 张学良 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秀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良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杨宇霆生于1885年，比老帅（张作霖）小10岁，比少帅（张学良）大16岁，是 奉系 高层中绝无仅有的秀才出身，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张作霖在世时，最受重用，长期任奉军的总参议。老帅张作霖 皇姑屯 被炸猝然过世，少帅张学良一时不知如何安排他，故他的实职只是从前兼任的 东三省 兵工厂督办。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 杨最 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 阿斗 。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杨宇霆明显的是功高震主。 常荫槐 比杨宇霆小3岁，是吉林省的一个 官僚 家庭里的公子，这难免使那些灰头土脸成为将帅的农民弟兄与他格格不入，也是老帅时代的红人，历任军法处处长、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由总理兼），易帜后，刚被 国民政府 委为黑龙江省省长。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 东三省 的铁路，由常任署长。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这二人外交很厉害，很懂的怎么和日本人周旋，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那时张学良确太不争气，花花公子没啥能力，还想着掌握实权，和一帮东北重臣明争暗斗，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 赵四小姐 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宇霆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而 常荫槐 对“小六子”也颇为不恭，以为他不过是个贪色又吸毒的败家子，故公开场合亦颇多烦言。所以当他俩联袂而来且将考虑成熟的方案和盘托出时，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就被彻底激怒了。他强忍不悦，托辞“从长计议”，让他们晚上再来商议。但二位晚上按约返回时，张却命令对杨、常有积怨的奉天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和自己的副官长谭海率6名卫士分两组，将他俩当场击毙于厅内的沙发上！此即震惊一时的“杨常事件”。

         惯常的说法是，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朋比为奸，勾结日本人反对东北易帜，故被张学良果断处决。其实并非如此，杨常之死是因为东北军内部的权力斗争，张学良想掌握实权而又乳臭未干，并无才干，不足以执掌东北军政，而且又不想放权给各位重臣，担心实力过大，自己地位不保，掌握不了整个东北。

         杨宇霆反对东北易帜，并非是亲日，而是他规划着东北的未来格局，因为宣布易帜之后该怎么做，也没有规划好，到底怎么对东北有利怎样对中国有利也不知道，毕竟当时的国民政府只是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政府，易帜没有错，但没想好易帜后如何发展是错，从张对九一八事变所谓的误判即可看出。张的问题也一直在于此。杨宇霆没有取张学良代之想法，只是情商过于傻白甜，在接人待物的细节上不太注意，高估少帅的胸怀和智商，而且也没有料到张学良会这么心狠手辣，因为在当时民国时期，不管是军阀混战还是权力斗争，失败一方最多也就是失去权力，赋闲在家，当时的军阀还是以仁义道德为标准的，张学良这样擅自杀害重臣，还是前所未有，震惊中外的。

        张学良在当时也是迫于日俄的压力，自己又没有能力与之周旋，就想加入国民政府，把外交压力推给中央政府去扛，但是东北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军政、经济都是独立的，而且还会有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其它的他都没有考虑，其实张学良就是个地主老财，老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和谁能给他钱。

        杨宇霆有点像是后蜀诸葛亮，独掌大权，只不过没有实际兵权。但是能够合理处理中日俄三方外交。孔明能够做到合理处理魏蜀吴和南蛮羌人等各方关系。区别在于，刘禅肯放权给孔明，大烟鬼不肯放权，问题在于大烟鬼什么都不懂，既低估了俄国的战斗力，也低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如果杨宇霆执掌东北，会周旋于苏日蒋之间。而不会像张学良一样一味冒进冲动，到处都惹祸点火。日本人发动九一八和张学良在其父被日本人炸死后的一系列政策是分不开的，张怀杀父之仇，时刻想对日本进行清算。所谓的易职和反日措施和这一系列都是分不开的，张的一系列政策导致日本币原外交的破产，导致日本军人尝试迅速武力解决，而张学良把大量力量放于关内导致东北空虚，更是自杀之举。

        这个在没有发生必要冲突时，拖肯定对中国有利。而且杨的周旋也不是没底线的，如发生九一八之类触及奉军根本利益的事情，杨完全可能做出和张不同的选择而且日本内部也绝对不是铁板一块的，事实上张学良在老帅死后的激进政策，让日本感觉日本的生命线要彻底失去毁掉，这对日本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除非直接占领。文官政治更没有市场张更不应该在对敌日本的时候，去得罪日本的牵制者苏联，发动中东路事件绝对是蠢事，这样就会失去东北三方的平衡，对中国大为不利，张就是个毛躁的年轻人，样样都想急着干，但又没有任何能力，到时候干的都是蠢事，做的都是祸。

        张学良的一系列政策导致日本军人铤而走险是分不开的，日本人视满洲为根本，而张学良所做的决策都很愚蠢，从实际上不会给中国和东北带来任何好处，但在事实上却让日本军人认为是彻底撕破脸，提早发动事变。和苏联也是一样，苏联长期和日本是竞争对手，苏联警觉日本在满洲的动作，如果杨宇霆在根本不会去搞中东路这样的蠢事，而是会联苏制日，日本最怕的也是这样的对手，说到底，张的个性冲动，没大脑，不适合在当时复杂环境下搞外交，这确实很难，但张明显不是能担任这种任务的人，表现明显，个性冲动，政治智慧低，这是硬伤，没办法，直到后面被苏联和ZG忽悠发动西安事变，也说明了张学良是政治低能儿。

        杨宇霆是老派的谋士，但也是爱国的，尤其是爱家乡的，两个人的性格弱点再加上郭松龄等陈年恩怨，使得事情无可挽回了，其实只要有郭，杨二人一人在，九一八事变就成功不了，若杨在，耐心与苏日周旋，做到三方平衡，哪一方也不敢轻举妄动，并趁机发展东北工业及现代军事，或许可使九一八延后。之后也就不会发生西安事变这样愚蠢的事情了，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也有更多时间发展壮大，整军备战。这当然是最好的可能，如果成真，或许没有像九一八一样损失惨重，或许中国的抗战也没有那么艰难，打败日本也就不需要十二年了。

       杨宇霆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张学良也自毁长城，自己接着败家，不仅败了自己的老张家，还败了全部中国人的家，历史不容假设，牵一发而动全身，起到预想不到的蝴蝶效应，但当时东北只要有一位有能力的掌舵人，东北也不会轻而易举的落入敌手，抗日卫国战争也不会打的如此的艰难。

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满洲）指1931年9月18日中日之间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此次事变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导火索。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投靠日本的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中国国耻日”。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