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
币制改革决策的核心机构是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政策的成败自然与这些部门的主事者密不可分。金圆券改革前的短短时间内，上述核心机构的主事者曾进行过三次大换班。抗战结束前后，宋子文任行政院长、俞鸿钧任财政部长、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但是宋子文内阁因抛售黄金政策的失败而倒台，1947年2月，宋子文被迫辞职，贝祖诒也被撤职。张群继任行政院长后，俞鸿钧仍连任财政部长，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张群内阁曾采取抛售敌伪产业和发行美元短期公债库券的办法，以图回笼法币。但所有这些做法并没有遏制住通货膨胀的速度，物价涨潮接踵而来，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金圆券改革也就在翁文灏内阁任内“轰轰烈烈”地推行了。
金圆券改革的主使者即是蒋介石，频繁的人事变动，只在于这些人是否肯迎合、推行他的想法。金圆券改革的最终推行，除了蒋介石最终控制财政大权和人事调整，还有对立法程序的变更。1947年12月，在制订1948年的年度总预算收支时，由于收支相差70%以上，蒋介石即临时提出改变立法程序，授权于行政院对整顿岁收有权宜处理等六项原则。蒋介石认为“此实为对财政与政治之处理最重大之方案也”。并认为“此为补救财政惟一之道”。194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任总统，通过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紧急处分的特权，可不经立法院批准，直接由总统以命令颁布。这就是金圆券改革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布的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并且也有一定的效果。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政、建立国家银行、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整理公债、实行国地税等，从而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10月，国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章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具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及内外公债的特权。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作为流通于市场的唯一货币形式。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国民政府加速了金融控制，增加了统治力量。193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是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推动重工业发展。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将所属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内迁的民族工业，也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还强制一批所需工厂内迁，对发展大后方的经济及抗战，都有重要作用。
但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并没有实现其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民族工业也没有得到扶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求得美国的援助，大肆出卖国家主权。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从中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掠夺，国统区的经济空前严重：财政金融极端紊乱，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由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激化与人民的矛盾，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经营、控制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遏制、破坏作用，并最终促使国民政府的覆灭。南京国民政府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严重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这条发展道路在经济严重落后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不得民心，这必然导致国民党与中国底层人民的矛盾，这些矛盾积累到一个点必然爆发，这就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败亡。

不见得是金本位
——主要是至1948年8月，当时法币总发行量是663亿元
按照1元金圆券=300万元法币的兑换模式
663亿元法币=2亿元金圆券
但是1948年8月决定的金圆券发行量居然是20亿元！
如此一来等于是要把1948年8月的通胀情况再加十倍上去，问题没解决，反而南辕北辙
可以说金圆券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不仅如此，任何事物发展都是不断前进的！原有规则不符时代需求，必然被历史 自然淘汰！

别糟蹋金本位了，金圆券不是金本位货币而是赤裸裸的掠夺性货币，是恶币。
金本位货币是指货币以一定的价格与黄金挂钩，比如1元=0.1克黄金，纸币的发行人必须以黄金实物作为发行保障，每发行1元的纸币必须要增加相应的黄金实物储备。而纸币的持有人，可以随时拿纸币要求兑换相应价值的黄金实物，这才是正八经的金本位。
而金圆券只是打着金本位的一个骗局，只是骗子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国家罢了。首先，他实际发行时并不以黄金储备为锚，而是凭空印钞，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其次，不能兑换黄金实物。它不是金本位而是国家信用背书的货币。
金本位货币的缺陷主要有两个（银本位也类似），就是无法采用货币政策手段去调剂经济，经济过热时无法通过减少货币供给的方式来控制经济避免风险。因为金本位货币是兑换券性质的货币，只要发行出去了，回笼的手段就非常有限除非你能豁得出去黄金储备，但黄金才是金本位下的真实货币，根本就无法回笼减少市场上流通的钱。其次是在经济遇冷的时候无法采用发行货币增加流通量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因为金本位的背后必须要有黄金实物做发行保障，而黄金是无法凭空增加的你必须要有那么多价值的黄金实物才可以。
其次，金本位被淘汰的另一个因素是因为黄金这种金属的价格对这个星球大多数国家来说是无法控制的，采用金本位的话很容易造成国家的黄金储备外流。所以，现在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采用信用货币体系，这才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金圆券是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而发行的一种纸币。
在1935年至1948年期间，国民党为支付巨额的作战费用，开始大量发行法币，这种不遵循纸币发行规律的做法无疑使得法币在市场上供大于求，使得法币贬值，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为了解决这一状况，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并规定了市场上其他纸币，黄金，白银以及外国币券与金圆券的兑换率，并且强制人们必须使用金圆券，与此同时，还冻结了物价，将物价保持在8月19日的水平。这一举动是为了限制物价上涨。但无疑不能解决这一状况，使用货币政策只能是一种方式，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以为只能停止战争，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生产力，让流通于市场上的物品变多，那么物价自然就会降低。在生产力低，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强行想要降下物价，只能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很显然的，这一连串的举动直接造成了市场上有价无市，价钱是低了，可是交易却变少了，因为商人不愿意赔本啊。而另一方面，黑市上的交易却变多了，直接导致社会的动乱。
但最终造成金圆券政策失败的还是由于没能严格遵守发行限额。其实这也是能理解的，战争是需要人力物力的，为了填补这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只能加快印钞机，大量发行钞票。当然这是违背经济学规律的，纸币的发行量是要以流通中的货币所需量来决定的，应当遵循货币流通规律。而国民政府希冀以发行钞票来填补赤字无疑是在与民争利，用从人民那得来的黄金白银作战，给人们的金圆券却每时每刻都在贬值，造成人们都不想再持有金圆券，这也是金圆券被淘汰的直接原因。
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无法像大资产家那样能保存自己仅有的财产，也不像农民无利可剥。在金圆券发行初期，他们将财产兑换成金圆券，当金圆券贬值时，他们承受的损失无疑是最大的。
金圆券的发行是为了挽救法币崩溃的局面，但实质上只是换了个新样子，法币因为大量发行而被舍弃，国民政府不从中吸取教训，仍然大量发行金圆券，那么它的结局也是意料之中的。
我以为金圆券的发行只是国民政府剥削人们的一次契机，国民政府借此机会获得了大量黄金白银，而对于改变通货膨胀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战争使得百姓流离失所，国内生产力低，导致各种资源稀缺，物以稀为贵，物价的上涨那是必然的。不谋求提高生产力来降低物价，而仅仅靠大量发行纸币试图解决问题，显然是不明智的。

金圆券是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而发行的。1948年8月18日，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但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导致政府民心大失，成为国民党内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时，国民政府热衷内战，军费开支数额庞大，财政赤字连年不断。抗日战争爆发后，财政赤字更加严重。 1937 年的赤字占财政支出的 73.27% ， 1938 年上升到 74.36% ， 1939 年达 76.11% ， 1941 年财政赤字创纪录地上涨到 87.19%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军费支出更是达到天文数字。连年的财政赤字不得不依靠发行纸币（法币）来弥补，结果造成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枯竭，物价飞涨，一日数变，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48 年为制止通货膨胀，摆脱经济铖机，国民政府推行了“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快，物价、美元汇率如火箭般地飞升，外汇黑市面上猖獗，1948 年末还是隔月翻番，1949 年1 — 2 月已按周翻番，3 — 4 月更是一天翻几番。当时有人根据物价统计对法币和金圆券的贬值作了一个形象化的分析：法币 100 元的购买力，1937 年值黄牛二头，1938 年值黄牛一头，1939 年值猪一头，1941 年值面粉一袋，1943 年值煤球一个，1948 年值大米0.002416 两，1949 年5 月值大米0.000 000 000185 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四五。法币至此全面崩溃，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乃世界之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