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但20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意思即是说，一方得利必然伴随着另一方失利，双方利益相加为零。就是说，在政 治 上快乐必然建立在对手的痛苦上

首先要理解零和这个概念，意思即是说，一方得利必然伴随着另一方失利，双方利益相加为零。就是说，在政治上快乐必然建立在对手的痛苦上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在政治中也一样，有人赢就有人输，美国总统竞选比较明显

他知道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应该保持中立，不要跟任何人走的太近，也不能说任何不利于发展的话，避免受到伤害

就是因为他知道该如何让皇帝能够重视自己。而且他喜欢拍马屁。他也知道该如何让国家发扬光大，能够让皇帝喜欢。

他主要就是通过政治眼光及时了解到了朝廷上的局势，认为皇帝对他怀有恶意，后来他就果断的选择了辞官回乡。

个人理解，政治博弈从结果来说分为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即博弈双方一方所得即对方所失，博弈过程中双方利益总和不变，只不过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非零和博弈就可以是双赢的局面，总利益出现增加的结果。
政治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掌握权力资源财富的分配。经济讲究创造财富，而政治讲的是分配财富。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总财富迅速增长，但是分配极不平衡，造成两极分化，权贵资本主义阶层的逐渐形成，这就是没治理好政治的问题。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姚崇年轻时生性洒脱，注重气节，勤习武艺，以打猎自娱，二十岁后发奋读书，以孝敬挽郎的身份步入仕途，又考中下笔成章举，授为濮州司仓参军，累迁至夏官郎中。

担任宰相

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攻陷河北数州。当时，军机事务繁忙，

姚崇处理得当，有条有理，深受武则天赏识，被擢升为夏官侍郎。

698年（圣历元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后改任凤阁侍郎，又兼任相王府长史。

704年（长安四年），姚崇因母亲年迈，请求辞去官职。武则天遂免去他的宰相之职，但保留其相王府长史一职，让他奉养老母。不久，武则天又让姚崇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推辞道：“夏官执掌兵权，臣是相王府属官，兼任夏官不利于相王。”武则天深以为然，便改任他为春官尚书。

当时，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欲把长安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充实私置寺院，致使僧人上诉。姚崇不顾张易之的屡次说情，断停此事，因此得罪张易之，被贬为司仆寺卿，但仍保留宰相头衔。九月，姚崇出镇灵武，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并举荐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宰相。

贬为外任

705年（神龙元年），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发动神龙政变，拥立唐中宗为皇帝，复辟唐朝。姚崇恰于此时回到京城，得以参与政变密谋，因功赐爵梁县侯，实封二百户。不久，姚崇被外放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

710年（景云元年），唐睿宗继位。姚崇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中书令。姚崇与宋Z协力合作，革除中宗时期弊政，任用忠良，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请托，使得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都认为国家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当时，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诸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711年（景云二年），姚崇与宋Z密奏睿宗，建议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刺史，将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并让太平公主迁居东都。太平公主大怒，指责李隆基。李隆基无奈，只得上奏皇帝，称姚崇离间宗室。姚崇因此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历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他政法简肃，吏治清明，得到百姓立碑颂扬。

辅政开元

713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党羽，后到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同州担任刺史，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按规定应到行在见驾，而唐玄宗也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后，与唐玄宗议论天下大事，侃侃畅谈，不知疲倦，唐玄宗有意任命他为宰相。姚崇遂提出十条政治主张：

实行仁政，废除严刑峻法。

息兵休战，不求边功。

法行自近，公平执法。

宦官不得干政。

拒绝租赋外的贡献。

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官。

礼待朝臣。

虚怀纳谏。

不再增建道观、佛寺。

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

唐玄宗欣然接受。次日，姚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后升任紫微令。

姚崇拜相后，佐理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他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灭蝗救灾

716年（开元四年），山东地区发生蝗灾。百姓只知设祭膜拜，却不敢捕杀蝗虫，任由蝗虫嚼食禾苗。姚崇上奏道：“

《诗经》道：‘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帝也曾下诏道：‘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这些都足以证明灭除蝗虫是应该的。蝗虫怕人，容易驱除。田地都有主人，让他们救护自己的庄稼，一定会很卖力。夜间焚火，在旁挖坑，边烧边埋，蝗虫才能灭尽。古代有除蝗而没能灭尽的，只是因为没有尽力。”于是派出御史为捕蝗使，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都认为蝗虫不宜捕杀，唐玄宗犹豫不定。姚崇进言道：“庸儒拘泥不化，不知变通。事物的发展常有违反经典而切合潮流的，也有违反潮流而合乎权宜的。古时曾有蝗灾，只因不肯捕杀，以致发生饥荒，百姓相食。如今飞蝗遍地，反复繁殖，河南河北家无宿粮，若无收获则百姓流离，关乎国家安危。灭蝗即使不能尽灭，也比留下来形成灾患为好！”唐玄宗深以为然。

唐玄宗虽被说服，但百官仍疑惧不安。黄门监卢怀慎道：“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除。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姚崇道：“楚惠王吞蛭治好痼疾，孙叔敖斩蛇得到福报。如今蝗虫可以驱除，若任其成灾，粮食将被食尽，到时百姓怎么办？灭蝗救人，如果天降灾殃，有我姚崇承担，绝不会推诿给您。”卢怀慎无言以对。

地方官员对灭蝗之举仍有反对意见。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言道：“只有修德才能消除天灾，前赵刘聪除蝗不成反而招致更大的危害。”他拒绝御史的指挥，不肯灭蝗。姚崇写信责备道：“刘聪篡逆之君，德不胜妖，陛下圣明之主，妖不胜德。古时州有良守，蝗虫不敢入境，如果说修德可以免除蝗灾，发生蝗灾就是无德造成的么？”倪若水不敢抗拒，只得配合捕杀蝗虫。在姚崇的坚持下，蝗灾的危害被减小到最低限度，虽然连年蝗灾，也没造成大面积的饥荒。

晚年荣宠

姚崇在京城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疟疾卧床不起。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人，前去探病，每遇军国重事，

都命黄门监源乾曜去征求他的意见。后来，唐玄宗采纳源乾曜的建议，命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侍疾。姚崇认为四方馆存有官署文书，不是病人居住之地，极力推辞。唐玄宗道：“设置四方馆本就是为官员服务，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国家考虑。如果可能，朕恨不得让您住进宫里，您不要推辞！”

姚崇虽是一代贤相，但却教子无方。其子姚彝、姚异广交宾客，招权纳贿，遭到舆论的非议。中书主书赵诲接受胡人贿赂，因事情败露，被唐玄宗定为死罪，姚崇也极力营救。玄宗对此非常不悦，在赦免京城罪囚时，特意在敕文中注明，将赵诲流放岭南。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请辞相位，并推荐广州都督宋Z继任宰相。不久，姚崇被罢去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

唐玄宗虽将姚崇罢相，但对他仍极为尊崇，让他五日上朝一次，遇到重大政事也专门征询他的意见。720年（开元八年），唐玄宗封姚崇为太子少保，但他却因病没有接受。

721年（开元九年），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729年（开元十七年），唐玄宗又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

轶事典故 力保百官

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进言道：“垂拱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人，大多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之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死。如今酷吏诛除，我以一家百口人的性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是稍有谋反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责。”武则天大悦道：“以前的宰相都顺从周兴等人，使酷吏得逞，让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姚崇白银千两。

泣辞旧主

神龙政变后，武则天移居上阳宫，百官都为唐朝复辟而相互称庆，只有姚崇哭泣不止。张柬之对他道：“今天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恐怕您从此要大祸临头了。”姚崇道：“我长期事奉则天皇帝，现在突然辞别，感到悲痛难忍。我随你们诛除凶逆，是尽臣子本分，今日泣辞旧主，也是人臣应有的节操，就算因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

疏僧尼

唐中宗时期，贵戚竞相营建佛寺，滥度僧尼。很多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姚崇执政后，进言道：“佛图澄、鸠摩罗什号称高僧，也不能挽救后赵、后秦的灭亡。齐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却未能免除灾殃。陛下只要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佛身，无需剃度奸诈之徒，让他们败坏佛法！”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官员筛选淘汰全国僧尼，因弄虚作假被勒令还俗的多达一万二千余人。

贬斥功臣

唐玄宗继位后，对辅助他发动政变的功臣多有贬斥，这和姚崇也有很大的关系。

姚崇担任同州刺史时，张说曾因旧怨，唆使赵彦昭弹劾他。姚崇拜相后，张说非常惶恐，到岐王府中暗通款曲。一日，姚崇在退朝后故意落在后面，并在唐玄宗询问时称有足疾。玄宗问道：“是不是很痛。”

姚崇答道：“我心里担忧，痛楚不在脚上！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是朝中辅臣，他秘密出入岐王家中，恐怕岐王要为张说所误，所以我很担忧。”唐玄宗因此将张说贬到相州。

魏知古早年曾得到姚崇的引荐，后与姚崇并列相位，对他略有轻慢。姚崇便排挤魏知古，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到洛阳主持选官。魏知古非常不满。姚崇之子趁机请托于魏知古，被魏知古告知玄宗。玄宗假意问姚崇道：“你儿子才能如何？现在何处？”姚崇揣知玄宗的心意，便答道：“臣有两个儿子在洛阳任职，欲望很多但不谨慎。臣早年曾有恩于魏知古，他们一定是借此请托于魏知古。”唐玄宗认为姚崇公正无私，而魏知古却有负于姚崇，欲罢免他的官职。姚崇道：“臣的儿子行为失检，扰乱法纪，陛下却罢免魏知古，天下人一定会以为陛下偏私于臣。”唐玄宗虽然作罢，最终还是将魏知古罢为工部尚书。

刘幽求、钟绍京也都因为姚崇的弹劾而遭到贬黜。

救时宰相

姚崇曾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吗？”齐浣道：“管仲晏婴所行政策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他们执政时期却能一直保持。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那我是个怎么样的宰相？”齐浣道：“您是个救时之相。”意思是说姚崇只是拯救时弊的宰相。姚崇大喜，拍腿而言道：“救时之相，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太庙自坏

唐玄宗将要巡幸洛阳时，太庙突然崩坏。宋Z进谏道：“陛下三年服丧未满，不可离京巡幸。发生灾变，是上天用以警诫的，陛下应停止东行。”唐玄宗又询问已经罢相的姚崇，姚崇道：“太庙原是前秦时期修建的宫殿，后被隋文帝改为太庙，又被大唐所袭用，已存在近三百年。高山若有朽坏也会崩塌，何况木料。这次太庙崩坏只是凑巧与陛下东行碰到一起，不是因为你要东行才崩塌的。陛下因关中歉收，粮运劳民，才东幸洛阳，这是为了百姓。东都百司都已做好迎驾准备，陛下停止东行，岂不失信于天下。依臣之见，陛下继续东行，至于太庙，让人修理就是。”唐玄宗大悦。

算计张说

张说曾与姚崇一同担任宰相，但常发生矛盾，对他怨恨很深。姚崇临死时，嘱咐儿子道：“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们就会有危险了；如果他看了，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你们得到碑文后，马上誊写，呈报皇帝后立即雕刻。张说一定会后悔，必会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姚崇死后，张说果然跟他料想的一样，为他写了碑文，给他很高的评价，但随即后悔，派人索回，说是需要修改。姚崇之子告诉来人，碑文已通过皇帝审阅。张说知道后，懊悔的道：“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人物评价

张说：有唐元宰曰梁文贞公者，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盖维岳降神，应时间出者也。

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Z、苏F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李巽：姚元崇、宋Z、刘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

崔群：玄宗初得姚崇、宋Z、卢怀慎、苏F、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Z，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F、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崔植：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Z，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

杜牧：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笔成章举，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凡三十年，天下几无一人之狱。

李蔚：仁杰天后、高宗朝上公也，元崇先天、开元中贤哲也。

刘d：⑴

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⑵ 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

宋祁：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Z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Z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Z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赵元僖：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明皇有姚崇、魏知古，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康济九区，宗祀延洪，史策昭焕，良由登用得其人也。

司马光：⑴ 元之吏事明敏，三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⑵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Z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遮。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⑶ 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Z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苏辙：⑴ 玄宗初用姚崇、宋Z、卢怀慎、苏F，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⑵ 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厉精政事，姚崇、宋Z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

徐钧：天资权谲性圆通，相业开元治效中。至死未能忘故智，乞铭犹自算燕公。

洪迈：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归有光：姚元之尤长吏道，决事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帝方躬万机，朝夕询逮，他宰相畏威谦惮，惟独元之佐裁决，以得专任。承权戚干政之后，纪纲大坏，而能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才，故天下称其通。虽然，元之虽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然天资权谲，计出张说于相州，罢魏知古为尚书，而东都坏庙之对，几于佞矣。

蔡东藩：⑴ 唐室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窃谓姚宋之才识有余，而度量不足，观其排挤张说，牵及岐王，假令因此穷治，辗转株连，岂非一场大狱？⑵ 姚有为，宋有守，固皆良相也。然姚以救时自喜，才具非不可观，而机械迭出，终非正道，即如病殁之后，犹计赚张说，史传上虽未明载，而姚崇神道碑，明明为说所作，稗乘未尝无据，生张说不及死姚崇，泉下有知，崇且自夸得计，然亦何若生前之推诚相与，使人愧服之为愈也。

毛泽东：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个人作品 著作

姚崇著有文集十卷，曾参与修定《开元前格》。

诗文

《全唐诗》收录有其诗六首：《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秋夜望月》、《夜渡江》、《奉和圣制龙池篇》。

《全唐文》收录有其文24篇：《扑满赋》、《请褒赏刘子元吴兢奏》、《请东都别立义宗庙奏》、《请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对太庙屋坏奏》、《谏造寺度僧奏》、《答捕蝗奏》、《对问冤狱疏》、《请遣捕蝗疏》、《东幸疏》、《答张九龄书》、《报倪若水捕蝗牒》、《造像记》、《遗令诫子孙文》、《先师冉伯牛赞》、《口箴》、《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十事要说》、《答卢怀慎捕蝗说》、《兖州都督于知微碑》。

家庭成员

父亲：姚懿，官至`州都督，谥号文献。

母亲：刘氏，襄州长史刘志逵之女，封彭城郡夫人。

兄弟：姚元景，曾任宗正少卿。

儿子：姚彝，官至光禄少卿。

儿子：姚异，官至坊州刺史。

儿子：姚弈，曾任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后受侄子姚闳牵连，贬为永阳太守。

史籍记载

《旧唐书·卷九十六·列伟第四十六》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四十九》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唐纪二十一》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唐纪二十二》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唐纪二十三》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唐纪二十四》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纪二十五》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纪二十七》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司马懿、关羽、赵云、姜维……等等，都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纵观这些英雄人物，性格最为复杂，并且能够集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者，唯有曹操一人而已。
《三国演义》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忠义，表现出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将曹操刻画成为一个残暴不仁、玩弄权术、奸诈狡猾的“乱世之奸雄”。作者罗贯中通过汝南许劭、南阳何颙之口，对曹操的一生作了总的定性。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曹操是“治世之能臣”，“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用聂绀弩先生的话说，“曹操是实干家”、“大军事家”、“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于所谓‘炎刘’实有大功”；“曹操站的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广，脑子复杂，非封建史家、世俗说话人及一般听众所能理解”。
近年来，随着《三国演义》、《曹操与杨修》、《曹操与蔡文姬》等影视剧的播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较大的“三国热”。这些影视作品和随之产生的影评、剧评，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分析研究，多受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的影响，重在突出其欺君罔上、窃国谋逆、玩弄权术、残暴不仁、虚假伪善、奸诈狡猾的“乱世奸雄”这一负面，而忽略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这一正面。
为此，笔者在反复阅读《三国演义》原著，并结合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部分学者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评述后认为：“乱世奸雄”曹操，性格最为复杂；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一生功大于过；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下面，笔者就从曹操性格的多元化、前后两期曹操的对比和一生的是非功过、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三个方面，对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研究，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名家指点。
一．曹操性格的多元化。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的，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给他作结论。“奸诈”，可以说是曹操比较突出的性格特征，但正如“多愁善感”说明不了林黛玉一样，“奸诈”也远远不能把曹操这一形象的丰厚意蕴囊括无余。
曹操形象复杂性格的出现，是罗贯中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罗贯中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在保持曹操形象的“定性”的同时，写出了其情感的丰富性和性格内在的复杂性，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而使该形象获得了真实性、审美性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1、鲜明独特、反差巨大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最具有典型性，不仅鲜明独特、而且反差巨大。作品一开始，作者便借用汝南许劭之口规定了这一人物的“主导情感”：“乱世之奸雄”。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概念的抽象描述，而是用大量生动的具体描写赋予这一概念以丰满可感的血肉。曹操替父复仇进攻徐州时，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但当他在行军途中目睹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时，却又动了真情实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对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等群雄的评价入木三分，表现出敏锐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但却对刘备后园种菜、闻雷失箸的韬光养晦之计毫无察觉，又显得十分愚顿；曹操一方面极力搜罗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却又嫉妒人才，斩杀聪明过人的杨修；在曹氏集团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曹操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充分展示了自己乐观向上的精神，但“梦中杀近侍”又显露出内心的狐疑和空虚；曹操有时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甚至打了胜仗还要奖赏事前劝阻之人，有时则刚愎自用、无比骄横，故有濮阳之狼狈，赤壁之败绩；“焚书不问”、“赦免张辽”、“义释关羽”，曹操的宽宏大度令人叹为观止，而荀彧、荀攸这些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智谋之士稍有冒犯，便翻脸不认人，其气量之狭窄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物就是这样在时空的变迁中，展现着自己的丰富侧面。这些乍看起来互不见容的侧面融为一体，形成了曹操多姿多彩的性格世界。
作者在写出曹操诸多性格鲜明而巨大的反差的同时，还提供了形成这些反差的真实可信的内在依据。曹操生逢乱世，置身于你死我活的政治舞台上，较之常人其社会关系更加特殊；曹操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有志于“削平天下”，其生存意志比常人更加强烈；曹操的文韬武略，不仅芸芸众生难望项背，而且当时的群雄即使是刘备、孙权也无法相提并论，不得不曲居其下让他三分。凡此种种，决定了曹操这个人物既可以建树重大的德行，也可以制造重大的罪恶，他的性格内部的冲突更加尖锐而多样，诸多性格之间的辩证内容更加丰富而突出。罗贯中对曹操性格诸元素相反相成的表现，符合生活与人物性格的逻辑，体现着艺术的辩证法。
2、复杂多变、正反交叉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多变的。以“赦免张辽”这一情节为例，曹操初欲手刃张辽，暴露出易于冲动和气量狭窄。但听了刘备、关羽的劝谏，又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显现出惊人的反应控制能力和过人的度量。他爱惜张辽之才是真诚的，但说什么“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就显得十分虚伪了。这一方面是为了掩饰自己有失风范的丑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抵消刘备、关羽救保张辽的影响。曹操从拔剑到掷剑、从恼羞成怒到笑脸相迎，张辽由阶下囚到座上客，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反映了即使是在一件小事上，曹操的性格元素也是表现得异常活跃和丰富的。
曹操的性格之中，反中有正，正中有反，是正反交叉的。曹操攻破下邳，首先想到的是先差人进城安民，稳定民心；击败袁绍之后，深感河北百姓之苦，尽免其当年赋税。这些举措，不能全以“虚伪”视之，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与一味杀伐的董卓不同，深知以民为本的道理。但攻冀州时，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曹操亦心中暗喜”，则又见出他爱民的伪善。曹操性格中的“豁达乐观”，大多表现为胸襟开阔、积极进取、不计前嫌，但赤壁之战中几十万军队顷刻间“灰飞烟灭”，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此刻他反而三次大笑，这时的乐观就是一种强打精神、可笑可怜的自我解嘲了。
再如曹操的“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高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而是显得很机智、巧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以“望梅止渴”为例，说他奸诈、愚弄将士也可，因为梅林毕竟是虚造的幻影；说他机智、爱护将士也可，因为在行军途中将士缺水口渴的情况下，他巧妙地利用条件反射的原理，达到了将士“不渴”的目的，奸诈中有机智，愚弄中有爱护。其余事例，如“装病谗叔”、“刺卓献刀”、“借头稳军心”、“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是如此。既有奸诈狡猾、虚假伪善的一面，也有机智勇敢、以身作则、求贤若渴的一面。
二．前后两期曹操的对比和一生的是非功过。
出于正统的需要，在罗贯中的笔下，在后世许多学者的文里，在文学艺术之中，在舞台艺术之中，曹操总是得不到半点“好处”，人们对他总是贬多于褒，将他塑造成为花脸式的“大奸臣”。只有现当代大文豪郭沫若等少数学者，敢于站出来为他“叫屈”，替他“平反”。
纵观《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活动，以赤壁之战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操与后期的曹操比较，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曹操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总的说来，功是大于过的。
1、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
前期的曹操虽已开始“挟天子”，但目的却在“令诸侯”。他此时面临的主要是与中原各个军阀的矛盾，所致力的是壮大实力、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作者在表现曹氏集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创业过程中，重在表现曹操的“雄”、“智”和“可爱”。后期的曹操主要处理的是与蜀、吴的矛盾，尤其与以恢复汉室相号召的刘备集团的矛盾更为突出，其最终目的是“扫清四海”，统一天下，取刘汉而代之。此时作者重在表现曹操的“奸”、“愚”和“可恨”。曹操的形象是流动变化的，大致说来，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
作者罗贯中在表现曹操的奸与雄、智与愚、可爱与可恨时，并不是截然分明、纯粹平行的，而是交叉混杂、互相包容的。奸是雄者之奸，雄是奸者之雄；愚是智者之愚，智是愚者之智；恨是爱者之恨，爱是恨者之爱。例如曹操大宴铜雀台时，臣下有劝进之意，他当即宣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这些话，当然不无自我开脱、自我粉饰的成分，但他毕竟没有称帝，却是不争的事实。宋贤评曹操诗云：“虽秉权衡欺幼主，尚存礼义效周文”，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恰如其分。这也是曹操“藏奸”的地方。
2、曹操之功。
（1）削平群雄，统一北方。
曹操的发绩，是从镇压黄巾起义开始的。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招兵买马、诱降义军、招降敌将、招降敌兵等手段，网罗了许多人才，扩充了军事实力。先是高举“忠义”大旗，矫诏聚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然后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逐步削平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2）为三国鼎立、三国归晋奠定了基础。
曹操统一北方以后，为了解决军粮缺乏的问题，在北方分兵屯田，兴修水利，对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他用人唯贤，重视人才，敢于打破世族门第的观念，罗致了许多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他还对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加以抑制，不至使他们尾大不掉，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和军阀权力。这些举措，不但巩固了摇摇欲坠的汉末中央政权，而且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北方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和平环境之中，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力得到了不断加强，为曹操死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最终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奠定了基础。
（3）对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和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围绕在曹操的身边，不仅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人，更有曹丕、曹植两个独具文学天赋的儿子。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汉末朝堂文学氛围十分浓厚，涌现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七子”。他的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散文，清峻整洁。在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中，他触景生情，吟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美妙的诗句。就凭曹操能诗能文这一点，也是其他三国群雄所难于相比的。
3、曹操之过。
（1）镇压起义，充当屠夫。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开国皇帝和英雄人物，都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他们的双手都粘满了人民的鲜血。无论是历史上的曹操还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不例外。“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此后，他又跟随皇甫嵩讨张梁，“斩张梁于曲阳”，“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董卓、王允死后，青州黄巾军再次起义，曹操与济北相鲍信负责镇压义军，鲍信战死，曹操却“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择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曹操不仅靠着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先是除“济南相”、任“典军校尉”，后是封“镇东将军”，而且逐步扩大了军事力量，有了逐鹿中原削平群雄的资本。
（2）欺君罔上，窃国谋逆。
曹操在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后，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不断膨胀，最终完全把持了朝堂，控制了汉末中央政权。所有的朝廷大事，从军事征伐到人事任免，从内政事务到外交联系，曹操根本不听献帝和朝臣的意见，都是个人说了算。献帝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傀儡、一个“儿皇帝”；朝臣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装饰“门面”的可供自己利用的工具。
曹操在擒杀吕布之后，“威名日盛”，脑海深处便产生了窃国谋逆的念头，如果不是顾虑“朝廷肱股尚多”，只怕早就“行王霸之事”了。为了观察动静，曹操特地邀请天子“许田围猎”，群臣将校向献帝齐呼万岁，他竟“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并借天子弓箭不还，自行悬带。当献帝深感曹操欺君罔上、有窃国谋逆之心后，随即密赐衣带诏，令董承、刘备、马腾等人合力讨贼。事后衣带诏泄露，曹操诛杀了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仍不解恨，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尽管献帝和伏后一再哀求，还是将董贵妃勒杀于宫门之外。如果不是程昱即时劝谏，恐怕就连献帝本人也要被废黜了。此后，曹操权势更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只要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马腾父子三人被诱杀，伏后、伏完“为国捐生”，耿纪、韦晃等“五臣死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3）玩弄权术，残暴不仁。
历史上的阴谋家、野心家都喜欢玩弄权术，曹操更是得心应手，将权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寿春伐袁术时，曹军与袁军相持月余，粮食“不敷支散”，曹操便让管粮官王垕以“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管粮官王垕遵令而行，激起了各寨大小将士的愤怒，纷纷传言丞相欺众。他暗中派人探得消息，不惜借用毫无过错的王垕之头来稳住军心，平息众怒。多年来，曹操杀人不眨眼，结下了不少仇家，常害怕被人谋杀死于非命。为了掩饰自己怕死的丑态，便编造谎言，说自己“梦中好杀人”，要左右亲信在他睡着后“切勿近前”。当一个大白天忠于职守的近侍替他覆盖落被时，他便“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假装吃惊地问“何人敢杀吾近侍？”，还假惺惺地痛哭，命人后葬。曹操的这些举动，一来是为了证实自己“梦中好杀人”，二来也是为了收买人心替他卖命。当耍弄权术的手段被杨修识破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曹操便借故斩杀了杨修，让这个秘密永远石沉大海，不为人知。
曹操的残暴不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报父仇攻徐州”，曹操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刺卓逃难”，曹操明知自己错杀了吕伯奢全家，还要一错再错，耍弄阴谋手段将沽酒归来的吕伯奢挥剑砍死。“杀吉平”，曹操更加显得无比残暴，先是将吉平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截去吉平的九个手指，割掉吉平的舌头，吉平撞阶而死后，曹操仍不解恨，还要“分其肢体号令”。“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成了曹操最大的人生信条。
（4）虚假伪善，奸诈狡猾。
曹操的伪善和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多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青少年时代的曹操，“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为了达到我行我素、游荡闲逛、逃避责难的目的，他曾“装病谗叔”，故意挑拨离间父与叔的兄弟关系。董卓进京后独霸朝纲，废少帝立献帝，擅杀朝臣，激起了王允等人的义愤。曹操自告奋勇去刺杀董卓，不料被董卓从衣镜中窥见拔刀动作，他随即跪下献刀，掩盖刺杀的失败，“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董卓虽然见疑，但仍被他瞒过，任他逃脱。其余典型事例，如“望梅止渴”、“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都可以证明曹操的虚假伪善和奸诈狡猾。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5）骄奢淫逸，嫉贤妒能。
历朝历代的许多皇帝和英雄人物，一旦他们的根基逐步稳固、事业蓬勃发展到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他们便开始骄傲自满、追求起声色犬马和个人享乐来，即使是有着强烈进取心和权势欲的曹操也不例外。曹操进宛城，见张济妻美，不惜用甜言蜜语来打动她，“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也”，并许以还都后扶为正室，每日与之取乐，不思归期。其实张绣之降在此事之前，全与张济妻无涉；曹操本以“妓女”视之，岂有扶为正室之理？以曹操当时的地位，对阶下一个弱女子尚且如此，他的贪恋美色和狡诈本色可见一斑。当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志得意满时，个人的骄横无比和刚愎自用便显露无余，“宴长江赤壁赋诗”，刘馥只不过指出“丞相何故说出不吉之言”，便惹来杀身之祸，曹操大怒说，“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曹操还在漳河之上修建壮丽无比的铜雀台，并“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供自己晚年享乐。
曹操嫉贤妒能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斩杀杨修”。杨修具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操筑园在门上书一“活”字、塞北送酥在盒盖上写“一合酥”三字、梦中杀近侍、曹丕曹植兄弟争宠斗智等，都被杨修一一识破，让杨修所助的一方占据了上风。曹操虽然在表面上对杨修“称美”、“喜笑”，但在内心深处却“甚忌之”，“心恶之”，“愈恶之”，最后在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斗中，寻了个“乱我军心”的借口，将杨修斩杀了事。可叹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糊里糊涂地成了曹操嫉贤妒能的牺牲品。
曹操所犯下的过错，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结束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当中所犯下的过错。曹操的一生，功是大于过的。
三．曹操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在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社会动乱中，曹操本来“名微而众寡”，凭着他的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凭着他的雄才伟略，一跃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确立了“乱世奸雄”的地位。尽管曹操有这样或那样的许多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1、政治家曹操
（1）目光远大，胆识过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群雄林立的动乱社会中求得生存，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是不行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目光和胆识。当汉末中央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曹操大胆采纳了谋士荀彧的建议，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后，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朝廷的名义行事，而且可以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通过对当时的群雄逐一进行分析后认为，淮南袁术是“冢中枯骨”、河北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荆州刘表“虚名无实”、江东孙策“藉父之名”、益州刘璋“乃守户之犬耳”，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刘皇叔具备“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气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评价都十分中肯，入木三分。
（2）求贤若渴，重视人才；
曹操非常重视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极力搜罗，加以重用。在他的麾下，“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机智深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及也。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敦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正是这些文臣武将的运筹谋划和拼死战斗，才使得曹操的势力逐步扩大，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曹操宛城征张绣时，见张绣的使者贾诩才思敏捷，“应对如流，甚爱之，欲用为谋士”，贾诩以不弃张绣婉言相拒，他亦不为过，反待之甚厚。官渡之战期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投，曹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先拜于地”。以曹操当时贵为丞相的地位，对投诚自己的布衣谋士尚且如此，这种识才、爱才、重才之心，可见一斑。
（3）胸襟开阔，豁达乐观。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若论胸襟开阔、豁达乐观，曹操当首屈一指。”白门楼吕布殒命”一回中，曹操擒住张辽，本打算亲手杀了他，但听了刘、关的劝谏，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张绣降而复反，曹操幸亏典韦死拒寨门，才得以保全性命，其长子曹昂、爱侄曹安民也死于乱军之中。脱险后，曹操设祭祭奠典韦，“哭而奠之”，并对诸军将士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结果，“众皆感叹主公之爱士，过于亲子”。关羽降汉不降曹后，曹操待之甚厚，不但赐与府第给关羽和刘备两位夫人居住，还赠与关羽异锦战袍、赤兔宝马、美女金帛。关羽得知刘备确切消息,封金挂印护嫂寻兄，曹操“叱退蔡阳，不令追赶”，并亲自为关羽送行，赠与路资锦袍。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曹操也不深究。官渡之战后，发现了大量“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曹操“命尽焚之，更不再问”，足见其开阔的胸怀和豁达的气度。
2、军事家曹操
（1）军纪严明、爱护百姓。
曹操治军素以“军法甚严”著称，对百姓也颇为爱护。宛城征张绣时，正值麦熟之期，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于是“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夏侯敦所领青州之兵“劫掠民家”，于禁领兵“于路剿杀，安抚百姓”，青州之兵诬告于禁谋反。曹操查明真相，不仅惩责了夏侯敦治兵不严之过，而且对于禁大加褒奖，“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攻冀州时，曹操曾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平定冀州后，又下令尽免河北百姓当年租赋。这其中虽有伪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爱民之举，毕竟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2）豪爽多智，指挥若定。
曹操的机智，在《三国演义》中可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曹操“濮阳诈死破吕布”、“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望梅止渴”、“割须弃袍”等，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曹操的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削平群雄的大小战斗中，曹操总是指挥若定，胜不骄，败不馁，屡出奇计，或转败为胜，或化险为夷。
（3）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曹操多年征战，不避箭矢，不避斧钺，常常亲自领兵上阵，与群雄厮杀，曾被兵卒所擒，被徐荣射中肩膊，被马超追杀得“割须弃袍”。他的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激励了全军将士莫不死战，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
曹操的以身作则，要数“割发权代首”这一事例最为典型。宛城征张绣时，曹操惊马践坏了大块麦田。他“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最后还是郭嘉以《春秋》之义劝阻，免死“割发权代首”，并“以发传示三军”。
（4）善于总结，著述颇丰。
在长年的军事生涯之中，曹操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形成了系列的军事理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著有《孟德新书》，历史上的曹操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
综上所述，“乱世奸雄”曹操，性格最为复杂。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一生功大于过。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司马懿、关羽、赵云、姜维……等等，都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纵观这些英雄人物，性格最为复杂，并且能够集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者，唯有曹操一人而已。
《三国演义》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忠义，表现出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将曹操刻画成为一个残暴不仁、玩弄权术、奸诈狡猾的“乱世之奸雄”。作者罗贯中通过汝南许劭、南阳何颙之口，对曹操的一生作了总的定性。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曹操是“治世之能臣”，“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用聂绀弩先生的话说，“曹操是实干家”、“大军事家”、“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于所谓‘炎刘’实有大功”；“曹操站的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广，脑子复杂，非封建史家、世俗说话人及一般听众所能理解”。
近年来，随着《三国演义》、《曹操与杨修》、《曹操与蔡文姬》等影视剧的播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较大的“三国热”。这些影视作品和随之产生的影评、剧评，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分析研究，多受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的影响，重在突出其欺君罔上、窃国谋逆、玩弄权术、残暴不仁、虚假伪善、奸诈狡猾的“乱世奸雄”这一负面，而忽略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这一正面。
为此，笔者在反复阅读《三国演义》原著，并结合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部分学者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评述后认为：“乱世奸雄”曹操，性格最为复杂；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一生功大于过；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下面，笔者就从曹操性格的多元化、前后两期曹操的对比和一生的是非功过、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三个方面，对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研究，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名家指点。
一．曹操性格的多元化。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的，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给他作结论。“奸诈”，可以说是曹操比较突出的性格特征，但正如“多愁善感”说明不了林黛玉一样，“奸诈”也远远不能把曹操这一形象的丰厚意蕴囊括无余。
曹操形象复杂性格的出现，是罗贯中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罗贯中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在保持曹操形象的“定性”的同时，写出了其情感的丰富性和性格内在的复杂性，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而使该形象获得了真实性、审美性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1、鲜明独特、反差巨大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最具有典型性，不仅鲜明独特、而且反差巨大。作品一开始，作者便借用汝南许劭之口规定了这一人物的“主导情感”：“乱世之奸雄”。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概念的抽象描述，而是用大量生动的具体描写赋予这一概念以丰满可感的血肉。曹操替父复仇进攻徐州时，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但当他在行军途中目睹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时，却又动了真情实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对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等群雄的评价入木三分，表现出敏锐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但却对刘备后园种菜、闻雷失箸的韬光养晦之计毫无察觉，又显得十分愚顿；曹操一方面极力搜罗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却又嫉妒人才，斩杀聪明过人的杨修；在曹氏集团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曹操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充分展示了自己乐观向上的精神，但“梦中杀近侍”又显露出内心的狐疑和空虚；曹操有时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甚至打了胜仗还要奖赏事前劝阻之人，有时则刚愎自用、无比骄横，故有濮阳之狼狈，赤壁之败绩；“焚书不问”、“赦免张辽”、“义释关羽”，曹操的宽宏大度令人叹为观止，而荀彧、荀攸这些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智谋之士稍有冒犯，便翻脸不认人，其气量之狭窄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物就是这样在时空的变迁中，展现着自己的丰富侧面。这些乍看起来互不见容的侧面融为一体，形成了曹操多姿多彩的性格世界。
作者在写出曹操诸多性格鲜明而巨大的反差的同时，还提供了形成这些反差的真实可信的内在依据。曹操生逢乱世，置身于你死我活的政治舞台上，较之常人其社会关系更加特殊；曹操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有志于“削平天下”，其生存意志比常人更加强烈；曹操的文韬武略，不仅芸芸众生难望项背，而且当时的群雄即使是刘备、孙权也无法相提并论，不得不曲居其下让他三分。凡此种种，决定了曹操这个人物既可以建树重大的德行，也可以制造重大的罪恶，他的性格内部的冲突更加尖锐而多样，诸多性格之间的辩证内容更加丰富而突出。罗贯中对曹操性格诸元素相反相成的表现，符合生活与人物性格的逻辑，体现着艺术的辩证法。
2、复杂多变、正反交叉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多变的。以“赦免张辽”这一情节为例，曹操初欲手刃张辽，暴露出易于冲动和气量狭窄。但听了刘备、关羽的劝谏，又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显现出惊人的反应控制能力和过人的度量。他爱惜张辽之才是真诚的，但说什么“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就显得十分虚伪了。这一方面是为了掩饰自己有失风范的丑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抵消刘备、关羽救保张辽的影响。曹操从拔剑到掷剑、从恼羞成怒到笑脸相迎，张辽由阶下囚到座上客，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反映了即使是在一件小事上，曹操的性格元素也是表现得异常活跃和丰富的。
曹操的性格之中，反中有正，正中有反，是正反交叉的。曹操攻破下邳，首先想到的是先差人进城安民，稳定民心；击败袁绍之后，深感河北百姓之苦，尽免其当年赋税。这些举措，不能全以“虚伪”视之，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与一味杀伐的董卓不同，深知以民为本的道理。但攻冀州时，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曹操亦心中暗喜”，则又见出他爱民的伪善。曹操性格中的“豁达乐观”，大多表现为胸襟开阔、积极进取、不计前嫌，但赤壁之战中几十万军队顷刻间“灰飞烟灭”，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此刻他反而三次大笑，这时的乐观就是一种强打精神、可笑可怜的自我解嘲了。
再如曹操的“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高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而是显得很机智、巧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以“望梅止渴”为例，说他奸诈、愚弄将士也可，因为梅林毕竟是虚造的幻影；说他机智、爱护将士也可，因为在行军途中将士缺水口渴的情况下，他巧妙地利用条件反射的原理，达到了将士“不渴”的目的，奸诈中有机智，愚弄中有爱护。其余事例，如“装病谗叔”、“刺卓献刀”、“借头稳军心”、“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是如此。既有奸诈狡猾、虚假伪善的一面，也有机智勇敢、以身作则、求贤若渴的一面。
二．前后两期曹操的对比和一生的是非功过。
出于正统的需要，在罗贯中的笔下，在后世许多学者的文里，在文学艺术之中，在舞台艺术之中，曹操总是得不到半点“好处”，人们对他总是贬多于褒，将他塑造成为花脸式的“大奸臣”。只有现当代大文豪郭沫若等少数学者，敢于站出来为他“叫屈”，替他“平反”。
纵观《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活动，以赤壁之战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操与后期的曹操比较，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曹操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总的说来，功是大于过的。
1、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
前期的曹操虽已开始“挟天子”，但目的却在“令诸侯”。他此时面临的主要是与中原各个军阀的矛盾，所致力的是壮大实力、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作者在表现曹氏集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创业过程中，重在表现曹操的“雄”、“智”和“可爱”。后期的曹操主要处理的是与蜀、吴的矛盾，尤其与以恢复汉室相号召的刘备集团的矛盾更为突出，其最终目的是“扫清四海”，统一天下，取刘汉而代之。此时作者重在表现曹操的“奸”、“愚”和“可恨”。曹操的形象是流动变化的，大致说来，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
作者罗贯中在表现曹操的奸与雄、智与愚、可爱与可恨时，并不是截然分明、纯粹平行的，而是交叉混杂、互相包容的。奸是雄者之奸，雄是奸者之雄；愚是智者之愚，智是愚者之智；恨是爱者之恨，爱是恨者之爱。例如曹操大宴铜雀台时，臣下有劝进之意，他当即宣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这些话，当然不无自我开脱、自我粉饰的成分，但他毕竟没有称帝，却是不争的事实。宋贤评曹操诗云：“虽秉权衡欺幼主，尚存礼义效周文”，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恰如其分。这也是曹操“藏奸”的地方。
2、曹操之功。
（1）削平群雄，统一北方。
曹操的发绩，是从镇压黄巾起义开始的。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招兵买马、诱降义军、招降敌将、招降敌兵等手段，网罗了许多人才，扩充了军事实力。先是高举“忠义”大旗，矫诏聚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然后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逐步削平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2）为三国鼎立、三国归晋奠定了基础。
曹操统一北方以后，为了解决军粮缺乏的问题，在北方分兵屯田，兴修水利，对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他用人唯贤，重视人才，敢于打破世族门第的观念，罗致了许多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他还对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加以抑制，不至使他们尾大不掉，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和军阀权力。这些举措，不但巩固了摇摇欲坠的汉末中央政权，而且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北方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和平环境之中，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力得到了不断加强，为曹操死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最终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奠定了基础。
（3）对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和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围绕在曹操的身边，不仅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人，更有曹丕、曹植两个独具文学天赋的儿子。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汉末朝堂文学氛围十分浓厚，涌现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七子”。他的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散文，清峻整洁。在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中，他触景生情，吟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美妙的诗句。就凭曹操能诗能文这一点，也是其他三国群雄所难于相比的。
3、曹操之过。
（1）镇压起义，充当屠夫。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开国皇帝和英雄人物，都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他们的双手都粘满了人民的鲜血。无论是历史上的曹操还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不例外。“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此后，他又跟随皇甫嵩讨张梁，“斩张梁于曲阳”，“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董卓、王允死后，青州黄巾军再次起义，曹操与济北相鲍信负责镇压义军，鲍信战死，曹操却“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择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曹操不仅靠着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先是除“济南相”、任“典军校尉”，后是封“镇东将军”，而且逐步扩大了军事力量，有了逐鹿中原削平群雄的资本。
（2）欺君罔上，窃国谋逆。
曹操在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后，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不断膨胀，最终完全把持了朝堂，控制了汉末中央政权。所有的朝廷大事，从军事征伐到人事任免，从内政事务到外交联系，曹操根本不听献帝和朝臣的意见，都是个人说了算。献帝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傀儡、一个“儿皇帝”；朝臣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装饰“门面”的可供自己利用的工具。
曹操在擒杀吕布之后，“威名日盛”，脑海深处便产生了窃国谋逆的念头，如果不是顾虑“朝廷肱股尚多”，只怕早就“行王霸之事”了。为了观察动静，曹操特地邀请天子“许田围猎”，群臣将校向献帝齐呼万岁，他竟“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并借天子弓箭不还，自行悬带。当献帝深感曹操欺君罔上、有窃国谋逆之心后，随即密赐衣带诏，令董承、刘备、马腾等人合力讨贼。事后衣带诏泄露，曹操诛杀了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仍不解恨，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尽管献帝和伏后一再哀求，还是将董贵妃勒杀于宫门之外。如果不是程昱即时劝谏，恐怕就连献帝本人也要被废黜了。此后，曹操权势更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只要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马腾父子三人被诱杀，伏后、伏完“为国捐生”，耿纪、韦晃等“五臣死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3）玩弄权术，残暴不仁。
历史上的阴谋家、野心家都喜欢玩弄权术，曹操更是得心应手，将权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寿春伐袁术时，曹军与袁军相持月余，粮食“不敷支散”，曹操便让管粮官王垕以“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管粮官王垕遵令而行，激起了各寨大小将士的愤怒，纷纷传言丞相欺众。他暗中派人探得消息，不惜借用毫无过错的王垕之头来稳住军心，平息众怒。多年来，曹操杀人不眨眼，结下了不少仇家，常害怕被人谋杀死于非命。为了掩饰自己怕死的丑态，便编造谎言，说自己“梦中好杀人”，要左右亲信在他睡着后“切勿近前”。当一个大白天忠于职守的近侍替他覆盖落被时，他便“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假装吃惊地问“何人敢杀吾近侍？”，还假惺惺地痛哭，命人后葬。曹操的这些举动，一来是为了证实自己“梦中好杀人”，二来也是为了收买人心替他卖命。当耍弄权术的手段被杨修识破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曹操便借故斩杀了杨修，让这个秘密永远石沉大海，不为人知。
曹操的残暴不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报父仇攻徐州”，曹操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刺卓逃难”，曹操明知自己错杀了吕伯奢全家，还要一错再错，耍弄阴谋手段将沽酒归来的吕伯奢挥剑砍死。“杀吉平”，曹操更加显得无比残暴，先是将吉平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截去吉平的九个手指，割掉吉平的舌头，吉平撞阶而死后，曹操仍不解恨，还要“分其肢体号令”。“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成了曹操最大的人生信条。
（4）虚假伪善，奸诈狡猾。
曹操的伪善和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多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青少年时代的曹操，“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为了达到我行我素、游荡闲逛、逃避责难的目的，他曾“装病谗叔”，故意挑拨离间父与叔的兄弟关系。董卓进京后独霸朝纲，废少帝立献帝，擅杀朝臣，激起了王允等人的义愤。曹操自告奋勇去刺杀董卓，不料被董卓从衣镜中窥见拔刀动作，他随即跪下献刀，掩盖刺杀的失败，“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董卓虽然见疑，但仍被他瞒过，任他逃脱。其余典型事例，如“望梅止渴”、“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都可以证明曹操的虚假伪善和奸诈狡猾。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5）骄奢淫逸，嫉贤妒能。
历朝历代的许多皇帝和英雄人物，一旦他们的根基逐步稳固、事业蓬勃发展到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他们便开始骄傲自满、追求起声色犬马和个人享乐来，即使是有着强烈进取心和权势欲的曹操也不例外。曹操进宛城，见张济妻美，不惜用甜言蜜语来打动她，“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也”，并许以还都后扶为正室，每日与之取乐，不思归期。其实张绣之降在此事之前，全与张济妻无涉；曹操本以“妓女”视之，岂有扶为正室之理？以曹操当时的地位，对阶下一个弱女子尚且如此，他的贪恋美色和狡诈本色可见一斑。当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志得意满时，个人的骄横无比和刚愎自用便显露无余，“宴长江赤壁赋诗”，刘馥只不过指出“丞相何故说出不吉之言”，便惹来杀身之祸，曹操大怒说，“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曹操还在漳河之上修建壮丽无比的铜雀台，并“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供自己晚年享乐。
曹操嫉贤妒能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斩杀杨修”。杨修具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操筑园在门上书一“活”字、塞北送酥在盒盖上写“一合酥”三字、梦中杀近侍、曹丕曹植兄弟争宠斗智等，都被杨修一一识破，让杨修所助的一方占据了上风。曹操虽然在表面上对杨修“称美”、“喜笑”，但在内心深处却“甚忌之”，“心恶之”，“愈恶之”，最后在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斗中，寻了个“乱我军心”的借口，将杨修斩杀了事。可叹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糊里糊涂地成了曹操嫉贤妒能的牺牲品。
曹操所犯下的过错，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结束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当中所犯下的过错。曹操的一生，功是大于过的。
三．曹操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在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社会动乱中，曹操本来“名微而众寡”，凭着他的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凭着他的雄才伟略，一跃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确立了“乱世奸雄”的地位。尽管曹操有这样或那样的许多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1、政治家曹操
（1）目光远大，胆识过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群雄林立的动乱社会中求得生存，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是不行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目光和胆识。当汉末中央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曹操大胆采纳了谋士荀彧的建议，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后，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朝廷的名义行事，而且可以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通过对当时的群雄逐一进行分析后认为，淮南袁术是“冢中枯骨”、河北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荆州刘表“虚名无实”、江东孙策“藉父之名”、益州刘璋“乃守户之犬耳”，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刘皇叔具备“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气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评价都十分中肯，入木三分。
（2）求贤若渴，重视人才；
曹操非常重视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极力搜罗，加以重用。在他的麾下，“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机智深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及也。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敦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正是这些文臣武将的运筹谋划和拼死战斗，才使得曹操的势力逐步扩大，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曹操宛城征张绣时，见张绣的使者贾诩才思敏捷，“应对如流，甚爱之，欲用为谋士”，贾诩以不弃张绣婉言相拒，他亦不为过，反待之甚厚。官渡之战期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投，曹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先拜于地”。以曹操当时贵为丞相的地位，对投诚自己的布衣谋士尚且如此，这种识才、爱才、重才之心，可见一斑。
（3）胸襟开阔，豁达乐观。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若论胸襟开阔、豁达乐观，曹操当首屈一指。”白门楼吕布殒命”一回中，曹操擒住张辽，本打算亲手杀了他，但听了刘、关的劝谏，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张绣降而复反，曹操幸亏典韦死拒寨门，才得以保全性命，其长子曹昂、爱侄曹安民也死于乱军之中。脱险后，曹操设祭祭奠典韦，“哭而奠之”，并对诸军将士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结果，“众皆感叹主公之爱士，过于亲子”。关羽降汉不降曹后，曹操待之甚厚，不但赐与府第给关羽和刘备两位夫人居住，还赠与关羽异锦战袍、赤兔宝马、美女金帛。关羽得知刘备确切消息,封金挂印护嫂寻兄，曹操“叱退蔡阳，不令追赶”，并亲自为关羽送行，赠与路资锦袍。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曹操也不深究。官渡之战后，发现了大量“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曹操“命尽焚之，更不再问”，足见其开阔的胸怀和豁达的气度。
2、军事家曹操
（1）军纪严明、爱护百姓。
曹操治军素以“军法甚严”著称，对百姓也颇为爱护。宛城征张绣时，正值麦熟之期，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于是“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夏侯敦所领青州之兵“劫掠民家”，于禁领兵“于路剿杀，安抚百姓”，青州之兵诬告于禁谋反。曹操查明真相，不仅惩责了夏侯敦治兵不严之过，而且对于禁大加褒奖，“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攻冀州时，曹操曾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平定冀州后，又下令尽免河北百姓当年租赋。这其中虽有伪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爱民之举，毕竟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2）豪爽多智，指挥若定。
曹操的机智，在《三国演义》中可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曹操“濮阳诈死破吕布”、“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望梅止渴”、“割须弃袍”等，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曹操的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削平群雄的大小战斗中，曹操总是指挥若定，胜不骄，败不馁，屡出奇计，或转败为胜，或化险为夷。
（3）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曹操多年征战，不避箭矢，不避斧钺，常常亲自领兵上阵，与群雄厮杀，曾被兵卒所擒，被徐荣射中肩膊，被马超追杀得“割须弃袍”。他的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激励了全军将士莫不死战，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
曹操的以身作则，要数“割发权代首”这一事例最为典型。宛城征张绣时，曹操惊马践坏了大块麦田。他“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最后还是郭嘉以《春秋》之义劝阻，免死“割发权代首”，并“以发传示三军”。
（4）善于总结，著述颇丰。
在长年的军事生涯之中，曹操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形成了系列的军事理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著有《孟德新书》，历史上的曹操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
综上所述，“乱世奸雄”曹操，性格最为复杂。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一生功大

汉季乱世,天下豪杰并起,战事年年不断.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此天道使然.毫无疑义,曹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一个于冥冥中背负了历史使命的人物.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从一出场起，因许邵的一句“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成为千百年来那个深入人心的白色脸谱。又有一句难以考证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至此，一代奸雄的称号似已成为盖棺定论。
其实无论奸雄也好，枭雄也好，都不重要，曹操就是曹操，他的价值，举三国而观，竟无一人可以取而代之。曹操一生转战四野，曾斩黄巾，讨董卓，灭袁术，收张绣，南取荆州，北伐袁绍，东破吕布，西征张鲁。又平定了三郡乌丸及韩遂，马超之乱，可谓战功赫赫。可惜赤壁一役未能告捷，否则可真要成千秋万载之霸业了。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纵横三国的人物，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在我们看来，也着实让人震惊！他的谋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胆识，他的文采，共同构成了这位超世之杰非同凡响的个人魅力。
早在十常侍专权，何进谋诛宦官，欲招西凉董卓入京之时，年轻的曹操就预测这将是一场灾难，他对何进的决定不以为然，认为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这种话绝非一般人可以说出。它来源于曹操敏锐的洞察力和超人的气魄。结果何进不听劝阻，未几便遭杀身之祸，曹操的预言应验了。
接着董卓进京，胡作非为，荒*暴戾，举朝之中大多对其不满。然而董卓手中大权在握，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贪生怕死者自不必提，另一些对天子忠心耿耿的文人们却也只知道用自己的头颅去为逆贼试刀。而那时唯有曹操敢于率先采用智取的方式来对付董卓。相对来说，袁绍也算得上是一位豪杰，毕竟他有和董卓正面冲突的勇气，然而这种勇气充其量也就是硬碰硬的行为。如果袁绍家没有四世三公的显赫背景，恐怕早死于董卓手下了。当时的曹操选择了行刺。这也许称不上明智之举，但对羽翼未丰的曹操而言，这是他唯一所能做的。
董卓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曹操为了能够接近他，便委身于其帐下，对董卓甚至迎合奉承，虽然遭到一些不明故里的人的唾弃，但他终究成功了:曹操得到了董卓的信任，这为他的刺杀行动创造了条件。后来曹操行刺不成，但他灵机一动转为向董卓献刀，从而化险为夷，这堪称为高明之举。曹操以后还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但他能够一次次的化解危难，与他过人的胆识和应变能力是分不开的。
在刺董失败以后，曹操受到了通辑，也是在这时，他开始有了征集义军讨董的设想，只可惜不幸为官府所获。也是曹操命不该绝，遇到了赏识他的县令陈宫，居然弃官和他一同逃亡。传说曹操寄宿故人庄人，夜闻主人家杀猪磨刀之声，疑将害己，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连杀死十多人。这是曹操多疑的*雄性格的凸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多疑是曹操的一种警觉。此时的曹操年轻气盛，又壮志未酬，怎能冒枉死于村人之手的风险呢？在曹操看来，与其内心的凌云之志相比，十几个人的性命自然无足轻重了。曹操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自古成大事者最忌拘于小节。而曹操心中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发出了那句震惊千古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句话吓走了同行的陈宫。这是可以理解的：曹操作为一个霸者，他的心境自然为陈宫这样的一介书生所不能梦见。
曹操的这句话不是一是兴起而想当然说出的,他的言行自始至终如一。以后他因军粮不济而借杀监粮官来稳定军心，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在重视个人权利，人人平等成为社会主流的今天，以牺牲个体赢得的集体成就似不应当提倡。但应该说曹操在非常的情况下采取非常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不容过多思考的前提下，在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作为决策者，他有理由作出牺牲个体的决定。
说到三国，不能不说到谋略；说到谋略，曹操在其中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纵观其一生，在所有的重大战役中，除了赤壁一战外，几乎没有过全局性的失败。初期实力较弱时尚且如此，到后期强大之后更可以说是无敌。曹操可以称得上是三国中的常胜将军。他的成功，在于善用谋。如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出其不意，以全军之力，奇袭乌巢，烧掉了袁绍军的粮草，于是以弱为强，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又如攻袁氏两兄弟时，曹操利用敌人内部的不和，采用拉拢一方，各个击破的办法，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还有后来抹书间韩遂，令其与马超自相残杀，都是出色的计谋。除此以外，对于战略形势的正确估计，可以说是曹操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说官渡之战，袁绍降将许攸的信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试想换了一个人，面对着前来投奔的敌军高级将领的建议，能够大胆采纳的又有多少？以此观之，曹公实非常人。
古往今来，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曹操在整个三国中对于人才的重视首屈一指，而且犹其善于笼络人心。曹操从一起家，就招览了大批优秀的人物。而且是一个荐一个，层出不穷。诸曹，夏侯自不必说，又收李典，于禁，乐进，典韦，许褚，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曹营虎将。特别是在兖州招贤纳士时，颍川荀彧，荀攸来投，又向曹操推荐了程昱，程昱又荐郭嘉，郭嘉又荐刘晔，刘晔再荐满宠及吕虔，满吕二人复荐毛玠。这样的举荐看得人瞠目结舌，真是天下英雄尽入曹公彀中矣！可是曹操并不满足于此，在他一生中，只要见到有用之材，没有一个不竭力拉拢过来。像张辽，徐晃，张郃，高览，文聘，贾诩等人，都从他处来投，极大地充实了曹操的力量。曹操的求贤真正达到了若渴的地步。他多次颁布《求贤令》，惟才是举。甚至认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恒其何以霸世！”只要有才，哪怕德行稍有欠缺也不在乎了！这一点，虽然与现在德才并重的用人原则有出入，但在当时天下尚未安定，人才极度篑乏的特殊时期，作为一种“战时*政策”，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
曹操攻破冀州以后，得到了一些曹军将领在战时与袁绍私通的信件。有人就主张按信上的署名清理出这些通敌者，然而曹操一声长笑，将全部信件付之一炬，不再追究。人问其故，答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有此等胸襟，天下之士敢不为曹公尽股肱之力乎？
爱因斯坦说：“伟大的性格最为重要。”和三国中其他割据者相比，曹操豁达而坚强，有着非凡的心理承受能力。曹操向来军纪严明，但对于部将因一时大意而造成的失败，却能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显现出曹操作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所具有的理性的态度。曹操爱笑，而且每于惨败之时放声大笑。这笑是对他自身的一种超越，也是给予全军将士莫大的鼓舞。赤壁一战，曹操几十万大军倾刻间化为乌有，这对于已经54岁的曹操来说，其打击之重可想而知。然而曹操还可以放声大笑！一笑引出赵云，险些丢了性命；之后照样笑，又引出张飞，濒临绝境；好容易逃脱后竟还能笑——只此三笑，可谓振聋发聩，实乃古今之所未有!
单论谋略，三国中除了诸葛亮，周瑜外，少有过曹公者。然而不管诸葛亮也好，周瑜也好，纵有满腹文墨，却留不下半句像“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一般堪入史册的辉煌篇章。曹操既是政治和军事的统帅，又是建安诗人的领袖，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诗如幽燕宿将，雄浑大气，古直悲凉。
两千多年前的曹操，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吟出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不朽诗句。也正是当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时，却恍然发现人生是何其的有限！然而当时天下未定，赤壁的失利,成就了三足鼎立之势,曹操对南面的刘备和孙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料此生恐怕难以遂愿。于是，曹操一面感叹着“臂如朝露，去日苦多”，一面又高歌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千百年来，这两句诗以其独特的感染力，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直到今日，读来仍使人心潮澎湃。
虽然曹操没有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但他的功绩已经无人能及。“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一句大实话，我们从中得以窥见霸者的心境。
在众多的对曹操的评价中，还是陈寿说得最为痛快：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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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诸位必定是再
熟悉不过了。今日，我们便来聊聊这位乱世之奸雄。曹操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 《三国演义》里对曹操的描述可令人不敢恭惟，特别是在“曹操误杀吕伯奢”那段中，曹操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心想：这人怎么这么狠那？ 可是当我们从一个方面来看曹操：曹操是西门八校尉之一，曾只身行刺董卓，又和袁绍共同集合天下诸侯讨伐董卓，后独自发展自身势力，一生中先后战胜了袁绍、吕布、袁尚、袁谭、刘表、马超等割据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并统一北方，这样的人又何尝不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大野心家呢？
许子将曾评价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当然，所谓奸雄、奸雄，就是要奸。"奸"在曹操看来可不是骂他,当年曹操和袁绍决战于官渡，因惧怕袁绍的大军，曹营中有许多人私下给袁绍写信，希望可以保全自己一命。
没想到曹操后来竟一举得胜,并搜出了那些宦官员的私通信件.正当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时,曹操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烧光所有私通信件!这招真是"奸"啊!既表现出了自己"慈悲为怀",还让自己的部下对自己更加死心踏地. 有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孙权的江山是继承下来的,只有曹操是打出来的。
没错,作为一个军事家就是要狠,狠不下心就会被别人吞并、打败.
现在,我们再次回顾“曹操误杀吕伯奢”事件,发现其实曹操这么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若果吕伯奢一家真是要谋害曹操而曹操却心慈手软,恐怕历史就将被改写! 曹操虽"奸",却是合乎常理的"奸".一名卓越军事家应具备的"奸".当他的奸诈终使他成就了一番霸业时,我们不由惊呼:"曹操,真奸雄也!"

后世评价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资治通鉴》引谋士荀彧、郭嘉对曹操的评价，说曹有十胜，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16]。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同时也揭示他年少志愿：在天下太平后隐居故里，过这夏天打猎、冬天读书的愿望。但身居高位，仇家满天下，已经不可能。

曹操在其军事生涯中，多次屠城，受到屠杀的战俘与平民数十万。（曹操屠徐州见于上文，《后汉书·孔融传》“曹操攻屠邺”等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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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京剧中曹操的扮像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及政治和民间对于“正统”的推崇，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俗语“一说曹操，曹操就到”正是用以形容曹操用兵如神，兵贵神速）。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毛对曹操持正面评价，他不仅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诗句，还在1954年公开赞扬曹操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枭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