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春秋》讲的是什么内容【越详越好】孔子的《春秋》讲的是什么内容【越详越好】还有诗书礼乐，谁有这些资料？《春秋》，又称《麟经...
孔子的《春秋》讲的是什么内容【越详越好】
孔子的《春秋》讲的是什么内容【越详越好】还有诗书礼乐，谁有这些资料？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榖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榖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榖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榖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本栏春秋为单行本，其他三传请到本书馆十三经栏目阅读或下载。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经》、《尚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入《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管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参考书目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北京，196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北京,1981。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写作动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6�1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请问写春秋战国的书有哪些？
问题描述:
除了吕氏春秋
解析:
盗墓者名叫不准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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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现代的考古发掘现场
西晋初年，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结果发现了古书共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
汲冢书出土时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瓘《书断》也持此说。《史记·周本纪》正义“咸和五年”也应是“咸宁五年”之误。
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同此说，《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持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持此说，《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卷749、《北堂书抄》卷57引王隐《晋书》、《初学记》卷12引傅畅《诸公赞》也持此说。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一说法。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287），《尚书•咸有一德》正义有此说。
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也在这一带。这个地方战国时是魏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今人朱希祖以为也不能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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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竹简出土情况
汲冢书
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由于出土古文（当时也称为科斗文）的释读不易，众多的学者参与了整理研究。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也曾经研讨过汲冢书的内容，郭璞还为出土的《穆天子传》作了注。
据《隋书•经籍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据《晋书•束皙传》，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据是荀勖的《中经新簿》，部卷不同实际是因为这批书籍经过荀勖、束皙两次整理的缘故。这里就根据《晋书•束皙传》略述汲冢所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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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之纹饰
《纪年》13篇。内容束皙认为是记录夏以来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然后接以晋国历史，等三家分今，又以魏国史事接续，至安厘王二十年为止。束皙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呼应。但两者之间有大出入的，如根据《纪年》纪录：夏代记年多于殷代。益因为抢夺启的王位，所以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迥异于传统认为的和谐谦让，《纪年》记载的这些王位争斗充满血腥。自周受命到穆王是一百年，而不是周穆王百岁。周幽王亡国，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不是所谓的周、召共和，等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关于帝王之事。晋国纪年起自殇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编年相次。等到晋国灭亡，独记魏国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说明这是魏国的史记。《纪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竹书纪年》。《晋书•束皙传》所记有二个较大的错误：“13篇”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当是“12篇”；“安厘王”当是“襄王”。
《易经》2篇。这实际就是《周易》。
《易繇阴阳卦》2篇。内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辞》部分则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卦下易经》1篇。内容与《周易•说卦》略相似但有异。
《公孙段》2篇。这是公孙段与邵陟两人论《易》的书。
《国语》3篇。内容是关于楚国、晋国的事。
《□名》3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1篇。这是一本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抄集出来的书，“师春”大概是抄集者的人名。
《巢语》11篇。这是一本关于各国卜梦妖怪的相书。唐代的刘知己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这部书，认为它实际上有史书的性质，。
《梁丘藏》1篇。内容是先叙魏国的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2篇。内容是“论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历》2篇。大概是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
《穆天子传》5篇。是关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守，得盗骊、绿耳这样的好马，命造父为御手，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当时的大学者郭璞曾为这部书做注。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以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笔者浅见，《穆天子传》是战国初魏方士敷衍周穆王故事而成，虽非信史，却有本事。尤其是卷1、卷2，多可征信。历史上穆天子确有西行之事，但民国初年不少学者认为穆天子一直游历到了欧洲，恐怕也太过甚其辞。
《图诗》1篇。这是“画赞之属也。”
《杂书》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受命整理竹简者荀勖等认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纪年》的起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起于黄帝。”当时荀勖虽是领衔校理，但实际的工作恐怕和峤作的更多。和峤的这一意见很可能就是首次整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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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黄帝陵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并非没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隶定古文之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相当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很明显的例子是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而杜预平吴归来获睹汲冢书时，以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时，就认为《纪年》起自夏禹。
比起最初的整理者，卫恒是古文字专家，束皙能继承其业，也一定有这方面的学识。《晋书•束皙传》：“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析，皆有义证。”宋人高似孙《纬略》也说：“时束皙任著作郎，得竹书，随义注解，皆有识证。”在卫、束的整理中，他们也发现残简有不便理解处，所以“随义注解”。唐代陆淳《春秋炎赵集传篡例》卷1:“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 ’、‘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这种随义注解的痕迹即使在后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中还是可以发现。比如：“帝王之没皆曰陟。”显然，这是一句解释性的注文。这种“随义注解”或者在整理者只是作为附注而随文写入。但至少在唐代已经篡入正文而很难分别了。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热切的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这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就已经亡佚，但荀勖和束皙的二次整理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人如《四库》馆臣、钱大昕、崔述等指为伪书，1917年，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将今本作伪之来源一一指出，今本《竹书纪年》总体年代框架上是本伪作已成定案。最近有人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如四川大学的陈力先生和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夏含夷，但并没有构成根本威胁的有力举证。古人重新编定一本失佚的古书时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是在造伪，他会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构架安排千辛万苦找到的各种残文断简、吉光片羽。所以评价一本象《竹书纪年》这样的编年史是辑佚还是作伪，关键应该是看总体年代框架的可信度。
今本《竹书纪年》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清人姚振宗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但，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竹书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
可信的古史
被整理的汲冢书不止是一种，只有《穆天子传》至今完好存在。个中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穆天子传》并没有象《竹书纪年》那样为整理者看重，所以很多不认识的古字只是作了隶定而并没有改成今字，这些隶定不识的古字今天还全部保存在《穆天子传》，今人还可以继续对这些字进行释读（陈炜湛先生就作过这方面工作）。《穆天子传》只有郭璞一家之注，一直到清代才有了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如檀萃、洪颐煊、陈逢衡、郝懿行、丁谦等。
《竹书纪年》的情形完全不同，许许多多的晋代学者在竹简刚一出土就参与了整理研究，众多学者补足、纠正、注解了正文。并且就其中问题展开了争论，比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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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大禹陵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真正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史记》由于秦始皇焚烧了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所以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证明《史记》错误。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如：《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竹书纪年》：“齐人歼于遂。”《春秋•庄公十七年》同。《竹书纪年》：“惠公见获。”《春秋•僖公十五年》：“获晋侯。”《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定公四年》：“楚囊瓦出奔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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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商鞅戟
关于商周史实，《竹书纪年》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却和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相合。有些地方《竹书纪年》与传统记载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但传统史书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本着“为尊者讳”之类的精神而作过改动，反不如《竹书纪年》的记载来得可信。杜预曾就《竹书纪年》所记“太甲杀伊尹”事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将责任推给了传《尚书》的老博士伏生。
《竹书纪年》有关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与《史记•夏本纪》相合。并且，《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它书不载的夏代史事，如夏与诸夷的关系；所记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献更为详尽。
《竹书纪年》可以与不同来源的资料多方印证，说明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作为一本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珍贵无比。最近刚告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文献资料上很大程度上就依据了《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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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马画像砖（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
与《春秋》作比较
唐代刘知己《史通•申左》：“至晋太康年中，汲冢或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 取其文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籍为师范。”
“杜预申以注释”一语，于史实略有出入。杜预在太康元年（280）三月，平吴之后，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在《春秋经传集解》“始讫”，才在秘府得见汲冢竹简。杜预虽未就以《竹书纪年》来注释《春秋》经传，但对《竹书纪年》和《左传》作了比较，他的结论是：“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竹书纪年》与《春秋》相近，尤其是《左传》，这是最可宝贵的国史！
杜预还敏锐地发现了《竹书纪年》与《春秋》经传的差别。
春秋战国，各国都有史官记录的史书，如晋《乘》、秦《记》、楚《梼杌》，鲁国的史书是《春秋》。但今本的《春秋》和其他各国史书不同，有着义理的说教在其中，这是因为今天看到的《春秋》是孔子用作教材的改动过的《春秋》。孔子对鲁国国史《春秋》主要作了两方面的重要改动：起迄时间缩短在鲁隐公元年（B.C722）至鲁哀公十四年（B.C722），因为其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文字上进行了义理褒贬处理：“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者丘窃取之矣。’”对鲁国国史的义理化改动是件大事，所以孔子自己也心情沉重：“《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门传授的《春秋》是有义理褒贬的，《左传》大量归纳了《春秋》书法凡例的文字以阐发经义。比如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称”、“不称”、“言”、“不言”等。
《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鲁隐公元年》同样记载此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 周王室并没有封邾子克为公，所以不能以公这样的爵位来称呼他；但他毕竟是个尊者，所以贵称他为仪父。名实称谓事关礼制大事，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坏就坏在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不再被遵守了。正名分、寓褒贬，这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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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八年吕不韦戈（陕西三原出土）
《竹书纪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同样一件事《春秋》也记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但不说“会诸侯”而用了一个“狩”字。河阳这个地方属于晋的领地，其实不是周天子狩猎的地方。按照礼制，诸侯有朝觐周天子的职责，天子又岂能屈尊随便跑到诸侯国中去会诸侯。周天子去河阳会诸侯，是件大失体统的事。所以孔子用心良苦地选用了一个“狩”字，即反映历史的真实，又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左传》：“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所以，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可见，史官所记古史和孔门传授的《春秋》经传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即在于《春秋》经传担负着义理教化的责任，而包括《竹书纪年》在内的诸国史记只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杜预所敏感察觉的，就是刘知己、郑樵、章学诚所理论概括的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中国很早就有所谓记事的左史和记言的右史。但记言、记事的古史做的实际是实录记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档案，还不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撰述史学。
史学的独立
刘知己所谓“干宝籍为师范”，指出了《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影响的一个表征。这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出现，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进而更使晋代学术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根据金文资料进行的西周职官研究表明，周代史官实际分太史和内史两类，内史承担单纯行政事务的文字工作，而太史则掌各种文书典册和学术。太史记史也有义例惩戒的目的，但直接来源引申于其推定历法、颁历告朔的职使而获知的所谓“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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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兵避太岁”戈（湖北荆门车桥出土）
马王堆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所以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儒家的要求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孔子《春秋》对史官记录的史书进行义理化处理，正说明儒家关注的是与天理同数的人德，即政治、伦理等关系社会人事的一面。孔子作《春秋》，是为有意义有目的的撰述。其后的史学著作都强调有义理的撰述。
司马迁是世袭的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也讲“天数”。《史记》十二本纪，纪本自古史记注《竹书纪年》，十二纪之数仿《吕氏春秋》。《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十二诸侯年表》“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有十三国；《天官书》屡言十二星，而实际星数并非都史十二个，这些都是为十二这个“天数”。但司马迁作《史记》，有其撰述之志，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所谓“一家之言”，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若合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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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西汉动物纹臂甲（云南李家山出土）
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之后，“史官之废久矣”。儒家独尊的汉经学时代，儒家义理是根本要求，史学价值没有独立，始终只是经学的附庸。《春秋》被用来解说灾异，《春秋》之义成了政治原则，《春秋》还成了汉代议礼、决狱的依据。《汉书•艺文志》中史书被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下，即使是没有独立价值的史书的数量也少得可怜（《汉志》中《春秋》类一共才23家著录）。
东汉出生于古文经学世家的的荀悦对史学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第一个建议设置专职史官，而且还写了汉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汉纪》，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时人以“班、荀二体”来表明纪传体（班固《汉书》）和编年体（荀悦《汉纪》）这样二种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正是在《汉纪》中，荀悦提出了“典经”这样一个概念（从《左传》“言以考典，典以志经”中合成而来），经是儒家经书，典则是指史志。荀悦指出“立典有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这也就是荀悦“志”(意为记述)史的五条标准。儒家义理仍是史志的指导原则，但毕竟史志地位上升又成为了“典”。
《竹书纪年》的出现对晋代史学的独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出土古史整理研究热潮的直接刺激下，一下子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编年史著作，单就写晋代史言，就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附《晋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徐广《晋纪》、郭季产《晋录》、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王韶之《晋安帝纪》、刘道荟《晋起居注》，此外还有李轨及佚名的晋各朝起居注以及未明作者的《晋纪》遗文。大量编年史直接以“纪”、“春秋”、“阳秋”为名，表明是摹仿《竹书纪年》和《春秋》而作。
干宝的《晋纪》模仿《左传》、师范《纪年》，奠定了编年史在六朝史学中与纪传体史书并重的地位；干宝开一代史学之风气，其条例、谱注、书法、史论诸方面都对后来史家深有影响。一直到唐人重修《晋书》，仍有不少袭用《晋纪》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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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作为一个儒者，干宝继承了儒家“数达于德”的精神；而作为一个史家，干宝在实录编年史实的基础上，把自己史学撰述的目标定在了实现“德”的高度上，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史学理念。这样，干宝既切实提升了历史对现实政治义理借鉴的功用，又完完全全是立足于客观之史实的史学撰述。
具体而言，干宝完整提出了自己修史之标准和宗旨，即“五志”凡例：“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在体裁上，干宝对实录的编年体大加褒扬；同时又首创了“总论”这一体例，将史家对历史的看法评价集中表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晋纪•总论》是史学名篇，干宝在其中盛赞周初的政治兴盛，并认为其中关键在于文王修德，符合天道；而周公克守臣节、成王公正明道也是周初政治兴盛的重要因素；周人数百年十数代的修德始成王业，故有八百年之天下。干宝以周之兴起为证严厉批评司马氏根基浅薄、不修仁德以至西晋速亡。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后成为中国史学的根本宗旨。
当然，《竹书纪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臣瓒的《汉书音义》、徐广《史记音义》，采用了《竹书纪年》的材料；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驳难焦周的《古史考》122处不当，对于史学考据史料、辨伪考实都有很大的推进意义。但无可怀疑，认识编年体、反思古史记注的形式方法和实录的价值对其时史学的独立意义最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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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吴王夫差矛（湖北江陵马山出土）
从干宝及晋代众多史家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史书已经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和思想，史家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于此的史书撰述方法。与史学思想和撰史方法思考的日趋成熟相呼应，魏晋时大量史书涌现；纪传体、编年体以及史注、实录多种著述形式丰富；官家、私家修史大量出现；传记、谱牒、地志以及各类汇编、总集类的史料书籍盛行，中国史学终于独立。
负责整理汲冢书的荀勖是荀悦的族后辈，在荀勖为国家图书的编目《中经新簿》中，图书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荀勖的四部分类中，汲冢书和诗赋图赞同属丁部，表明这是按照图书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新近入库的汲冢书和有图的图赞被放在最末。）到了南朝刘文帝时，儒、玄、史、文四门学的设立，更表明在国家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史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竹书纪年》的发现促使了史学对于经学的独立，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晋代学术结构性变化的发生，而这种学术分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更是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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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9]
创作过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
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 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 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 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 所言：一日下蚕室创未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 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专访，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四书五经是哪四书,哪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
目录
1. 四书
1.1 《大学》
1.2 《中庸》
1.3 《论语》
1.4 《孟子》
2. 五经
2.1 《诗经》
2.2 《尚书》
2.3 《礼记》
2.4 《周易》
2.5 《春秋》
四书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四书——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当时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它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毋庸讳言，《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这些局限已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这无疑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因此，我们应当抱着去莠存良、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去学习、认识和掌握《四书》的思想意蕴及其文化精神，在扬弃中创造新的文化。
《四书五经》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五经》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五经》之《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四书五经》之《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原为六经。《庄子》一书首先称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为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六艺”。
其中《乐经》散失，只留存下来《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因此在汉朝，以此五本著作作为经典，称为《五经》。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尚书》、《诗》、《礼》、《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戴礼》两种，戴圣所编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85篇称为《大戴礼》。《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目录
1. 四书
1.1 《大学》
1.2 《中庸》
1.3 《论语》
1.4 《孟子》
2. 五经
2.1 《诗经》
2.2 《尚书》
2.3 《礼记》
2.4 《周易》
2.5 《春秋》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历史著作，在哪些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左传》原名《春秋左氏传》，渊源自《春秋》，因为《春秋》太过简略，所以各家各派都对其进行解释，主要有三家：《春秋公羊传》，这个主要是偏向义理学说，主要是政治儒学，后来的董仲舒、庄存与、刘逢禄都属于公羊学派。
再就是《春秋谷梁传》，这个和《春秋公羊传》差不多，但是在风格上略有差异，在汉宣之际，因为宣帝对武帝当时逼死自己的父母很不满，所以以《春秋谷梁传》代替《春秋公羊传》，但是具体上其实还有更加细微的因素。
《春秋左氏传》的作者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既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对中国早期的史学来说是很好的传统，这种传统后来被《史记》继承，最终成就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自《汉书》之后，这种传统退隐，写出来的史学，做出来的研究，史料越来越丰富，可读性越来越差，这是我们需要跟《左传》学习的。
左传在对文字的使用上，节律之强烈严整，论证之深刻有力，都让我感觉词穷。就以大家都知道的为例子：
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而且，左传不是像其他的中国古典一样，只有少数名篇是这种朗朗上口，内容充实的内容。左传大部分文章，都具有这种格律 。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对左传到底有多优秀，还存在疑问，不妨和汉赋做做对比就是了。司马相如在左传面前，也瞬间变成了小学生。所谓千古名篇《子虚赋》，不过只是对左传拙劣的模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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