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否定之否定的眼光来观看这三个世代相承的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诚如当代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一个世纪以前，几乎人人都在为中世纪忧伤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类进步征途中一个漫长而毫无目标的迂回时代——穷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新黄金时代分隔开来。” 于是，中世纪无异于“黑暗时代”的代名词。可是，如果以相因而持续的眼光来观看这三个世代相承的历史阶段的时期更替，“史学家现在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因为“经年累月的研究已经表明，中世纪社会仍在持续发生变化”，这就是“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然而，当这一优势以殖民扩张的方式来体现时，往往被视为邪恶而与中世纪联系起来。
这样，中世纪的黑暗表象，也就完全地遮盖了中世纪的文化成就，促使欧洲以外的人们满怀着对于邪恶的愤恨而认同于欧洲之内的人们关于中世纪的说法，并且将中世纪这一概念普遍化，用来作为对于人类文化与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定时期进行的时代命名，从而使中世纪成为具有批判性文化概念：“今天，在一般人的头脑里，‘中世纪’这一名词臭不可闻，它已经成为反动或者停滞的同义语。因此，如果一个现代改革家想要指责他的保守的对手的思想，他只要把他对手的思想贴上‘中世纪’的标记够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世纪并非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历史世代，但由于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的主要时代特征的独特性，使其有别于古代与现代，这就是基督教以其国教化及国家化，不仅使基督教神学垄断了思想而成为官方哲学，而且使基督教教会插手了政治而具有统治权力，在基督教从思想到政治的直接影响下，在保障与促进了欧洲文化发展的同时，又妨害与阻碍了欧洲文化的发展，因而这一影响的正面性与负面性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较之文化发展的评估需要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做为个人的观察者往往具有偏于一隅的局限性，因而更容易注意到这一影响的负面性。
同时，随着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时期开始逐渐转向现代文化发展的时期，这一影响的负面性也就越来越凸出，与此同时，这一影响的正面性却越来越消退，因而早在公元1381年英国农民暴动的时候，有人就明确地提出：“亚当躬耕，夏娃纺织之时，孰为士绅？”要求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显然是根据《圣经》之中有关消除贫富，人人平等，并建立人间天国的述说而引申出来的，因而不仅反映出《圣经》的教义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上帝之光已普照大地，而且还表明基督教正统神学的思想控制，与基督教国家教会的政治权威，已经受到了挑战，预示着基督教在随后将要出现的从思想到政治的专制地位的全面衰落，及向着宗教本位的必然复归。 可以说，造成黑暗的中世纪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罗马帝国在分裂的过程中遭到日耳曼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长期采取防卫自保的政策，限制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使文化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而西罗马帝国无力抵挡外来入侵而亡国，新的统治者日耳曼人还处于氏族阶段，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罗马人，于是出现了文化发展的空缺，从而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是基督教分裂之后出现长期纷争，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以政治手段来操纵与压制不同教派，使东正教沦为御用工具，失去了基督教的宗教独立；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新统治者与天主教达成妥协，教皇国的建立加快了其世俗化的进程，远离了基督教的宗教本位，从而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黄金时代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样，如果从异族入侵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时间区划，它的起始时间则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476年，而它的终止时间就是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的1453年，在这一时期内，形成了以东正教为标志的拜占庭文化，与以天主教为核心的西欧文化；同时，如果从宗教纷争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时间区划，它的起始时间就是东西两派教会分裂的公元482年，而它的终止时间则是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公布“联合通谕”的1452年，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领的东正教，与以罗马教皇为首领的天主教。
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以后，将古希腊殖民地城市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做为罗马帝国的东都，后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人称新罗马，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疆土大部分在欧洲东部以外的亚洲与非洲，特别是由于有人力、物力、资源充沛的小亚细亚地区为后方，再加上君士坦丁堡三面环水的易守难攻地形，在几乎长达1000年的时期内它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人侵，这正是造成其文化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一时期内，被称为“垄断的天堂，特权的天堂，家长式统治的天堂”的拜占庭帝国，将罗马专制政体、希腊文化传统、基督教教会融为一体，形成了全新的拜占庭文化，而以国教面目出现的东正教则成为拜占庭文化的时代标志，一方面是东正教教徒视皇帝为教会的保护者，为帝国而战也是为上帝而战，稳固了帝国的政治根基；一方面是皇帝对于教会的严格控制，在给与教会一定政治特权的同时，又极力对教会事务进行政治干预，这直接影响着东正教的正常发展，从而使其文化发展难以获得新的思想动力，成为东罗马帝国文化发展停滞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早在西罗马帝国亡国之前的公元452年，当有着“上帝之鞭”之称的匈奴首领阿提拉，率领大军直驱罗马城而来的时候，帝国皇帝一心要放弃罗马城，而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教皇则怀着能够说服匈奴人离开罗马城的愿望，出城与匈奴人进行协商，结果匈奴人不战而退，这一有如奇迹一般的事变，不仅大大提高了罗马教会的宗教影响，而且开创了罗马教会直接介入政治活动的先河，从而为教皇制的肇起与天主教的国家化奠定了始基。
在公元455年，日尔曼人的一支汪达尔人又洗劫了罗马城，致使全城一片废墟。然而，此时的帝国皇帝企图以日尔曼人的雇佣军来保护自己，结果反而被日尔曼人在公元476年废黜，将帝国服饰标志送往君士坦丁堡，从此，西罗马帝国灭亡，而日尔曼人则登上了统治者的舞台。频繁的战火将昔日罗马帝国残存的辉煌早已扫荡一空并焚毁殆尽，继而日尔曼人更是以其“蛮族”的生活方式败坏着罗马人的雅致：“祝愿鼻子不能嗅出蛮族的气味”；而“神裁法”的野蛮更是破坏了罗马法的精致：用手从开水锅里面取出东西烫伤后是否感染来判定有罪还是无罪，结果终于造成文化发展的一段空缺。 这一空缺的出现为中世纪抹上了第一层黑暗，但是日尔曼人的蛮族文化也不是一无可取的，这就是习惯法居于王权之上，避免了国王的专制，而习惯法的修改则必须经过长老会议的认同，这就直接影响到王权统治不能尽快形成，并且促发了天主教教会的世俗化进程。与此同时，日尔曼人的习惯法还播下了立宪思想的种子，导致王权统治权威的相对有限，以致于有人评论说：“欧洲的民主起源于日尔曼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发展空缺的填补，主要是在天主教教会的引导之下来进行的，整个填补过程至少一直延续到公元11世纪初，而这将近600年的时期便被称为中世纪前期。
正是通过天主教教会的传教活动，不仅促使日尔曼人放弃了原有的多神教而改信天主教，而且也促成了蛮族统治者对于天主教的宗教需要。于是，在公元496年，据说是因祈求上帝保佑而在战争中反败为胜的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改信天主教，并且在两年以后率领3000名将士接受了洗礼。以此为开端，日尔曼人的诸多国王纷纷皈依天主教，并且以天主教来作为日尔曼人各王国的精神支住，再次在欧洲的大地上确认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这就有利于日尔曼人通过天主教来逐渐认同罗马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精神生活，尽力缩短蛮族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的距离。由此可见，天主教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复苏，为进入中世纪后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初步基础。 中世纪前后期的时间分界线是公元1054年，就在这一年出现了所谓的东西教会大分裂。这次大分裂之所以异乎寻常，在于其产生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争夺《圣经》阐释权和基督教教会领导权的问题，而是拜占庭帝国与日尔曼诸王国之间关于文化实力的一次政治较量。显然，双方的这一较量难分胜负，只好各行其是，从而反映出拜占庭帝国文化实力的下降，与日尔曼诸王国文化实力的上升。这样，以东正教为标记的拜占庭文化不断衰落，已经失去了作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代表的可能性，而以天主教为核心的西欧文化却不断上升，并最终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的代表。 如果说人们关于中世纪前期的黑暗印象与基督教，特别是与天主教毫不相关的话，那么，对于中世纪后期的黑暗印象，则与基督教，主要是与天主教直接相关。这一点，是与教皇国的崛起分不开的。罗马教皇与法兰克王国国王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关系，公元756年，法兰克王国的篡位者丕平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承认与支持，于是将罗马城周围的大片国土献给罗马教皇，由此而形成了教皇国，这是在欧洲出现的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化的神权国家。在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教皇国的势力越来越强，从政治到宗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达到了天主教教会权威的顶峰，进入了它的鼎盛期。这一鼎盛期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接近两个半世纪。
正是在教皇国的鼎盛期之中，先后出现了十字军东征与异端裁判所，来分别显示宗教狂热之下的武力炫耀与宗教迫害，武力东征与宗教裁判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损失，而且动摇了教皇国的统治，直接影响到教皇地位的合法性，造成了教皇依附于国王的现象：公元1245年，由于权力之争，来自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军包围了罗马城，教皇莫诺森四世怆惶中逃到法国里昂，在法兰西王国国王的支持下宣布开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教籍；随后在1309年至1377年之间，一共有7任教皇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设立教廷，受到法兰西王国国王的控制，以至被称为新“巴比伦囚虏”；最后在1378年至1417年之间，由西欧各国的国王分别拥立了三个教皇。
弄巧成拙的教皇三足鼎立，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天主教教会内部权力分散，教皇的权力相对削弱；一方面天主教教会政治权威失落，国王的威望上升。这不仅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最终出现，而且推动了西欧文化发展的文艺复兴。
公元1431年至1449年之间，召开了第十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首先是天主教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会议，一是提出与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达成妥协，同意他们在宗教仪式上的某些改革主张，一是重申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高于教皇，要求限制教皇的某些权力；随后，于公元1438年在斐拉拉召开了东正教与天主教重新谋求统一的会议，由于面临奥斯曼人入侵的威胁，东正教派出了包括拜占庭皇帝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内的700名代表出席会议，并于第二年在弗罗伦萨签署了“联合通谕”，承认罗马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企图以此获得西欧大主教各国的大力支持，然后继续就“炼狱”、“和子句’等教义问题进行讨论。 然而，被拜占庭皇帝视为救命符的联合通谕遭到了东正教教会的普遍抵制，一直到1452年才得以正式公布，可惜为时已晚。??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在历史的视野中消失，而重新统一基督教也成为永远的梦想，与此同时，也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终结。由此可见，教皇国的鼎盛与发生宗教狂热实际上是天主教国家化达到极点的不同体现而已，也可以视为天主教教会世俗化的一个典范，同时也成为天主教盛极而衰的历史里程碑。从此以后，教皇权力的削弱与宗教盲信的消退，将直接对欧洲的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有着某种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过程。
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上帝之道深入人心，特别是文化发展空缺之中的艰难生存环境，使教徒们感受到人间地狱的滋味，力图以自己的苦行来为自己深重的罪孽进行赎罪，不仅出现了众多的修道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不愿脱离人间生活的教徒，故而他们采用朝圣这一最普遍的苦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赎罪愿望，由此让上帝之光普照众生。所以，到《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去，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信徒的最大愿望。 这样的朝圣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幅由一位主教带领一支由7000个日尔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的浩大场面。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基督耶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基督耶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基督耶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应该像基督耶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那样，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来自我赎罪，因而十字架已经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的考验来虔诚地信仰，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可是，此时的耶路撒冷，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圣地，除了是犹太教的圣地之外，它还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公元637年，阿拉伯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就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在大多数岁月里都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好在基督教的朝圣者只是对圣地耶路撒冷充满了崇敬向往之情，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而也不会受到多大的限制。不过，在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基督教的朝圣者开始受到限制，并且，占领者还向他们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突厥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他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最后，在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
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突厥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10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据说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已经有很多都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在苦苦坚持了3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突厥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的积极反应，原因很简单，乌尔班二世想借这一次机会来实现他多年的梦想——一个重新统一基督教的梦想，不仅要使罗马教皇成为东西教会的共同首领，而且更要使天主教教徒完全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总之，向异教徒宣战，以避免圣地耶路撒冷遭受亵渎，为上帝而战！这无疑是一个能够促使日尔曼诸王国立即停止彼此纷争，一致向外使用武力的神圣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