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年最大的污点就是“天津教案”。
曾国藩在没有查清案情的时候，荒谬地先定下要杀多少人抵命，所以审理结果是要杀已经先定下的数目20人，充军25人，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流放黑龙江。
这种处理结果不但在天津引起公愤，口诛笔伐，并使全国舆论都为之哗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顿时在全国掀起，连他的老家湖南都把他骂的一无是处。一个湖南人写了一副对联来挖苦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由于处理天津教案引起了巨大的舆论指责，无奈之下，朝廷再次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七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外传与湘军有关，朝廷仍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查明马新贻被刺案。
因为在天津教案中处理不当，被称为一代完人的曾国藩落下了卖国叛敌的骂名，至于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不好判断，但此举的确给曾国藩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留下了一生抹不去的污点。

曾国藩有一个外号，叫“曾剃头”。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督办团练时，适逢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湖南。在分地分钱分粮等口号的号召之下，大批湖南百姓揭竿而起，纷纷加入了太平天国军队。曾国藩为了镇压湖南的会党起义，成立了一个审案局。这个审案局，说是“杀人局”更为准确。因为抓到的会党嫌疑，往往就是砍头。虽然曾国藩规定，那些受胁迫而加入的会党嫌疑只要没有犯下实质性罪恶的就放了。可是，被抓进审案局的很多，能够出去的极少，差不多都被杀了。这种情况下，必定有许多“冤死鬼”。
由于曾国藩在湖南杀人太多，当地百姓就送了他一个外号“曾剃头”。
然而，这还不是曾国藩大规模杀人的时候。
前面，毛泽东说“观其（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指的是曾国藩1864年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一事。当年7月，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在围攻两年多之后，终于将太平天国据守11年的南京攻陷。
天京百姓迎来了王师，却没有来得及高兴，就被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推向血泊之中。湘军在天京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烧杀、掠夺、奸淫的大竞赛，长达10余天。
开始是屠城，然后是焚城。一把大火过后，南京城里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曾国藩对这次屠杀进行了记载。他说，入城后，湘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曾国藩曾国荃率军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湘军攻破天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

　　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因为冯道没有在王朝交替的时候杀身成仁而对他多加指责。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不过，我们不应该拘于这种传统的愚忠思想。作为一名职业官僚，冯道虽然多次随着朝代的更替改变效忠对象，但他却对每一任皇帝都尽到了人臣的责任。

　　正所谓武死战、文死谏，对于身为文官的冯道来说，既然进入官场，自然而然就要博取名声，这需要敢于说真话。敢说真话是有风险的，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面对那些尚武的马上天子，冯道不但了解其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要害，谋而后动，取得了很好的劝谏效果。

　　比如在后梁时期，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手下效力。晋王亲率大军攻打梁朝，与梁军隔黄河对峙。晋王帐下大将郭崇韬有一次惹恼晋王，晋王生气地说：让三军另选统帅吧，我让贤回太原!随即命当时负责文字工作的冯道起草文件公布于众。冯道拿起笔却迟迟不动。晋王不断地催促，冯道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起草文件是我的工作，你叫我做，我还能不做吗?但是，如今大王屡建大功，正待平定南方敌寇，崇韬所谏并不过分，顶多您不听他的就是了，何必大动肝火?若让敌人知道了，以为我们君臣不和，于我们不利。李存勖听后醒悟过来。一会儿，郭崇韬也来向李存勖谢罪。一场内部矛盾就此平息，冯道也因此受到了普遍尊重。试想冯道劝谏时不是以情理动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是像别人那样斤斤于道德说教，甩大帽子压人，其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搞不好还自身难保。

　　再比如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进谏明宗说：我以前追随先帝(李存勖)的.时候曾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跌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他向明宗推荐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很受启发，让人将其诗抄下来时常吟诵。冯道正是以这种灵活的方式奉劝皇帝不要陶醉于眼下太平无事，而要居安思危，以百姓生计为念。

　　虽然圆滑，但同其他许多清流一样，冯道的政治生涯也是断送在诤谏之上。当时，后周世宗要御驾亲征北汉刘崇。冯道劝阻说人心未稳，不易轻动。周世宗自比唐太宗，认为后周击败北汉就像大山压卵。冯道竟然出言讥讽他比喻得不恰当。周世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相位，只命他负责修陵。陵修好不久，冯道就去世了，终年73岁。

　　可见，冯道已经尽到了一个臣子应尽的进谏义务，只不过他更注重技巧。在冯道看来，进言直谏是风险投资，所以他致力于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那种以死犯谏的傻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位高而不失清廉

　　冯道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不过，纵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冯道依然不失清廉的本色。

　　冯道年少时家境贫寒，深知百姓艰辛，发达后依然非常俭朴。外出打仗的时候，冯道就在军中搭一茅庵，铺草而眠，所得俸禄与左右下属同享。有的士兵将掠来的美女送给冯道，他将其安置好，等找到她家人后再送回。

　　冯道的父亲去世了，已经官至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的他立刻解职回乡守孝，仅住在一间茅草屋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自己种地，自己砍柴，还经常悄悄地为劳动力不足的人家耕地;所得朝廷俸禄尚有剩余，全部拿来救济受灾的乡邻;当地官员知道他回来了，要馈赠给他礼物，他一律婉言谢绝。有一次，皇帝想送他一份生日钱财，冯道也以父母早死，不记生日，坚让不受。

　　所以，晚年冯道曾于心无愧地宣称：在孝于家，在忠于国，日无小道之言，门无小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他希望死后选择一块无用之地埋葬即可，不像别人那样嘴里含珠玉下葬，也不穿豪华的寿衣，用普通的粗席子安葬就行。即便是对他持否定态度的正史也承认他居官能自刻苦为俭约《新五代史冯道传》)。在相位二十余年，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旧五代史冯道传》)。仅这一点，就足以让那些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们无地自容。

　　冯道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为官之道首要在于正，只有廉洁自律，冯道才能获得那么多帝王的信赖和同僚的尊重，才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正如他晚年所做的一首表明自己做官诀窍的诗中所说：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小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文弱而不失胆略

　　冯道乃一介书生，虽然文弱，但颇有胆略。后汉皇帝刘知远为了收集牛皮，制作胄甲，曾颁布了一道牛皮法。规定民间如果死了牛，牛皮必须交公。有一次，上党地区有20多人违犯了牛皮法，当地的判官认为这项法令不合理，反对执行死刑，还大胆地上书给刘知远。刘知远大怒，下令将犯人和判官一块处死。

　　冯道却据理力争，刘知远最终释放了与该案件有所牵连的所有人。

　　除了在内政上敢逆龙鳞，在外交上冯道也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后晋时，契丹皇帝得知冯道的名望，指名要求冯道出使，想把他留在契丹。面对有去无回的形势，所有的人都主张冯道不要出使，但冯道为了国家的安宁，坦然出使契丹。到契丹后，契丹皇帝多次用放他走来试探他，冯道却摆出一副长期停留的架势。他先将契丹皇帝赐给他的全部钱财，换成过冬取暖用的柴炭，当契丹皇帝准许他回归时，他又上表三次恳请留下，被拒后还滞留了一月余才上路。

　　一路上，冯道走走停停，磨磨蹭蹭，折腾了两个月才走出契丹边境。身边的人问他：出使契丹仍能活着回来，犹如漏网之鱼，要是别人，只恨没长两只翅膀，走得越快越好。你怎么却这样慢慢腾腾的呢?冯道解释说：你走得再快，他们若真要将你追回去，你终归是逃脱不掉的。还不如走得慢点，他们反而不会来追了。

　　尽管正史对冯道多有微词，但以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冯道可以说是一个完人。他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跟着别人一条道走到黑;他忠于职守，办事情既有原则也讲究技巧;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他有胆有识，谋略过人。置于五代十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下，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为民请命后还能全身而退。对于投身于职场的现代人来说，冯道身上有着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下面的回答是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所公布的数据进行的计算。
假定世界人口在过去也是一直按照现在的增长率增加的话，那么，按照平均寿命计算，现在活着的人数确实要比已经死去的人更多。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但死去的人数则总是越积越多。自有记录的历史以来，关于人口的数据是相当丰富的，尤其是古罗马和我们中国都留下有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
至于有历史记录以前的人口，则可以根据世界上文明地区和狩猎地区的面积、当时所采用的生产食物的手段、每单位面积所能养活的人数来进行估算。根据人类学家J.N.比拉本的估计，在公元前40,000年时，世界上的人口大约是50万。以后逐渐增加，有时快，有时慢，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一千年，世界人口始终在2亿到3亿之间徘徊。直到19世纪初，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
把人口数乘上估计的死亡率便可以得到从公元前40,000年直到现在已经死亡的总人数，这大约是600亿。而现在世界上的人口，才只有60亿。
这种对世界过去人口的估计当然是很不准确的。不过，误差再大，也不会大到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人会比已经死去的人更多。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