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国内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信奉的历史唯物论高明，但也被国内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们批评，批评的原因很简单：不姓马。但嘴里批评，心里其实说不定很佩服人家。其实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很多方面和老马的历史唯物论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三时段理论，强调地理时间（长时段）对历史的方向性作用，和老马的社会物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思维方式，怎么看都有似曾相识的意思，但三时段理论显然更为机智，让纷纷扰扰的历史事件看起来不那么毫无联系。

　《史记·信陵君列传第十七》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以后，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
　　分工日趋细密的今日，人很容易被职业定型，讲究专业之下，古代淹通博知的“通儒”，或中古西方兼擅不同领域的“文艺复兴人”，都极难见诸今日。“专精”当然没什么不好，对社会来说，每一份子的专精，就是整体进步的基础；但单就一个“人”来说，心力、知识太过集中在一个地方，往往会让眼光随之狭隘，心灵日渐局蔽，造成与他人、社会，乃至天地的隔阂。
　　周志文当然有工作上的专业，但却不易以某个职称范围之，他任教上庠多年，无疑是个学人；又常在报端媒体发表作品，小说、评论、散文等结集成书者各有数种，当然也拥有文人的资格；对音乐、绘画也有甚深见解，极早就为报纸写艺评。但周志文作为一个学者，却不在乎各种奖助的业绩，不立山头，不争地盘；身为作家，他鲜少谈论自己的作品，更别说“打书”了，文稿一经出版，便完全放手，让作品与读者自行接触，绝不饶舌介绍。这些行为，都与当下一般的学者、作家不同。所以要定立他的身份，倒不如用传统的“士”来说明。今天习惯用“知识分子”来格义传统“士”这个观念，但两者毕竟是不太相同的，除了深厚的知识外，传统的士人，总得能写一笔好字，对音乐艺术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文学上要有拿得出来的表现。才艺学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士”必须是一个有理想与原则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尚志”。然而有理想，免不了惄如疢如地忧时怀民；坚持原则，免不了磕头碰脑地遇到许多挫折；高尚其志的结果，当然是满肚子不合时宜……这些现象，周志文大概都有。
　　“忧时”大概是中国士人最常见的情感了，他们对世间有无比的热情，以国家的休戚、百姓的苦乐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安危治乱上。他们目光敏锐，看到许多危乱的病根与潜伏的祸患，免不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手上又没有权力势位可以解患矫弊；纵使揽辔登车想要澄清天下，但易退难进的性格，使他们不能也不愿参与权力斗争，而有权力的人也未必想听，或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所以只能将这些忧患转为文字著述，期待有一天能被注意。从作《易》者的忧患，到黄宗羲处明夷之时而“待访”于将来，莫不是这个道理。周志文文如其人，冲澹恬静，从不用贾谊“天下大事可堪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那样耸动的言词，但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他对时事世情的忧虑。
　　但忧时向来不能发挥什么实质上的作用，滔滔天下，不能家喻而户晓，即使焦唇弊舌，依然是没多少人理睬的。如此一来，焉能不寂寞？周志文的散文，从笔调到内容，几乎时时可以感受到寂寞，这种寂寞，大多来自周志文的不与俗同，倒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品味太过精致高华，饮茶、音乐、思考，莫不如是。认真品味，原本是文化提升的必然现象，但在一个粗糙的时代，讲究品味是违俗逆时的事儿，我们习惯将价值信托给价格，把美感交付给流行，至于是非善恶，则选择一个群体投靠，一如投身庄园的中古农民，放弃身为人的自由，以换取心理上的安全感。习惯KTV的耳朵，怎能分辨演奏家指下的表情？嗜好声光影像的眼睛，如何判断画中简单的线条？政商广告过度刺激后的情绪，焉得察觉幽微细腻的情思？流行以外的精致，我们既没能力，更没兴趣。在举世齐唱下里巴人的时代，周志文仍旧不愿随俗地讲些大家听不太懂的话，所以他的书从未登过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意见，从未被多数人接受，大部分人甚至根本不在乎他说了什么，其孤寂自是难免。
　　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世莫我知的寂寞，当然不自周志文开始，而是每一个时代的常态。《论语》中最能见圣门气象的“浴沂风雩”章，肇自孔子对着子路、曾晳等学生的一段问答，原文是这样的：“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移为白话，大概是“别认为我年纪稍长于你们（而不敢放怀直言），你们平日常说‘没人了解我’，假如有人了解你，愿意用你，你们将有什么作为呢？”这里面“居则曰：‘不吾知也’！”很传神地描摹出了孔门弟子世莫我知的不甘。子路等人虽然不为世用，但并不寂寞；虽然心有不甘，但不至于悲怆，因为上面有孔子这样的老师，身边又有志同道合的友朋；然而后来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最为典型的是屈原，整本《屈赋》，几乎无处不在呐喊时乖俗逆，不为人理解的痛苦。
　　因此，“求知音”便成了千古以来知识分子的共调，伯牙绝琴于子期的故事，被一遍遍地引用；但知音难逢，岂是努力寻求即可获得的？所以寂寥之士只能将目标放在渺不可知的其他空间，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或寄托于遥不可及的未来，如司马迁的“以俟后圣君子”。这些求觅知音的背后，正藏着无数寂寞的心灵。
　　照理来说，伴随世莫我知，知音难求的悲凉，自然极容易兴起另一种文学主题：　怀乡。怀乡在传统的诗词歌赋中数不胜数。所谓的怀乡，自然是生长环境的家乡，但中国的怀乡之作，却远不止这个层次。怀乡，是因为人在异乡；而“异乡”，并不只是地理坐标上的意义，更是心灵上的存在感受。所谓的“异乡人”，表面上固然是指独居客地的人，但更多时候，“异乡”是由主观心态上形成的。无论身处故里或是异地，只要周围没有知音、没有了解我的人，那么这个环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陌生的“异乡”——一个理念不能被了解、感情没有交集，甚至连语言都无法沟通的异乡。
　　既然是怀乡，免不了会在故乡与异乡间作些对比，通常将心目中的故乡写得祥和美好，而异乡则是幽冷阒黯，像王粲登楼所见的异乡荆州便是“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以景写情，对照出身在异乡的寂寞愁苦。周志文当然有心灵的故乡，笔下那些伟大的音乐艺术，以及精彩的人物事迹，无不展现作者故乡的生气勃然与丰盛多姿。但有趣的是，周志文作品中很少有“异乡”之感。即使在更为异乡的异乡布拉格，似乎也没见到周志文有什么异乡人的感觉。在布拉格的一年，不是没有沮丧，但主要的基调，却是徜徉在布拉格璀璨耀眼的建筑音乐人文历史之中，大有“此间乐，不思蜀矣”之感。所以，虽然周志文的散文时时有着寂寞，时时有着对故乡的向往，却看不太到他对异乡──现实环境的愤懑与怨怒。
　　周志文对存在环境的感受，呈现了逐渐平和的趋势，《三个贝多芬》（1995）中，还不时可以看到周志文对时局、文化的不满，以后，就很难看到这类谴责性的口吻了。这不是说此后的文章开始“未央歌”化，周志文依然直视人性的幽暗面，但对社会与个人的种种不善，不再诟斥责难，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同情，乃至于衷心忏悔，甚至连造成大灾难的纳粹、文化大革命，都以向内的反省戒惕取代了向外的指责。
　　有了美好的心灵故乡，仍能对现实环现不疏离，不怨怼，随遇而安，这是相当难能的。周志文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他特别能欣赏或同情他人，不管是煊赫一时的大人物或是微不足道的小老百姓。他的同情，不是站在优势地位的滥施怜悯，而是“彼亦人子也”，那种以同为“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地同其情。这种视角之下，无论是卑微鄙琐的小人物、巨奸大猾的坏蛋，都有身为人的一面，既有人的脆弱，也有人的善良。因为这种同情，所以使得周志文特别能看到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人物。
　　钱宾四先生说我国历史，特别看重一些“无表现之人”。所谓“无表现之人”，是指那个人并未在所处当下的政治、社会有所作为，像是夷齐、颜渊，对殷周鼎革，春秋兴坏，绝无贡献，甚至关联性都极少，如果以记录历史大事为标准，原本是没资格进入史书的。但司马迁却将他们写入了《史记》。此例一开，以后的二十五史，也都为这些“无表现之人”另辟汇传。为什么史家特别重视这些人呢？原因无他，因为社会的治乱、百姓的苦乐，并不是只靠政治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最多只能满足人类动物性的存活（而此一存活，又蕴涵了更多的不安定），而这些无表现的人，反而能指出向上的路，说明我们除了动物性存活外的更高可能。
　　周志文的散文，也爱写“无表现之人”，像是平常我们不会注意的小人物，在庞大的交响乐团中，将注意力放在伴奏位置的长笛手（《长笛》）；在舞台上，将目光转向巨星背后的伴舞者（《配角》）；在社会上，不讨论政商名流，而写小巷里的算命师、公园中的老人、地下道的小贩、出租车司机，甚至对草木鸟兽，也撇开松柏竹菊等传统诗词的千年主角，或潮流当红的玫瑰、兰花，而写一些随处可见的相思树、野姜花，乃至过猫、马齿苋等野菜。即使写到了富贵的牡丹、营销全球的郁金香，也一定要黜落人工精心培育后的国色，别有寓意地强调土生野长的美。倒不是因为受“五四”影响，带着知识分子赎罪的心态去写小人物，而是真从小人物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像是在理发妇人身上可以看到天使（《皮匠与理发师》），从乞讨者的姿势看到了赎罪（《布施》）。
　　《配角》中说：“我愈来愈注意在主轴之外可能发生的故事，在其间，原本是配角的人常常扮演主角的角色。”这与年鉴学派的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不应该将焦点放在英雄人物身上，而该注意长时间的一些东西，像是社会制度与时代心态，乃至气候地理，因为真正决定历史事件的，正是这自然环境、制度文化与庶民思想。周志文当然不是年鉴学派，但他笔下这些无表现的人所展现或美或丑，或同或异，种种平实凡庸的表现，反而是许多历史事件的源头。
　　但周志文也不是全然悲观，另一篇《警语》，记载了与光头党的邂逅。光头党源自德国，可算是纳粹种族意识的余裔，因为经济因素或某些情绪，总以仇视或攻击外国人来宣泄无名的愤怒。在布拉格时，朋友警告他小心当地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结果周志文遇到的光头党，却是晒着太阳，拿香蕉逗小孩玩儿，周志文的结论是：“一个在和暖的太阳底下吃甜甜的香蕉的人，一个爱逗小孩的‘民族主义分子’，绝不至于对其他族类做出什么仇恨或暴力的动作吧！”周志文笔下的一般人，虽然有愚昧、冷漠等各种缺点，但只要一点美的感召，人性中温情善良的一面，依旧会出现的。
　　王尔德说：“在惠斯特勒的画出现前，伦敦没有雾。”天地万物，虽然有着物理性的存在，但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到，必须透过某些观念，才能看到种种现象，了解它们的意义。换句话说，得要先有那些心思敏锐的聪明人，为我们架构出一个观念，我们才能看到某些价值。《易·乾·文言》说“圣人作而万物睹”，就是这个道理。文学的功用之一，正是让我们多看到一些东西。读周志文的散文，就经常可以获得这方面的惊喜。也正因这种敏锐的同情心，使得周志文对逝去的过往，有着特殊的掌握。
　　周志文的散文，经常有种沧桑感。东海变为桑田当然是可能的，只要给地球足够的时间；但生活在都市，却根本用不着地理时间，只要数年工夫，人文景观便能给我们足够的沧桑之感，这便经常成为周志文书中的底色，比如学校的图书馆、巷口的海产店，无不在写生活周遭的沧桑。这种今昔的比勘，呈现出来的不止是景观的变化，更多的是某种东西的失落。周志文对一些美好事物的消逝，是极为敏感与重视的，但沧桑本是世间常态，变化更是时光推移的必然，《新天堂乐园》说：“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任谁也没有办法挽回。附属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东西，也一个个地被带走，终于一个也不剩。对于这件事，只有如安东尼奥尼说的：‘我们只有调整自己去适应它。’面对变异世界的一切事，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但周志文的散文似乎并不甘心只是被动地适应，反而努力地“记录”，想要透过翰墨，替已然逝去的东西留下泥爪，让后死者与于斯文。
　　人世的一切美丑善恶，文化的各种意义，都必须依附事实方能显现，而事实则有待被人意识之后才算存在，而意识则靠我们的记忆保存。如果记忆消失，历史不复记载，那么对人而言，事实等于从未存在，意义也就跟着丧失；意义的丧失即是文化的死亡。对此，周志文显然是极端关切的。“记忆有点像漫漶的石碑，上面龙飞凤舞的字迹都慢慢不见了，到后来，石碑的模样也整个变了，只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头，横放在地上，让人家当垫脚用。”对记忆与历史，周志文是充满焦虑的，反映在散文中，便是好写过往，经常是当下有所见闻，便拏着过往的经验知识相互比勘，从而产生各种情思感触。
　　稍有年纪的人，大概都喜欢追忆过往，何况是有着三千年记忆的周志文。但他记录过往，不是好汉吹嘘当年之勇，也不是白头宫女指点昔日繁华，更不是《洛阳伽蓝记》的铜驼荆棘；周志文笔下所有过往的起点与终点，是在当下。
　　人不能失去记忆，但记得就一定好吗？有道是：“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有些东西，忘却了反而好，时过境迁后，倒也了无挂碍；但周志文记得，所以饱尝了几十年的折磨。所以他说：“还好人的记忆有限，一些伤痛的事，过一段时间就会忘了，深藏在内心的事，久不提起，也就淡了、忘了，最后终于消失……再严重的悲伤，包括国恨家仇，在时间的淘洗下都会消失无踪的。”（《像风一样》）我们之所以痛苦，除了生物性的压力外，很重要的另一来源，便是记忆，减少一些记忆，就减轻一些负担，日子将过得更逍遥自在。证据在另一篇《蒲公英的族裔》：　吉普赛人因为没有记录，没有历史，所以无法团结振作，千百年来受尽欺压；但也正因没有历史，不记录苦难，使得吉普赛人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天都能快乐而轻盈地过着日子。
　　人毕竟不能真的没有记忆，我们靠着记忆才能定位当下，解释现象，建构未来，了解存在的价值。但记忆却又是不太可靠的，个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与心理因素模糊、消失、纠缠、偏颇；至于集体的记忆，也就是历史，未必比脑神经的传导与储存可靠，更可能因为时空的转变、情感的作用与人为的操作，而遗忘、误植，乃至于扭曲。记忆与历史决定我们的存在感受，因此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但人又善于选择性地记忆与遗忘，有意无意地扭曲过往。如果所记得的都是丑陋、痛苦与仇恨，那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
　　借用章学诚的书名《文史通义》，不但六经皆史，文士翰墨、词人篇什，莫非史录。前人说“《诗》亡而《春秋》作”，在拥有历史发言权者陷入意识形态或零碎化的今天，周志文以散文点出这个时代我们所忽略的一面，其用心，或可说是“《春秋》亡而《诗》作”了。

作文就辩证看待事物，学会豁达洒脱对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