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宋代，稍有见识的学者和政治家都很清醒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吏治败坏，贪腐盛行，最大症结在于“看门第不看人才”的门阀用人制度。

正是因为这种只看门第血统，不看品德才能的门阀用人制度，在上自魏晋、下至南陈北周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始终成为各王朝、政权和历代帝王的用人纲领性政策，才造成这一时代贪官、庸官层出不穷，虽弊端暴露、罪行昭彰也很难得到应有处罚，有能力却缺乏高贵门第“撑腰”的寒门贤能之士，即便才华横溢，甚至得到君王赏识，也很难有出头之日。南朝宋时的孔熙先因出身不够显赫，年过三十仍得不到重用，为求出头之日不得不冒险和他人密谋造反，密谋暴露后连皇帝宋文帝刘义隆都感到惋惜，并斥责负责人事选拔的吏部尚书何尚之“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哪得不反”，可说归说，孔熙先全家死后，刘宋王朝的用人原则，也依旧没有大的更张。

其实孔熙先也不能算很冤枉了:东晋末年的杨诠期，是如假包换的名门世族--东汉太尉杨震嫡派子孙，只因为家族南渡时间稍晚，便“婚宦失类”，被顶级门阀排挤在外，最终也不得不走上造反的不归路。东晋初年，东晋权臣桓温北伐至关中，和当时第一流的人才王猛一见如故，后来北伐受挫，桓温南归，准备邀请王猛一同南下，却被后者婉言谢绝，理由同样是怕了“门阀”二字，担心自己这个“野路子”“小字辈”到了东晋官僚体系，会成为被门第用人体制压得不见天日的一棵小草。

王猛押对了宝:投奔氐族人、前秦天王苻坚对他如鱼得水。他既非皇族，也非名门，却先后出任过最高行政官职――丞相，开创了这一时期相对清明的一段政治。

王猛的际遇似乎让渴望打破门阀体制，通过“唯才是举”改善官吏素质、结构，从而扭转吏治污浊、贪腐盛行局面者，隐约看到一条出路。

贤臣似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很缺乏，但要说比苻坚更有见识、且运气更好的明君，在整个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元宏认第二，怕没任何人敢认第一。

作为北魏乃至中国古代颇有作为和见识的帝王，孝文帝将都城从偏僻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中原腹地的洛阳，建立了包括土地、赋税、官制在内的一系列崭新政治体系，完成了北中国的重新汉化，其举措种种，历来颇受好评，被认为是历代帝王中难得、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和敏锐决断力的一流人物。在他在位期间，北魏进入鼎盛阶段，整个北方被统一，南方的南朝则在军事上被完全压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表面上看起来，孝文帝似乎完全符合理想中打破门阀政治框架的“贤君”标准，似乎理所当然，在这一方面应能做得比昙花一现的苻坚政权更好。

然而孝文帝别处都锐意改革，偏偏在用人方面不仅墨守成规，任人唯亲、唯宗、唯门第，而且显得颇为顽固不化。

这位名气不小的北魏皇帝，在用人时不单重用士族，将他们任命为股肱显宦，而且津津乐道于品评这些士族显宦的门甲高下，辨别所谓“清浊”，甚至限制不同等级门阀间通婚。功臣薛起宗因出身并非高门大姓，而是靠军功起家，便被有司无端黜为庶姓，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待遇。大感不满的他愤然把仪仗用的门戟（木质）在殿庭摔得粉碎，据理力争，此举虽然打动皇帝，迫使其恢复了薛起宗的政治地位，但却未能让他进而认识到门阀用人制度的荒谬，反倒借薛起宗的名字调侃，说他“不是‘起宗’而是‘宗起’”，意思是薛起宗的门第太低，不配得到如今的官职和政治待遇，只是因为皇帝特殊关照才“破格”，下不为例，别人不要痴心妄想。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位皇帝对如此腐朽的人事制度，可谓执迷不悟。司马光一本《资治通鉴》写到这里，惋惜、不解之情溢于言表，唏嘘感慨之余，也只能将之归结为九品中正习惯势力太大，孝文帝惑于流俗而不能悟。

事实上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当时门阀制度虽然稳固，但也不是完全雷打不动。

士族势力比北朝更为强盛的南朝，高官显爵虽仍旧多为士族所占据，但宋、齐帝王惩于前鉴，已开始信用白衣寒门为中书监、令和各州典签，这些职位位望虽卑，权势实重，听上去不过文书、秘书之类佐杂，其实在皇权的暗中关照下，往往可以掌握比门阀出身正职官员更重要的关键决断权。

经过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北朝士族势力远远不如南朝，前凉之用谢艾，前秦之用王猛，或擢自下吏，或拔诸布衣，皆位至股肱，当时传为佳话，并未遇到太大阻力。孝文帝曾与群臣论选调（讨论人事制度），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都对九品中正制表示不满，主张任人唯贤。这几位主张废除门阀制度的高官中，二李皆出望族陇西李氏，显宗亦为大姓昌黎韩氏子弟，李冲更身荷选拔重任，他们能当众对门阀用人制度提出异议，足见所谓士族大姓阻碍任人唯贤之说，至少在孝文帝一朝，是难以成立的。

恰恰是孝文帝本人，面对大臣们的反对固执己见，执拗地坚持其门阀用人的做法，并否决了大臣们（包括门阀出身的不少人）的意见。这其中自有奥妙。

事实上，虽然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等世家大姓受到孝文帝的推崇尊崇，“咸纳其女入后宫”，也有不少人位居清要，但所任职务，多系省监寺职，虽然重要，却非国家命脉所系，不过是皇帝行政的秘书和顾问而已，真正作为北魏国家支柱的，是皇帝同族的鲜卑贵族，所谓三十六国，九十九姓。

这些鲜卑贵族从北魏前身代国开始就世代为拓拔氏股肱，军政大柄，悉在其手，且在北魏政权的基石――镇兵，和鲜卑民众中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力，他们能否亲附皇族，直接关乎北魏政权的存亡。

北魏居平城时，仍以游牧为重，各姓贵族尚能以旧俗驭下，不失其尊荣。迨孝文帝推行汉化，迁都洛阳，南迁的贵族们不再游牧，且多远离旧族镇兵，往往泱泱不满其望，逃亡谋叛相继，纵无反心者，也多怨声载道，觉得今不如昔。

面对这样的局面（甚至太子恂也不习汉化而私逃平城），孝文帝急需找到对策，以稳定鲜卑贵族的情绪，最务实的解决方法，莫过于把鲜卑大姓融入中原士族门阀的体系中，以新的形式确保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虽然以门阀用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陋政，但却是孝文帝根据当时政治态势和实际情况所制订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考查这一段历史时，不能抛开时代的背景，单纯以时人的取向和眼光，来轻率地加以简单的褒贬和取舍。

理论上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皇权也有被谏官、御史台、议政大臣、祖训等制约的时候。历史上存活时间长的朝代都不会让皇帝任性而为的。那种一般都发生在南北朝等乱世的昏庸君王身上，所以王朝也灭亡的很快。

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渐趋加强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唐宋为界，唐宋之前可称为皇帝相对独裁时期。唐宋以后可称之为皇帝绝对独裁时期。

皇帝相对独裁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贵族政治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与皇权相颉颃的力量。铁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形成规范化的制度，与门阀大族兴起，皇权不够强大有关。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名教式微，皇权衰弱，高门世族掌握政权。

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下，王导几乎可以受九锡，与皇帝同坐龙椅，共受百宫朝拜。东魏丞相高澄发怒时，竟然对天子施以拳脚，并痛骂皇帝是“狗脚朕”。权臣如此跋扈，门阀世族如此强大，君臣关系几乎被颠倒。

在此局面下，不少君主连自家性命都朝不保夕，又怎能掌控臣工的生杀之权。因此，铁券的颁赐，其免死功能或有或无，免死次数或多或少，毫无规章法则可循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非像商纣王，晋朝时期，春秋时期，五代十国这样混乱的年代或者朝代更替频繁年代的皇帝，他们有可能会随意杀人，因为他们本身自己就非常有危机感。他们担心他们手下的大臣造反，担心太监和大臣串通造反，担心外戚造反。并且他们皇帝的位置也是通过造反得来的。他们就更加担心别人会造反，替代他们的政权，抢夺他们的皇位。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会动不动杀人。

门阀士族政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政治制度，起源于东汉末期九品中正制度，鼎盛于两晋南北朝，衰落始于隋，最终在唐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历时700年。它利用推举官员的机会，把家族子弟全部提拔，进而提高家族政治、经济势力，血缘是唯一衡量标准而非能力、品德。门阀士族制度虽然在约束皇权方面有正面意义，但更多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发展全方位的垄断，压制了中国历史发展数百年。门阀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朝代，无一不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最为衰弱的王朝，尤其是造成了五胡乱华的惨祸，在唐朝之后被后世统治者彻底抛弃。

1、门阀士族是天生的皇位篡夺者，得位不正，丢的也快，是为动乱之源。

魏晋为代表，掌握国家控制性权力的门阀大族，在无外敌威胁的前提下篡夺皇位是一种天然行为，曹氏掌汉权，司马氏统治曹魏，曹操和司马懿身为前朝高官不便直接篡位，而他们的儿子孙子可没这种觉悟，尧舜禅让之风再起。其他门阀力量不足，维持对新皇帝的效忠，一旦新皇帝家族势力衰弱，再取而代之。如果曹操、司马懿不是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以他们的智慧定然会想出类似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所以二人在世虽无篡逆行为，但心里想当皇帝已经想疯了。

曹魏仅仅存在了53年，两晋也仅存在了154年，初代皇帝曹丕、司马炎都非惊才绝艳的人物，客观说能力比杨广差远了，是标准的官二代，在施政方面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司马炎还傻乎乎的恢复了分封制度，造成了八王之乱；加上得位不正，未经血火轻易得到皇位，反对势力得以存活，因此在统治阶层支持率不高、统治基础相对薄弱，比随李世民征战天下数年的天策府旧将的忠诚程度差远了；延续执行的九品中正制度继续垄断官员选拔渠道，而门阀士族已经腐朽到了相当的程度，所谓魏晋风骨简直是个笑话。五胡乱华、南北朝大分裂的连年动乱源起于此。

司马炎

2、门阀士族是腐朽的统治者，唯有连年战乱寒门庶族才有出头机会。

门当户对的门阀士族内部通婚，就像欧洲王室联姻，亲戚套着亲戚，各种遗传病完美流传。加上二代们抽冰吸毒，连马都骑不了，更别说带兵打仗。二代们不腐朽，哪有平头老百姓出头的机会？外敌入侵、内乱频发，给了出身寒门和小家族精英们出头机会。于是自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虽然高级官位仍然被门阀把持，但大量的庶族子弟开始进入军队和官府掌握权力。

有了权力就会产生冲突，南北朝时期梁朝侯景之乱就是典型代表，掌握兵权的侯景饿死了梁武帝萧衍，废了三个梁氏傀儡皇帝，把梁朝都城南京的几十户门阀大族杀的尸山血海，为后来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建立陈朝扫平了障碍。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杨坚到李世民，科举制度废除九品中正，抑制土地兼并。

南北朝之后，门阀士族杨氏、李氏先后建立了隋朝和唐朝，但无论是杨坚还是李世民，都对门阀士族大力打击。在政治制度上，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实行科举，破除了门阀士族对官员选拔的垄断；大兴教育，寒门子弟有机会上学，破除了门阀对知识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时，杨坚的开皇之治和李世民的贞观之治都采取了很多措施鼓励农耕，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对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也有较大作用，削弱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当了皇帝的门阀士族，在杨坚和李世民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领导下，对自己出身的门阀大家开始抑制是必然的，这也是杨李二人强于曹丕、司马炎之处。李世民到武则天时期，把开国功勋大臣无论出身都列入《氏族志》、《姓氏录》，并压低原有门阀大族排位，以此皇皇阳谋破除门阀士族数百年特权，虽有反弹，但既有屠刀威慑、又有寒门庶族支持，门阀大家只能逐步失去垄断地位。隋炀帝杨广压制太狠，门阀士族反弹也厉害，隋朝于是二世而亡。但唐王朝初期措施得当，相对平淡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是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4、黄巢为代表的农民战争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门阀士族。

隋末、唐末的农民战争是消灭门阀士族最后的力量。这个很容易理解，农民战争的主要内容就是抢大户、裹流民，门阀士族都是占地千万顷的豪门大户，抢起来既容易又收获丰富，自然是农民战争打击的首要对象。而镇压农民战争的统治阶级在积蓄力量的时候，也需要门阀士族贡献力量，出人、出钱、出粮，这种消耗也削弱了门阀士族。

黄巢是门阀士族最后的终结者。黄巢纵横南北、历时6年，从山东打到广州，又从广州打到长安，最后杀到山东覆灭。征战过程以人肉磨碎为军粮，杀人无算，路途上的门阀士族哪里逃得过？一路上从肉体到精神，从房舍到书籍，终结了无数门阀士族。黄巢所作所为，可以和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度并列，是中国古代历史门阀士族政治消亡的主要两点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