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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拉伯数字，11。英文就做eleven。
　　阿拉伯数字，是现今国际通用数字。最初由印度人发明，后由阿拉伯人传向欧洲，之后再经欧洲人将其现代化。正因阿拉伯人的传播，成为该种数字最终被国际通用的关键节点，所以人们称其为“阿拉伯数字”（也可以说是人们弄错，误称为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由0，1，2，3，4，5，6，7，8，9共10个计数符号组成。采取位值法，高位在左，低位在右，从左往右书写。借助一些简单的数学符号（小数点、负号、百分号等），这个系统可以明确的表示所有的有理数。为了表示极大或极小的数字，人们在阿拉伯数字的基础上创造了科学记数法。

各位，我看我们现在还是不要打搅双双的好。＂安泉说道。 各位，我先出去一下。＂安泉说着朝门外走去。只要你答应我，不把消息透露给你的雇主，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将宝库中的一切带走，并且最终在另外一个地方恢复原状。我们仍然是最好的搭档，菲丽丝，回来吧，回到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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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海明威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赫和莫扎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橡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了，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当初训练拳击的时候意外伤到了左眼，视力下降，从那以后他左眼的视力再也没有恢复过），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象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左膝盖被机枪打碎，被迫手术换了一个白金膝盖。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还有少数弹片至死都保留在他的身上。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侍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民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而浊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土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
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象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刺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
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站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虽然前途好像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这两本书的权限。
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舍伍德•安得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舍伍德•安德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痛苦。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像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弥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弛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洽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地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象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谐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军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他描述自己大胆勇敢未免夸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动确是更象战士，不大象记者。他在巴黎效外一个哨所负责巡逻与查问很有成效，为莱克勒克将军部队的前进收集情报。德军反攻期间，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带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用短武器参加激烈的战斗。军人对他的印象比新闻界同业对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气也许是因为他态度傲慢，也许是因为他过分渲染他个人如何率领一支游击队组成的小部队解放旅游者俱乐部，解放里兹饭店。一群记者控告海明威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经过短短的审问免于判罪，后来还得了铜质星章。战争结束时，海明威四十六岁，他给自己画的饱经战患而又不屈不挠的老兵形象已经不是铅笔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阴沉的全身像了。还有什么呢？海明威通过言论与行动说明自己在生活与艺术方面都要来一个新的开端。他在战争的年代里，只发表了为《下午报》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还有为《柯里厄》撰写的、从欧洲战区拍回的电讯。现在他笼统声称正在写一部作品，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海明威仿佛要加强他的新生感觉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玛瑟•盖尔荷恩离婚，并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了望农场”，随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玛丽•威尔什，又是一位记者，明尼苏达州人。
一九四O年以后海明威一次发表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并不是读者所期望的重头作品。一年前他险些死于丹毒。实际起因是尘土进了眼睛，揉后眼睛发炎，可是海明威夸大这件小事，说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鸭子时子弹的一点软塞进了眼睛。他住院时决定写这部规模较小的作品。客观情况改变不了批评界的意见，这部作品受到难听的攻击。较温和的批评家说它“情绪厌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潜力；绝大多数批评家粗暴地攻击它是顾影自怜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尔上校身上，海明威自传性质的形象很突出，唠叨他无法规避的主题——死亡、孤独、爱情和勇敢——这是他四十年代经验的具体化。此后，他不断深入到过去经验里去，仿佛怀旧能补偿艺术上的无能。他从艺术家权充探险家又一次变为追求艺术的冒险家，这个循环过程也就接近结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猎和捕鱼的冒险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与玛丽去非洲作狩猎旅行。他已是满身伤痕，这一次又遇到飞机连续出事，险些丧命。第一次失事，玛丽断了两根胁骨，海明威肝部与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伤；第二天，飞机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外加内伤。虽然他开始倒运，不过还算幸运，在内罗毕医院养伤时居然能读到关于自己的讣告（海明威是唯一一个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讣告的著名作家）。他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经历，但发表在《展望》杂志上的只是连续性的两段二流水平的新闻报道。
捕鱼的收获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一个古巴渔夫的通讯，现在根据这个素材写了《老人与海》（1952），补回他在文学上的损失。同时，他得到普立彻奖金，一九五四年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可能也是《老人与海》帮的忙。这时，他更加使劲地排除通往过去的顽固的障碍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时候他堂到过描写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写进另一部《午后之死》里去。成果又是两段连续性的报道，叫做《危险的夏天》，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原稿其余部分从未发表过），也写得苍白无力，读来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学艺的巴黎。海明威还没有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就在当年写下的一大箱札记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术语对他妻子说，他打算“反拍写传记，回忆的传记。”海明威夫妇回到古巴后，对菲德尔•卡德特罗获得胜利后的形势把握不住，就离开“了望农场”，迁居到爱达荷州克特钦的大型别墅，海明威在那里加工修改札记。他去世后，玛丽•海明威在他房间里的一只蓝箱子里发现这份打字稿。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说：“他一定认为这本书已经完稿，只待编辑加工。”一九六四年，此书出版，题为《流动宴会》。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定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尿病（此病曾经折磨过他父亲），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郁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做演讲，事后写道他象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进行了二十五次电疗来减轻抑忧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板机一齐扣动。
在《海流中的岛屿》里，海明威的受了伤、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说：“别操心、老兄……你一辈子走的就是这条路。”当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探险满是死亡的诱惑。但应当记住，海明威对于生活也同样执着。他在《流动宴会》结束部分写到巴黎时打过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他书中人物的生活：“巴黎总是值得一去，你带去什么东西，总会有报偿。”

【鲸】（小学五年级第9课）是外星人写的。。11课也是。。
布封的资料》》
布封(1707～1788)又译布丰，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生于孟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原名乔治·路易·勒克来克，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少年时期就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1728年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后，又学了两年医学。1730年，结识一位年轻的英国公爵，一起游历了法国南方、瑞士和意大利。在这位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刻苦研究博物学。1733年，进法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曾发表过有关森林学的报告，还翻译了英国学者的植物学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1739年，当上了副研究员，并被任命为皇家御花园和御书房总管，直到逝世。 布封任总管后，除了扩建御花园外，还建立了“法国御花园及博物研究室通讯员”的组织，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和旅行家，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矿物样品和标本。布封利用这种优越的条件，毕生从事博物学的研究，每天埋头著述，四十年如一日，终于写出三十六册的巨著《自然史》。这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综合了无数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破除各种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布封对现代科学的一大贡献。他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指出地球与太阳有许多相似之处，地球是冷却的小太阳；地球上的物质演变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进化不是如圣经《创世纪》所说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才有了智慧，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布封观察、研究大地、山脉、河川和海洋，寻求地面变迁的根源，开了现代地质学的先河。尤其在物种起源方面，他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因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变异，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达尔文称他“是现代以科学 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物种起源》导言）。《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中关于动物活动形态的描绘尤富于艺术性。作者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勾画出各种动物的一幅幅肖像，还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倾向。 1749年，《自然史》的头三册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由于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神学堡垒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指控为“离经叛道”，要求给以“宗教制裁”。布封被迫写信给神学院声明自己“无意‘反驳’圣经”，并保证将来出版《自然史》第四册时把这封信刊在卷首。后来他在《自然史》中，为了掩蔽神学家的耳目，经常抬出上帝的名字。但又悄悄地对人说：“只要把这名字换掉，摆上自然力就成了”。实际上仍旧坚持他的唯物主义立场。 《自然史》各册的陆续出版，不断给布封带来更大的声誉。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入院时发表的著名演说《论风格》，是一篇经典的文论。他针对当时文坛上那种追求绮丽纤巧的风尚，呼吁文章要言之有物、平易近人，提出“风格即人”的名言，强调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1777年，法国政府在御花园里给他建立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布封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 布封的主要著作《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爬虫类史》《自然的分期》等几大部分，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作推论，反对“权威”的臆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为后来的科学家引路。经他解释的宇宙里没有上帝的位置，宇宙的主人不是上帝而是人。人是自然界的中心，决定他周围的一切。作为科学家，布封颇受诋毁，作为文学家，却受到普遍的颂扬。他写的《自然史》，笔锋富于感情，其中《自然的分期》是一部史诗，他对狮、虎、豹、狼、狗、狐狸的猎食，海狸的筑堤，用形象的语言，作拟人的描写，生动活泼，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布封在法兰西学院入院仪式上的讲演《风格论》中提出，一个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载入不朽的文字，始能不为他人所掠夺，而垂于久远。思想是公物，而文笔（即风格）则属于作家自己，科学在不断进步，科学论点肯定要被新的研究成果超过，而文章风格却是后人无法代替的。法语中一般所说的“文如其人”或“文即其人”，就是从布封的名言“风格是属于个人的”中引申而来的 《法国文学史》对布封的评价布封以卷帙浩繁的《自然史》而闻名。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根据气质、性格等次要原因，把布封视为与启蒙运动作家“截然不同”“游离于18世纪之外”的作家。但是，从布封所宣传的唯物宇宙观、重思想内容的文艺思想，以及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说，他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完全合拍的。他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但他的贡献汇入了启蒙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主流。他的《自然史》，以其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巨大的规模，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有某些相似，当然，其战斗性远远不能和《百科全书》相比。他这样热情洋溢地唱着人的颂歌：凭着他的智慧，许多动物被驯养，被驾驭，被制服，被迫着永远服从他了；凭着他的劳动，沼泽被疏干，江河被防治，险滩急流被消灭，森林被开发，荒原被耕作；凭着他的思考，时间被计算出来，空间被测量出来，天体运行被识破；凭着他的由科学产生出来的技术，海洋被横渡，高山被跨越，各地人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个新大陆被发现，千千万万孤立的陆地都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总之，今天大地的全部面目都打上了人力的印记……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全面发展，之所以能逐步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完善，这样辉煌，都完全是借助于我们的双手。这种热烈的赞颂，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自然史》中有文学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性的，是对动物的描绘。布封不是用完全客观主义的态度去介绍这些动物，而是带着亲切的感情，用形象的语言替它们画像，因而描写生动具体、饶有兴味。在他笔下，小松鼠善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亲相爱。布封还往往把动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某种人格，马像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都受到布封的赞扬；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得到作者的同情；海狸和平共处、毫无争斗，引起他的向往；他把狼比喻为凶残而又怯懦、“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他把天鹅描绘为和平的、开明的君主。布封通过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眼光，将动物拟人化，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寄托了他对“开明君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想。他的动物肖像具有寓言的含义，而其中的寓意又渗透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布封(1707～1788)又译布丰，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生于孟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原名乔治·路易·勒克来克，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少年时期就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1728年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后，又学了两年医学。1730年，结识一位年轻的英国公爵，一起游历了法国南方、瑞士和意大利。在这位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刻苦研究博物学。1733年，进法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曾发表过有关森林学的报告，还翻译了英国学者的植物学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1739年，当上了副研究员，并被任命为皇家御花园和御书房总管，直到逝世。 布封任总管后，除了扩建御花园外，还建立了“法国御花园及博物研究室通讯员”的组织，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和旅行家，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矿物样品和标本。布封利用这种优越的条件，毕生从事博物学的研究，每天埋头著述，四十年如一日，终于写出三十六册的巨著《自然史》。这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综合了无数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破除各种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布封对现代科学的一大贡献。他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指出地球与太阳有许多相似之处，地球是冷却的小太阳；地球上的物质演变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进化不是如圣经《创世纪》所说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才有了智慧，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布封观察、研究大地、山脉、河川和海洋，寻求地面变迁的根源，开了现代地质学的先河。尤其在物种起源方面，他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因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变异，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达尔文称他“是现代以科学 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物种起源》导言）。《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中关于动物活动形态的描绘尤富于艺术性。作者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勾画出各种动物的一幅幅肖像，还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倾向。 1749年，《自然史》的头三册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由于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神学堡垒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指控为“离经叛道”，要求给以“宗教制裁”。布封被迫写信给神学院声明自己“无意‘反驳’圣经”，并保证将来出版《自然史》第四册时把这封信刊在卷首。后来他在《自然史》中，为了掩蔽神学家的耳目，经常抬出上帝的名字。但又悄悄地对人说：“只要把这名字换掉，摆上自然力就成了”。实际上仍旧坚持他的唯物主义立场。 《自然史》各册的陆续出版，不断给布封带来更大的声誉。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入院时发表的著名演说《论风格》，是一篇经典的文论。他针对当时文坛上那种追求绮丽纤巧的风尚，呼吁文章要言之有物、平易近人，提出“风格即人”的名言，强调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1777年，法国政府在御花园里给他建立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布封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 布封的主要著作《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爬虫类史》《自然的分期》等几大部分，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作推论，反对“权威”的臆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为后来的科学家引路。经他解释的宇宙里没有上帝的位置，宇宙的主人不是上帝而是人。人是自然界的中心，决定他周围的一切。作为科学家，布封颇受诋毁，作为文学家，却受到普遍的颂扬。他写的《自然史》，笔锋富于感情，其中《自然的分期》是一部史诗，他对狮、虎、豹、狼、狗、狐狸的猎食，海狸的筑堤，用形象的语言，作拟人的描写，生动活泼，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布封在法兰西学院入院仪式上的讲演《风格论》中提出，一个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载入不朽的文字，始能不为他人所掠夺，而垂于久远。思想是公物，而文笔（即风格）则属于作家自己，科学在不断进步，科学论点肯定要被新的研究成果超过，而文章风格却是后人无法代替的。法语中一般所说的“文如其人”或“文即其人”，就是从布封的名言“风格是属于个人的”中引申而来的 《法国文学史》对布封的评价布封以卷帙浩繁的《自然史》而闻名。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根据气质、性格等次要原因，把布封视为与启蒙运动作家“截然不同”“游离于18世纪之外”的作家。但是，从布封所宣传的唯物宇宙观、重思想内容的文艺思想，以及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说，他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完全合拍的。他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但他的贡献汇入了启蒙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主流。他的《自然史》，以其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巨大的规模，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有某些相似，当然，其战斗性远远不能和《百科全书》相比。他这样热情洋溢地唱着人的颂歌：凭着他的智慧，许多动物被驯养，被驾驭，被制服，被迫着永远服从他了；凭着他的劳动，沼泽被疏干，江河被防治，险滩急流被消灭，森林被开发，荒原被耕作；凭着他的思考，时间被计算出来，空间被测量出来，天体运行被识破；凭着他的由科学产生出来的技术，海洋被横渡，高山被跨越，各地人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个新大陆被发现，千千万万孤立的陆地都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总之，今天大地的全部面目都打上了人力的印记……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全面发展，之所以能逐步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完善，这样辉煌，都完全是借助于我们的双手。这种热烈的赞颂，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自然史》中有文学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性的，是对动物的描绘。布封不是用完全客观主义的态度去介绍这些动物，而是带着亲切的感情，用形象的语言替它们画像，因而描写生动具体、饶有兴味。在他笔下，小松鼠善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亲相爱。布封还往往把动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某种人格，马像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都受到布封的赞扬；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得到作者的同情；海狸和平共处、毫无争斗，引起他的向往；他把狼比喻为凶残而又怯懦、“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他把天鹅描绘为和平的、开明的君主。布封通过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眼光，将动物拟人化，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寄托了他对“开明君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想。他的动物肖像具有寓言的含义，而其中的寓意又渗透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鲸是没有作者11课也没人写
作者是海明威
布封(1707—1788)
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生于孟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原名乔治·路易·勒克来克，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少年时期就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1728年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后，又学了两年医学。1730年，结识一位年轻的英国公爵，一起游历了法国南方、瑞士和意大利。在这位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刻苦研究博物学。1733年，进法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曾发表过有关森林学的报告，还翻译了英国学者的植物学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1739年，当上了副研究员，并被任命为皇家御花园和御书房总管，直到逝世。
布封任总管后，除了扩建御花园外，还建立了“法国御花园及博物研究室通讯员”的组织，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和旅行家，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矿物样品和标本。布封利用这种优越的条件，毕生从事博物学的研究，每天埋头著述，四十年如一日，终于写出三十六册的巨著《自然史》。这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综合了无数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破除各种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布封对现代科学的一大贡献。他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指出地球与太阳有许多相似之处，地球是冷却的小太阳；地球上的物质演变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进化不是如圣经《创世纪》所说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才有了智慧，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布封观察、研究大地、山脉、河川和海洋，寻求地面变迁的根源，开了现代地质学的先河。尤其在物种起源方面，他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因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变异，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达尔文称他“是现代以科学 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物种起源》导言）。《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中关于动物活动形态的描绘尤富于艺术性。作者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勾画出各种动物的一幅幅肖象，还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倾向。
1749年，《自然史》的头三册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由于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神学堡垒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指控为“离经叛道”，要求给以“宗教制裁”。布封被迫写信给神学院声明自己“无意‘反驳’圣经”，并保证将来出版《自然史》第四册时把这封信刊在卷首。后来他在《自然史》中，为了掩蔽神学家的耳目，经常抬出上帝的名字。但又悄悄地对人说：“只要把这名字换掉，摆上自然力就成了”。实际上仍旧坚持他的唯物主义立场。
《自然史》各册的陆续出版，不断给布封带来更大的声誉。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入院时发表的著名演说《论风格》，是一篇经典的文论。他针对当时文坛上那种追求绮丽纤巧的风尚，呼吁文章要言之有物、平易近人，提出“风格即人”的名言，强调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1777年，法国政府在御花园里给他建立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布封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
参考资料：找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99-1961
国籍：美国
所获奖项：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1899-1961）美国作家。生于芝加哥郊区的奥克帕克村。受家庭影响，酷爱打猎、钓鱼和拳击运动，对音乐、绘画也颇感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他见习记者，受到严格的语言训练。其后参加战后救护队，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经过13次手术，从身上取出200多块弹片。战后以驻欧记者身份长驻巴黎，结识了美国作家斯坦因和宠德等，开始发表作品。小说《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是成名作，重要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和《永远了，武器》被看作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品。30年代，与“迷惘的一代”分道扬镳，海明威参交了左翼文艺运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这期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有的》（1937）、剧本《第五纵队》（1950）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等，后者标志着他创作上的一个新的至高点。
二次大战时，海明威曾用再见的游艇协助正规军作战，在海上搜寻纳粹潜艇，收到当局嘉奖。其后又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
50年代，海明威又回到捕鱼、打猎等冒险生涯中去，应乘坐的汽车、飞机连连失事，在医院竟读到了关于她遇难身亡的讣告。这期间主要创作了《过何如林》（1950）和振撼欧美文坛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等。1954年“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晚年由于多种疾病缠身，身心备受折磨，1961年7月2日，他用猎枪为自己戏剧性的一生画了句号。
海明威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在创作上，他最钟爱的主题是战争、死亡、男子汉气概和爱情。这也是他一生生命的主旋律。特别是“死亡”和“男子汉气概”，贯穿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成为他作品的主要风格特征，再加上简洁有力，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语言，使他的创作在欧美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在美国引起“一场文学革命”

哥白尼的“日心说”
哥白尼的“日心说”发表之前，“地心说”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宇宙的结构不断地进行着思考，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哲学家提出了地球在运动的主张，只是当时缺乏依据，因此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 在古代欧洲，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这一宇宙中心旋转。这个学说的提出与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的说法刚好互相吻合，处于统治地位的教廷便竭力支持地心学说，把“地心说”和上帝创造世界融为一体，用来愚弄人们，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而“地心学”说被教会奉为和《圣经》一样的经典，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天文观测的精确度渐渐提高，人们逐渐发现了地心学说的破绽。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发现托勒密所提出的均轮和本轮的数目竟多达八十个左右，这显然是不合理、不科学的。人们期待着能有一种科学的天体系统取代地心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哥白尼的地动学说应运而生了。 约在1515年前，哥白尼为阐述自己关于天体运动学说的基本思想撰写了篇题为《浅说》的论文，他认为天体运动必须满足以下七点： 不存在一个所有天体轨道或天体的共同的中心；地球只是引力中心和月球轨道的中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所有天体都绕太阳运转，宇宙的中心在太阳附近；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同天穹高度之比是微不足道的；在天空中看到的任何运动，都是地球运动引起的；在空中看到的太阳运动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它本身运动产生的，而是地球运动引起的，地球同时进行着几种运动；人们看到的行星向前和向后运动，是由于地球运动引起的。地球的运动足以解释人们在空中见到的各种现象了。 此外，哥白尼还描述了太阳、月球、三颗外行星(土星、木星和火星)和两颗内行星(金星、水星)的视运动。书中，哥白尼批判了托勒密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天体运行的现象，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并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谬论，从而实现了天文学中的根本变革。 他正确地论述了地球绕其轴心运转、月亮绕地球运转、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转的事实。但是他也和前人一样严重低估了太阳系的规模。他认为星体运行的轨道是一系列的同心圆，这当然是错误的。他的学说里的数学运算很复杂也很不准确。但是他的书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驱使一些其他天文学家对行星运动作更为准确的观察，其中最著名的是丹麦伟大的天文学家泰寿·勃莱荷，开普勒就是根据泰寿积累的观察资料，最终推导出了星体运行的正确规律。 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开创新纪元的学说，对于千百年来学界奉为定论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虽然阿里斯塔克斯比哥白尼提出日心学说早1700多年，但是事实上哥白尼得到了这一盛誉。阿里斯塔克斯只是凭借灵感做了一个猜想，并没有加以详细的讨论，因而他的学说在科学上毫无用处。哥白尼逐个解决了猜想中的数学问题后，就把它变成了有用的科学学说——一种可以用来做预测的学说，通过对天体观察结果的检验并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旧学说的比较，你就会发现它的重大意义。 显然哥白尼的学说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它使人们的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估价哥白尼的影响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天文学的应用范围不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样广泛。从理论上来讲，人们即使对哥白尼学说的知识和应用一窍不通，也会造出电视机、汽车和现代化学厂之类的东西。但是不应用法拉第、麦克斯韦、拉瓦锡和牛顿的学说则是不可想象的。 仅仅考虑哥白尼学说对技术的影响就会完全忽略它的真正意义。哥白尼的书对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工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序幕。他俩又成了牛顿的主要前辈。是这两者的发现才使牛顿有能力确定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它就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反对神学的不彻底性，同时表现在哥白尼的某些观点上，他的体系是存在缺陷的。哥白尼所指的宇宙是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的，具体来说，他的宇宙结构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太阳系，即以太阳为中心的天体系统。宇宙既然有它的中心，就必须有它的边界，哥白尼虽然否定了托勒玫的“九重天”，但他却保留了一层恒星天，尽管他回避了宇宙是否有限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他是相信恒星天球是宇宙的“外壳”，他仍然相信天体只能按照所谓完美的圆形轨道运动，所以哥白尼的宇宙体系，仍然包含着不动的中心天体。但是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确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行星之一，从而掀起了一场天文学上根本性的革命，是人类探求客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 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开创了整个自然界科学向前迈进的新时代。从哥白尼时代起，脱离教会束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始获得飞跃的发展。

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
在1589～1591年间，伽利略对落体运动作了细致的观察。从实验和理论上否定了统治千余年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运动法则”确立了正确的“自由落体定律”，即在忽略空气阻力条件下，重量不同的球在下落时同时落地，下落的速度与重量无关。根据伽利略晚年的学生V.维维亚尼的记载，落体实验是在比萨斜塔上公开进行的：1589年某一天，伽利略将一个重10磅，一个重1磅的铁球同时抛下，几乎同时落地，在场的竞争者个个目瞪口呆，在大笑中耸耸肩走了。但在伽利略的著作中并未明确说明实验是在比萨斜塔上进行的。因此近年来对此存在争议。

太阳中心论
地球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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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捱。是年五月五日，遂自投汩罗江，以身殉国。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经留下过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都曾回响着他们或铿锵或低沉的声音，是他们让厚重的历史精彩，让后世景仰。毛泽东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我们民族长河中的珍贵品。读屈原的作品，理解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得更加光芒四射。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屈原(约前340-前277)，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