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发现的河泊所遗址，是被列入日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的新发现之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封泥、简牍等文物，为汉益州郡的存在和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行使治权的直接体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考古实证。

据当地考古部门介绍，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推测属新石器时代。后经2008年滇池盆地调查，进一步明确其属于青铜时代，是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该遗址实际上由相距不远的大大小小数十处遗址组成，统称为河泊所遗址群。

该地以北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与遗址关联密切，2021年时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同年10月，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2021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云南省考古机构对遗址群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截止目前，已经陆续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建筑遗址、灰坑、墓葬、水井等生活遗迹，以及封泥、简牍、金属器具、骨器玉石等各类文物合计2000多件。

专家认为在这些发现当中价值最高的，是携带着文字信息的封泥、简牍类文物，以及能够佐证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等遗迹。

目前该遗址发现的封泥已经超过500枚，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其中官印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例如“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上的人名则有宋虞、王福、君冯等，由于多为公私印同时发现，这些人名很有可能是官员的姓名。

为什么此地会发现如此大量而集中的封泥实物？专家推测，出土地点极可能是当时文书资料的销毁场所。

而出土的上千片简牍残片中，字迹明显的有超过两百片，目前仅清理出一部分，已经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些简牍的用途有可能是官方文书。

河泊所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首先证实了古代史籍中“古滇”的存在。

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而古滇国则是从战国时就存在的古国名之一，在当时归属于“西南夷”。汉武帝时代，滇王向汉王朝投降，随后在该地设置了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大量封泥、简牍的发现提供了文字证据，印证了古籍中关于古滇国与益州郡的记载，也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之一，因此被认为具有重大考古意义。

最近最热门的话题肯定就是三星堆遗址了，关于这个遗址确实是非常吸引人的注意，毕竟在多年以前出现的一些文物确实是很难说明白，很多人都怀疑这个是外星文明，到底是这样的吗?

三星堆遗址曾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造型夸张，让不少网友怀疑三星堆是外星文明。对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没有这种可能。即使“青铜纵目面具”的“纵目”特别夸张，只是因为古人把它看作一个“神”，并不能当成古人真实的长相。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向新路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是迄今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继1986年我国在三星堆祭祀坑进行了第一次集中的考古工作后，时隔三十多年后，近日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启动。

三星堆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文化的得名来源于考古学，考古学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普遍原则是“小地名原则”，即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一般是村名)作为名称。因为大地名包含的地域面积比较大，往往一个县就可能会出现同时代的多个考古学遗址，所以使用大地名容易产生误解和歧义，所以三星堆文化就以三星堆的所在的村名命名了。三星堆所在的村子原来叫三星村，因为在村子周围分布着三个略显突兀的小土堆，排列宛若天上的三颗星星，在三个小土堆北面，是形状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台地。站在高处俯瞰这里，三个小土堆和月亮湾台地恰好在一个视野之内，形成一个景观组合，被当时风雅的读书人称作“三星伴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为基本建设所需，村里想修建一座砖厂，烧砖需要大量的土壤，取土最方便的选址就是凸出于地表的高地土墩，于是那三个略显突兀的小土堆就成了原料用土的最好来源。不过在取土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情况，施工工人们在小土堆中发现了大量陶器碎片，这就可以判断这三个土堆是古代人类生活留下的遗迹。等到文物部门排除万难赶来准备考古发掘的时候，三个土堆被破坏得只剩下半个了。后来经考古学家研究，三个土堆其实是古代城墙的残段，当时的城墙都是夯土而建，使用的土混入了很多生活垃圾，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古城墙中，可以发现很多陶器的碎片。现在我们再去三星堆，其实已经找不到“三星堆”了。

最早发现三星堆文化遗物的人是燕道诚、燕青保父子，他们二人是广汉县的普通农户，1929年在挖水渠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三星堆的一处玉器窖藏坑，于是就把所发现的玉器转移到家中藏好，放出了一些到当时的文物市场上去，引发了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的主意。董宜笃搜集了一些玉器交给了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33年馆长美国人葛维汉联系了中国学者林名均，对玉器窖藏坑附近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没有发现三星堆的主体遗迹。而后抗战爆发葛维汉回国，考古工作停止。

时间一直推移到1986年，等到三星堆附近砖厂取土发现陶片之后，考古工作才继续开展，同时砖厂也在附近继续取土。考古队发掘出20多出房屋遗址，坐实了三星堆遗迹是古人类活动的中心;而砖厂取土则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玉器集中埋藏地。考古工作者顺着这个玉器埋藏地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中最重要的两个祭祀坑遗址，媒体上常见的青铜纵目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杖、其他青铜器、象牙等等，都出自于这个两个祭祀坑。然后，三星堆古城的轮廓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逐渐清晰。

简读、封泥的出土足以证明云南地区在汉代时期的发展是非常辉煌且雄厚的，这也是云南考古的强有力证明，能够完善中国对汉代历史的空白和研究。云南的少数民族人数众多，而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简牍、封泥的出现让我们知道了在汉朝时期就已经有民族间的融合和构成了，给出的相关证据也能够足以证明这一观点的论证。

出土封泥和简牍的地区位于昆明的中心，也是云南文化的中心地区，在此处能够挖掘到相关文物，可以让考古学家了解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在研究文化遗址方面，可以对文物背景下蕴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艺术等相关信息了解和深入性的研究。此次出土的汉代简牍，能够使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生产性的研究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算得上是划时代的建设。

在云南这一文化遗址的研究发掘出来的这些文物足以证明云南地区在汉朝时期的政治管理和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也足以证明我国在汉朝就已经实现了大一统。对考古行业的发展和突破也具有很重要的考究，考古学者们在研究当地遗址以及相关文物和建筑时，可以从这些器具简牍中察觉到相关的信息，对当时生产科技与锻造技术也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发现。

文物是历史发展的结晶，也是代表一个民族内核精神的证明。云南地区本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发展城市和地区，自古以来云南就属于西南夷，这些资料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了西汉时期中央统治的覆盖范围已经辐射到了云南等边疆地区，为我国多民族发展和统一朝代，增添了史证和实证，是很具有考古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