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萨尔浒战役之谜：揭露历史的真相！

明朝衰亡，后金兴起，皆源于此战。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权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五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6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成为战争史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一个出色战例。

后金是在明时由居住在我国长白山一带女真族建州部建立的政权。北宋末期女真完颜等部建立金朝后，由东北进入黄河流域，但女真族的另一些部落仍留在东北。明朝初年，这些居住在东北的部落逐渐形成了海西、建州、东海三大部。明神宗万历十一至十六年（1583—1588），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又合并了海西与东海诸部。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步确立起了八旗军制。这些八旗士兵在平时是平民百姓，但在战时便是冲锋陷阵的士兵。开始时只分黄、白、红、蓝四色旗帜，后增编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始为八旗。女真人分编于八旗，每旗可出兵7500人，共有兵力6万余人，主要是骑兵。此外，还修筑了赫图阿拉等城堡，补充马匹和战具，屯田积粮，积极备战。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自称大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为都城（故址位于今辽宁新宾西）。

后金政权初具规模后，努尔哈赤便在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召集贝勒诸臣讨论方略，具体制定了攻打明军、兼并女真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的战略方针。经过精心的准备和计划，努尔哈赤发动了对明廷的作战行动。他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来激发女真人的愤慨之情。战争开始后，后金部队长驱直入，直至七月，明抚顺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所占。

明朝政府在战场上接连失败，使得最高统治者十分恼怒，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企图将后金一举消灭。为达此目的，明朝政府对这次战争进行了精心的部署：以总兵杜松为主力，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称西路军；以总兵马林合叶赫兵，出靖安堡攻其北，称北路军；以总兵李如柏经清河堡、鸦鹘关，从南面进攻，称南路军；总兵刘廷会合朝鲜兵，出宽甸攻其东，称东路军；另有机动部队保障后方交通，而辽东原巡抚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坐镇沈阳指挥。四路明军分头并进，最后于三月初二会师赫图阿拉。

明廷对战争进行了精心的部署，可谓是志在必得了。于是，这次战争的总指挥杨镐在出师前的24小时，派人向后金下战书。“师期已泄”，使努尔哈赤得以从容做出决策。他通过对双方情况的分析，较好地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认为，后金的八旗兵力一共只有6万余人，与明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但明军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的策略，在四路军中只有西路对自己这一方威胁最大，其他三路因路途遥远，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到达的，因此他做出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决策，决定先大破西路军，然后再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形，寻觅破敌之法。

于是，他将6万八旗兵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等候着西路军的到来。西路军由于冒进，孤军先行来到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这便让后金军队候个正着。西路军遭到后金部队的袭击后，决定一分为二，一部在萨尔浒驻扎下来，另一部则由杜松率领攻打吉林崖，努尔哈赤针对西路军分兵情况，派遣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率两旗兵力增援吉林崖，截击杜松，使西路军两部不能互援，自己则亲率六旗兵力进攻驻扎在萨尔浒的西路军主力部队。经过激战，将西路军的主力部队击溃，接着又和代善合击进攻吉林崖的另一部。至此，明西路军全部被歼灭。

全歼西路军后，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瞄准了明北路马林军。经过激战，马林部大败。击溃马林后，努尔哈赤立即南下，命人放出话来，说杜松的西路军已逼近赫图阿拉，要东路军速进，引诱其入伏。东路军不知是计，加速行进，当部队进入到阿不达里冈时，后金军突然袭击，东路军大败。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但对四路明军，却未能做出任何策应。及至三路失败后，他才慌忙命令南路李如柏军撤兵。李如柏军在回师途中，为后金军袭击，李如柏以为是对方主力部队进攻，因而惊慌失措，部队也阵脚大乱，士兵们自相踩踏，死伤千余人。至此，萨尔浒之战落下了帷幕。

萨尔浒之战，后金军以劣势的兵力，在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6万多人。战役以明军的失利、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终。通过此战，后金政权更加巩固，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则因此次失利，陷入被动局面，战略上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由过去的盲目自大转变为软弱妥协、消极防守。此战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探究萨尔浒之战明军失利的原因，主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后金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对对方的情况一无所知，盲目行动，准备不充分，最终并没有达成分进合击的战略目标，反而被对方各个击破。第二，主力部队孤军深入，得不到有效的补给，最终全军覆没，打乱了整个战局的部署，使得后来南北两路军陷入被动境地，同时也为后金军从容转移兵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创造了有利战机。

第三，杨镐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并没有统筹全局，对各路军做出策应。他远离前线，对战场的情形也不了解，因此并不能根据战局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策略，所以萨尔浒之战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第四，明军盲目自大，竟然在作战之初，便将自己的作战意图泄漏给对方，这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军，指挥有方，在战略方针上更胜一筹。他们通过对彼此双方的情况进行分析，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的策略，从而扭转了战场的不利形势，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从制度反复惯性，还有大众心理角度，分析分析失败根源。

说这个之前，先说三个关于明朝的故事吧。

第一个：是历史上有过记载的。

嫉贪如仇的朱同志杀贪官是出了名的，可杀人后，如何解决问题？有人提议说，每个砖墙上都留下铸造产区还有匠人姓名，如此也好追责。如此举措后，砖墙质量直线提高，最后南京城坚固无比，今日依然有部分耸立。（这种追责制春秋战国时就有了）

第二个：历史是否有记载不知，不过电视剧《朱元璋》中有演绎。

说的是，建国后，南京城迎来了第一次科举，为此营建了恩科大殿作为士子觐见考试场所。主持修筑官员，偷工减料，上瞒下隐后，红木柱子居然用的棺材板，地上的砖墙也是一桶就破，最后气的老朱又一次动了屠刀，杀了一批臣下。

第三件：是明朝中后期，一场关于在京城郊区，开垦水稻议案。

明朝万历时，京城粮食紧缺，走漕运损耗巨大。

明朝著名的农学家徐贞明经过研究，在验证后，认为京郊还有北方地区都可以推行水稻，能让荒地变良田，如果推行成功，京城将再无缺粮之忧。如此好提议，当然备受重视，先是张居正支持，可张居正还没推进完就去世了，后续首辅申时行也支持，最后万历皇帝高度重视，还做了周边试点，眼看就要成，却被言官以扰民为由各种阻碍痛批，最后也不了了之、

留下的唯有申时行的一句感叹：

“是后中原士夫，深为子孙忧，恨入心髓，牢不可破《万历野获编·西北水田》

三件事说完，反应了什么问题？其实也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追责，第二个治吏，第三个，群体意志对抗。

为何我要说这三个点，其实也是有时间线延伸上溯的，最后上溯后再反推，明朝灭亡的根源就清晰了，这里先让时间线上溯吧。

首先：第一个时间点，万历新政张居正改革。

无论水稻改革也好，萨尔浒之战也好，都发生在万历朝，发生时，张居正已然仙去。那么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无法两大类，第一考成法，第二一条鞭法，之后一系列改革都以这两大基本法为根基。

考成法：

主要解决，制度和吏治问题，将追责制度化，责权义务划分，干得好有赏，干的坏有罚。其实道理很简单，但在改革之前，明朝吏治却是一塌糊涂，原因吗也很简单，赏罚不明，责权无序，口号官员多，做事官员少。

一条鞭法：

看上去解决的是经济领域问题，将丈量田产，杜绝偷税漏税，提高政府效率，整顿后，一直穷的叮当响的明朝， 有钱了，有胆了，才有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好了，这两个法律的颁布施行，让明朝气象焕然一新，俨然有中兴之势，但为何仅仅几十年后，就又陷入死循环还越陷越深死翘翘咧？

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惯性产物，而这种制度性惯性，又要上溯数个时代去解读。

第二个时间点：宋元明更迭。

元灭明兴，算华夏复国过程。

新兴朝代，都会有一段思想混乱期，这混乱根源，则和前朝执政风格有关。

因此中国历史上会有不少朝代衔接情况出现，比如汉承秦制，唐追隋制，清承明制，这其实都算汉文化自然承接，因为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多少相似。特别是清随明制，属于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稳固而施行的聪明抉择。

但是，明朝却是没办法随宋制的，原因简单。开国者不同，制度也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横插了一个元朝。

宋朝开国者赵匡胤，是崛起于五代十国战乱之中的枭雄。

但赵大还有个身份就是北周继承人，而北周王朝的开国者郭威，柴荣都有个除了武夫之外的身份，那就是商人。

一个王朝的建立者，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基因。

之前我曾有过一篇王朝基因论的文章说过这个问题：

王朝基因论，楚国塑骨秦国填肉齐国注魂，三国和一成汉王朝

当王朝开国者身份不同的时，他们的执政风格也不同，北周郭威和柴荣都曾做过商人，深知商业对国家税务影响，也明白商业繁荣对于国家重要性，由此才有一个传统农业国中的另类，商业化的宋朝出现！

宋朝的商业繁荣无需多说，看看千帆出港就知道了。

正因有钱，宋朝吏治才会相对清廉，当然贪官污吏也有，不过还在可控范围内，原因就在于高薪养廉，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之高历朝历代首屈一指。有了高俸禄，加上重文抑武的政治氛围，宋朝文人地位空前提高。话语权不断放大，最后形成了一股可与皇权抗衡的势力，官僚集团。

这算是制度性推导引申到政治领域产物，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必然，当掌握国家经济的主体，成了一个阶级时，他们就能掌控这个国家。

同样，引导这一切的赵宋王朝，也用“官家同士大夫共治天下”， 将两个阶级捆绑在了一起，才有了宋朝崖山海战的风骨出现。

随着而来的也有儒家的哲学化、工具化、泛道德化，士大夫占据了舆论主角。

（限于篇幅不能多谈，可参看之前：

儒家思想祸千年，腐儒误国是定论？正本清源文来了

这样的朝代灭亡了，代替宋朝的则是元朝。

实事求是的说，元朝是一个挂着正统王朝名号的游牧民族政权，这个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

“既存汉法,又行国俗”（孟森语）

这话的意思就是，表面看，这是一个施行儒家治国的国度，他们有科举有官僚，有行政衙署，可却用游民民族的规则掌控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四不像。

该有的国号都有，政治上的表面功夫做的很到位，但实质上，却是用游牧民族的套路管理汉地，从未有真正汉化过。

在元朝，经济上是没有农业税的，政治上官吏也是责权不分的，他们统治的唯一依靠就是强横的武力，还有间接管理。施行管理的则是商人和地主阶级，还有负责收税的色目人。这样的朝代，别谈文化底蕴了，汉文化被他们带进了沟里，黑不溜秋。

吏治宽松、管理混乱，这就是元朝。

说完了宋朝和元朝，我们在看看明朝。

首先看建立者的背景。

朱元璋同志的经历就是一个传奇，流民出生，农民阶级，乞丐职场，和尚行走，却成了一个朝代建立者，他的个人经历也成就了这个朝代的基因。

因为流民出生：他深知流民会成动乱根源，于是当国后，让所有国民都有了不同户籍，军户、匠户、商户、农户应有尽有，在他看来，每个人各司其职就是人间大同世界，不争不吵其乐融融多好，典型乌托邦理想社会。

因为农民出生：他深知农业对国家属根本大计，宋元时繁荣的商业氛围，在明朝初年消失于无，间接让高薪养廉成了虚幻存在，宋朝高俸禄时代成过去时。

因为乞丐职场：他深知各行各业艰难，才有了立国后对于官员商人的严厉管理。曾经的困顿经历，让他对官僚商人有着很大偏见。

因为和尚行走：朱元璋曾经加入国元末时的明教组织，深知宗教煽动作用，对于无依无靠人的影响，最后他的帝国，惯性化的选择了儒学作为意识形态。

以上所有个人经历，最后都成了明朝基因，深入朝代骨髓。

他在的时候，严惩贪官，振兴农业，推行儒学，底薪养官。用自己的独断专行和粗暴作风，推行自己的乌托邦主义，

最后他成功了也失败了。

城砖上的刻字，地板下的人头，都是他成功的标志。他在一日贪官虽然杀不绝，可却少之又少。但是，他依然失败了，败给了惯性。

朱元璋之后，朱棣也是雄主，朱棣之后，仁宣两朝依然可以维持，但到了英宗土木堡之变后，事情就出现了反转。反转根源，则是被压抑的人性终究要释放，被压抑的历史惯性，终究要回到历史正轨，不仅要回到正轨，还要反弹。

这股历史趋势，又分文化上和经济上两条线，进而引发到政治上。

首先文化上：

宋朝时，官僚阶级已经形成团体对抗趋势，宋朝中后期党争就是文官南北对峙产物，而产生的根源则是科举的制度化，工具化，还有泛道德化。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渐渐下沉，从皇室宗亲，到贵族，最后到平民，一步步下沉。

下沉到最后，到了科举文官集团这下沉不下去了。

形成了官僚集团，集团的集体意志诉求，在阶级利益放大后，就会失智，成为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这时如果有一个万众一心口号出现，集团就有了凝聚力，宋明时这个集团有了口号。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无可批驳，占据大义，却太过空泛。

最后再大多数人口中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了行政时候的口号，成了文官的口头禅。他们的意志，左右了舆论和民心，其它所有人都成了少数派。

最后这群人成了一群“精致利己主义”组成的乌合之众。

其次经济上：

官僚集团步步下沉，也是掌控国家经济阶级步步扩大的过程。

有了财政权经济权的集团，需要权利寻租。这时，又有哪个便宜比占国家便宜要合乎情理？这股趋势在明初，被老朱打压到极致，却在后续如火山喷发一样涌出。

最后引申到政治上：就成了明朝皇帝名声各有不同的根源。

明朝政治上的转折点，初看是土木堡之变，实质上却是明宪宗明孝宗时。宪宗在历史上声名狼藉，却是一个有所作为帝王，他的作为都是和成型的利益集团作斗争。

哪时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不过替罪羊而已。

因为国家吏治已然失控，朝堂之上官僚矿工，无人上班，有门路的都在想方设法做生意，唯一留下的就是清水衙门，拿不到钱那群人，他们不断谏言，不断喊口号，言外之意不过是，你们有的我想要！（当然好人肯定有）

明宪宗时，是整个明朝商业繁荣的起点，也是吏治混乱的集中体现。（这段历史也有专文分析，后续补上吧）

明孝宗朱佑樘上台后，在先皇不断被骂基础上，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一个绝对相信文官的帝王。放手让文官主政后，自己获取偌大名声，最后国家政治规则完全被打破，歌功颂德背后，是无数官僚下海，留下烂摊子给儿子朱厚照。

随后登场的朱厚照，成了反抗者，和一个骂名满身的帝王，他们为什么骂他？

不过是，这个君王居然想重新掌握军事权柄而已，最后不明不白死去就成了必然。

时间来到嘉靖朝，一个精于政治平衡的帝王，让这个国家恢复了基本的政治次序，他在文官之中巧妙引导

心学官员和传统官员斗争。

在两派斗争中左右逢源，坐稳皇位。不过也仅仅坐稳而已，因为历史趋势，不可改变，到嘉靖晚年，国家已泥足深陷。

陷入泥潭的国家，唤起有志之人责任感，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出现。

隆庆皇帝不算好皇帝，但他有个好处就是不误事，会放权。而张居正则知道问题的根本在于钱，于是有了

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

下海有钱赚封贡有钱赚，顺带稳定了边疆，赚了数年钱，才有张居正改革的底气。

最后首辅张居正用罕有的改革者决心和勇气，在皇太后皇帝支持下，向原本的同僚宣战，查他们田，收他们税，断他们财路。

万历中兴了，王朝有钱了，外患缓解了，他也累死了。

可惜死后方知万事空，张居正一死。

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原本该在的循环。张居正本人也在死后被批到几乎鞭尸。一个致力于国家强大的首辅，因私德、不孝、专权、不尊皇权被攻击。

所有人都无视了在哪个政治氛围下，如清水一样干净的人，能当官吗？

坐着同样的事情，说着更过分的话，做实事的人，比不上喊口号的。

键盘侠任何时代都有，萨尔浒之战的败局也就此注定。

回到主体，我们在说说萨尔浒之战。

首先：看兵器问题，这个和开头的城墙有关。

明朝中后期，按照朝鲜人文献所说，明军武器制造非常鄙陋，无论火器、铠甲都粗制滥造。大将铠甲都没几个质量好的，小兵就更别提，辽东军过冬的棉服都是黑心棉，如此后勤补给武器制作，败是当然。

张居正改革时，曾狠抓武器供应，在考成法追责下，武器制造水平有了短时间恢复，可张居正人死政消，没有了追责就没人管了。所有武器都成了西北货，枪械合格率三分之一都不到，长期炸膛士兵开枪像赌命，曾经强悍的神机营，还会有战斗力？

看到这里，南京城墙下的砖头，要喊冤，我们为了质量搭上姓名，我们死的冤枉啊。

其次：兵源问题，这个和开头被埋在地板下的头颅有关。

努尔哈赤七大恨祭天后，举国之力攻明，万历皇帝为了一劳永逸解决后金问题也是全国动员，调动兵力近20万人，可是这纸面上的数据，看着漂亮真相却不堪入目。

精锐辽东兵9万，全国援军11万。实际不过才8.3万人而已。加上朝鲜援军和叶赫女真援军，也不过10万人，20万大军直接被打了对折。这被对折的十万人，就是有数字没兵源的空饷兵。

明军中后期，军户制名存实亡，所有军户长官俨然地主，都是吃兵血的存在，虚报名额多占军饷压榨军户才是他们主业。

唯一有战斗力的边军，也是不满员的，其中腐败触目惊心。

修个房子贪腐和带兵贪腐不都一个意思吗？

最后：看看制度问题，这个和水稻田被否有异曲同工之意。

武器不行，兵源缺失都算战略面问题，可明军对于后金依然有军事优势，但这最后的一点军事优势，却被不通军事的文官给毁了。军事主官杨镐其人是武将出生吗？NONONO ,他文官出生，带兵打仗败绩不断。

就在萨尔浒之战前的抗倭援朝战役中，还损兵折将，丢人现眼！

最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明军主将，惊喜不？意外不？

这就是群体意志主导行政结果，无能的文官能成主将，和背后势力支持密不可分，在他们看来，那有什么国家利益，只有党派之争，文武之争，只有武将有冒头可能，就要按死！

万历三大征文官带兵武将主持战斗，可武将发挥都太好了，文官反而成了累赘。

宁夏之役李如松大放异彩，抗倭援朝也是李如松麻贵战功赫赫。

不甘心的他们如何能让这群武夫出头？本身就重文轻武的明朝，后续所有战斗，武将都被边缘化，集体利益驱使下。

大众心理成了乌合之众，他们不考虑胜负，只看阶级，最后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杨镐这个人才选择兵分四路，分兵合击，原本占优势的兵力，最后反而因分兵，在努尔哈赤

“任尔何处来，我只一处去”

集中军力攻击下，被各个击破。四路大军，三路溃退，一路撤回。

明朝集全国之力还有盟友弄出的十万大军，烟消云散。

明朝和后金的战争也从此攻守异势。

很多时候，我们看历史，其实就是一出溯源史。

任何事件发生，都有其必然性，也就是所谓的历史趋势。

宋元明清时代的历史趋势，从未变过，偶尔的复起还有破坏都改变不了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就是文官集团走上历史舞台，最后再集体意志和阶级需要下，成为群体，这个群体又在儒家思想武装下，结成同盟。

以道德和正义的名义，用泛道德化治国，用泛口号话行事，最后群体失智，而这个群体还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在他们引导下，所有人都成了乌合之众。

萨尔浒之战明朝为什么输

萨尔浒之战，是公元1619年二月到三月之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及其附近地区与之展开的一场战斗。

此役以明朝围攻后金，后金防卫反击的形式发生。此役中，后金军大显神威，五天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五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此役以明军大败而告终。

虽说对方的八旗战斗力的确不弱，可当时是万历四十七年啊，明朝三大征的猛将强兵都还在，国库也还算充实，论起装备，也远胜对方。可为何大明的军队却接连战败，努尔哈赤在短短几年之内，竟连续大胜，抢占了整个河东地区呢?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努尔哈赤打的几场大战，无一例外不是大明有人泄密，就是有人充当内应，这才让其得手。

君不见，不正是有晋商替他们传递情报，才让满清在崛起之初，就能够击败大明的?

有关萨尔浒之战，有人替满清找出了无数种胜利的理由，但大多经不起推敲，或者说是理所当然。

此战中，明军主帅杨镐是援朝的重要将领，战绩不错，其手下的将领也极为熟悉辽东的局势，整体布置并无不妥。

其实最为要命的就是情报泄露，这才让满清抓住了战机。

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柏。

在大战之后，负责总指挥的杨镐只是去职，一直拖到崇祯二年，才被处死。

可是李如柏呢?当时竟然迷路了，兵败之后，又畏罪自杀了，这未免也太蹊跷了吧?你说，当头的人不死，下面的人却死了，这是什么缘由?

李如柏的父亲李成梁在辽东多年，和努尔哈赤之间，过从甚密，而李如柏从小生长在辽东，根本不可能犯那种迷路的低级错误。

另外，他可是堂堂将门虎子，可为何甘愿自杀，也不愿为国效力，剿灭鞑子呢?一直都不解，直到联系到晋商的所作所为，这才明白。

商人、鞑子、边将，三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严密的关系，利益的共同体。要是鞑子真灭了，那他们李家的罪证曝光，就要灭满门了。

抛开那些替满清歌功颂德的文字，一条罪恶的利益链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晋商靠着走私发财，李成梁一类的边将也大肆捞油水，早期对努尔哈赤的纵容，实际上就是在养寇自重。

可结果呢?竟然是养虎为患，李成梁家族捞钱的时候，也留下了一屁股屎尿。

努尔哈赤手握大量边将的把柄，足以要了他们的小命，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其通报消息。

甚至到了战场上，也不得不放水，让努尔哈赤得胜，不然明军杀到满清的老巢，罪证一旦公布于天下，他们的九族怕是都保不住了。

迫使明朝由攻转守的明清萨尔浒之战

大明王朝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在我国辽东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战，就是明朝和后金(清)的萨尔浒之战。这场战争明朝拥有优势兵力，却败给了后金，大明精锐死伤惨重，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争虽然不是灭国之战，但是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努尔哈赤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后金从此开始正式崛起，直至将明朝取而代之。

在此战之前，明朝对建州女真建立的后金还有战胜的信心，但是此战以后，明朝在辽东地区就开始彻底转入防御状态，一步步被打退，直到无路可退。萨尔浒之战前，1592年丰臣秀吉在完成日本国内各势力的统一以后，开始走上侵略朝鲜半岛的道路。其后的六年时间里，明朝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抗倭援朝的军事行动，挫败倭寇的阴谋。

因此，明朝朝廷对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势力的发展壮大，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努尔哈赤在基本上完成女真各部的整合之后，因不满明朝对其势力的打压，1618年以七大恨为口号向明朝正式宣战，攻占明朝的抚顺、清河等城堡。一时间，明廷震动。

明朝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九边重镇宣府、大同、山西等抽调精锐兵力约9万，加上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和朝鲜军共计约11万。兵分四路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行包围，以图一战而定，彻底解决掉这个威胁。

努尔哈赤的兵力约六万多人，明朝以几乎两倍的兵力，如果各部配合得好的话，完全有可能毕功于一役的。可惜的是努尔哈赤的战术更聪明，利用情报和灵活机动的优势，抓住各部明军之间的时间差，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因为明军兵分四路，后金又将其各个击破，因此战争的地点并不是唯一的。对这场战争起到最关键性影响的却是发生在萨尔浒这个战场，西路军杜松部和后金之间的战斗。萨尔浒也跟着这场战役而青史留名，那萨尔浒在哪里呢?

萨尔浒战役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东郊，距离市中心约15公里的地方。如果你从抚顺市出发往东走，去找寻当年萨尔浒战场遗址，你一定找不到它，因为这里早就成了一片水的世界，战场遗址就位于如今的大伙房水库中。

大伙房水库位于浑河的中上游，苏子河和浑河在这里交汇。浑河是辽河的一个支流，而苏子河原名苏克索护毕拉，满语为鱼鹰的意思，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和女真这个渔猎民族很有关系的河流。

大伙房水库所在地以前地势较低，1954年大伙房水库开建，历时4年多时间水库工程竣工。这个水库当年可了不得，东西长约35公里，是当时全国第二大的水库，不过随着后来越来越多大型水库的修建，大伙房水库的排名已经落到40多名了。

大伙房水库的库容只相当于北京密云水库的一半左右，尽管如此，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如今大伙房水库是抚顺、沈阳两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地。

大伙房水库的命名是还有个传说。相传唐朝时期薛仁贵征东，曾在此安营做饭，后来这里形成一个村落就取名大伙房村，修建水库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名字。

浑河之水自东向西流，大伙房水库给下游抚顺、沈阳的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不但如此，这里如今有萨尔浒风景区，有山有水、风景秀丽，让人流连忘返，是个休闲旅游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