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错的，这是汉武帝的旗号，但是他是打着儒家的旗号实行法家的思想，古诗中常是秦皇汉武并称，那不是白称的。史记中记载的酷吏在汉武帝时代不少的，尤其是汉武帝中后期，他所热衷的已经和秦始皇距离不大，他把汉朝多少年的积攒的国库财富挥霍一空。匈奴是被制服了，他青史留名的功绩也达到了，从此汉朝开始走下坡路了，儒家的主张“仁”的思想，但是他的作为显然是违背了这个原则。“仁”能把匈奴打的“不敢天山牧马”吗？所以说，他实际实行的就是战国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但是表面的文章是儒家的。不过他用他的行动命名了我们的民族，功劳是不小的。

朋友，我首先纠正你一个错误，我们中国实外儒内法治反而是我们极大 的优势。
因为我国是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而高度的中央集权符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此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会在2000多年前就一直领先于西方。还有西方有一个黑暗的教会通知的中世纪，而我们没有，你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么？因为儒家思想！这就是我们的根源。
希望你改变你的想法，就是在现在传统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智慧财富，不是包袱！这就是根源！

就是因为他们过于民主但是却无法凌驾这个民主。反而无法体现出这个民主的优越性导致国家缺少集中性，反而无法媲美中国中央集权制度，虽然不民主，但是权力集中会使国家因为有个明君而更加团结。加上中国2000年历史中无数的明君从汉武帝 汉文帝 等等的君主因为自己的想法加上手上的权力大且集中所以国家发展会更加快。西方却由于民主导致就算有个明君也无法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因为权力不是皇帝一个人说的算。权力分散在更多的人手上，这些人的心思不统一导致西方的发展变慢了。
总体来说西方古代虽然有民主但是确充斥着封建，导致他们的民主不伦不类的。反而使封建与民主都不能发挥自己的优越性。

那时候我们相当强大的国家，人口数目是当时最多的，在没有火器的年代，军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你说他们一万的兵马能打得过我们国家的100万兵马吗？

道理很简单，在物质生产极端落后的情况下，独裁比民主更能够高效的维持群体的运转，避免扯皮现象的发生。但是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民众思想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民智的觉醒，民主政治取代独裁政体是一个必然，当然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复杂、漫长、甚至很血腥的过程。

因为那时他们没有哪个服从哪个所以商量的结果不外乎少数服从多数没有一个主导的人物能做成什么事啊中国虽然没有明主但至少还有意个领导啊

你说的那叫原始民主，和现代民主共和制是完全两码事，原始民主和原始的军事民主制是所有文明群体都经过的一个阶段，中国也有，就是三皇五帝时代，那是首领都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不是世袭制，死后要禅让给另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有事情要和大家一起商量才能决定，到春秋早期，中国的国君还有问政与国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