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帆动力远洋炮舰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一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舰队。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书论及的“大国兴衰”情况，可简单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础，即考查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的长处和弱点。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但是，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各国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信奉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是如此。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的障碍很少，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就使欧洲社会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

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王朝——宗教联盟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争当霸主”的活动。这在第二章中有详细阐述。本书各章在论及一流强国的长处和弱点时，都进行比较分析，即放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多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使地盘扩展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长期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资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的内容是发生于1660—1815年的大国之争，但这些战争很难轻易地概括为一个大集团与许多对手之间的斗争。在这个纷乱动荡的时期，西班牙、荷兰等以前的一流强国正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5个主要大国脱颖而出，逐渐主宰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并进行了一系列长期的联盟（这些联盟的成员变化很快）战争。在这一时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至少是功败垂成。由于到18世纪初期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在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争斗中的命运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了1815年，俄国和英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已变得十分重要。两国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的影响。此外，进入18世纪后，它们都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最后一点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挫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815年以后的100年中，显著的差别是，长期的联盟战争完全绝迹。在欧洲形成的战略均势，得到了“协调的欧洲”各大国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动乱，并在本国所在的大陆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如俄国和美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不仅使英国这个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方面的全球强国发展到顶峰，而且由于良性的相互影响，还有利于它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几场重要战争（如在某种程度上的克里米亚战争，尤其是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等）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因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系统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1880年后，世界列强为了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怕相形见绌；第二，各国在陆地和海洋竞相加强军备；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寻求盟友，准备战争，在和平时期便纷纷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各国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和发生了多次国际危机外，每十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不利于已持续三个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国家的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现在，英国确实已经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

虽然1900年以后的50年的主要发展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可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牺牲。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国际体制与基本的经济现实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五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了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俄国也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工业超级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如应付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要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跌宕起伏，却肯定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1914—1918年战争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做到的一点是，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来临，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
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似乎又得到了加强。这说明，目前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期，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
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这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结束。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五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平时与战时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国之间的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但是，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对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十分感兴趣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也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盛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最近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任何一般性理论。

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但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它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6年的美国革命战争、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致使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是否受可测量的“力量/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形势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是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那时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因此，它决不会由于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经济繁荣时期多得多。爱德华统治时，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帕麦斯顿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期时多得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目前，美国和苏联似乎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以后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18世纪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荷兰“联合省”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意见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

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微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

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有道理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空白。

一个词：不团结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 ——马德斌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讲坛的讲演　　为什么工业革命独独在英国发生？我们喜欢找到一个转折点，但工业革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牵扯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聚焦在工业革命这一时点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　　马德斌 1998年获得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日本等多所大学任教与访问研究，现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终身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海外联席系主任，新一届国际经济史学大会（IEHA）秘书长。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以及东亚的长期经济增长、制度与法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比较。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等国际知名经济史学期刊上发表十多篇论文，在海内外出版编辑多本专著文集等。　　工业革命与大分流　　18世纪末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场革命意义十分重大，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的动力源泉。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正是工业革命前夕，在他眼里，专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他没有想到技术革命有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和推动力，不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工业革命把英国从欧洲的边缘带入世界的中心，把一个不起眼的阴暗、潮湿的小岛变成了日不落的帝国。同时，在乔叟与莎士比亚文学中造就的仅六七百年的现代英语，通过殖民等渠道广泛传播，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　　一些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如加州大学的格雷戈里·克拉克和伽罗等人则把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简化为马尔萨斯的世界：1700年前，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曲线基本上是平的，只有在工业革命以后，工资水平才扶摇直上，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有研究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或之初，全球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原因大部分可以由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来解释，而工业革命之后，则越来越需要由国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均等来解释，今天如果不扣除物价等因素，全球最富国家如瑞士的人均收入已经是非洲最穷国家的40倍。这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无法想像的。　　我现在举另外两个学者（布罗德伯里和古普塔）的研究来进一步说明工业革命带来的转变。以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行业——纺织业为例，英国的棉纺业在工业革命之前本来是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趋之若鹜的是印度的棉织品、中国的丝织品，就跟今天中国富人到伦敦买奢侈品一样，是一种时髦。对于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而言，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到亚洲采购。但在当时，比如168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已是印度工人的4倍，原材料、资本的价格也和印度差不多，英国资本相对廉价但人工价格较高，英国的生产成本并没有优势，技术上也落后，这种情况下它的纺织业没有竞争力可言。可到了19世纪，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尽管英国总的生产要素成本仍高于印度，但它的棉纱却能以印度一半的价格销售，还不赔本。因为以动力为基础的技术革命使英国能够更便宜地生产这些东西，在成本不降低的情况下，大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布罗德伯里和古普塔应用经济学生产函数和费用函数的原理做计量分析，说明在17世纪到19世纪末的阶段，工业革命使英国与印度在纺织业上发生了逆转。事实上，英国的机制纺纱产品不但摧垮了印度的传统手纺纱业，也解体了中国从黄道婆开始起源的手纺纱业，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纺织品与机器出口到全世界。　　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从经济史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目，以前大家问的最多的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因为荷兰至少在英国之前是当时欧洲最发达的经济体，英国工业革命前的很多制度都是从荷兰借鉴而来。相比之下，英吉利海峡的阻隔，使很多先进的东西从欧州大陆传到英国有时间差。还有，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法国的国家制度发展较早，一直想成为世界中心。而如果我们看得更长远一点，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佛罗伦萨，这些都是欧洲文化一度最灿烂、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为什么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独独发生在英国的中北部，像曼彻斯特、兰开夏这些英国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并继而席卷英国乃至世界？　　前些年彭慕兰教授提出的“大分流”问题，也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18世纪中国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命题。江南的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也很发达。李约瑟很早就研究了中国的悠久技术传统，他认为在宋朝，也就是西欧最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的技术已经达到顶峰，四大发明领先世界，所以工业革命为什么不在那时发生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我们甚至可以扩展来看，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印度？印度的孟加拉湾条件也可以。为什么不是中东呢？中东有很悠久的历史，伊斯兰教的兴起从公元600年开始，流传到各地，古希腊的大量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欧州的文艺复兴，也依赖于阿拉伯语的古希腊文献转译与文化倒流，不仅如此，即使到近代，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也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并一直和西欧竞争到17、18世纪。　　为什么工业革命独独在英国发生？我们喜欢找到一个转折点，但工业革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牵扯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光聚焦在工业革命这一时点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我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动力革命说起，倒溯到之前17世纪英国所发生的许多重大转变，就是所谓的金融和财政革命。在财政、金融革命的背后是政治制度的革命。工业革命之前还有科学革命，像英国的牛顿、法国的笛卡尔都对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般认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科学并不重要，主要都是手工业匠人的一些技术改良，靠的是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他们并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之后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些显然都是需要科学基础的推动，17世纪欧州科学革命的重要性在这里就显现了出来。　　工业革命与资源禀赋　　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动力革命，以前的驱动力是人力或畜力,有些会用风力、水力。但是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燃料作为能源代替了人力，这也是英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纱纺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动力驱动能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手纺工人的40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劳动力价格很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的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是燃料原料，这个就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荷兰了，因为荷兰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它没有煤，同样，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也缺乏煤矿资源。当然，煤矿资源只是一方面。工业革命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机器来替代人的劳动，所以必须要有铁矿业与机器制造业（哪怕是手工的）为基础。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劳动力，所以很适合于一个劳动力工资比较高而煤矿资源价格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看来，工业革命发生在工人工资相对较高(相对于南欧和其他地区)而煤资源又比较丰富的英国北部不完全是偶然的。　　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影响生产技术的选择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的老命题，在同样的技术下，英国的生产采用较多比例的资本与能源和更少的劳动力；而中国在同样的情况下，是用较少的资本与能源和较多的劳动力，这种选择符合两地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差异。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更便宜。这一点在最近荷兰学者范·赞登和中国学者李伯重的比较研究中也提到，比如中国以前有拉船的纤夫，但荷兰是靠马匹来拉动，因为人力太贵了。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最后应用得并不多，最常用的还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在15世纪后对欧洲的新教革命起到很大作用，活字印刷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因为对于中国而言，雕版印刷的资本含量很低，手工含量较高；活字印刷需要制造铁的机器，对资本要求较高，就不合算了。其实，要素价格的命题在史学家中也经常被提起，马克·埃尔温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高水平陷阱”，说在元朝有一个很大的转轮，可以节省很多劳动力，但是后来就慢慢消失了。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过剩。另外，赵冈也提出过相同说法，与黄宗智的“内卷化”论点也相符。　　最近，牛津大学的罗伯特·艾伦教授在这个老命题中引入了新的计量和经济学模型分析。工业革命的技术通过英国的要素价格组合才能产生利润，而在最初中国劳动力非常便宜的条件下是不会有利润的。但工业革命不是一次性发明、以后就一劳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术发明的不断更新使技术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机器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到最后连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转向开始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力，这就是后来手工业解体的开始，也是工业革命走向全球的开始。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有一个低能源价格、高工资、低资本价格的结合，但之后又有技术发明不断更新的路径依赖。　　从要素价格来解释技术革新，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技术需求的理论，但它没有一个供应的理论：即对能源技术的需求并不一定导致供应的产生。能源本身的技术开发也是一个过程，不能完全作为外在的条件，其背后也有制度等深层因素。这也是对这个所谓技术诱发创新的观点所作的最根本的批评。所以有些学者，如乔尔·莫基尔，强调理解工业革命不能忽略17世纪科学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性。　　“工业革命不是一次性发明、以后就一劳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术发明的不断更新使技术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机器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到最后连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转向开始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力，这就是后来手工业解体的开始，也是工业革命走向全球的开始。”　　工业革命与体制变革　　建立在生产要素价格上的分析没有能解释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在工业革命前夕工资已经比较高而资本的成本较低了，即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了。一个重要的说法是工业革命前，英国已经经历了商业与贸易革命。贸易革命对英国和荷兰的崛起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大西洋航线的发现与开拓和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兴起，以及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相继开发，作用尤其明显。欧洲的贸易中心慢慢走出了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海岸。但是这样的分析带来更大的疑问，因为大西洋最早的开发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在南美洲的经营与殖民，特别是银矿的开发与出口，西班牙与葡萄牙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国家，带动了所谓的欧洲价格革命和后来的重商主义政策。但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最终从中得利最多的却依然是英国和荷兰。　　阿西墨格鲁等经济学家提出，英国和荷兰之所以发展起来，不只是由于外贸的兴起，更同它的内在体制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开放基本是以皇权和国家利益为驱动力的，英国和荷兰的海外开发则是以公司为动力驱动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荷兰和英国有发达的国会制度，商人参政很早就开始出现，政治本身的内在价值和贸易的兴起，两者结合使商人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强，他们对规则加以干预和改变的力量也大大加强，而这些规则的改变就带动了17世纪英国金融和财政制度的改革。　　中世纪欧洲的国会跟现在的概念很不一样。那时的国会是代表地方势力，或通俗地说是地方的土豪劣绅。以前召开国会也仅仅是在皇帝需要钱的时候，召集地方精英协商加税。这和欧洲特别是英国中世纪大宪章以来的传统有关，皇帝征用子民财产的权力受到制约，精英们的产权也由渐渐发展起来的普通法界定与保护，地方的自治权力也较高。皇帝加税需要召集国会，国会在一开始就跟税收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税收与代议制的关联”，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最重要的口号。国会制度在中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但在有些国家不那么系统，唯独英国和荷兰有一个全国性的框架，而它们的商人组织与影响在大西洋贸易发展之后越为强大。　　中世纪的欧洲皇权政府跟中国的封建政府有共通之处，没有今天公共财政的概念，有的只是皇家的领地与财产，也可以靠临时性借款、卖官、滥发货币甚至强制征用或掠夺，所以财税制度非常脆弱，没有形成一个现代的纳税体系。今天的发展经济学强调保护产权和制约国家权力，但实际问题是在国家综合行政能力很低的时候，国家权力被滥用的机会也最大，一旦政府有财政问题，向商人掠夺、赖债甚至把债主赶出国门都可能会发生，这在某种程度上践踏了产权。　　诺斯与温格斯特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把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解读为国家转型的一个关键点。很多革命都带有偶然性。英国光荣革命起源于当时席卷欧洲的宗教革命，英国也发生了新教和天主教的争斗，以英国国会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通过引进外来的荷兰皇帝，也引进了荷兰的经济制度。光荣革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进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执行了《人权法案》，规定皇帝要定期召集国会，国王要增加的财政预算必须经过国会通过。为什么国会这么关心财政？因为国会代表了有产者和商人的利益，他们自己是交税者，就必须知道这些税是派什么用途的，随着国王权力的虚化，英国的政治架构朝着现代君主立宪制演变。　　国会制约王权和掌控税收，反而导致税收大幅增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所谓国家能力的增强，特别是建立了现代的纳税制度和文官队伍。文官队伍的中立化与专业化保证了税收直接进入国库，而不是被中饱私囊。更重要的是界定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这是光荣革命之后一个重要的制度建设。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带动了英国的公债市场，坚实的财政与国会的信誉，提高了英国国债的信誉。与此同时，在17世纪末由政府特许商人认股而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也开始经营政府的公债市场，同时也带动了伦敦的金融市场，使伦敦发展成比荷兰阿姆斯特丹规模更大的金融中心。随着介入欧战与殖民开发，英国政府开支与借款也大幅上升，而公债的利率却在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信誉度高，风险低，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构成了17世纪的财政与金融革命。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工业革命道路　　诺斯与温格斯特对光荣革命的诠释引发了不少非议，特别是聚焦关键时刻的方法会忽略历史的连续性，尤其忽视了英国的财政金融制度有一个漫长的从他国借鉴消化的过程。我们回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工业革命道路这一问题上。命题的复杂性在于：首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经济史并没有定论；其次，英国工业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也没有定论。　　从表面上看，传统中国在历史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和以科举为中心的文官体系，而中国的皇权是无边的。这似乎都意味着中国会有很强的国家能力。但从税收来讲，中国中央税率按人均来算，自宋朝以降，是在慢慢下降的，同时税收构成越来越依赖比较固定的土地税，而英国、荷兰更多转向商业税，商业税又以城市为主，这对于欧洲的城市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中国正规的文官体系并没有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依赖于吏治等体制外的制度操作，腐败等问题在体制内并没有解决，最终形成了一个我所说的“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　　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债。西方的公债跟战争有很大关系。但中国也不缺少战争，为什么中国的战争不会产生公债？这个问题最早是马克思·韦伯提出来的。有一种简单的说法：中国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产权是绝对的，正像在晚清的时候，大臣跟皇帝提议要建立大清银行，发行公债，皇帝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怎么还要去借呢？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欧洲也有根深蒂固的绝对王权与产权的传统。区别在于，给欧洲王权贷款的银行家往往在这些国家的疆域之外。所以，要想继续向银行家贷款，这些欧洲皇帝就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的原则，这当然和欧洲政治分裂的架构有关。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始于秦朝，宋朝后得到巩固，也许是大一统和绝对皇权这两个条件并存制约了国债的发展。　　政府的税收基本上都用于战争，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毕竟，借公债去打仗、穷兵黩武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借公债去打仗同让军人直接去山西商人家里没收财产相比，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维持公债需要政府建立一定的信誉，对随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就会有所顾忌。在清朝，每次战争都会导致银库库存下降，乾隆在位时很自豪地说，大清的银库有八千多万两库存。八千万两实际上就等于清朝两年的收入，但到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时就差不多耗尽。与之相比，近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权政府，它一年的公债就等于七年财政收入，它的公债依赖意大利不少城邦的银行家，经常以来自南美殖民开发的白银资源作为抵押，这就让西班牙王权的财政不用受制于国会或国内的纳税体系。由此看出，国家能力、政治架构与公共财政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我从要素价格诱发技术创新开始，再倒推回到财政和金融革命，最后联系到国家的政治架构。最重要的是，与欧洲的高资本价格相比，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外，其背后可能有更深层的制度与历史原因。当然，把工业革命的渊源直接和财政、金融革命乃至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没有一个简单的结论，更没有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我希望这个讨论能给有关工业革命的老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18世纪初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以18世纪60年代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为标志），所以只能是打基础，约翰·凯1733年发明飞梭，大大提高纺织速度。1702年托马斯·纽科门发明原始蒸汽机。

英国率先领导了工业革命。。。and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还有就是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各类发明

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改良蒸汽机？？鸦片战争？？珍妮机？？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个长周期的科技高潮及3次科持中心的转移。第一次高潮发生在远古时期到公元前3世纪，科技中心在古希腊、罗马；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3世纪，科技中心在汉唐宋元（前期）的中国；第三次高潮发生在公元14世纪—20世纪，科技的中心在文艺复兴后的西方。

科技发展进程的比较

一、古希腊、罗马科技发展先声夺人

远古时期到公元前3世纪科技发展的中心在古希腊、罗马。

中国自北京人学会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和使用天然火开始，标志我们的祖先开始了原初的科技的创造发明，进入奴隶社会后，我国的科技有所发展。我国前秦的夏、商、周，科技的优势主要在系统的天文观测、天干地支的发明和青铜冶炼的高度发达。如春秋时期的37次日食记录，冬至和夏至的测定，哈雷彗星的观测，战国时期甘德、石申的《甘石星经》；医学上的《内经》、扁鹊的四诊法，青铜艺术方面：商朝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战国时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和音乐方面的全套编钟；水利建设上的都江堰、郑国渠等在当时世界有一席之地，但总体水平不如西方古国。古希腊、罗马的历法、萌芽状态的几何、进位制,青铜、铁器,雄伟的巨石和泥砖建筑独领风骚，它们的科学技术登上了西方古典时代的顶峰。

二、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独占鳌头

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科技发展的中心在中国。

秦汉时期的世界，科技的主要领域开始形成独立体系。中西方在科学上各有长短，东汉宦官蔡伦的造纸术，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医圣”张仲景的《伤害杂病论》、华佗的“麻沸散”等创造发明突出。尤其是秦王陵兵马俑体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精湛水平。秦汉时期中国的科技和西方的科技各有特点。数学方面，中国形成了由《九章算术》奠基、以实用为特征的算法化体系；西方则形成了由《几何原本》奠基、以抽象空间形体关系的推导为中心的纯逻辑体系。天文方面，中国形成了精细观测、天文历法、比附人事的传统。

西方则致力于构造宇宙模型的理论探讨，终于导致托勒密地心说体系的建立，它比中国盖天、浑天、宣夜三说完备并合理解释了当时人所掌握的天象。物理学方面，墨子在光学、阿基米德在力学上各有成就，但后者在萌芽状态实验、量化处理和理论高度上优于前者。综合科学上，《墨经》与亚里斯多德的系列著作相比略逊一筹。因此，总体上说这时的西方科学水平更高。然而，技术对比却是另一番形势：我国以大规模水利工程、农家肥、绿肥和改良农具为依托的农业技术足与罗马相匹敌；金属冶炼业一举完成了自块炼铁经铸铁到炒钢的过渡，许多技术早于西方几百、上千年；医学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无论就理论的精深还是实践的效应来说都不能与扁鹊、张仲景、华佗相比；制造技术上，抛开农具、冶金、机械不论，中国的司南、地动仪、提花机、造纸术更是世界首创。就科技的综合水平论，中国从汉代开始，科技发展水平已居世界前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约3到6世纪），南朝的祖冲之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到小数点以后的七位数字，这比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算出这个数值要早1100多年。这时期我国的地学（《水经注》）、农学（《齐民要术》）、医术、冶炼（灌钢）和机械技术都超过了西方。

隋唐时期（6到10世纪），阿拉伯天文学上得出了较精密的岁差和黄赤交角数据，并对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质疑；数学上开始规范代数学和三角学；地学上子午线的测定比唐朝僧一行准确；在炼金术中形成了萌芽状态的化学。这些成就连同它吸收、保留与传播东西方科学的工作使其贡献约略持平或超过我们。然而，无庸置疑的是隋唐技术——制瓷（白瓷、青瓷、“唐三彩”）、印刷（雕版印刷）、医学（《唐本草》、《千金方》）、建筑（赵州桥、唐都长安）、水利、火药、机械、纺织等远胜于基础薄弱的阿拉伯人，中国科技的总体实力仍是世界最强的。

宋、元（前期）（10到14世纪），是古代中国科技的高峰时期，因为建立于隋唐以来雄厚经济基础上众多的科技成就只是进入宋元以后才得到了系统的总结和充分的显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年；北宋时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南宋时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时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元朝时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天文历法上，沈括的“十二气历”，英国在800多年后，才编订出类似的历法。郭守敬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似，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四大数学名家的成就位居世界前列。技术上，王桢的《农书》、一系列中医学著作、三十二锭水轮纺车、水运仪象台和《武经总要》、大城市建设的《营造法式》、船坞和水密隔舱、煤冶金和大风扇鼓风的出现，均在当时属世界的一流成就，此时期中，除个别领域外，阿拉伯科技已经衰落。西欧科技虽然正在复苏，但也仅在少数领域堪与宋、元媲美，但综合水平仍落后于中国。

三、西方科技的重新崛起

14到20世纪科技发展的中心在欧美。元（中后期）、明至清初（15到18世纪）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科技已经迟滞不前，依恃传统积累和长期优势的惯性，我国在少数如《本草纲木》、《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等项目上尚有一定地位，但已是强弩之末了。在西方，科学从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人体结构》的发表开始，中经天文、解剖、力学和数学的革命至17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终于完成了世界近代科技史的第一乐章，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传统科技已趋落后，从此，世界科技中心转入西方。那时，以新航路开辟为标志的由分散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过渡已经完成，不同地区科技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状态同时结束，所以此后科技中心成果的向外扩张对中国来说主要以吸收仿效西方科技的形式出现了。严格说，中国近代科技史就是从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渡开始的。

1870年前后，世界进入第二次科技革命，英国以“三大发现”和电磁理论的形成为核心而步入高潮，紧接着，由德国、美国充当主力，以电力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又在西方全面展开。而十九世纪的清朝仍处于近代科学的启蒙时期，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的译著使微积分、近代化学等得以传入，但就他们的独立创造来说却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洋务运动引进的技术：第一台蒸汽机车（1862年），第一艘机动轮船（1865年），第一台蒸汽机车（1881年）也比西方晚了许多。当然，当时龚振麟的铁模铸炮法，早于西方30多年，詹天佑的铁路设计和建筑，冯如自行设计的飞机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西方。

现代世界科技史是从19到20世纪之交开始的，它所涉及的领域，大至几百亿光年的宏观宇宙，小至无限微观的基本粒子和生命运动，而相对论、量子力学质量与能量的转换、宇宙演化和遗传信息传递等的探讨已向哲学提出了至今尚不能圆满解答的问题。技术上，20世纪前四十年的突出进步主要在电力、电子、航空方面。而民国时期我国的科技仅在本土考古、地质、植物和人类学上有较高造诣，数学上虽有陈建功的函数论、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和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处于世界前列，但这不能改变落后于西方的基本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面世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迅即向世界发展并陆续发展为包括信息，核能、空间、材料、生物工程等在内的高新技术。在全世界这场世界性的竞争中，科技基础薄弱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既有过胜利的辉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处于世界前列，在核武器、运载火箭技术、人造卫星、高能加速器、宇宙飞船等也已跨入世界行列。客观地说，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已经大大缩小了我国科技与西方大国的差距。当然，近现代以来，我国一流的科学家和创造发明，和世界发达国家比，差距是大的，这从科技方面获得诺贝尔奖的统计数字来看，也就足以证明了。到2001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已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来全球共有28个国家475位科学家荣获了诺贝尔科学奖，其中有6位华裔科学家，却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

科学的明显进步在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加尔文教分裂，清教脱离圣公会并开始对其他教派进行明确的攻击。
技术的明显进步在18世纪中叶，科技革命。

教育水平的落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跟教育是分不开的。国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才能获得更先进的科学里面,推动国家的工业、科技发展,最终带动经济增长。

因为阿拉伯的国家，国内的主要地貌为戈壁，自然资源匮乏，所以只有依靠旅游和矿山等资源。经济发展非常受限。

因为阿拉伯国家教育水平比较落后，而且不重视科技，只靠着自己拥有的资源养活自己。

虽然他们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比如说石油，他们所处在的地区边远，并且人口贫困，再加上许多人都想得到这个地方的石油，所以导致它们的国家并不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