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人权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伟大的思想家说：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他主张“无君”。这就是我国近古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另一部《人权宣言》”。

影响

《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明夷待访录·原法　黄宗羲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而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注释〕 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卒乘之赋：征集士兵和战车。卒乘，泛指军队。祚命：上天所赐的福运。此处特指君主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庶孽：原指妃妾所生的子女，此指西汉初年分封同姓王。汉初为了保卫皇室，大封同姓王，但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藩屏：保卫。方镇：镇守一方，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军事长官。宋代解除方镇之权，是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藏天下于天下：即公天下。旁落：落在别人手。藏天下于筐箧：即私天下。筐、箧，均是盛物的竹器。鳃鳃然：恐惧的样子。虞：担心。此胶彼漆：胶漆均是有黏性的物质。此胶彼漆喻拘泥于祖宗的成法，不知变通。博：获取。剿说：抄袭别人的言论为己说。桎梏：束缚。牵挽：牵制。苟简：草率而简略。度外：法度之外。

(储玲玲)

〔鉴赏〕 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传统的中国是人治的社会，古代中国虽然有成文的律法，但几乎没有产生民主法制的思想，对法理进行阐述的著作更是寥若晨星。然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却以他骇世惊俗的《原法》一文，把法的本意建立在民本、公天下的基础之上，在中国政治、法制思想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原法》是反映黄宗羲政治理想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中的一篇，是关于法制本质问题的专论。黄宗羲在提出了《原君》、《原臣》论之后，就提出了《原法》，对法的本义追根溯源，由此论及了法制的本质的几个重大问题。

首先，黄宗羲揭示了法的由来和基础。他提出夏商周三代以上有法，而三代以下却无法。尧舜二帝和禹、汤、文王、武王，知天下人民需要养家糊口，便授给人民田地；知天下人民需要教育，便兴办学校；知天下人民需要有秩序的生活，便设立婚姻制度以防 *** ，建立军事力量以保卫国家的安宁。因此，三代以上是有法的，其特征为“藏天下于天下”，“未尝为一己而立”，即公天下，可称之为“天下之法”。由于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因而“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故被后世之人讥评为“其法之疏”。然而，“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夏商周三代以后，“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特征为“藏天下于筐”即私天下，可称之为“一家之法”。后世之法“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后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这就是说，法的根由是“需要”，但需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一是天下之公的需要，一是一家之私的需要。法制的基础应当是立天下之法，以民为贵、天下为公，而不应立一家之私法。立天下之法的话，法虽疏而乱不作，因而称为“无法之法”；立一家之法的话，法虽密而乱愈生，因而称“非法之法”。

其次，黄宗羲提出了应怎样继承和变更法制。他认为，虽然说一代有一代之法，但不必以法古为是，因为夏商周三代以下的法都是“非法之法”，无论是创立者还是改造者，都是以自己的私利为目的，其结果都是“害天下”的。黄宗羲认为，过去的非法之法，后人不必遵循。如果要有所变更，也要看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利，否则，无论是谨守祖法还是变更祖法，都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关键在于充分了解设立法制的本意，为天下立法。不为天下立法，只作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的变更，要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治理社会弊病、解除民生的困苦，是不切实际的“俗儒”之说。

再次，黄宗羲讨论了“治人”与“治法”的关系。当时，有人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即认为只有依靠杰出的人物才能实施法制。黄宗羲针锋相对地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他认为，非法之法桎梏着人们的手脚，即便有能治之人，也不免受非法之法的限制和牵累，更不能有“度外之功”，即不能超越非法之法的局限而伸张正义。反之，如果有“治法”的存在，那么，统治老百姓的当权者如果是个杰出人物，就能够更好地执行法律，伸张正义。而一旦统治者是个不正直或能力低下的人，由于“治法”的存在，这个统治者也就会受到法的约束，以免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还提出了“法外之意”之说。他认为，除了法制以外，“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也就是有与立天下之大公的法的精神、法制的本质相一致的道德成为社会的规范，在法律不完备的时候，人们可以按“法外之意”的社会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正是夏商周三代无法之法能够达到法虽疏而乱不作的原因，也是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原因。

黄宗羲在《原法》中提出的上述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

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

扩展资料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

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

黄宗羲死后就葬在余姚城东南10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清斗争失败后，梨洲先生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冬，先生79年岁时，就在此自觅墓地，营建了极其简朴的生圹，并作诗留存：“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

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还作《梨洲末命》《葬制或问》篇告诫儿孙，他死后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儿孙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1、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在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

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2、黄宗羲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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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1、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

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2、骡马驮书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

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宗羲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

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他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黄宗羲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宗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