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形成的影响
一

　　文化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义。文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文明”、“文学”。《说文解字》：“文，错画也。”有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行之义。而“化”则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义。
　　对文化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文、史、哲，广义者则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论其结构，又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一直稳定发展没有中断过。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三

　　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
　　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
　　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力
　　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及以后的汉人，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易传》所谓“可久可大”，《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续力是十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子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一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
　　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5．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
　　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易传》中有：“寒往暑来，暑往则寒来。”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看中和谐，坚持中道，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3］（p.351）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
　　7．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比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义。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必然产生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体民恤民。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的“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及“仁政”、“王道”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民本思想的反映。集权政治和民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

back and out of the well.

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为：
1、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个文明形态，但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诸方面。
2、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在以农业生产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传统节日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其他民族，节日多来源于宗教。
3、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 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家国一体”的格局。
4、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民本主义同君主专制主义的关系是双重的，“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5、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过像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统治一切的“黑暗时代”；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实用性。在民间“烧香拜佛”，“佛”的含义既可能是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也可以是太上老君……，这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唯一神、严格排他性迥然不同。
6、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德，文以载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出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
7、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就是它的经学传统；所谓经学传统，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一般可以归为三条：第一，天人合一，顺天应物；第二，家族伦理本位；第三，贵和尚中。西方分别是：第一，天人相分与征服自然；第二，个人本位；第三，理性精神。
　　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化的历史传播，上层文化是以文字典籍为媒体的，而底层文化主要靠口头传承。以文化的特质变化为前提，用有关文化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事象为界限，文化流变的历史阶段划分是可以操作的。我们说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一切文化事象都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存在、变异、发展，从而具有某一时代的特色；其次，文化是在历时传承的过程中积淀并确立了自身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是从不同角度来指称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针对现代文化言， 它是对文化的时代划分；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它不局限于古代，而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有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从而认为讲究传统即是复古，甚至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不能并存的，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反传统。这种认识恰恰忽略了现代化进程仍然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部分，一旦否定了传统，现代化与民族特点也就是中国特色就要脱节，与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也有人认为发扬传统就要拒绝引进和借鉴，或认为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是截然对立的。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任何一种民族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受到其它民族文化的影响，引进和吸收其它文化一旦成为现实，也就是说，这些被吸收的外来文化一旦与自身的文化相融合，它便也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没有一种文化是纯而又纯的，吸收外来文化是丰富和发展本体文化的正常途径之一。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决定历史发展的诸因素。文化发展本当有自己的分期，但是由于文化发展与中国通史的基本一致性，所以要研究文化的发展脉络，可以依循历史的发展进行。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产生于过去，影响到现在，并将留存于未来的历史文化，是业已积淀为人们的普遍心理，潜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具有稳定特质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文化。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长江、黄河流域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业的稳定发展，封建的单一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中国文化是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在农业自然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的社会关系，从而建立起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社会意识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复合的综合型文化。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大动荡时期，随着诸侯争霸、战争的冲突交织、新的阶层之兴起、私家学者的出现，从而为文化进行重组、重新创造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以尊“天道”尚“自然”的道家、以强化法令刑律为主的法家、以“兼爱”“非攻”为主张的墨家、以“阴阳五行”为消息的阴阳家、以及从印度传入的佛家等，各家各派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激荡和冲撞，但又互相融合和交流，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多种文化形成共存的，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最早的文化是原始的物质文化，即制造工具，则标志着文化的起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原始的文化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个方面。至殷商的神本文化发展到周代宗法制、分封制和以“亲亲”、“尊尊”为主要内容的礼制，使中国文化从此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主要特点。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重社会人际关系，重政治治理，追求道德觉悟，注重通过修身和道德修养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注重效法自然，力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万事以德先为标准。在价值观念上，中国人一直是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重社会人事轻自然技艺，反映在思维方法上，中国则是以道德作为判断的标准，注重整体直观的直觉思维，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尽管中国在宋代的科技曾领先世界，但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看，都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致造成中国近代科技和国力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应当说有其积极的一面的，比如强调道德修养、道德约束，强调社会责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其发挥调节社会功能的作用不可估量，今天倡导的“以德治国”便可看出其重要、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将伦理绝对化，过于限制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是对人们进行精神压迫的理论之源。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其漫漫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仍今光照华夏、傲视世界。

(一)追求和谐，崇尚和美

和谐问题很早就受到众多先哲的关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要义，它们虽带有一定的历史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比如，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家讲“知和日常”；墨家提倡“非攻”、“兼爱”；法家主张制定和实施法律以维护社会稳定等。当前我国水利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解决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固然要发挥今天人们的聪明才智，但也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和有益启示，为构建社和谐水利提供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二)兼容并蓄，有容乃大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中国绵延相传两千余年，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强大的兼容性、柔韧度和渗透力。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渗透和影响无处不在，一些道德规范、名言警句在群众中脍炙人口、深人人心，这是我们构建社和谐水利的良好群众基础。今天，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面对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面对构建和谐水利的战略任务，只要我们引导得力、措施得当、运用得法，优秀传统文化对人们修身立德、积极进取，扬善抑恶、提高素养，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就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对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文明成果，不仅保存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文物古迹、典章制度中，而且渗透到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中。

(三)见利思义，推己及人

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民主法制和开拓创新等意识，但市场本身也存在着负面效应和消极因素，如容易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现象，这些都是水利和谐的腐蚀剂和矛盾的催化剂。如何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有效防止市场的负面效应，是一个需要水利系统各方面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强调“精忠报国，舍生取义”，强调“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强调“见利思义、推己及人”，强调“与人为善、诚信待人”。由于水利工作比较艰苦，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美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利事业仍具有振奋精神、整合力量、增强凝聚力、协调利益矛盾的重要作用，值得继承和弘扬。

1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1 重实际求稳定的文化心态
这里的“实际”是相对于“玄想”而讲的，它更多的侧重于现实问题。在中国，长期的农业耕作对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他们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生存的基础就是保有土地并且辛勤劳动，他们秉承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脚踏实地的进行生产活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总结出经验的东西，以更好的服务于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这种农耕经济的生产心态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重实际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对中国人而言，拥有了土地，就拥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就有了生存的底气。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使得他们为了生存而安于现状并且知足常乐，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农民的稳定安居就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
农业耕作作为一种简单再生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农业生产依四季变化而变化，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周而复始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对土地有着很深的眷恋，这种归属感使他们世代皈依于土，他们满足于维持这种简单再生产而相信一种不变的永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对这种永恒观念的表述。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变易思想，使它内蕴着一种独特的创造力。正是在这种变易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不断进取、刚健自强的精神，由此催生出中国劳动人民无穷的创造力，为中国文化的辉煌与灿烂做出贡献。
1．2 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
中国农业经济的格局和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社会生活方式使中国人形成以家族单位，以“小家—中族—大国”为链条的社会结构，因而尤其看重血缘、亲缘关系。可以说，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所谓宗法，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推崇共同的祖先，规定继承的秩序及成员自身的身份和权利义务的法则。中国的家就是社会的核心，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因此在父家长制的影响下，父乃家君，君乃国父，家国一体。
《礼记·丧服小记》中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以父、己、子三代为核心，形成了三个同心圆，由父亲往上推一代是祖父，由儿子向下推一代就是是孙子，经过这样一次扩展，亲属关系就由原来的三代延伸为祖、父、己、子、孙五代。接着，再由祖、父、己、子、孙五代分别再向上、向下推两代，经过这一次扩展，亲属关系就延伸为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九代。由此构成整个宗法制度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受宗法观念的影响，尊卑秩序是尤其重要的，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是无法凌驾于家族之上的，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个人的利益要绝对服从于宗族的利益，由此可见宗法等级的森严。
1．3 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
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模式，这也就要求国家的管理必须高度集权，才能将这种分散的社会加以整合便于统治。同时，就如我们所熟知的：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有以农民为主体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农业宗法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社稷稳定的根本前提。
关于尊君的思想，个人认为比较典型的是韩非子的观点。韩非子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认为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也正是在这种君主集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国家大一统才能变为现实。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重民思想。儒家有关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就是最好的例证。只有重视人民的利益和生活，注重人民论文联盟的根本需求，才是天下得以保全、社稷得以稳定的根本前提。因此，既强调民以君为主，又强调国以民为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1．4 中庸之道的社会心理习惯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体现了崇尚和谐与统一的社会心理。所谓“中”，即不偏不倚，所谓“庸”，即用。中庸就是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它是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中庸之道作为经国之大道，它要求政治上刚柔并济，经济上与民为惠却又不铺张浪费，文化上和而不同；作为一种处世之法，它要求中正平和，至诚守信；作为一种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趣，它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5 以人为本的仁者风范
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而言的。在古代，由于人们无法科学的解释一些自然现象而将其神化，作为自己的信仰崇拜。周公曾说过天不可信，天命靡常，最先将对神的崇拜拉回现实，认为天命无常，靠得住的就只有德；天不可信，信得过的就只有人。随着思想的理性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的作用。所以，神的人化逐渐转变为人的神化。在古代，有资格的被崇拜的人有六种，圣人、成人、贤人、大人、善人和君子。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而它的核心便是“仁”。仁作为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成为这种划分的标准古人对圣人的崇拜实质上是对道德的崇拜。这其实是古代统治者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使人安分守己，守秩序，以此来维护政权的稳定。
2 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然存在所谓的精华和所谓的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在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延续，也势必具有鲜明的两重性。在古代，这种文化仅仅是作为中国封建统治的工具，但是在现时代，它的影响和意义则不只如此。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首先，文化心态的稳定性与实际性，一方面使中国普通劳动人民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得生存稳定感，可以说确保了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缺乏冒险精神，按部就班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一贯准则。这种小农意识的滋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古代中国小农经济长久不衰。
其次，古代中国特色的宗法集体主义和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对封建社会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否认，宗法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确实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但等级的森严和尊卑的明确也隔阂了亲人间、友人间的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充满压抑。比如皇族中，以皇帝为尊，在古人的眼中，皇帝是天子，可也就是这种严格的等级之分，使我们的天子高处不胜寒，孤独无人懂。他们的兄弟叔舅都是臣子，称呼上得尊卑立见高下。伦理上的长辈在政治舞台上同样对晚辈作揖，甚至下跪。君乃国父，所以每个人都要对国父下跪，然而，没有了民何来君。因此，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经典的政治理论，无论对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是经典之最。
第三，中庸的心理习惯使得中国人不擅争取而常以自谦为美。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中庸之道的误解使得它变成一种近似贬义的词。可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家大事，还是生活小事，中庸的心理贯穿在每一件事情中。所以，现代要真正懂得古人中庸的智慧，还需要进一步捧读经典。
第四，仁者风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具备的。在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而这也被统治者用来作为一种高级的道德崇拜或者道德标准来约束百姓，真正的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国家的政治统治发挥了作用，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人沦落于商业经济的漩涡无法自拔，而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似乎远远跟不上物质力量的壮大。
3 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而又深邃的。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至今仍影响、制约着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究竟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而不中各种包装下的外来文化的毒？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意识上的觉醒，只有这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我们才会认识、尊重和反思我们的文化，就像费孝通先生讲的那样，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而自知之明是“为了中华民族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世界新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自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我们的文化传统转变、更新为一种更适合于新世纪的道德资源和精神力量，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这里的“实际”是相对于“玄想”而讲的，它更多的侧重于现实问题。在中国，长期的农业耕作对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他们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生存的基础就是保有土地并且辛勤劳动，他们秉承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脚踏实地的进行生产活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总结出经验的东西，以更好的服务于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这种农耕经济的生产心态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重实际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对中国人而言，拥有了土地，就拥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就有了生存的底气。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使得他们为了生存而安于现状并且知足常乐，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农民的稳定安居就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农业耕作作为一种简单再生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农业生产依四季变化而变化，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周而复始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对土地有着很深的眷恋，这种归属感使他们世代皈依于土，他们满足于维持这种简单再生产而相信一种不变的永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对这种永恒观念的表述。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变易思想，使它内蕴着一种独特的创造力。正是在这种变易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不断进取、刚健自强的精神，由此催生出中国劳动人民无穷的创造力，为中国文化的辉煌与灿烂做出贡献。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青年一代首先要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自觉从书本上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民俗、习惯，既要懂得民族的现实，又要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懂得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的利益所在。说到底，只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中华民族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利用，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传统文化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一部陈旧老书，一部古代文学经典，披散着历史的灰尘，脱落于现代社会，特别是易中天、于丹等当代大家以古人圣贤道理为原料，深人浅出地将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紧密结合，使老百姓入心人胃，并给大众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际问题以启示，而且能与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经验总结相验证，也能给受过创伤者的心灵以抚慰，提升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品位，开阔着人们的眼界与胸怀，在诊译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
　　3、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为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血脉”，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消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历经世代传承，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换，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4、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都形成了一整套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格守的准则，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仪表，并对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造就中华礼仪之帮、文明古国美誉的重要条件。儒家文化中的“学而知之”、“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和精神主张，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也正是胸怀天下、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仍不可忽视，更需要在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丰富现代德育理论，弘扬优秀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中国的持续昌盛。在日益兴旺发达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为实现和平掘起、发达文明提供支撑的基本条件。
5、传统文化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大融合的重要力量，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在吸取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完成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性，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是推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合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助推器”。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中的“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世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的，北宋时期的学者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建立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思想源泉。当今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遍及全球不少国家的中国孔子学院的兴起，必将增强、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感染力，并对实现世界大融合，推动全球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和平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的艰难历程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中国文化既显示了其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暴露了其种种缺陷与弊端。虽然经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化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因素继承发扬得很不够，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其中消极陈腐、不利于现代化的东西批判得还不彻底，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着消极影响。
　　1、“尊官贵长”的传统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由家长制带来的尊官贵长观念阻碍了民主意识、民主风气的形成，是束缚现代人走向民主生活方式的巨大障碍，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权威传统的表现之一。比如商鞍“贵长而尊官”、韩非“以吏为师”等都是这种权威性的反映，它积淀在传统价值观中，便是普遍的“尊官敬长”或“长官意志”。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往往把“民主”当作“长官”的恩赐，自已不敢争取。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相对立。至今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个别乡村干部的长官意志和霸道作风严重地影响着干群关系，甚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化予以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造。
　　2、人治传统对现代法制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人治传统，《中庸》中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便是比较典型的人治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政治好坏完全取决于为政之人本身品格和道德的好坏，因此不论为政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身上，很少从制度上、法制上考虑为政的根据与方法。这种不重法制而重人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形成一种牢固的价值观念，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有法不依，有禁不止，执法不严，甚至以情代法的现象都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反映。显然，如果不改变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即使有种种立法，建立起法制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
　　3、重农抑商对现代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演进过程中，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意义，“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工商众则国贫”等思想主张影响深远。而现代社会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促使传统的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效用。在以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中，求利与竞争是促进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势必成为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障碍，必须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放弃。全、社会的法律政策与法律保障安全。
　　市场诚信与安全问题是网上零售发展的关键。由“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违约现象在电子商务市场很难克服。这一方面是因为网上交易者身份的虚拟性，另一方面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如何保证电子合同的设计、实施、监督等环节的有效性，保证合同的彻底履行，已经成为网上零售市场的新课题。对此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借助于客户身份认证、信誉度的披露、违约的惩罚等系统的设计与完善，另一方面要借助于诸如电子商务合同法等电子商务法律条款的建立与健全。
　　解决上述网上诚信、安全环境建设需要政府的投人与关注，仅靠企业的自律行为远远不够。政府应更多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新产业的发展，普及新的消费理念，培育新消费模式，加大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扶持合法的支付系统，最终营造一个良好的网上交易环境。

中国文化的特点包括以下几点：1. 厚重深远：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深远的文化积淀。2. 以家庭和社群为中心：中国文化强调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注重家庭和社群的互助和共同发展。3. 尊重传统和敬拜祖先：中国文化对传统和祖先的尊重和敬拜是其一大特点，这也体现了中国人的深厚文化认同。4. 讲究礼仪和道德：中国文化非常注重礼仪和道德，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些文化特点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 互助共享：中国文化中强调社群的互助和共同发展，这在现代社会中可以体现为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等的资源分配。2. 传统保护：中国文化对传统和祖先的尊重和保护，有利于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3. 礼仪道德：中国文化中讲究礼仪和道德，这在现代社会中可以体现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4. 文化认同：中国文化深厚的文化认同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推动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发展。总之，中国文化的特点对中国现代社会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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