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和古埃及文化，它们之间有哪些联系与区别呢？：一、自然环境——两河流域东接西伊朗山脉，西与叙利亚草原和阿拉伯沙...
有关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和古埃及文化 它们之间有哪些联系与区别呢？
其次，我们再来看其他几个不同的地方，宗教信仰上两河流域基本上是多神教，埃及是以一神教为特色。古埃及人特别关心来世，人们千方百计防止死者遗体消失，以木乃伊为代表。两河流域人们则似乎从未有过灵魂不朽之说，他们虽然也祈祷神灵，但求的是现世的福祉而非求永生和来时的享乐。法律上巴比伦人给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汉莫拉比法典，这一法典制定于古巴比伦国王汉莫拉比统治时期，是世界上第一步成文法典。而古埃及的法律观念上，法老就是最终裁决者。在文字方面，苏美尔人则创造了著名的楔形文字，它起源于象形字，后演变成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的集合体。埃及人创造了独特的象形文字，一般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字母符号三部分组成，这种文字虽有字母，但没有发展为字母文字。古埃及文学丰富多样,有神话、童话、诗歌、格言、教谕、传记等，尤其是短篇小说。苏美尔的文学作品中最具分量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是屹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史诗，此外，还有一些情歌、圣颂诗等。古埃及的建筑与雕刻与宗教方面追求来世不无关系，建筑主要是金字塔和神庙。苏美尔人的雕刻艺术长于金属工艺和宝石雕刻，这类工艺品可谓维妙维肖，极富想像力。巴比伦的建筑也继承了苏美尔的一些特点，著名的有巴比伦城,巴别通天塔和空中花园。
最后我们来看看数学天文学，两河流域的人们把一年分为三百六十五天，辅以四季的变化，创造了“太阴历”，数学上的六十进位法和十二进位法就都是从这一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埃及他们发明了计数法和几何法。在天文学领域，他们发明了“太阳历”，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究其渊源，正来源于此。此外，埃及在医学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
：一、自然环境——两河流域东接西伊朗山脉，西与叙利亚草原和阿拉伯沙漠接壤，北靠亚美尼亚高原，南邻波斯湾，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干旱少雨，充沛的两河水是灌溉农业唯一的生机，灌溉是当地的经济生活的命脉。埃及处在西亚大陆交界地区，终年少雨而干旱，适于人类生活的地区只有尼罗河沿岸和下游三角洲地带。尼罗河是一条狭长条带状的通道，其间没有破碎的地理单元，为交通和行洪提供畅通的孔道，人们在这条狭长的流域范围内依赖尼罗河定期泛滥而生存。由此可见，虽然两者都是灌溉农业，但由于地形环境的不同让埃及更容易形成统一集权体制，相对安全的位置环境不会像两河流域那样经常受到外族侵扰。二、政治形态——两河流域在最初国家形成中，出现了十二个城邦国家，直到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被波斯帝国吞灭才结束，两河流域政权更替不断，异族入侵严重。在亚述帝国时期，南部的加底特人入侵，重新建立了巴比伦王国。复杂的政治环境让统一的格局不停地改变，同时王权受到各种制约，因此没有君神一体的特征。埃及的政治状况不同于两河流域，埃及周围的地理坏境险峻复杂，形成了一个保护带，使埃及较少受到外族的入侵。同时，当地发展农业生产、建立水利设施的需要，要求有相对集中的统治，这为埃及形成君神一体的法老集权统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三、经济形态——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在沿河地区发展农业，受河水定期泛滥影响；以麦子为主要农作物，都饲养牛羊等牲畜。但不同的是两河流域的商业始终比较发达，因为它多变的政治状况使它始终难以建立强有力的专制王权，因此民众拥有较多的自由，这十分利于商业的发展。在尼布甲尼撒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出现一些著名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相反，古埃及由于政治状况相对比较稳定，王室力量强大，外患较少，统治者能够倾其主要力量，来加强对国民的控制，所以，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
其次，我们再来看其他几个不同的地方，宗教信仰上两河流域基本上是多神教，埃及是以一神教为特色。古埃及人特别关心来世，人们千方百计防止死者遗体消失，以木乃伊为代表。两河流域人们则似乎从未有过灵魂不朽之说，他们虽然也祈祷神灵，但求的是现世的福祉而非求永生和来时的享乐。法律上巴比伦人给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汉莫拉比法典，这一法典制定于古巴比伦国王汉莫拉比统治时期，是世界上第一步成文法典。而古埃及的法律观念上，法老就是最终裁决者。在文字方面，苏美尔人则创造了著名的楔形文字，它起源于象形字，后演变成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的集合体。埃及人创造了独特的象形文字，一般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字母符号三部分组成，这种文字虽有字母，但没有发展为字母文字。古埃及文学丰富多样,有神话、童话、诗歌、格言、教谕、传记等，尤其是短篇小说。苏美尔的文学作品中最具分量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是屹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史诗，此外，还有一些情歌、圣颂诗等。古埃及的建筑与雕刻与宗教方面追求来世不无关系，建筑主要是金字塔和神庙。苏美尔人的雕刻艺术长于金属工艺和宝石雕刻，这类工艺品可谓维妙维肖，极富想像力。巴比伦的建筑也继承了苏美尔的一些特点，著名的有巴比伦城,巴别通天塔和空中花园。
最后我们来看看数学天文学，两河流域的人们把一年分为三百六十五天，辅以四季的变化，创造了“太阴历”，数学上的六十进位法和十二进位法就都是从这一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埃及他们发明了计数法和几何法。在天文学领域，他们发明了“太阳历”，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究其渊源，正来源于此。此外，埃及在医学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
埃及文明起源以尼罗河为依托。尼罗河是一条狭长条带状的通道，其间没有破碎的地理单元，为交通和行洪提供畅通的孔道，人们在这条狭长的流域范围内依赖尼罗河定期泛滥而生存。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埃及定居农业造就了高投入和高回报的生境，促使埃及社会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现的城镇政体，各自控制着泛滥平原的某一条带[1]。这种多元的地方中心并没有力的地理屏障，为建立统一的政体在地理环境上铺平道路。同时，狭小的生存空间，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极力通过统一活动扩大自己的支撑区，导致统一集权机制的形成，终于在公元前3100-3000年，由上埃及国王孟尼斯实现统一，埃及文明形成。
尼罗河水流由南向北流，上埃及国王可以清楚地预言向北灌溉的区域，奠定了埃及统一是上埃及统一下埃及的格局。也限定了埃及的官僚体制一开始就是内向型的，注重内部行政体和部门化建设。
总之，尼罗河狭长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埃及的文化选择了狭长带状、由南向北的多元一体化文明起源模式。是“一节灌肠式的神化集权模式”。
（二）两河流域
西亚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受干旱少雨环境控制，充沛的两河水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唯一的生机。但实际上由于底格里斯河平时水位过低，汛期水位由过高，流速快，实难利用灌溉，所以聚落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流域。灌溉是当地的经济生活的命脉。
前5000年前后，乌贝德人疏浚幼发拉底河摆动故道成为运河，建立灌溉网络，客观上要求超出单个聚落等级之上的社会组织出现，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聚落形态的复杂化——社会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凝聚合并。当公元前4000纪中叶，这一凝聚过程完成时，伴随着周围聚落的消失，城市出现。这种城市包容着一个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专业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墙内，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城邦，与我们所说的“早期国家”有着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原始民主制”
因为灌溉体系是两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根本命脉，早在史前时期原始农村公社阶段，灌溉权利就成为一种公社成员平等享受的生存权利。当外来移民加入两河社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劳力来换取原住民公社所允许的灌溉使用权时，外来人就自动成为社会的下层[2]。两河流域社会如此层级化，实质上是族群整体的等级化，而不是趋向与阶级分化的、少数统治者的集权化。所以，当城市凝聚成功后，原上层农村公社成员带着他们的灌溉权成为市民，而少数军事领导精英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特权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城邦的政治生活当然是以大家族族长为代表的、体现全体市民意愿的“原始民主制”。所以，两河的城邦，究其本质乃是“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同以早王朝、埃及古王朝为代表的早期阶级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所以城邦是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之一，值得三思！
（2）政体的碎裂化
幼发拉底河流域内的小区域有地理破碎的局限，因此形成的多元政体同样也是碎裂化的——城邦——各城市控制自己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未能马上形成尼罗河那样的集权性政治大一统。另一方面，“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脱胎于原始农村公社民主制，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发展，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治大一统，政治格局必定是碎裂化的。
（3）王权的晚出
直到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经济的壮大成为他们政治上壮大的后盾，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才正式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家的出现的根本动因是大家族靠买进土地而实现，颇有封建主义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或因其旧政，或委派官吏，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一个世纪以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大帝国被扎格罗斯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所取代。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采取的是类似苏秉琦先生所谓的“续生型”模式[3]，从城邦到早王朝，从苏美尔文明的大帝国到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会、甚至文明进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断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后续。是“一串腊肠、粉肠相串联的香肠模式”。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起源的过程始于农业革命，人类定居生活开始时。在安那托利亚高原地区的查塔·休於（Catal Hüyük），发现了人类最早定居生活的遗迹，时间在公元前9000年。当人类定居下来的时候，农业生产就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因为农业生产有播种期、生长期和收获期的差别，在农业生产的早期，狩猎和采集等原始生活方式仍然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很可能在当时仍然是生产辅助部门。农业生产所获得的产品仅在收获季节时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畜牧业也一样，牲畜饲养过程中，狩猎和采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查塔·休於的发现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渡过这个阶段，农业、畜牧业已经成为主要生产部门。
同样的情况在沿着幼发拉底河的多个遗址都有发现。同时，随着农业、畜牧业的进步，手工业逐渐开始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哈苏纳、萨麦拉、哈拉夫诸遗址中，陶器是各地区及其所属时期的标志性器物。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冲积平原最南端的欧贝德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代表，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载体——城市在这个时期诞生。而城市化进程在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就已经开始。
公元前7000年，在西亚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农业产品已经可以保证上千人的需要，可以保证稳定的定居生活，居住密度也日益增大，人群居住已经从最初的村庄发展到早期小城镇的阶段。最早的集中聚落是位于叙利亚北部的杰里科（Jericho）和安那托利亚高原南部的查塔·休於。这两个聚落的规模仅稍大于当代的大型村庄或小城镇，有些学者认为杰里科坚固的城墙及防御体系证明它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但其并非一个居住体系的中心，因而应视为前城市居住形态。
早期城镇的发展集中在天然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杰里科位于约旦河附近，是早期天然农业的主要耕作地区，充足的水源和降雨使得这里成为人类最早定居的地方。公元前7000年，杰里科聚落面积已经超过10英亩。杰里科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大麦和小麦耕作；饲养家畜，主要是羊，供应肉和奶；狩猎仍然是主要经济部门，狩猎瞪羊和各种湿地鸟类供应肉和皮毛的需求。查塔·休於位于土耳其南部，稍晚于杰里科。考古发现证明，查塔·休於的经济门类较杰里科更加多样。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狩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家畜饲养的规模和种类远远大于杰里科。居民的食品结构非常丰富，包括各种谷物、豆类、浆果类、果酒、植物油等。在这两个地区，交通同样发达，周围地区亦有丰富的资源，因此贸易很早就已经产生，并且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之一。杰里科附近有盐、硫磺和沥青产地，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和商品。杰里科的农业、畜牧业产品用于交换来自安那托利亚的黑曜石、西奈的绿松石和红海的贝壳。查塔·休於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这里的居民不仅与周围山区居民进行产品交换，还向今叙利亚和地中海地区扩展，它的贸易体系是间歇性的，不稳定的，没有连续性，因此，查塔·休於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这可能是它在公元前4500
关于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
公元前17世纪下半叶，来自东方地区的“喜克索斯”人统治了埃及，他们相继建立了埃及 历史 上的第15、16王朝，对其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遗憾的是，流传下来的关于这方面的 历史 文献资料寥若晨星，因此，喜克索斯人的统治被称为埃及 历史 上的“黑暗时代”。关于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自然也就成为世界古代史之谜。
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陆续派出了自己的考古队，对近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考古发掘。由于“新式考古”技术的应用，人们对埃及、近东等地区的 历史 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勿庸讳言，由于我国资料、经费等条件的限制，使得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仍旧滞留在陈旧的认识之上。国内新编《世界史》教材中，也声称：“有关喜克索斯人入侵和统治埃及的资料非常贫乏……现在还很难恢复这一事件的全貌。”并含糊其辞道：“喜克索斯人的组成部分比较复杂，其主要部分可能是属于塞姆人的游牧部落，同时也掺杂进其他一些人种成分，如胡里安人，甚至印欧语系的人。”显而易见，教材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近年来对喜克索斯时期的大量考古发掘，为我们重新认识这段所谓“黑暗时代”的 历史 提供了契机，也为我们了解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拟用最新的考古证据与 历史 文献有机结合，对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做一全面而系统的新阐释，以弥补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之不足。
一
撰写于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79~前1213年)时期的杜林王表，最早指出了喜克索斯人是外族入侵者。王表上面在喜克索斯统治者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一个特殊符号，该符号在古埃及语中表示“外国的”意思。而专用于古埃及国王的“椭圆形符号”则不用，它包涵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所有埃及国王的名字上必须加上这一符号，以示国王的统治无穷无尽，像太阳一样长久。因此，杜林王表反映了喜克索斯人非埃及本族人。
最早涉及到“喜克索斯”这一专有名词的，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僧侣曼涅托的(埃及史)，其中这样记载，“不知什么原因”，“来自东方地区”的侵略者推进到了埃及……曼涅托把他们称为“喜克索斯”。
学术界认为，所谓“喜克索斯”(Hyksos)就是古埃及语“赫卡·哈苏特”(hk3wh3Swt)的音译。“赫卡”在埃及语中是“统治者”、“首领”的意思；“哈苏特”是“外国的”之意；联合起来，意即“外国的统治者”。著名埃及学家瑞弗尔德教授认为，“喜克索斯”无非就是曼涅托对埃及语“赫卡·哈苏特”一语的“希腊化转译”。
那么，“外国”究竟确切地指哪个地区呢？曼涅托给后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将人们引入了 历史 的迷宫。
有学者指出：可能早在第12王朝开端，埃及就已经使用“赫卡·哈苏特”一语来称呼亚细亚地区的部落首长。譬如，在位于贝尼·哈桑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幅壁画，描绘的是一个部落酋长率领37个亚细亚人携带物产拜访埃及的场面，临近的铭文中把这个酋长称为“赫卡·哈苏特”。另外，在(辛努海的故事》中也用了这一术语，可能用来称呼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部落首领。学者们进一步指出，可能只是到了后期，统治了埃及的喜克索斯人的首领渐渐使用“赫卡·哈苏特”作为他们的王衔，“喜克索斯”这一名字才成了对统治了埃及的亚细亚人的特殊称谓。
二
对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曾提出种种猜疑。有观点认为他们可能是印度的雅利安人，主要根据是：据说正是喜克索斯人把马和战车引进了埃及，而马和战车在西亚的出现又是与进入印度和伊朗高原的雅利安部落一起出现的。
的确，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马和战车是由喜克索斯人开始引进埃及的，但是，引进的时期却值得我们考虑。古埃及文献中最早提到“马”这个词的是阿赫摩斯碑刻，在记载驱逐喜克索斯人的战争中出现了“海特”(htr)一词，学术界一般译之为“马”。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可能正是马和战车这一军事装备的引入，才使得埃及军队最终战胜了喜克索斯人。目前，却丝毫没有理由认为喜克索斯人靠马和战车才侵入了埃及。再说，对喜克索斯人入侵方式问题，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和平渗透，而非暴力侵袭。
另外，究竟是否是喜克索斯人开始把马从亚洲引进埃及，也值得怀疑。怀特教授认为，早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已经有了马。其根据是，1959年，艾麦里教授在埃及努比亚地区的一个名叫布亨的遗址中曾发现过马的骨骼，而该遗址恰属于中王国时期。
内比斯指出：“古埃及人表示马和战车的术语具有明显的塞姆语性质，没有理由认为埃及人是直接从雅利安人那里学习马和战车的，更不能由此推测出喜克索斯人起源于印度、伊朗的雅利安人种。”
三
也有学者提出了喜克索斯人起源于胡里安人之猜疑，其证据是：一种属于埃及第二中间期的由陶轮制作的黑白双色陶制器皿在下埃及的阿不舍尔、麦勒克等地发掘出来。有趣的是，在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也发现了与此形状、图案、装饰都极其类似的器皿，且该地区的居民使用胡里安语。于是，有的学者便极富想象力地把两者联系起来，将这种器皿冠之日“胡里安器皿”，进而提出了喜克索斯人起源于胡里安人之学说。
其实，仅以此为证据就提出该学说，未免太有些武断与牵强。试想，即使真的是胡里安器皿，难道我们就不能认为该器皿是由于贸易原因而辗转抵达埃及的吗？况且，从地理位置上讲，胡里安人居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一带，如果真的劳师袭远侵入埃及的话，那么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可谓必经之地，即首先要侵入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然后侵入埃及。倘若如此，当时胡里安人势必应该在该地区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留下痕迹，然而，“从巴勒斯坦地区的陶器和雕刻艺术的资料看，却没有发现外国部落入侵过巴勒斯坦的迹象”。
我们知道，语言是研究一个民族、种族的活化石，它在鉴别一个民族、种族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喜克索斯人的遗物如印章、蜂螂石等上面留下了大量的名字，学者们认为，喜克索斯人的名字是纯粹的塞姆语，没有任何理由解释为胡里安语。
瑞弗尔德教授对喜克索斯人的名字，从文法、构词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多数名字是西塞姆语的俚语，只有两个是标准的西塞姆语，属于胡里安语的一个也没有。他还指出：“没有人能证明，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有大量的胡里安人进入了美索布达米亚与埃及之间的地区……他们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一定是在喜克索斯人征服埃及之后。”
由此看来，胡里安人起源说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四
随着对喜克索斯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大量的遗物、遗迹、碑刻、铭文的发现，给我们研究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
考古发掘了一个喜克索斯人的饰板，称之为“吹牛角者饰板”。学者们指出，饰板上出现的鸟，不应该看作古埃及语“坏的，弱的”等意思的指示符号——秃鹫，因为它更像美索布达米亚的“狮头鹰”，进一步说，饰板底端的山脉图案是典型的美索布达米亚的画法。
另外，考古学者们在萨卡拉附近，发掘了一个属于喜克索斯国王阿波菲斯统治时期的坟墓。该坟墓标明其主人是阿拜德，但最早的主人是一个喜克索斯兵士奈哈姆，奈哈姆呈现出显著的塞姆人特征：他的武器，包括长矛、复合式短弓、箭、匕首等，都是典型的亚洲样式。这个匕首的把手经过了镶嵌，上面的装饰图案给我们一个亚洲样式的印象。如果作一下比较，例如，与巴勒斯坦地区的杰里寇城发现的蜂螂石进行对比，我们得出：二者同出一源。由此看来，喜克索斯人可能是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部落。而且，有资料显示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气候发生了严重的干旱。这样，他们可能需要更换牧场而进入了埃及。如此推测，则顺理成章。
还有，关于喜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利斯，其具体位置，过去学术界虽然曾有过争议，但目前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即阿瓦利斯就是三角洲东部的现在城市达巴。该城市正好毗邻巴勒斯坦地区，以该地为首都，对喜克索斯人来讲，真可谓“近水楼台”了。
五
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考古学者们颇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考古学”这一概念。新考古学赋予考古实物以生命，发现了考古实物之间的联系形式，从而使考古学在如何通过物质资料研究 历史 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自1966年始，澳大利亚驻开罗埃及研究所所长比塔克博士，对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喜克索斯人的遗址达巴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挖掘。1978年至1985年期间，美国多伦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在郝勒德教授的带领下，对喜克斯人的另一重要遗址马斯卡胡特进行了长达5个季度的挖掘。来自这两个遗址的颇具说服力的大量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喜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特征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达巴遗址，即当年喜克索斯人的首都阿瓦利斯，同时又是他们最重要的城市中心。马斯卡胡特规模较达巴略为逊色，其位置也相对偏远一些，但它也是喜克索斯人的一个重要遗址。这样，两城市互相印证，为我们确定喜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根据。
专家们运用新考古学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对喜克索斯人的遗物、遗迹系统地测定、整理、研究后指出：逆南的影响在喜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方面占了主导因素。囿于篇幅，笔者在此无法一一罗列各种考古证据，现仅就达巴城的考古发掘概括如下：建筑方面，达巴拥有不仅仅一座迦南神庙；埋葬风俗方面，随葬品中发现了驴子的骨骼；还有在装饰品、武器、陶器等方面，迪南的影响均表现得尤为突出。喜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在迎南文化中找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西方学者们得出结论：喜克索斯人起源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青铜中期的迦南人，其种族则是迦南的一支。
六
在此，笔者拟就陶器这一鉴定人类物质文化的最灵敏的“指示器”入手，对喜克索斯人种族的鉴别作一旁证。
我们知道，陶器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考古学上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是研究人类物质文化的一面镜子。
马斯卡胡特是在喜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一千多年后，到了舍易斯王朝时期遭到废弃的。这样，喜克索斯人时期的物质文化得到了及时的隔离，故属于喜克索斯人阶段的陶器可以十分容易而明显地区分出来。
经中子活化分析技术鉴定，马斯卡胡特发掘的绝大多数陶器是用尼罗河淤泥或泥灰粘土制成的，泥灰粘土与尼罗河淤泥是古埃及陶器制作的两种基本原料。
同时，学者们指出，马斯卡胡特所发掘的绝大多数陶器是用快轮生产的，其中平底陶居多，而埃及陶器墓部一般都是圆形的或尖状的，快轮与平底陶明显地反映了迦南的风格。另外，深红色的釉子，浅碗上的图案及经过高度磨光等等，也都反映了迩南的风格。
马斯卡胡特也发现了进口来的陶器，但它们数目很少，只占很小一部分，并且很容易区分出来，因为它们的质地有别于埃及。其主要特征是，这类陶器有一个明显的灰白色的含石灰岩成份的胎层。其中有一种供储存用的双耳大腹坛尤其瞩目，它的基部略为凸出。根据这些特征，学者们指出它们是典型的迦南风格，而不是埃及风格。经鉴定，它们含有大量的石灰岩成份，学者们进一步推测，他们可能是装盛着橄榄油或葡萄酒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进口来的。
另一方面，马斯卡胡特出土的陶器虽然也掺杂了埃及风格的影响，但是，占主导因素的是迦南风格，埃及影响十分有限。无论是从生产技术还是装饰风格等方面，马斯卡胡特的陶器——喜克索斯人的陶器都与青铜中期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迦南人的陶器有着惊人的相似。
陶器是人类物质文化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它虽然不能作为鉴定种族的检测器，但我们至少可以确信，陶器给我们鉴定古代种族所属，提供了一个难得而又重要的线索。因此，以上论证为西方学者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原载 《 历史 教学》
作者 ：王海利
喜克索斯人对埃及文字的发展有何贡献？
虽然喜克索斯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明显低于埃及人，但他们把驯养马以及制造马拉战车、排弓、战斧等技术输入埃及，并简化了埃及文字，这直接为后来腓尼基人创造拼音字母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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