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哪些爱国的人1、鲁迅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
在中国有哪些爱国的人
1、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2、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3、文天祥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道号浮休道人、文山。江西吉州庐陵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
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宝祐四年进士第一。开庆元年，补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咸淳六年四月 ，任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因草拟诏书有讽权相贾似道语，被罢官。
德祐元年，元军沿长江东下，文天祥罄家财为军资，招勤王兵至5万人，入卫临安。五月，在福州与张世杰、礼部侍郎陆秀夫、右丞相陈宜中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
建策取海道北复江浙，为陈宜中所阻，遂赴南剑州聚兵抗元。景炎二年五月，再攻江西，终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祥兴元年十二月，在五坡岭被俘。
次年，元朝蒙、汉军都元帅张弘范将其押赴厓山，令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拒之，书《过零丁洋》诗以明志。
后被解至元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中书宰相之职。文天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于大都就义。
4、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
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5、林则徐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
清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民族英雄，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
林则徐的著作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林文忠公证书》、《林则徐集》、《林则徐书简》等。
1839年，林则徐于广东禁烟时，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
虎门销烟使中英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状态，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入侵中国的借口。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在普宁老县城病逝。
1、 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
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2、吉鸿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
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3、华罗庚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4、朱自清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人民对美国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
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5、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
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1、李大钊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天津大沽口，国民党被迫反击并击中日本军舰。日本政府不仅不承认侵略，而且要求中国道歉并赔偿损失。腐败的段祺瑞军阀政府都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有5000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会议。
李大钊亲自举着红旗，走在队伍中间，展示铁狮子胡同军阀政府面前。游行队伍来到了军阀政府的大门口，段祺瑞回应了政府的枪击事件。面对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李大钊试图减少革命群众的损失，冒着子弹和雨水，指挥示威者撤离。当他看到几个严重受伤的年轻人倒在地上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抬起它们并编织了力量将它们带走。
2、杨靖宇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被任命为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族省委书记。 他被派往南曼地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的华南游击队成立为政委。以陨石红蝎为中心建立了游击队基地。
1933年9月，他担任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司令兼政委。 1934年4月，他加入17个抗日武装部队，建立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并担任总指挥官。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团司令兼政委，东北抗日联盟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经济部长期以来一直在威震天东北的土地东南部进行战斗，并与全国抗日战争合作。
3、闻一多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
4、林则徐
1838年，以英国为首的外国商人走私到中国的鸦片已达4万余箱。对这杀人不见血的鸦片，中国人民深恶痛绝，发出了要跟英国侵略者算账的吼声。林则徐一到广州，便下令查封了广州所有烟馆，并传讯洋行商人报明存烟实数，限3天内缴出鸦片。各国鸦片商看到林则徐如此坚决，便采用搪塞敷衍、欺骗贿赂等手段，迫使林则徐屈服。
但林则徐丝毫不动摇，将两万多箱鸦片投入池中，鸦片被盐卤泡透后，顿时池水翻滚，烟雾腾起。周围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一片高呼。 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国人百年来反抗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并向世界表明中国人纯洁的道德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5、 钱学森
当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时，当时加州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钱学森为高兴。他打算回到中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并不容易回国，而钱学森的专长与国防直接相关。美国竭尽全力阻止他返回中国。在经历了他的艰辛之后，他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6、华罗庚
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之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
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2、吉鸿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
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3、华罗庚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4、朱自清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人民对美国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
清朝的会派
有清一代天地会伴随其始终，除此之外还有哥老会等。希望大家能详细介绍几个！谢谢！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乾隆后期，白莲教在楚、川、陕三省迅速发展，清廷下令逮捕教中骨干，要求“全教拿获，毋使一名漏网”。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各地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多被捕。地方官吏乘机勒索，不遂所欲即以邪教治罪；加之为镇压湘、贵苗民起义，徭赋极重，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无法生活。刘之协等遂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与各地教首约定嘉庆元年三月十日同时起义。因事泄，宜都、枝江张正谟等提前于正月初七日发动，长阳、长乐(今五峰)林之华、覃加耀接踵而起，当阳、来风、竹山、孝感等地亦有人继起响应，并占领当阳，攻破竹山、保康二城。二月初二日，襄阳张汉朝(即张富国)起义于黄龙，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于夹河州，河南邓州高均德起义于高家湾。此三支义军于三月间集中于襄阳以北吕堰、双沟地区，迅速发展至数万人。所有起义队伍，不论男女，“都以白布缠头作记认”。清廷为之震惊，急由陕西、广西、山东调兵7000人，会同湖北及四川清军共万余人，由都统水保及湖广总督毕沅等指挥，实行分区围攻。各地白巾军修筑寨垒，据险防守。清军兵少，分散，进攻多受挫。四月，清廷又增调直隶(今河北)、山西兵各2000人，同时命永保统一指挥各军。经两月激战，六月，参将傅成明部在孝感被襄阳白巾军以伏击战全歼。至此，清军“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清廷再增调湖南苗疆兵2万人来援，形势开始逆转。八月，竹山、当阳、枝江各地白巾军寨垒多被攻破。最早起义之张正漠部亦在灌脑湾被歼。仅林之华部仍活动于长阳滋丘一带，襄阳白巾军活动于襄阳北及随州、钟祥一带。清军重兵多在湖北南部，姚之富等遂向北扩展，进至河南唐县(今唐河)一带。清廷又增调山东、直隶及京师健锐、火器营兵6000人来援。
正当清军集中兵力会攻襄阳白巾军时，四川达县徐天德率众数千人，于九月十五日起义于亭子铺；东乡(今宣汉)冷天禄、王三槐起义于莲池沟，巴州(今巴中)罗其清、通江冉文俦等先后响应，共有义军十余支，各有众数千，“概以白巾裹首”，分别占据山区险要，筑垒防守。署四川总督英善及成都将军勒礼善率兵进击东乡，在娘娘庙老营湾两次受挫被歼数千，此时白巾军已遍布川东、川北。清军兵力既少，两次被歼后士气又极低。但白巾军既未能相互联合，又未能扩张战果，仍分散守寨，各自为战。四川形势未有更大发展。
襄阳白巾军先在陈家河(襄阳北)以伏击战击败追击清军，后又击败河南巡抚景安所率4000人清军于魏家集(今邓县南)，迫其退守南阳。嘉庆帝将永保治罪，改令惠龄统一指挥各军。二年正月，湖南苗疆暂时平定，镇压苗民起义之清军万余人，转用于进攻白巾军，徐天德、王三槐部在金峨寺、香炉坪一带，遭清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仅余2000余人。襄阳白巾军在清军围攻下，亦损失甚重；遂改据守寨垒及硬拚战法为流动游击战法，分三路经河南、陕西向四川作战略性转移。沿途“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伺机以伏击、突袭等战术，痛击追击清军。途经秦岭，大批流民加入，队伍日益壮大，经四月转战，六月二十三日到达东乡，与四川白巾军徐、王部会师。嘉庆帝切责各统兵大臣，再次更换统帅，命陕西总督宜绵取代惠龄统一指挥各军。七月间，清军集中于川东、川北，对白巾军形成包围态势。当地人口稀少，义军数万人食粮难以筹集。襄阳白巾军留一部兵力由李全率领，协同四川白巾军作战，主力分两个梯队重返湖北。姚之富、王聪儿部为一梯队，由奉节出川，在白帝城与阻击清军激战3昼夜，进入巴东、归州(今秭归)地区，乘虚攻下兴山，经保康、南漳向襄阳前进；高均德等部为二梯队，出川后经当阳、远安向荆州(今江陵)前进。清军急调重兵加强荆、襄防务。襄阳白巾军突然回师房县、竹山。八月，在郧西大败明亮部，杀护军统领惠伦及丰伸布。尔后北进陕西。九月，李全部亦至安康。
襄阳白巾军回师荆襄，调动清军主力集中于湖北，四川白巾军压力遂减轻。大批群众加入四川义军，攻占巴州、达州地区许多城镇，声势复振。十一月，襄阳白巾军翻越大巴山，再度进入川北。俟清军集中至通江、太平一带时，再返陕西。清军堵、追均无成效，陷于被动。嘉庆帝第三次易帅，命湖广总督勒保统一指挥各军。三年二月，襄阳白巾军姚之富部进攻郡县(今眉县)不克，李全部经盏厔(今周至)进逼西安，在焦家镇与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失利。两部遂分路向湖北转进。三月，姚之富部在山阳之石河铺、宽坪等处连遭挫折，至三岔河(今陕西镇安东南与郧西交界处)被清军及乡勇包围。激战终日，转战至郧西之却花坡，矢尽援绝，突围未成，全军覆没，姚之富、王聪儿跳崖自杀。李全、高均德两部在两河关(今旬阳西北)、茅坪(今洋县北)等地亦屡次失利，遂西进凤县，经略阳、宁羌(今宁强)入川，五月至仪陇，与罗其清、冉文俦部会合。白巾军全部入川，清廷集中5万兵力，三路进击。在川白巾军，仍多依险筑垒，固守硬拚，遭很大损失。罗其清、冉文俦先后被杀，王三槐被诱俘，仅冷天禄等数部，转移至梁山、忠州及川东地区。四年初，嘉庆帝亲政，总结三年战争教训，在政治、军事上进行调整：撤换作战不力的惠龄、宜绵、景安、秦承恩等领兵大臣；任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陕、楚、豫、甘五省军队；大力推行乡勇、团练，保甲制度，筑堡团守，坚壁清野，同时采用“剿抚并用”方针，宣传“若能悔罪投诚”，“不咎既往”。白巾军亦接受三年战争教训，放弃固守寨垒战术，改用分散出击与流动作战相结合的战术，开始分路向川西、甘南及陕、楚作大范围的往返流动，以便于保存自己、筹集军粮、扩充人员、争取主动及伺机歼敌。白巾军的多路流动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主动，部队日益壮大，清统兵大臣福宁上奏：“贼以胁从而日增……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清军疲于奔命，大量减员。清领兵大臣明亮上奏：“臣自去秋至今，日夜追贼，往返五省，所领兵3000……仅存干余”。嘉庆帝于七月再次更换统帅，将上任仅半年之勒保“逮问治罪”，八月改任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任经略后，采取“驱各路之贼逼归川北”，然后“聚而歼旃”的作战方针，同时大力推行团练、寨堡及坚壁清野政策。九十月间，张汉朝战死、高均德被俘，徐天德部略有斩获，唯冉文俦之侄冉天元一年来多次击败清军，部队又发展至万余人，活动于大竹地区。十二月间，川北各部白巾军北进陕南，一部由略阳强渡嘉陵江进入甘肃秦州、巩昌地区。清军主力尾随白巾军进入甘陕，冉天元乘虚趋定远，于五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抢渡嘉陵江进入川西，进攻蓬溪县城。四川总督魁伦命总兵朱射斗，率兵3000人驰援，冉天元围城打援，于十九日在老虎岩以伏击战全歼清军，杀朱射斗。部队迅速发展为5万余人，声势大振。德楞泰急从广元、昭化南下增援。冉天元再以后退诱敌、设伏聚歼战术，在江油包围了清军温春、赛冲阿两部，予以歼灭性打击。三月，该部在马蹄岗与清军激战三昼夜，德楞泰仅余亲兵数十人，行将就歼，都司罗思举突率乡勇来援，冉天元被俘，清军反败为胜。冉部万·余，由张子聪等率领，南下太和镇(今射洪)，渡过潼河，进入川西富庶地区。成都戒严。嘉庆帝逮魁伦入京，令其自杀，重任勒保为四川总督。
活动于甘肃之高天升、马学理等部白巾军，由阶州(今武都)进入龙安。闰四月，在竹子山口击败清军，杀总兵施缙后再返甘肃；八月间，夜袭陕甘总督长麟于徽县伏家镇，杀将军富成及游击台清阿等官兵千余；九月，进至陕西，在略阳、沔县(今勉县)，杀总兵札勒杭阿，在西乡法宝山杀提督王文雄、副将鲍贵等。
活动于湖北之徐天德、樊人杰等部白巾军，转战鄂西北，六月间在南漳马家营击败明亮部，杀总兵王凯等；十月，在远安牛鹿坡击败追击清军，杀总兵李绍祖、参将沈庆春等。
白巾军虽然仍获多次作战胜利，但自身损失很大。自五年夏起，清廷“筑寨团练”及“坚壁清野”等措施逐渐生效，使白巾军在战略上开始转入被动，不仅粮源、兵源日渐减少，而且行动经常受阻，难以进行大范围的流动作战，而主要在川、陕、楚边境地区进行出击及流动。六年正月至七月间，在清军连续进击下，各部白巾军仅剩干余或数百、数十人，基本上被限制在南山老林之中。实力较强者，尚有苟文明、樊人杰及蒲景等少数几部。至七年七月时，此三部亦先后被清军歼灭。十二月，额勒登保上报嘉庆帝“大功底成，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实际上尚有多部小支白巾军活动于南山老林进行游击作战。八年二月，清骁将、提督穆克登布深入老林追击，为少数伏击战士格杀。八月，被清廷解散之部分乡勇，参加白巾军，不时向老林以外出击。九月，在西乡附近击败堵击的清军，杀副将朱槐。白巾军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又坚持战斗1年余，直至九年九月，最后一位白巾军首领苟文润被叛徒杀害，历时9年的白巾军(白莲教)大起义方告结束。以川、楚、陕白巾军大起义为转折点，清朝开始由盛世走向衰落。
点评:修堡筑寨、固守一地与硬拚的作战指导，是白巾军起义初期被清军各个击破的主要原因；大踏步前进、后退，实施流动作战，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战争主动权，粉碎了清军聚而歼之的战略企图，但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当清军实施筑寨团练及坚壁清野时，即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是白巾军后期终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教、军合一的组织形式和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制度，致内部派系林立，战争中缺乏统一领导、计划及各部不能密切协同，亦为白巾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
这一点存疑，虽然数字出于清朝的官方户籍档案
因为白莲教起义发生的地区实际上相当小，涉及的不过是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该地区的总人口估计仅为3000－4000万左右
天理教：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是18世纪中叶白莲教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部分教徒组织起来的，曾在北京、河南发动起义。又称八卦教。
嘉庆年间由京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八卦教（九宫教）、荣华会、白阳教、红阳教、青阳教等教派的部分教徒逐步联合统一而成 。主要首领为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和京畿大兴县人林清等。教内以八卦为分支名目，各有掌卦教首，而震卦为七卦之首，兼理九宫，统管八卦。主要经卷为《三佛应劫统观通书》等。传习“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崇拜太阳，信奉“三极”说，即认为世界的发生发展经历过去、现在 、未来3个时期，“过去”称无极，“现在”称太极，“未来”称皇极 ；倡言“红阳劫尽 ，白阳当兴” ，该由“十八子明道”、“孝姓应世”。天理教冲破了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敛钱自富的传统，提出了入教者缴纳根基钱(或称“种福钱”)，起事之后给与地亩官职的主张，具有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目的。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曾组织发动京师、河南、山东等地教徒起义，京师的一支并曾攻入紫禁城。后在清军镇压下先后失败。
小刀会
小刀会是成立于厦门的民间秘密团体，属天地会支派，1851年传到上海。上海小刀会成员主要为上海的福建籍劳动人民和部分工商业主。与小刀会性质相同的秘密结社，上海还有主要成员为广东人的天地会和本地人组成的庙帮、塘桥帮、百龙党、罗汉党等。1852年，天地会成员周立春在青浦领导发动抗粮斗争，南汇、华亭(今松江)、上海等县继之而起。罗汉党人徐耀还发动了嘉定起义。这些斗争使各个秘密组织逐渐联合起来。185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和福建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下，各支力量以小刀会名义结成统一组织，推举天地会广东帮首领刘丽川为首领，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853年9月5日，周立春、徐耀等在青浦首举义旗攻占嘉定。7日，刘丽川和原小刀会福建帮首领陈阿林等在上海起义，占领县城。随即，从上海、嘉定分别出发，接连攻占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四县，成立小刀会政权。初用“大明国”国号，旋即改称太平天国，由刘丽川上书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表示接受领导。清朝政府急从围攻太平天国天京(今江苏南京)的江南大营抽调部分清军及其它地方武装，由大营帮办、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率领，赶赴上海镇压。9月22日，清军陷嘉定，周立春被俘牺牲，其女周秀英和徐耀率领部分起义军转入上海。至月底，周围各县相继失陷。起义军在上海坚守抗敌，曾宣布豁免三年赋税钱粮，并铸造货币，发展商业，保证粮食供应，打击高利贷，得到上海人民的拥护。
英、美、法当局曾声称对局势保持“中立”。但为维护在华利益和威胁清政府，1854年 4月，英美驻军袭击了上海城内的清军营盘。7月，清政府任吉尔杭阿署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派苏松太道吴健彰与英、美、法当局谈判，以出卖上海海关和租界主权，换取它们的支持。从此，上海海关开始由英、美、法三国委派的“税务司”共管，上海租界建立了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统治机构。
早在小刀会起义不久，外国势力与清军即在上海城北建筑围墙，以隔断城内起义军与外界的联系。1855年1月6日，法舰队司令辣厄尔领法军与清军配合，攻破县城北门。起义军英勇还击，予以重创。英、美、法当局和清政府遂加紧围困，断绝对城内的粮食火药接济。2月17日，起义军被迫突围。战斗中，刘丽川、周秀英、徐耀等牺牲。部分起义军由潘起亮率领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加入太平军。其它突围残部流散各地，继续参加反清斗争。上海小刀会起义至此即告失败。
天地会
“地震高冈，一脉溪水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天地会暗语
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得名。又名洪门 ，俗称洪帮 。天地会创立的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其成员，最初多为农民或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成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 、水陆交通沿线的运输工人及其他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以后成分日益复杂，但仍以下层穷苦人民为主。天地会以反清复明，顺天行道，劫富济贫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平民的民族观念和反对阶级压迫的要求。其成员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更需要互济互助。因此，忠心义气便成了会内最高的道德规范和达到组织上团结、经济上互助的重要保障。天地会最初主要在福建、粤东及台湾一带流传，稍后发展至广东全省及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及湖南等省。鸦片战争后 ，又传至四川、湖北、安徽及江浙等省。清前期除了天地会本名外，还有添弟、小刀、双刀、父母、三点、三合等10余种名目。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哥老会等大量分支，以致各地山堂林立，成为天地会一大特点。清廷实行严酷专制，但民间反对满清统治的运动从未停止，天地会曾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斗争。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国内的天地会组织部分成为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或为反动统治阶级反对革命、镇压人民的帮凶。海外的洪门组织，则大多数仍继续作为团结华侨的重要纽带而存在，只有少数成了黑社会组织 。
天地会也称“洪门”。清代南方主要秘密结社。
其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在天地会内秘籍自称系福建少林寺僧于康熙甲寅年（1674）年或雍正甲寅年（1734）年创立；另一说法是民国以后，洪门成员称其会创自郑成功；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档案以及清代官书记载为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或三十二年创立。
初创时原系下层劳动者互助性秘密团体，后因屡遭清廷镇压，反满色彩日浓。乾隆年间以“顺天行道”，“剃除贪官”及“争天夺国”为口号。嘉庆以后，复提出“兴明绝清”及“反清复明”等口号。清末又增加了反满内容。为对付清廷镇 压及便于吸收会众，不断创立新的名称，成为拥有数十种名目的秘密结社系统，因组织分散，未形成统一领导，在同一地区的组织间亦互不统属。无固定的教义与崇拜对象，但有严格的会规，后发展为三十六誓，要求会众忠于誓言，严守秘密。
在清代曾多次发动武装斗争，重要的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六十年台湾陈周全起义，嘉善起义，咸丰元年至五年广西大成国、升平天国起义，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厦门小刀会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三合会、哥老会中许多成员参加推翻满清的武装头争。嘉道以后，天地会发展到海外，在东南亚与美洲华侨中广泛流传，曾组织华侨多次举行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斗争。
人们认为天地会由明朝遗老或郑成功于康雍年间创立诸说，皆以此类秘密文件为据。
天地会最初主要在福建、粤东及台湾一带流传，稍后发展至广东全省及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及湖南等省。鸦片战争后，又传至长江中下游的四川、湖北、安徽及江浙等省，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秘密结社。清前期除了天地会本名外，还有添弟、小刀、双刀、父母、三点、三合等十余种名目。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哥老会等大量分支(哥老会后发展为独立的秘密结社)，以致各地山堂林立，成为天地会一大特点。清廷曾严禁秘密结社的活动，在清律中有明文规定。但他们反对满汉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活动从未停止。天地会曾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斗争，清前期除卢茂起义与李少敏起义外，重要的还有台湾林爽文起义、台湾小刀会起义、陈周全起义起义。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影响更大。重要的有厦门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其中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的活动甚为活跃，其首领洪大全(焦亮)、罗大纲等都曾率领会众参加太平军，在两广地区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升平天国、延陵国等短期政权，也配合了太平天国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及其分支积极参加和支持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海外的洪门组织，不仅在经费上对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而且派人直接回国参加革命。但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国内的天地会组织大多成为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或为反动统治阶级反对革命、镇压人民的帮凶。海外的洪门组织，则大多数仍继续作为团结华侨的重要纽带而存在，只有少数成了黑社会组织。
方志远的主要论著附目
（1986-2009）
（一）明代国家制度研究
1.《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50万字），华夏英才基金项目，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36万字，与杜婉言合作），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课题子课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
3.《论明代的君主集权制度》（10千字），《严嵩与明代政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2.2万字），《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5.《明代的巡抚制度》（1.5万字），《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
6.《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2.1万字），《文史》第40辑，中华书局1994年版，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7.《明代的御马监》（1.5万字），《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三等奖。
8.《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5.6万字，与欧阳琛合作），《文史》第77辑，2006年第4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
9.《明代的四卫、勇士营》（1.1万字），《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1.2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1.《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9千字），《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12.《明代军队的编制与管理体制》（1.5万字），《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
13.《阳明史事三题》（1.5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4.《明代的户口食盐与户口盐钞》（1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5.《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2.4万字），《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6.《“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3.3万字），《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
(二)明清江西商人及地域经济社会研究
1.《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3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56万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05年重印，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江西通史·明代卷》（54万字，与谢宏维合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附：11卷本《江西通史》副主编，江西省社科重大课题。
4.《明清江右商帮》（6万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万象书局1995年版
5.《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经营方式》（1.8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6.《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1.5万字），《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7.《明清西南地区的江右商》（1.4万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8.《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1.5万字），《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赣文化专辑
9.《再论明代士人的“弃学经商”》（1.2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10.《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1.5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1.《明清湘鄂赣地区的食盐输入与运销》（1.9万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1.8万字），《中国史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13.《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3.3万字），《文史》第68辑，2004年第3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14.《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几点商榷》（1.5万字），《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
15.《“学而优则仕”：明清江西士人生存方式研究之一》（1.5万字），《赣学》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近代九江进出口贸易与江西市场》（1.5万字），《近代沿江经济战略研究论集》，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版。
（三）明代市民文学研究及其他
1.《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36万字），中华书局2004年版，2005年重印，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
2.《明成化皇帝大传》（30万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
3.《千古一人----苏东坡传》（18万字），21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
4.《旷世大儒----王阳明传》（30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
5.《弹指惊雷侠客行----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30万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从现存版刻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发生发展》（3.5万字），《扬州大学文化研究所辑刊》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从现存版刻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1.8万字），《明史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9年版
6.《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9千字），《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
7.《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2.5万字），待发。
8.《“定法”与“定论”：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1.1万字），《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9.《略论汉初的同姓分封与削藩》（1万字），《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院》1989年第4期。
10.《略论青苗法的推行与效果》（1.5万字），《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
三、论著编年（1996-2008）
1986年
1.《明代的户口食盐与户口盐钞》，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获江西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987年
2.《明代内阁的票拟制度》，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新华文摘》辑目。
3.《略论汉初的同姓分封与削藩》，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988年
4.《明代的巡抚制度》，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获江西省高校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5.《略论青苗法的推行及效果》，天津：南开大学《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人大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复印。
6.《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收录于《漫话明清小说》，中华书局1992年。
7.《“内阁始于东汉”说质疑》，南昌：江西省社联《争鸣》1988年第3期。
8.《“江浙”辩》，南昌：江西省社联《争鸣》杂志1988年第5期。
1989年
9.《论明代的君主专制》，江西省社科院：《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上海社科出版社1989年。
10.《江右商略论》，南昌：江西方志办《江西方志》1989年第2期。
1990年
11.《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33辑。
12.《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13.《从明末农民战争看汉族地主阶级》，四川省社科院：《第二届国际明末农战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1991年
14.《弹指惊雷侠客行——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著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经济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6.《明代的知识宦官》，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1年第7期；收录于《中国历史百题》，中华书局1993年。
17.《明代内阁建置的几个问题》（署名刘礼芳），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
1992年
18.《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经营方式》（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人大资料中心《经济史》复印，获江西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9.《王守仁的个性与明代士风》，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2年第7期；收录于《93海峡两岸明清史学术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武林世界与历史真实》，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2年第12期。
21.《明代吉安的诉讼》，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1993年
22.《明代的四卫、勇士营》，南开大学：《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中国秦汉史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2期。
24.《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江右商帮》（合作，第一作者），厦门：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5.《再论明代中后期的弃学经商之风》（合作，第一作者），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1994年
26.《（明）成化皇帝大传》（著作），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
27.《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40辑。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28.《明代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29.《“摇篮”说》，南昌：《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赣文化专辑。
30.《地域文化与江西商业文化》，南昌：南昌大学《赣文化研究》第1辑。
1995年
31.《明清江右商帮》（著作），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台湾：万象书局1995年。此为中国商业史学会重点课题“中国十大商帮研究”的子课题。
32.《千古一人——苏东坡传》（著作），台湾：国际村文库1995年。
33.《论正史<奸臣传>》，香港：香港大学国际明史学术会宣读论文，1995年12月。
34.《江西士大夫与明代政治》，江西省社科院：《江西名人研究》，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第3期。
35.《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南昌：《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
1996年
36.《中国政治通史·明代卷》（著作，第二作者，与杜婉言合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为国家社科七五重点课题，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社科院首届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7年
37.《千古一人----苏东坡传》（修订版），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7年。
38.《明代的御马监》，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获江西省高校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39.《近代九江的进出口贸易与江西市场》，中国商业史学会：《近代沿江经济发展论集》，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
40.《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几点商榷》，中国明史学会：《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
41.《明代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利用与限制》，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
1998年
42.《从现存版籍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会宣读论文；长春：1997年8月；《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扬州：《扬州大学文化所辑刊》第一辑，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
43.《王阳明与江右王门学派》，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1期。
44.《明代的乡试、会试与殿试》，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
45.《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转载。
1999年
46.《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明清时期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二人合作，为第二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
47.《从现存版籍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建系七十周年国际学术会宣读论文，1997年12月；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3月。
2000年
48.《旷世大儒——王阳明传》（著作），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9.《一个儒学实践者的悲喜剧》，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
2001年
50.《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著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2005年重印。获江西省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51.《明清湘鄂赣地区的食盐输入与运销》，厦门：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2002年
52.《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论文集，第二作者，与欧阳琛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3.《庐陵文化中的异端文化》，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2年第9期。
2003年
54.《阳明史事三题》，南昌：《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新华文摘》2003年24期摘要。
2004年
55.《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著作），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005年重印。获江西省高校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56.《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57.《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68辑(2004年第3期)。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论点摘要。
58.《明代文化专制三议》，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4年第12期。
2005年
59.《一段历史、一段水土与一方人----走进明朝的江西》(合作，第一作者)，广州：广东省社联《粤海风》2004年第1期。收录于江西人民出版社《第三只眼睛看江西》（胡平编），2005年。
60.《谷霁光教授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人大资料中心《历史学》复印。
2006年
61.《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第二作者，与欧阳琛合作），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77辑(2006年第4期)。
6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007年
63.《“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2期摘要、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
64.《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南昌：《江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
65.《明代前期荒政中的腐败及对策》（第二作者，与萧发生合作），《北方论坛》2007年第1期。
66.《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6期摘要、人大资料《历史学》复印。
2008年
67.《成化皇帝大传》（著作，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68.《明代国家权力及运行机制》（著作，华夏英才基金项目结题成果），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另，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和《农业考古》、《民主》等报刊发表史学评论、史学杂文约100篇，篇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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