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制度层面看，君权的行使所遭受的最大阻力即来自官僚体系。这里讲的官僚体系与相权有别。宰相仅是整个官僚体系的领袖，在他之下还有数量庞大的群僚。君权可以随时削弱（如汉武帝）以至废除（如明太祖）相权，但它不可能毁灭整个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官僚制度最初虽然也是在君主的授权下建立起来的，但它产生之后，本身即成一客观的存在，不再完全随君主的主观愿望而转移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和官僚体系的关系是一部不断摩擦、不断调整的历史。由于相权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枢纽，它对皇权的制约也就最为明显。秦汉实行三公九卿制，宰相是在唐代三省制下，皇帝的诏令、制敕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副署，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虽然宋代相权较唐代衰落了，但仍保留了唐制中的某些对皇权的制约因素，如封驳制度，也就是拒不起草、拒不颁行皇帝的旨意。到明代罢相后，仍有给事中可封驳其所认为不合适的意见。

另外，官僚体系中的谏官系统对皇权的制约也不容忽视。中国古代有台谏官之说，所谓台官，即御史台系统，监察官僚；所谓谏官，即监督、谏诤皇帝者，如汉代谏议大夫、唐代的拾遗、补阙、明代六科给事中等。谏官对皇帝的谏诤，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如抵制皇帝以主观意志干扰国法、抑制皇帝极情声色、指责皇帝奢侈纵欲、阻止皇帝游猎扰民、牵制皇帝偏袒近亲等。当然，谏诤对皇帝的制约作用，是因时因人而异的，同样的谏诤施加于不同的皇帝，效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励精图治之主易纳谏，懈怠荒淫之主易拒谏。汉文帝、唐太宗当属纳谏的典型，而如明朝的万历皇帝，被臣子上表骂其财气酒色、荒淫无耻，万历气得几乎吐血，还要为自己申辩。

由此可见，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确为制约皇权的一个客观因素。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给学生灌输“君主专制”这一概念，而给学生造成自秦以来皇帝即可恣意挥洒权力这一错误印象。实际上，皇帝需要不断地调整官僚体系（特别是相权）恰恰表明官僚体系对皇权的任意行使构成了制约，皇帝才想通过调整的方式使自己权力的行使更加自由。

第二，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古代皇权实际也受到了某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最典型地便是儒家思想。我们现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了维护君主专制的理论工具。但实际上，儒家虽主张“尊君”，但并不主张绝对君主制。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先秦儒学，还是汉代董仲舒新儒学及宋明理学，都保留了在思想上批判专制皇权的空间。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便是希望从道德层面对帝王的行为作出某些规范，以期君王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形象。而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实际上表明儒家一直想抬出一个更高的力量来约束君权。董仲舒在宣传“君权神授”、“君为臣纲”时，“君”已俨然是“天”的投影或“神”的化身，似已把君权抬高到了绝对的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董仲舒《春秋繁露》言：“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贼以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秦无道而汉代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这段话一方面确实于理论上赋予了君权神圣性；但同时我们亦可从其思路中得出如下结论，君主行使权力唯一的正当性就在于为民取“安乐”，如其滥用权力以“害民”，致于“无道”，其权力的合法性就会消失，故可待“有道”伐之，取之。其“灾异说”亦可说明“天”时时在临鉴着君主，随时准备“降灾”于无道之君。自是观之，董氏新儒学仍保留了批判专制皇权的空间，在教学过程中就不可言其为一种纯粹的专制理论工具了。

儒学发展到宋代有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高中历史教材给我们传达的观点是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至于宋明理学之“理”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君权的一种限制。可以肯定的是，“理”在宋儒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直接功用便在于为儒者所倡导的理想化的伦理道德规则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解释，从而为这些规则赋予了天然的合法性。正因为此，“理”就成为超越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则，拥有了普遍地适用性，统摄一切，虽君王而莫能例外。而“理”能构成对皇权的限制，关键还在于关于这“理”知识的理解、诠释的权力垄断于儒士（士大夫阶层）手中，这样他们也就间接地获得了针对文化（包括皇权在内）的普遍的批评权力，正所谓“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七）。

因此，不管是董仲舒的“天”，还是宋儒的“理”，都代表着知识阶层运用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知识对于皇权的一种制约。当然，以上所论及的儒家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对皇权的制约，看上去十分地“虚幻”，它能通过哪些途径直接影响帝王呢？具体大致如儒学家通过教育的方式对帝王的塑造，儒家思想渗透于国家政治教育的各方面等等。

以上所论两点，涉及到高中历史必修1与必修3中的重点内容。我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强调，以免学生形成关于“皇权专制”的思维定势既而影响做题。除此两点之外，中国古代皇权的行使还有一些其它的制约因素，因其不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固只作一简单规纳。

前代帝王及本朝祖宗的规训。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君权本身逐渐凝成一个独特的传统，因而对后世的君主多少有些约束力。前代帝王之失应当引以为戒，但以往在政治治理方面有所建树的君王则亦需奉以为师。唐太宗曾撰“帝范”十二篇赐太子，希望他以古之哲王为师。至于一朝之内的“祖法”意义就更大。中国古代系农业社会，重视经验，乞求天时，由此形成敬天法祖之社会意识。现任皇权无论如何庞大，总还是要将祖宗抬到极高程度。明代有《皇明祖训》，明太祖在其中总结了自己的治国经验，提出了子孙、宗室必须严守的各种制度及其他行为规范。内容涉及国家大政、宗庙祭祀、宫闱警戒、皇帝个人持守等。清代皇帝动辄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云云。我们经常在电视中看到有些大臣反对帝王的某些做法时，总是呼天抢地，以头撞墙，口中“祖宗法制，不可改变”云云。这些行为往往还产生了一些效果。此时我们便感到皇帝也并不能那么随心所欲的。当然，换个角度来说，这种制约也往往成为各朝变法的阻力。

各朝的修史制度也能够对皇权构成一定的制约，为了保证史书的客观公正，史官有相当大的独立人格，修史工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拒绝当朝皇帝干预和阅读。严肃正直的史官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敢于抵制皇帝的非份干预，并申明修史对皇帝的约束作用。

社会舆论因素的强大压力，明代万历朝颇多“飞语”，即社会流言，乃社会舆论之反应，对皇权亦产生不小影响。

另外，在某些特殊时代，如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门阀政治局面，地方世家大族掌握了大权，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制约。东晋南北朝是中国史上君权最低落的一个时代。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是也，世家大族王家，与皇族司马氏共享政权。此外，中国历史上某些朝代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宦官专政（如东当、唐朝、明朝），特别是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掌握大权，俨然已成了“真宰相”，甚至是“真皇帝”，

当然，以上所论及对皇权制约诸因素，有制度层面的，它们对皇权起着实际的制约作用；但也有精神方面、非制度性的，只构成对皇权制约的可能性。本文意在表明，古代皇帝并非绝对的专制，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虽然贯穿着皇权与反皇权的斗争，但它实际上体现了皇权与整个国家官僚制度、士人知识分子的一种制约与平衡，不如此，那我们也很难理解中国古代此种皇权体制何以延续两千多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与其说是皇权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其言是也。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唐朝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我一起看一看。

封禅是古代统治者举行的祭祀典礼，封是祭天的意思，禅是祭地的意思。按照《史记》中的记载，封禅起源于无怀氏，无怀氏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他曾经在泰山祭天，在云云山祭地，云云山是泰山的支脉。可以理解为，无怀氏举行的祭天地仪式都在泰山完成。还有一种说法，封禅始于秦始皇，《史记》中的记载缺乏有力证据。无论哪种说法成立，都说明封禅的目的是为了宣扬功绩，笼络民心。

选择在泰山封禅和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古人认为泰山在东方，名为“东岳”。东方象征着生机，是万物生长的根本，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可以直达上天。由于封禅过程中要举行两场仪式，祭天的时候在泰山，祭地的时候选择在泰山附近更方便一些。

封禅的仪式十分复杂，比如天子要坐“蒲车”登山，避免伤害泰山的山石草木。登山的时候要从南面上山，在山顶之上竖立石碑，记录皇帝的功德。仪式举行完毕之后，不能原路返回，要从北面下山。在秦代整个封禅过程属于国家最高机密，不能随意透露给无关人员。所以当汉武帝想要封禅的时候，问朝中大臣整个仪式的流程，大臣们都回答不上来，只好重新制定了一套新的仪式。

汉武帝好大喜功，曾经两次封禅，这样的行为在封建社会是很少见的。汉武帝制定的封禅流程写入了典籍，此后帝王在举行封禅时都会参考他制定的流程。在封建社会真正前往泰山封禅的帝王少之又少，大概计算一下不超过十位。比如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他都没有举行过封禅，仅仅是动了这方面的念头，就让朝臣魏征劝阻住了。

为什么竟然有大臣会反对帝王封禅，原因很简单，封禅劳民伤财。比如唐太宗如果要封禅，他从长安出发到泰山大概有900公里，这是按照地图取直线距离计算，实际行进路程会更长。古人的出行速度，一天大概可以行进20公里左右，粗略算一下要用时两个月。这两个月还要有军队保护，还要提供粮食补给，还要地方州县安排住宿。这样简单算一下，就知道有多麻烦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劝谏，马上打消了封禅的想法，可惜他的后代子孙就没有这么明智了。唐太宗之后唐高宗、唐玄宗都曾经前往泰山封禅，丝毫不体恤民间疾苦。

在历史上还出现过女皇封禅，武则天当政期间为了表明她称帝是受到上天支持的，决定举行封禅。武则天时期将国都定在洛阳，她要封禅又怕朝堂不稳，于是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前往嵩山封禅。这样既可以彰显她的功德政绩，又能威慑住反对者。武则天在嵩山封禅之后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将嵩山所在地的嵩阳改称登封。

到了南宋，由于皇帝只有半壁山河，再也无法前往泰山封禅，于是这项仪式已经名存实亡了。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在国都建立天地坛，于此有关的祭拜活动就不用离开京城举办了。到了嘉靖年间，有人建议应该效仿古法，祭天和祭地要分成两个仪式，这样才能表达内心的虔诚。于是，天地坛变成了天坛和地坛，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朝的皇帝在礼仪制度上基本上全盘接受明朝的规则，只是在细节上稍微调整。比如乾隆皇帝数次南巡，曾经六次路过泰山，他竟然没有举行封禅仪式。乾隆不愿意遵从前朝的规则，他从内心深处反对全盘接受中原文化。并且他也心存忧虑，一方面为了维持朝堂稳定他可以重用汉臣，另一方面他又大兴文字狱控制汉臣。

虚心纳谏固然很重要，因为集思广益。但是关键时候，帝王仍需要独断专行，尤其是判断力和执行力。古代帝国制度注定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对国家都会产生影响。
皇帝虚怀纳谏，可以集思广益，避免在决策的时候出现问题，有时候皇帝坐在庙堂之上，对基层的事情并不了解，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和想法，有助于皇帝在决断的时候掌握更多的实际情况，进而做出最佳判断。
但是，如果皇帝过度依赖下面的谏言，导致自己的决策力下降，其实对国家是有害的。最典型的就是宋神宗，先听王安石谏言搞改革，后又被保守派说服而动摇改革之志，然后又听信小人之言，在改革时选人错误，最后导致国家政令朝令夕改，国家大事搞的一塌糊涂。
这就好比一家集团公司，决策层需要从下面执行层来获取各种市场信息，然后做出有利于公司的判断。因此多听听下面人的意见很有必要。但是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因为地位身份不同，决策层做出判断所处的思考层面和执行层完全不同，决策层如果以执行层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最终会导致决策短板甚多，无法达到尽善尽美，还可能产生很多副作用。

当然不是这样的，所谓“虚心纳谏”，不过是手下大臣的想法，期望帝王多听大臣的话。实际上这是“王权”和“相权”的争夺，帝国很庞大，皇帝不可能所有事都管，所以要分享权利给大臣，共同治理国家，这一过程就会出现权利争夺。“虚心纳谏”实际上是大臣在劝说皇帝让出更多的权利。

人非圣贤，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只不过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罢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古时候，一般人犯错有上级管，上级错了还有更上的人在管，但是古代以皇帝最为尊贵，如果皇帝犯错了那该怎么办?古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律法是专门针对皇帝设立的，如果皇帝犯错，古代臣子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中国有句老话叫君无戏言，自古以来皇帝的话就是王法，违抗皇命那可是大罪，轻则关押入狱，重则满门抄斩。然而在一些朝代，皇帝被臣子怼得没话讲，最后还得向臣子道歉。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皇帝是窝囊废，其实不然，都是历史上一些铁腕治国的强人。

在唐朝中晚期有一个皇帝叫做李忱，李忱的心计是出了名的。在登基上位之前，在无情的帝宫里装疯卖傻，等到君临天下后，便非常强势，不要看他总是笑眯眯的，其实很多事他早已成熟在胸。每次宰相令狐绹向唐宣宗汇报工作时，李忱总是笑眯眯地听着，等到汇报完后，突然脸色一变，言简意赅的指出工作中的不足，经常吓得令狐绹浑身湿透。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帝王心术那么圆熟的皇帝，也经常被臣子怼得无话可说。唐宣宗有个舅舅叫郑光，郑光家管理田租的手下犯了罪，被京兆府尹韦澳给抓了，郑光找到李忱求情，为了自己的舅舅，李忱找到韦澳，令他把人放了。结果韦澳却说，郑光的庄吏犯的是国法，怎么能因为是皇帝的亲戚就徇私。

皇帝没办法就说，那他犯法，你把他打一顿放了总可以吧!结果韦澳还是不愿意，直接跟皇帝说，你写道圣旨给我，我奉旨无话可说，否则我一定依法处理。唐宣宗最后还向韦澳道歉，因为他明白依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在他的治理下，开创了后唐少有的盛世。

北宋的宋仁宗赵祯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但好脾气并不是好欺负。宋夏战争的三川口大战，因为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导致宋军大败，宋仁宗大怒，直接用腰斩来行刑，尽管大臣反对用如此残酷刑法，但是宋仁宗很坚决，最终把黄德和送上路。而且他十分反对官宦为了利益，制造冤假错案。

因此，只要跟制造冤假错案有关的官员，要么流放，要么杀掉，搞得贪官难以生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铁腕皇帝也被下属搞得很窝囊。有一次臣子王德给宋仁宗送了一个美女，皇帝也干脆将其收入后宫。可是朝堂下大臣们就不愿意了，特意是大臣王素，整天骂宋仁宗荒霪好色，逼得宋仁宗赶紧把美女送回去，丢失了这样一个美女，宋仁宗差点哭了。一个皇帝连找个老婆都没有权利，在乾隆时期还不是分分钟的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皇帝，也开创了后世津津乐道的仁宗盛治。

明成祖朱棣在明朝的皇帝里算是比较狠的了，不仅抢了皇位，把鞑靼打到沙俄，瓦剌被打得没影，草原的外族更是被横扫。朱棣登基后，反对他的大臣要么被杀，要么被革职，反正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凶狠的皇帝为了更好地治理江山也慢慢改变了性子。

朱棣在位时，为了避免冤案杀错人，特意立法确定死刑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核实五次，史称五复奏。有一次发生了一次案子，户部内部盗用钱粮，朱棣知道很生气下令斩立决，结果官员们都跳出来说，你不是说要审核五次才能杀人吗，怎么能如此草率。轮到皇帝蒙了，最后笑着收回了旨意，还向指责他的大臣认错。

在专制皇权高度集中的古代，一个皇帝还能听从下属的意见，只要臣子是对的，还能低头认错。依法治国，哪怕皇帝再昏庸也乱不到哪里去，相反在一些以人治国的朝代，一朝任性，一朝亡国。

最主要的还是提升威慑力，要不然没法管控那些犯罪分子。因为，古代没有现在的信息手段，没法管控到位。等发现的时候，基本上都做到了灭绝人性的程度。而且，可能整个家族也没做什么好事。所以，采取了诛九族的方式。

你怕是不知道政审查三代
老赖失信影响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