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才华横溢这是事实，在在近代史上有他的一席之地，当然在里面有褒义的也有贬义的，褒义的是他的才华，贬义的是他的人品，不管是褒义还是贬义都可以让他留名千古，当然现代人更多的都是议论他不好的那一面，先不说他的生活作风问题，最多的就是说他在考古上对帝陵发掘造成的损失上面。

毕竟定陵的发掘他的确是主要提倡者和参与人之一，在对定陵的发掘中造成的文物的损坏，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技术和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这群人为了一己私欲而无视风险，最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其实他们挖定陵只是练手，并不是真正的想动定陵，而是想挖明成祖朱棣的坟墓，目的是想找永乐大典。

这些人作为文人对古籍字画这些有着不可抵挡的兴趣，越是有名的越是想亲眼目睹，永乐大典是一个，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也是一个，当时不只是想挖长陵，他们这群人还打算挖武则天夫妇的乾陵，甚至连秦始皇陵都有开挖的打算，在定陵上的严重损失让国家全面禁止了主动开挖帝陵的决定。

也就是这个决定让郭沫若直到死的那一天都还非常的遗憾和不甘心，曾经多次想找理由开挖帝陵，甚至连帝陵建在地震带上的理由理由都找了出来，但是全部被否决掉，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人对郭沫若先生存在不同看法的一个原因，当然郭沫若在生活作风上面也的确让人不敢恭维，前前后后总共换了三个老婆，直到最后一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跟他到了最后，前面的全部被抛弃，是抛弃不是分离。

还有就是在立场问题上，郭沫若是比较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人，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缺少的是一种问人骨子里的骨气，在立场转换上面郭沫若做的比大多数文人都果断，虽然说他非常的有才华，这一点的确不可否认，但是他的许多行为的确跟他的才华不匹配，甚至相差甚远。

说白了就是缺少底线，基本上都是做一些符合自己自身利益的事情，对于是否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基本上不在考虑范围，也就是说属于自我为中心，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先生对郭沫若的评价是那样的，鲁迅评论郭沫若的时候还是年轻时候的郭沫若，而晚年的郭沫若也没有一点改变，鲁迅的评价基本上非常的准确，至于郭沫若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述。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中国科学网评价他挺客观的说是：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他偏好浪漫主义文学，文学基本功扎实，走的是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抛开别的不说，他的文学水平还是很高的。

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

郭沫若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创作特点

1、生命意识

郭沫若汲取了西方自古典人道主义至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纷繁的现代生命哲学的精髓，以律合自然界奔腾不息的生命流动的进取之道，从涵养一个圆满的自我人格开始，热切地呼唤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的到来。

2、泛神论思想

郭沫若对人和自然永恒关系的探索与构想，对表现自我的审美方式的选择，吸收、融合了泛神论思想的某些观念似乎已成定论。而“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的命题的生发，更是他泛神论思想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