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句之中的春秋是不同意思。前者的春秋是孔子著的春秋，后者是指春秋时期。
两句表达的意思都是儒家思想。两句话的意思并不冲突，因为其中的义字是不同意思。
春秋无义战的义，是因为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无义就是没有天子的命令。
而春秋大义是后人注释孔子著作春秋的出来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准则，统称为春秋大义。

正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孔子写春秋才是说明了什么是大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差不多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①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

以上的论述只是关于《春秋》的皮毛叙述而已，殊不知，《春秋》正因为简短，所以用词颇费斟酌。很"艺术"地体现了微言大义，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是孔门治学的圣经。子夏乃治《春秋》的高手，然而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春秋文字的精练。另外，《春秋》简朴的文字背后深藏着艰深的隐痛和博大的胸次。庸常之人难以窥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新〗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为何后世知在焉，罪亦在焉者？？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然而到了西周末年，奠基着华夏先民信仰人心的巨大基石：礼乐制度已经倾圮。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利欲熏心的权势者深信赋予其权力的乃是其心中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亡国的惨祸一再地发生，前事预言着后事，遗憾的是醉生梦死的"乱臣贼子"们永远在重蹈着前驱的覆辙。不修《春秋》依周史旧例必定同时记录当时的祥瑞和灾异，而《春秋》除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外只有灾异的记录。盖因真正授予"国命"的乃是生生不息的"仁"。在其眼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的只是灾异，这"灾异"正是它向世人发出的谴告。

当时年迈的孔子与其弟子驾着车乘奔走列国，栖栖惶惶、席不暇暖，为灾难深重的人类探寻新的道路——"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凭籍其自作主宰的意志把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永远为后人所铭记的伟大的时刻，文明的历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纪元。然而，从前四九七年去鲁至前四八四年归国，孔子携其弟子在外奔波十三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当时的世界正醉心于疯狂的权力斗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位"不识时务"的老人的理想和志向——他的伟大也正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他的伟大。而他所能报答主宰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愤工作，为其发起的儒学运动撰写了一篇纲领性文件，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在这部书中，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孔子为他所眷恋的世界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孔子在一生的政治活动失败之后为后世的政治家写的一本布道的书，其中蕴涵中国道统的精义——只有当思想家成为政治家的导师，学术凌驾政治成为第一权力中心的时候，人类才能克服深深植根于下腹部的弱点，进而从主宰那里争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在孔子编订的六艺之中，《诗》、《书》、《礼》、《乐》属于殷周文明之旧典，《大易》、《春秋》则代表了"仁"与理性时代的"人"订立的新约。《易》原为备于王宫的三代卜巫之书，由孔子之《易传》而获得全新的内涵，形成与《春秋》外王之学相配套的内圣工夫。与《易》教相应的《春秋》教最重"华夷之辩"。"华夷之辨"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理想之有无——自觉地恪守崇高的理想并以之为向导努力超脱自然法则的国家或民族为"中国"；反之，放纵本能、唯利是逐，将其命运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国家或民族为"夷狄"。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先立乎其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因其立志要成为"中国"。它永远将崇高的文化理想视为指导国家行为的南针，高尚其志，逐步带动尚未开化的"夷狄"走上"仁"所指引的道路——所谓"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

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由于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这种作法被称为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

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之说，记事暗含褒贬，作史者的政治理念寓于其中，所谓“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后来的“春秋公羊学”就专门走发挥“微言大义”之路，常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暗寓褒贬，表达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维护统一等思想。

孔子写春秋的故事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middot;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的“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其中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而言，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减去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

（《史记＆middot;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虽然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此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middot;经》：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