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服饰文化特征；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和时代进化的晴雨表。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明朝中后期的服饰从生产、供销到消费诸环节都发生了与传统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异动倾向，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本文试就此略作探析。
　　一、僭礼越制的突破性

　　服饰不仅仅具有穿着打扮的实用价值，在封建社会还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贵贱尊卑的标志。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汉时贾谊又详细阐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新书》卷1)的意义，因此这个原则一直根深蒂固萦结于历代帝王的思想之中，“易冠服”几乎成了每一个创业继统之君安邦定国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1]其文化意蕴就正在此。
　　洪武元年(1386)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和颜色都作了严格规定：士民皆束发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2]
　　两年后朱元璋觉得四带巾不尽完善，“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3]；又令“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违者罪之”[4]。洪武五年(1372)，“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不得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洪武六年(1373)，“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官吏)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5]。为了确保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洪武十三年(1380)颁布的《大明律》特设“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作出严厉惩处：“若常服僭用锦绮、丝、绫罗、彩绣……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帐幔、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绿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倡伎僭用金首饰镯钏者，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按即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6]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至此，明代服饰制度基本成型，其规定之严密，范围之广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交待朱元璋的服饰制度，是因为这些繁缛苛刻的规章建构起了明初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建构起了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服饰文化氛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7]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丞郡，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儒服)。[8]
　　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1]
　　这种文化氛围的突出特征是单调、保守、拘谨、呆板，而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去朴从艳”、“僭拟无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来的礼法道德秩序，则是其最重大的社会意义所在。
　　自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藉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这股风潮滥觞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时期，如湖北安陆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鲁少机械”，“衣无绮纨之饰”，此后则“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9]。
　　浙江新昌县在“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极俭素；后渐侈，士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10]。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绮靡之服，金珠之饰”[11]。不过当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传统的生活程式仍占主导地位，少数人的标新立异尚未对整个社会风尚构成强烈的震荡。作为商品经济新时代的开始，或者说具有改变传统社会生活模式性质的风俗变迁，是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开始的，万历(1573-1619)时臻于极盛，明末仍有余流。入清以后一度中折，经过清初的休养生息，“康乾盛世”又故态复萌。
　　早在弘、正之际，礼科都给事中周玺(？-1508)就上疏指出：“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绔，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12]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也说：“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其富与王侯埒也。”[13]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14]著名学者顾起元(1565-1628)还以其亲身见闻概括了南京的风尚变迁：“正、嘉以前，南都风尚厚为醇厚……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绀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15]但是正、嘉以后的变化，如同风云际会瞬息万变，他借用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今京师贵戚，衣服、饰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之甚矣。”进而感慨“近日留都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风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16]。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绔”[17]。郓城百姓在正德、嘉靖前老实敦厚，易于治理，此后却“竟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18]。江西永丰县从前“男子惟绸布土缣，富者间衣文绮，以袭以布，谓之衬衣，士非达官，员领不得辄用丝，女子服饰视贫富以为艳朴”，但嘉靖中叶却是“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侈富逾节者亦既多矣”[19]。同时的南直隶六合县也是“皆高帽大袖，履舄无等，妇女高髻长衣短裳，珠绮之饰颇侈僭”[20]。南通州在弘治、正德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氓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谦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但万历时“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徘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21]。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22]的现象：在南直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23]；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巾”[24]；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有着云履而白领缘者”[25]……检阅明朝中后期史籍，类似事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所以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1513-1595)这样总结说：“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7]准确明了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服饰方面的心态，成为今人研究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特征的不刊之言。
　　这种公然的僭礼越制居然成为“人不以为异”的社会风尚，除了富商大贾的兴风作浪之外，具有特别身份的士大夫阶层的攀比、竞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人把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归结于“豪门贵室，导奢导淫”，[23]“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26]。如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政治上锐意改革，生活上却极尽奢靡，“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工部郎徐渔浦，“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差错”[27]。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竞相以奢侈，“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28]，终于蔚为一代时尚，向明初确定的礼法道德秩序展开了猛烈的冲击。
　　朱元璋曾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首饰的式样作了明确规定，但明朝中后期的服饰却是新式新制，变幻莫测，已大大冲决封建网罗，详见下文。
　　朱元璋曾严厉禁止官民百姓服饰僭用龙凤纹，违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6](洪武八年三月，“智勇超迈”、战功显赫的德庆侯廖永忠甚至因僭用龙凤纹而被赐死)。酷肖龙袍的蟒衣(少一爪)，只有内阁大臣受皇恩赏赐才有资格穿着，佩玉腰带则只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才能享用，违者比照僭用龙凤纹拟断。但在明朝后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帅缇骑，冒功缴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29]，甚至连小小的八品官也“皆僭系金带，衣麟蟒”[30]。当时人总结的“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人：其一为勋戚，如散骑舍人不过八品芝麻官，却“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附马庶子按例当为庶民，然“其衣亦如勋卫，而衷以四爪象龙”。其二为宦官，“辄衣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珠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王府承奉“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三为妇女，“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31]，与公侯补绣毫无二致。
　　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文武百官视事办公的常服——团衫，其前胸后背均缀用金银彩线绣成的饰服，称为“补子”，其服遂名“补服”，以标识品级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驸马绣麒麟、白泽(传说中能言、通达万物之情的神兽)，文官一品绣仙鹤翩翩翱翔，二品绣锦鸡安然漫步，三品绣孔雀冲天着地，至九品则绣鹌鹑觅食草丛，未入流的杂职官绣练鹊。至于教坊司乐工，
　　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禣，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教坊官由于“近墨者黑”，亦被视为“有溷清流”。然而这个严密的等级体系却在明朝后期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向闻教坊官绣补俱圆，其实正方，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32]，甚至乐工的装束也是“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33]。教坊司妓女由于经常出入交际场中，完全突破了只许穿劣质衣服的禁令，“倡优服饰侈于贵族”[34]，并领导着时装潮流，新式新制，世间争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35]“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特别是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36]，更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如今却成了时装潮流的领袖，这当是明初肉食者们始料所未及的。
　　朱元璋曾严格规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浅色”，不得穿闪光锦绮，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后期，大红礼服“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37]。当是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7]的现象蔚然成风，国家律令被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38]。明朝政府的强权约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已变得软弱无力，封建等级体系被彻底打乱，这是明朝中后期服饰变迁所蕴含的最重大的社会意义。
　　二、追逐时髦的流变性
　　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大抵说来，质地由低廉朴素转向高贵华丽，颜色由浅淡单调转向鲜艳纷繁，式样由规整刻板转向新奇复杂，而且变换周期短促，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
　　以河南太康县为例，“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绫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余”[39]。同时的福建建宁县，“男饰皆瓦笼帽，衣履皆丝，时改新样；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40]。
　　万历初年的南直隶通州，“衣长，裙阔，领宽，腰细，倏忽变异，号为时样”[21]。尤其是东南都会南京，在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仅一小小的头巾，就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等名目，质地则有帽罗、纬罗、漆纱、马尾纱、龙鳞纱等品种，“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鞋子在以前只有云履、素履，万历时又有了方头短脸、鞋、罗汉革及、僧鞋等样式，“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41]。而范濂(1540-？)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松江的服饰变迁，既显得真实可信，且可见其追逐时髦的势头似乎更在南京之上：余始为诸生，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裙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他纱绸，更易不可胜计。[23]
　　这里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静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员燕居冠戴，京官则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地方则各省方面官及府州县官才有资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余人等不得滥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深衣大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设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隶广平府也是“忠静之制，杂流、武弁、驿递、仓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学子羡其美观，加以金云，名曰凌云巾”[34]。至于上文涉及的瓦笼马宗帽，又称瓦楞帽或瓦楞马宗帽，以马牛尾编结而成，范濂也记载了它在松江地区的流变：“瓦楞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马宗，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23]而万历中叶浙江海宁县的瓦楞帽仅“所值一二钱，虽丐者亦用”[43]，逐渐走向普及化。
　　在这股追逐时髦的潮流中，有三种文化事象值得大书特写：一曰地域中心。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服饰最为新潮，引起周围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遂成为时代风尚播布的策源地。时人谓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44]；“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45]，以至于有“吴俗奢靡为天下最”的说法。这种地域扩散性对于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会热衷穿着，刻意打扮，把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曰名人效应。古代名人多是一些风流雅致的士大夫，知识渊博，见闻淹洽，而且拥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上比较考究，往往想方设法追求较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所以很容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如著名文学家陈继儒(1558-1639，号眉公)惯于标新立异，“每事好制新样，人辄效法”，他所制戴的头巾被当时人称为“眉公巾”[46]。著名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在服装式样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别出心裁地穿起了一种用松江紫花布缝制的道袍，这种衣服本是当地的“送终之服”，但因为他是名人，人们非但不以为怪，反争起模仿，“一月而变国俗”，致使“布价骤高”[47]。这种对名人的仿效也促使明朝后期的服饰不断翻新，精益求精。
　　三曰妇女优势。古代妇女由于社交活动相对较少，抛头露头的机会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不易凑效，这就使得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且往往不顾经济实力，竟尚虚荣。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48]，“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寝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
　　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37]。这种风气的感染性极强，从南到北都普遍存在。
　　北直隶隆庆州“士民竟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饰”[49]。南京妇女服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以)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50]。服装程式也很难墨守陈规，时间稍长就被淘汰，万历初年犹十余年一变，万历中叶就缩短为两三年一变，“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51]。
　　至于松江妇女服饰的变迁则更为复杂，范濂记载说：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员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年少者用头木匝，缀以团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员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员，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支，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二三对，发股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马宗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马宗网巾，此又梳装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23]
　　其形色之诡异，名目之繁多，变换之迅速，并不亚于现代商品社会，明朝中后期服饰之追逐时髦的风尚于此可见。
　　松江妇女服饰男式化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男女服饰漫无区别的社会现象，与此相适应，有的地方则出现了男人服装女式化的风气：“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辨。”[42]浙江桐乡县“自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于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诗来讥刺说：“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52]崇祯时浙江乌程县也颇为“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53]。这种“厌常喜新，去朴从艳”的行为，表明当时人们追逐时髦的风尚达到了极点，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服装式样的更换和用料的华美，而千方百计寻求更加新奇怪异的刺激。甚至连偏远的四川洪雅县也是“妇女好为艳妆，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男子则士冠方巾，余为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为之，谓之凉帽，与有丧得同”[53]，虽然怪诞离奇，却被奉为时尚。浙江湖州一带，“以前富贵家女妆止重金宝，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54]，标新立异，独出心裁。
　　而南京尼姑虽遁身空门，却心系红尘，“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55]，受世俗的影响亦自不浅，恰好应验了当时人的感叹：“习俗移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42]
　　由于社会风气普遍讲究穿着，一些经济实力并不富裕的市民也趋之若鹜，竟尚虚荣。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7]。甚至连素以清操自命的寒士也免不了要追赶一番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以来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必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马宗布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麦，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23]在这种风尚导向之下，如果有人跟不上时代潮流，就会受到别人的轻贱蔑视：“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21]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迅速转换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改变固有的生活模式，主动积极地投入时代潮流之中。
　　三、审美情趣的世俗性

　　审美情趣是人类精神风貌的体现。任何服装的图案纹彩，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工艺手段，而总是寄寓着一定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服饰从商周时代起就显露出色彩有所象征、图纹有所寓意的民族风格。隋唐以前的服饰图案主要是模拟自然景物，最常见的纹饰有云朵、花鸟、几何纹、缠枝花等，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含蓄的审美情趣。
　　这种恬淡、宁静如同田园诗般的意境，在明朝中后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明朝中后期服饰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必然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明显的世俗性。
　　这个时期的服饰图案在色彩上讲究鲜艳浓郁，构图方式则趋于豪华繁缛，将若干种不同形状的图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寓意丰富的固定模式，直截了当地展示了世人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的心态。
　　例如将芙蓉、桂花和万年青画在一起，称为“富贵万年”；将蝙蝠和云朵画在一起，称为“福从天降”；将鹭鸶和芙蓉画在一起，称为“一路荣华”；将骏马、蜜蜂和猿猴画在一起，称为“马上封侯”；花瓶里画三支长戟，叫做“连升三级”；金鱼配上海棠，叫做“金玉满堂”；莲花配上鲤鱼，叫做“连年有余”；麦穗、蜜蜂和花灯凑在一起，名曰“五谷丰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图案构思巧妙，含义隽永，名字优美，把长期积淀在中国古代民众心底深层的求祥和、祈富达的种种希冀，都化做了美观生动的图案再现于方寸之间，即使目不识丁者，也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各取所需而又恰当地抒发了他们的寄托和情感[56]。
　　四、服装生产的商品性
　　16世纪的明朝中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促使社会生产各部门更加商品化。仅就服饰生产来说，从原料的种植到丝棉的纺织，以及成品的供销诸环节，都无不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
　　明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衣服用料是丝绸和葛麻，分别为上流社会和下层平民所使用。宋元以来特别是明初以来推广的植棉业，在明朝中后期趋于兴盛，“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57]。由于棉布具有产量高、纺织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穿等优点，而且印染缝制也简便易行，所以迅速成为最主要的服装原料。松江的小农以织布为业，日成一匹，投入市场的棉布竟数以万计，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号称“衣被天下”；浙江嘉善县居民“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地纺绩棉纱，“日可得纱四五两”，涓涓细流也汇成巨大数额，故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①[58]之谣。但当地的棉花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山东、河南的农田则大半植棉，向江南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时谓“中州沃壤，半植半棉，乃棉花尽归商贩”[59]，说明其产品全部投入了市场，商品化程度是很深的。在江西铅山市场上出售的服装原材料，有福建的大田生布，浙江的湖丝、绫缎，湖广的罗田布，嘉兴的西塘布，以及苏州青、松*江、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布、棉带褐子布、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缎、衢绢、福绢，等等，琳琅满目，“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60]。创作于嘉靖末万历初的《皇都积胜图》，画面上反映了北京的“朝前市”不仅有布匹、绸缎、皮毛等服装原材料，而且还有衣裳、冠巾、靴袜等成品在鳞次栉比的货摊上出售。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署名“实父仇英制”的《南都繁会图卷》，也反映了明朝后期南京市面上有大量的巾帽、靴鞋等物正在制作

去喜剧学校借。

如果没有去掘墓吧

在儒家文化体系中，“衣冠”一直被视为文明的象征。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王朝（1392-1897），对衣冠制度也极为重视。即便在明清易代之后，朝鲜的知识分子们依然固守“大明衣冠”，表示其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坚持。

朝鲜半岛的衣冠制度和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关联。“赐服”和“请服”的服饰交往关系可以从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王朝的交往史上看到许多有关的记录

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在朝鲜看来是天朝大国，大明朝不管是文化和衣服都非常优秀，所以朝鲜的人们都非常喜欢大明的服饰。

首先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所以也学习明朝衣冠，其次在日本侵略朝鲜半岛时候，明朝出手救援，对明朝有感恩心理。

清朝官员服饰是指在清朝政府中有正式职位官员的官方着装，正式名称为补服。着装分为帽、外衣、朝珠、朝靴。清政府对官员的办公着装有着明确的限制，不同品级有不同的着装，不能自行更改装束。

帽子清朝改历代的朝冠为礼帽，礼帽又称为“顶子”或称为“顶戴”、“顶戴花翎”。礼帽分为两种，一种为夏天戴的凉帽，另一种为冬天所戴的暖帽，每年三月开始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凉帽为喇叭形，无檐，多用藤、篾席，外裹绫罗，多为白色、湖色或黄色，上缀红缨顶珠。暖帽为圆形，有一圈檐边，多用皮、呢、缎、布制成，多黑色，中有红色绒线所制成的帽纬、帽子最高处有顶珠。一般官员只可用黄貂,高等的可以用黑貂,只有皇帝可以用紫貂。

[编辑] 顶戴顶戴指代表官阶的顶珠，不同的顶珠质料和颜色代表不同品级，清政府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用阴纹缕花金，九品为阳纹镂花金，无顶珠者无官品。

雍正八年(1730年)，更定官员冠顶制度，以颜色相同的玻璃代替了宝石：一品为红色明玻璃，二品为红色涅玻璃，三品为蓝色明玻璃，四品为蓝色涅玻璃，五品为白色明玻璃，六品为白色涅玻璃，七品以下仍然用金色顶戴。

[编辑] 翎羽在顶珠之下有一枝两寸长短的翎管，多用玉、翠、珐琅或花瓷制成，用以安插翎羽。翎羽又分花翎和蓝翎两种。花翎是带有“目晕”的孔雀翎，“目晕”又称为“眼”，在翎的尾端，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翎眼越多说明功勋越高。

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大清会典》曾对花翎作出规定，即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宗室等一律不许戴花翎，贝子以下可以戴。

后制定：贝子和固伦额驸（即固伦公主的丈夫）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即和硕公主的丈夫）戴双眼花翎；内大臣，一、二、三、四等侍卫、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必须是满洲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这上三旗出身）等均戴单眼花翎。

蓝翎为鹖羽制成，蓝色，羽长而无眼，较花翎等级为低。蓝翎一般都赐予六品以下、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享戴，也可以赏赐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

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

朝服
清代官员的着装[编辑] 皇帝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种类。皇帝的龙袍以明黄、金黄或杏黄等亮黄色为主色，上绣九条龙，但以实物来看前后只有八条，实际上被绣在衣襟里面，一般不易看到。这样一来，每件龙袍实际即为九龙，而从正面或背面单独看时，所看见的都是五龙，与九五之数正好相吻合。龙袍下摆则绣着许多弯曲的线条，名为水脚。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

[编辑] 亲王清代亲王的朝服一般都是龙袍，而贝勒是蟒袍。关于蟒、龙的区别，历来没有明确的答案。一般根据《野获编》“蟒衣为像龙之服，与至尊（即皇帝）所御（龙）袍相肖，但减一爪”及《大清会典》中“凡五爪龙缎立龙缎团补服……官民不得穿用。若颁赐五爪龙缎立龙缎，应挑去一爪穿用”的禁例，得出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的结论。亲王的朝服的颜色只能用土黄或者暗黄，不能是明黄，而龙必须是盘龙或者降龙，不能是升龙或者正龙。亲王朝服的下摆也绣有“海水江涯”。

亲王补服图案：身前身后五爪正龙各一团，两肩五爪行龙各一团
郡王补服图案：身前身后两肩五爪行龙各一团
贝勒补服图案：身前身后四爪正蟒各一团
贝子补服图案：身前身后四爪行蟒各一团
镇国公、辅国公补服图案：身前身后四爪正蟒各一方
公爵、侯爵、伯爵补服图案：身前身后绣九蟒
[编辑] 官员清代官员朝服上上有一块方形图案称为补子，补子沿袭明朝制度。补服又分为文、武两种。

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㶉𫛶，八品鹌鹑，九品练雀。
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是犀牛，九品海马。
另外，御史与谏官均为獬豸。详《清通典 礼 嘉四》。

补子上除了有飞禽走兽外，还绣有海水和岩石的图案，寓意“海水江崖，江山永固”的意思。补服均是由南京、苏州、杭州即江南三织造订做进贡的，用料讲究，做工精良，尺寸、图案都有严格规定，官员不能私自改变身上与其品级相对应的官服。

[编辑] 朝珠朝珠是由佛教的念珠演化而来，是由于清代皇帝祖先努尔哈赤信奉佛教。朝珠通常由身子、佛头、背云、纪念、大坠、坠角六部分组成，每串朝珠的珠数都严格规定为108颗。“佛头”共有4颗，色泽和大小一致，直径比朝珠大一倍左右，每隔27颗珠子加入一个“佛头”，将108颗朝珠四分，也称之为“分珠”，据说是寓意四季。朝珠顶部的那颗佛头上，连缀一塔形“佛头塔”，其穿孔的方式为倒置的“T”字形，即把朝珠的两头各从对穿的孔的一头穿进，然后都从中间上部的孔中穿出，合二为一。佛头塔的顶端用阔丝带系缀有一块宝石大坠子，大坠上端还垂有一块宝石，称之为“背云”。 葫芦状佛头塔的两侧又有三串小珠串，每串10粒，珠串的末端各有用银丝珐琅裹着宝石的小坠角，称为“纪念”。据说这三串纪念，当时美其名为“三台”。备挂时将朝珠挂于颈项之中，以佛头紧贴后颈与后脑相垂直，前胸出现的三颗佛头作中心对称，后背的“背云”紧靠后背心。朝珠也不是所有官员都有资格佩带的，根据清朝政府规定，凡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的，本人及妻室或儿女和军机处、侍卫、礼部、国子监、大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所属官员穿着朝服时，才得挂用。朝珠的质料多用东珠（珍珠）、翡翠、玛瑙、琥珀、珊瑚、象牙、蜜蜡、水晶、青金石、玉、绿松石、碧玺、伽楠香、芙蓉石等宝石琢制，以明黄、金黄及石青色等诸色绦为饰，由项上垂挂于胸前。清代朝珠的绦用丝线编织，颜色等级分明：明黄色绦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后才能使用；全绿和金黄色绦是王爷所用；武四品、文五品及县、郡官为石青色。妇女悬挂的朝珠，与男子所佩者略有不同。其区别主要看朝珠上的“纪念”，两串在左者为男，两串在右者为女，两者不能颠倒。

[编辑] 朝靴朝靴的样式清政府并无规定，一般多以黑缎为质料，式样初尚方头，后又流行尖头。皇帝穿朝服则用方头朝靴，朝靴与服色相同，并饰黑色边饰，上面绣有草龙花纹。

补子又称胸背，简称补，指中国明及清朝、朝鲜王朝、越南黎朝至阮朝、琉球国官员服装上，位于胸前和背后的方形装饰。不同等级的官员补子的图案不同，而文官和武将的补子又不同。清代官服里，文官补子的图案用飞禽，武将的补子用猛兽。

[编辑] 官服装饰有补子的官服称为“补服”。清朝官服最常见的是一种比袍短而比褂长的“外套”，或称“外褂”、“补褂”。。明朝的补子前后图案一致，而清朝的补子分前后两半。明朝的补子一般在40厘米见方左右，清代则一般在30厘米左右。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Mandarin_square

明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服式恢复了汉服传统。男子服饰基本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吸收了一些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仍以襦裙为主，除了一直流传的衫、袄及裙子外，还流行霞帔、褙子、比甲等新鲜样式，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5]。中后期常服及军服开始大量使用钮扣，礼服、官服则仍然沿用交领及盘领款式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f/Portrait_of_Jiang_Shunfu.jpg
穿着补服的明代官员姜顺富

续了将近300年的大清王朝，起步于沈阳城；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帝王，曾先后在沈阳建都。于是，沈阳便有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荣誉。清兵入关之前，满族官员都是什么打扮？2月20日，有关清史专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穿衣戴帽有规定

专家介绍说，衣冠制度，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陈陈相因的典章制度之一，上自皇帝天子、下至黎民百姓，穿衣戴帽的样式、颜色、纹饰、质料、尺寸等等，都有严格规定，以区别尊卑贵贱。

清代的穿衣戴帽也有严格规定。据《清史稿》“舆服制”记载：“自崇德初元，已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可见，清代祟德元年(1636年)，便制定了穿衣戴帽的制式；及至清代乾隆时期，衣冠制度更加完善，各种冠服均要“绘成图式，传示法守，以垂永久。”

清朝衣冠带有典型的女真民族特色，同时又吸收了汉族衣冠长处。尽管清朝入关前衣冠制度尚不完备，但却突出了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

官员百姓难区分

专家介绍说，后金时期衣冠制度，始于天命(1616年)建元后不久。此前，女真人穿衣戴帽十分随便，为“鹑衣百结”。究其原因，据《建州闻见录》记载，女真聚集的建州地区，虽然“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但他们不养蚕、不种植棉花，“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刺绣，则唐(汉)人所为也。”可见，当时女真人奇缺锦缎、布匹。

后金时期建国之前，无论尊卑贵贱，女真人均可用人参、貂皮、山果等土特产，与明朝商人交换锦缎、布匹，甚至成衣。所以，当时贝勒、将卒等官员的衣冠，与女真平民衣冠难以区分。

贝勒穿着“披肩领”

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朝封当时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后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曾多次进京纳贡，对汉族文化、明朝典章等均有所领略。建立后金政权后，努尔哈赤为巩固新政权、发展经济，曾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据《满文老档》“太祖三卷”记载，后金天命(1616年)建元之初，他一面“布告全国，为缫丝织缎，而饲养家蚕；为织布而种植棉花。”一面一改故道，令众家贝勒，一律穿用一种带有“披肩领”的朝衣，借以区别于诸臣、百姓。于是，便形成了后金时期衣冠制度的雏形。

皇上专用“披肩领”

“披肩领”形同汉族的披肩，也叫“大领”，实际上是附加在朝服领口上的一种衣领。后来，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佩戴“披肩领”；皇后、王公大臣的朝服之上，除非隆重典礼，一般严禁乱戴“披肩领”。这—规定，一直保留到清王朝衰亡。与此同时，皇帝赏赐“披肩领”还是—种极高的礼遇，不是重臣绝不胡乱赏赐。努尔哈赤每次赏赐大臣，必须注明有无“披肩领”。

效仿明朝制“被服”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都城由新宾赫图阿拉城迁至辽阳，定名“东京城”。

努尔哈赤决定，效仿明代官员的“补服”制度，制定出后金官员的补服制度，规定“贝子穿四爪蟒子之补服；督堂、总兵官、副将穿麒麟补服；参将、游击穿狮补服；备御、千总穿带彪之补服。”清朝衣冠制度中的“补服”从此诞生。

补服，为前后均带“补子”的衣服，“补子”又叫“背胸”，分为圆形和方形。在补子上或织、或绣、或缂丝固定的鸟、兽图案，以区别文官、武官的品级。

“衣冠禽兽”辨文武

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福临皇帝“定诸王以下文武官民舆服制”时规定：文官：一品饰仙鹤；二品饰锦鸡；三品饰孔雀；四品饰云雁；五品饰白鹇；六品饰鹭鸶；七品饰溺鹕(音：西赤，dchi)；八品饰鹌鹑；九品饰练雀。

武官：一品饰麒麟；二品饰狮子；三品饰豹；四品饰虎；五品饰熊；六品饰彪；七品、八品饰犀牛；九品饰海马。

都察院、按察司官员，不论品级，俱饰獬豸补子......

大概也是从周代开始有了具体规定。帝王的服装花纹共分成12种。如有龙纹、山纹、华虫纹、宗彝纹、藻纹、火纹、粉米纹、黼纹、黻纹。这些花纹，只有在天子的服装上才会全部出现。诸候们只能使用龙以下的纹样，士用藻纹与火纹。大夫的服装上可加上粉米纹。 经过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废除了原有的六种冕服，仅留下一种黑色的玄冕供祭祀时使用。因为秦人根据五行学说认定自己符合水德，水与黑色配合，所以秦代尚黑，从帝王到平民都穿用黑色服装。秦始皇对旧礼制进行了彻底破坏，使得到了汉代初年仍没有统一的礼服、制服。 西汉的官服，只不过是一种长袍而已。而且是一年到头都穿黑色的袍服。官服相同，只能靠冠帽来区分官职的不同和高下。不同的官员佩带的冠不同。加上自周代开始，官员们就要佩带绶带。这种官绶制度在汉代被严格执行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百官的礼服官服基本上沿袭汉代的式样，直至隋唐时期才有了一个重大改变。隋唐的帝王官员礼服制度也是十分完备的，形成了个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 隋开皇年间改革了北周的冕服形式后将它定型，唐代则因循了隋代的定制。唐武德四年，颁布衣服诏，规定了皇帝的服装共12种，其中冕服依照周制定为6种。群臣的礼服有10种。大臣们穿礼服时，除冕以外，还使用其它4种冠服。这些冕服只在盛大的典礼中穿。在其它的日子里，皇帝百官都另外穿统一规定的朝服、公服及常服。朝服，是朝见时穿的服装，只限七品以上的官员穿用。公服又叫省服，它与朝服基本相同，但更为简便一些。常服以襕衫为主，是一种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长袍。

在隋代末年，隋炀帝下令用颜色来区分官员和平民的衣着，限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们用青色，平民用白色，屠夫商人只许穿黑色衣服，士兵穿黄袍。

宋朝统一全国后，在宋太祖建隆二年，颁布了新的服饰制度。宋代的官服仍分为祭服、朝服和常服三种。祭服维持唐代的式样，但各种的等级略有降低。宋初，朝服的式样仍与唐代朝服相同，仅将进贤冠的梁数做了改变，由二梁开始，直至五梁。到元丰二年，宋神宗废除了隋唐以来依照官员品级确定冠绶的规定改由官员职位决定服饰，共分为七等冠绶。 从宋代开始，官员穿朝服，必定在脖子上套一个上圆下方的饰物，叫作方心圆领。宋代的常服继承了唐代的衣式，并和唐代一样，常服靠颜色来区别品级。 宋代官服中变化最大的是头的幞头。唐代的软幞头在宋代变成了硬胎硬脚的一种帽子，有了固定的形状。胎架用铁丝和竹篾制成，外面罩漆纱。官员最常戴的是直脚幞头，脑后有两根直尺一样的脚，水平伸出。开始较短，后来越伸越长，甚至有一丈长。至于低级吏员和皂隶，服装较为简单，衣裾较短，衣袖较窄，戴的多是脚向上弯起的交脚幞头。

辽国在北方与北宋并峙，所以辽国的官员服制就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辽代官员分南北两班，太后和北班契丹大臣们穿用契丹本族的服饰，而国王和南班汉族大臣们使用汉服，就是沿循唐代官服制度的后晋服式。它由圆领长袍、玉带和裤、靴所组成。 继辽国之后在北方兴起的金国，自天眷三年正式宣布冠服制度。这种制度较多吸收了唐宋时代汉族帝王官员服饰的特点，只是比较简单一些。皇帝的祭祀礼服采用通天冠、绛纱袍；朝服是淡黄袍，腰束乌犀带。官员们的朝服为红色大袖罗衣、红罗裙、戴进贤冠；公服采用襕衫。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在元代中叶，元仁宗在保持蒙古人固有衣冠的基础上，下令中书省规定服色等级，严格了衣冠服饰制度。在唐宋官服式样的基础上确定了和它们大致相似的冕服、朝服、公服。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帝王官员的服饰制度达到了最完备、最繁缛的地步。帝王服装上增加了团龙纹，这是明代才开始形成的礼仪制度。龙纹成了帝王的专用徽记。这种绣龙的帝王常服，是明代皇帝最常穿的服装，是明太祖在洪武三年正式制定的。除了织有金盘龙纹的圆领窄袖黄袍外，还有折角向上巾，玉带和皮靴几种成分。明世宗嘉靖七年，曾经规定了一种皇帝的新常服，叫燕弁服，由乌纱弁帽、玄色袍、玉带和白袜黑履组成。明代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这种就是补子，这种官服就叫补服。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法令规定：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袭唐宋朝服的式样，外穿红罗上衣、下裳和蔽膝，内穿白纱单衣，足登白袜黑履，腰束革带和佩绶，头戴有梁冠。官员的等级通过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表示。明代官员们在重大朝会的场合要穿公服。公服由展脚硬幞头和盘领宽袖长袍组成。袍服的颜色根据官品而定。

由东北关外的女真民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的官服突出了满族的民族特色，彻底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汉族官服面貌。这些服式的满族特色突出表现在冠帽、马蹄袖、袍褂和长裤上。清代官员的礼帽十分特殊，就是人们很熟悉的拖着羽毛长翎的圆顶大帽。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从8月戴到来年2 月，叫暖帽，另一种在3月至8月戴 ，叫作凉帽。暖帽为圆形，中间圆顶，周边有一道宽折檐，用黑色的呢料、绒布或绸缎制成。帽檐是貂皮、海龙皮、狐皮等名贵皮料做成。帽子顶上缀有红色的帽纬，中央装着顶珠。顶珠用宝石、珊瑚、金、银等制作，是区分官品高下的重要标志。凉帽是一个圆锥体的笠帽，用玉草或藤丝、竹丝编成。外面罩上罗纱，缀有红色帽帏，加有顶珠。皇帝的帽子最为华贵，有3层帽顶，上面嵌有金龙。冠顶用金丝嵌制，上镶4条金龙，每条龙都口衔宝珠，冠顶中央嵌1颗大珍珠，周围也嵌有珍珠宝石。 马蹄袖，本名"箭袖"，是武士射箭时挡在手部的防护衣物。外形酷似一只马蹄。它装在清人常穿的开衩箭衣袖口上，平时可以翻起，行礼时放下来盖住手。它是清人特别看重的满族民族服饰。 满族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它与汉族袍服明显不同，上身紧窄贴身，袖子较细瘦，下身的前后左右开衩，这也是有等级限制的。皇室袍子开四衩，官员百姓的袍褂只许在前后开两衩。袍子均为圆领，右衽。皇帝的礼服袍子用明黄色，绣有龙纹。官员和命妇们穿绣有蟒纹的袍子。在袍服外面加穿外褂，是满族服装的一大特征。外褂比袍子短，一般是对襟、圆领、袖子较宽松，袖口平齐。马褂是一种非常短小的外褂，长不及腰，袖子不过肘部。对襟马褂也经常被当作宫中礼服穿用。黄色的马褂最为尊贵。与马褂相近的还有马甲，这也是由骑射生活决定的衣服式样。马甲没有袖子，主要贴穿，用以保暖，后来逐渐成了外衣。

官服中的礼冠名目繁多，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等。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愈来愈多样，如背心、一裹圆、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层出不穷。清代官服以顶戴花翎显示其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的字样；州的长官刺吏，亦不拘品级，都穿排袍。这种服色制度，到清代才完全废除，只在帽顶及补服上分别品级。清代官服原则上都是蓝色，只在庆典时可用绛色；外褂在平时都是红青色，素服时：改用黑色。 隋统一全国，一方面推行汉族已经形成的的服饰制度，另一方面也难以摆脱北族服饰形制的影响。隋炀帝制定了隋代官服制度，帝王将相各服其服。下令不准百姓服黄色衣裳，从此黄色也了皇帝专用的服色。唐代衣冠服饰承
上启下，博采众长，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当时丝织业的发达，审美观念的独特，所以当时官服质地款式更加讲究，幞头形制富于变化，品色衣形成制度，胡服颇为流行，女服色彩艳丽。五代十国享祚日浅，服饰大体沿用唐代制度，但在首服上也略作变化。 宋代崇尚文治，冠服制度渐趋繁缛，也曾经多次修改。但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男子上身以圆领长袍为主，以季节不同而服凉衫、紫衫、毛衫、葛衫、鹤氅等。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下身束裙子、裤。其面料为罗、纱、锦、缕、毅、绢。尤其是裙子颇具风格，其质地多见罗纱，颜色中以石榴花的红色最注目。褶裥裙也是当时裙子中有特点的一种，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不等，贵族妇女 官服
着裙的褶裥更多。南宋时期，“服饰乱常”，也尚北服。 元代是蒙古族入关统治中原的时代。其服饰既袭汉制，如皇帝及高官的服饰仿照先秦时代的古制而成；又推行其本族制度，如一般百姓服饰则仍是披发椎髻，夏戴笠，冬服帽。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蒙古族的衣冠，以头戴帽笠为主，男子多戴耳环。然至元大德年间以后。蒙、汉间的士人之服也就各认其便了。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帝国后，先是禁胡服，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明朝的皇帝冠服、文武百官服饰、内臣服饰，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名目，其样制、等级、穿着礼仪真可谓繁缛。一般男子服饰，以袍衫为主，形制多样，儒生文士则以襕衫、直裰为常衣。妇女服饰主要有袍衫、袄、霞披、褙子、比甲、裙子等。
编辑本段古代帝王官服
5000年的服饰花色繁多，变化万千，数不胜数，应从哪里说起呢？我们就从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成为贯穿数千年来礼仪制度主要成分的帝王官员礼服谈起。 官服
商周时期的礼服，代表当时最高级的服饰式样。衣服有长及足部的长袍，也有分为两截的上衣下裳。衣，一般是窄袖、紧口、领子缘有宽边，以对襟为主，也有偏衽的式样。裳是长齐小腿的裙子。腰间束带。腹前悬挂一块长方形的"黼黻"。当时没有裤子。只在小腿上缠绕裹腿，古人叫作"行滕"，或"邪幅"。脚上穿各种质料制的鞋子。头上戴的，是贵族男子专用的冕、冠、弁等"头衣"。 在寒冷的冬天，人们要加穿各种兽皮制成的皮裘。贵族的礼服大多是狐皮裘袍，特别是白色的狐裘，极为珍贵。贵族们为显示礼仪，就在毛裘外面罩上丝织的锦衣，叫作"裼"。有时在裼衣上还可以再加上一层外衣，叫作正服，这是在重大礼仪中穿的礼服外衣。 西周宗法礼仪制度的形成，不但确定了尊卑上下各个等级的不同服装式样。而且要求随着不同的礼仪换用不同的服饰。 周代的帝王礼服由衮、冕、黻、带、裳、幅、舄、衡等服饰组成。衮，是绘制上或刺绣有各种图案的彩色上衣。冕，是帝王戴的顶上有平版的冠帽。黻，又叫蔽膝，是腹前悬挂的长方形织物。带，指用皮革制作或丝线编织的腰带。裳，是下身穿的长裙。幅，又叫邪幅是缠在腿上的布带。舄，是金线和红线编织的厚底鞋。衡，是用来固定冠冕的头饰。 帝王礼服的装饰品和专用花纹，大概也是从周代开始有了具体规定。帝王的服装花纹 官服
共分成12种。如有龙纹、山纹、华虫纹、宗彝纹、藻纹、火纹、粉米纹、黼纹、黻纹。这些花纹，只有在天子的服装上才会全部出现。诸候们只能使用龙以下的纹样，士用藻纹与火纹。大夫的服装上可加上粉米纹。 经过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废除了原有的六种冕服，仅留下一种黑色的玄冕供祭祀时使用。因为秦人根据五行学说认定自己符合水德，水与黑色配合，所以秦代尚黑，从帝王到平民都穿用黑色服装。秦始皇对旧礼制进行了彻底破坏，使得到了汉代初年仍没有统一的礼服、制服。 西汉的官服，只不过是一种长袍而已。而且是一年到头都穿黑色的袍服。官服相同，只能靠冠帽来区分官职的不同和高下。不同的官员佩带的冠不同。加上自周代开始，官员们就要佩带绶带。这种官绶制度在汉代被严格执行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百官的礼服官服基本上沿袭汉代的式样，直至隋唐时期才有了一个重大改变。隋唐的帝王官员礼服制度也是十分完备的，形成了个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 隋开皇年间改革了北周的冕服形式后将它定型，唐代则因循了隋代的定制。唐武德四年，颁布衣服诏，规定了皇帝的服装共12种，其中冕服依照周制定为6种。群臣的礼服有10种。大臣们穿礼服时，除冕以外，还使用其它4种冠服。这些冕服只在盛大的典礼中穿。在其它的日子里，皇帝百官都另外穿统一规定的朝服、公服及常服。朝服，是朝见时穿的服装，只限七品以上的官员穿用。公服又叫省服，它与朝服基本相同，但更为简便一些。常服以襕衫为主，是一种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长袍。 在隋代末年，隋炀帝下令用颜色来区分官员和平民的衣着，限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们用青色，平民用白色，屠夫商人只许穿黑色衣服，士兵穿黄袍。 官服
宋朝统一全国后，在宋太祖建隆二年，颁布了新的服饰制度。宋代的官服仍分为祭服、朝服和常服三种。祭服维持唐代的式样，但各种的等级略有降低。宋初，朝服的式样仍与唐代朝服相同，仅将进贤冠的梁数做了改变，由二梁开始，直至五梁。到元丰二年，宋神宗废除了隋唐以来依照官员品级确定冠绶的规定改由官员职位决定服饰，共分为七等冠绶。 从宋代开始，官员穿朝服，必定在脖子上套一个上圆下方的饰物，叫作方心圆领。宋代的常服继承了唐代的衣式，并和唐代一样，常服靠颜色来区别品级。 宋代官服中变化最大的是头的幞头。唐代的软幞头在宋代变成了硬胎硬脚的一种帽子，有了固定的形状。胎架用铁丝和竹篾制成，外面罩漆纱。官员最常戴的是直脚幞头，脑后有两根直尺一样的脚，水平伸出。开始较短，后来越伸越长，甚至有一丈长。至于低级吏员和皂隶，服装较为简单，衣裾较短，衣袖较窄，戴的多是脚向上弯起的交脚幞头。 辽国在北方与北宋并峙，所以辽国的官员服制就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辽代官员分南北两班，太后和北班契丹大臣们穿用契丹本族的服饰，而国王和南班汉族大臣们使用汉服，就是沿循唐代官服制度的后晋服式。它由圆领长袍、玉带和裤、靴所组成。 继辽国之后在北方兴起的金国，自天眷三年正式宣布冠服制度。这种制度较多吸收了唐宋时代汉族帝王官员服饰的特点，只是比较简单一些。皇帝的祭祀礼服采用通天冠、绛纱袍；朝服是淡黄袍，腰束乌犀带。官员们的朝服为红色大袖罗衣、红罗裙、戴进贤冠；公服采用襕衫。 官服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在元代中叶，元仁宗在保持蒙古人固有衣冠的基础上，下令中书省规定服色等级，严格了衣冠服饰制度。在唐宋官服式样的基础上确定了和它们大致相似的冕服、朝服、公服。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帝王官员的服饰制度达到了最完备、最繁缛的地步。帝王服装上增加了团龙纹，这是明代才开始形成的礼仪制度。龙纹成了帝王的专用徽记。这种绣龙的帝王常服，是明代皇帝最常穿的服装，是明太祖在洪武三年正式制定的。除了织有金盘龙纹的圆领窄袖黄袍外，还有折角向上巾，玉带和皮靴几种成分。明世宗嘉靖七年，曾经规定了一种皇帝的新常服，叫燕弁服，由乌纱弁帽、玄色袍、玉带和白袜黑履组成。明代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这种就是补子，这种官服就叫补服。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法令规定：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袭唐宋朝服的式样，外穿红罗上衣、下裳和蔽膝，内穿白纱单衣，足登白袜黑履，腰束革带和佩绶，头戴有梁冠。官员的等级通过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表示。明代官员们在重大朝会的场合要穿公服。公服由展脚硬幞头和盘领宽袖长袍组成。袍服的颜色根据官品而定。 由东北关外的女真民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的官服突出了满族的民族特色，彻底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汉族官服面貌。这些服式的满族特色突出表现在冠帽、马蹄袖、袍褂和长裤上。 清代官员的礼帽十分特殊，就是人们很熟悉的拖着羽毛长翎的圆顶大帽。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从8月戴到来年2 月，叫暖帽，另一种在3月至8月戴 ，叫作凉帽。暖帽为圆形，中间圆顶 官服
，周边有一道宽折檐，用黑色的呢料、绒布或绸缎制成。帽檐是貂皮、海龙皮、狐皮等名贵皮料做成。帽子顶上缀有红色的帽纬，中央装着顶珠。顶珠用宝石、珊瑚、金、银等制作，是区分官品高下的重要标志。凉帽是一个圆锥体的笠帽，用玉草或藤丝、竹丝编成。外面罩上罗纱，缀有红色帽帏，加有顶珠。皇帝的帽子最为华贵，有3层帽顶，上面嵌有金龙。冠顶用金丝嵌制，上镶4条金龙，每条龙都口衔宝珠，冠顶中央嵌1颗大珍珠，周围也嵌有珍珠宝石。 马蹄袖，本名"箭袖"，是武士射箭时挡在手部的防护衣物。外形酷似一只马蹄。它装在清人常穿的开衩箭衣袖口上，平时可以翻起，行礼时放下来盖住手。它是清人特别看重的满族民族服饰。 满族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它与汉族袍服明显不同，上身紧窄贴身，袖子较细瘦，下身的前后左右开衩，这也是有等级限制的。皇室袍子开四衩，官员百姓的袍褂只许在前后开两衩。袍子均为圆领，右衽。皇帝的礼服袍子用明黄色，绣有龙纹。官员和命妇们穿绣有蟒纹的袍子。 在袍服外面加穿外褂，是满族服装的一大特征。外褂比袍子短，一般是对襟、圆领、袖子较宽松，袖口平齐。马褂是一种非常短小的外褂，长不及腰，袖子不过肘部。对襟马褂也经常被当作宫中礼服穿用。黄色的马褂最为尊贵。与马褂相近的还有马甲，这也是由骑射生活决定的衣服式样。马甲没有袖子，主要贴穿，用以保暖，后来逐渐成了外衣。
编辑本段清代的官服
文官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鸬鹚，七品鸿漱，八品鹌鹑，九品练雀。 官服
武官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是犀牛，九品海马。 另外，御史与谏官均为獬豸。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的字样；州的长官刺吏，亦不拘品级，都穿排袍。这种服色制度，到清代才完全废除，只在帽顶及补服上分别品级。清代官服原则上都是蓝色，只在庆典时可用绛色；外褂在平时都是红青色，素服时：改用黑色。 隋统一全国，一方面推行汉族已经形成的的服饰制度，另一方面也难以摆脱北族服饰形制的影响。隋炀帝制定了 隋代官服制度，帝王将相各服其服。下令不准百姓服黄色衣裳，从此黄色也了皇帝专用的服色。唐代衣冠服饰承上启下，博采众长，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当时丝织业的发达，审美观念的独特，所以当时官服质地款式更加讲究，幞头形制富于变化，品色衣形成制度，胡服颇为流行，女服色彩艳丽。五代十国享祚日浅，服饰大体沿用唐代制度，但在首服上也略作变化。 官服
宋代崇尚文治，冠服制度渐趋繁缛，也曾经多次修改。但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男子上身以圆领长袍为主，以季节不同而服凉衫、紫衫、毛衫、葛衫、鹤氅等。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下身束裙子、裤。其面料为罗、纱、锦、缕、毅、绢。尤其是裙子颇具风格，其质地多见罗纱，颜色中以石榴花的红色最注目。褶裥裙也是当时裙子中有特点的一种，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不等，贵族妇女着裙的褶裥更多。南宋时期，“服饰乱常”，也尚北服。 元代是蒙古族入关统治中原的时代。其服饰既袭汉制，如皇帝及高官的服饰仿照先秦时代的古制而成；又推行其本族制度，如一般百姓服饰则仍是披发椎髻，夏戴笠，冬服帽。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蒙古族的衣冠，以头戴帽笠为主，男子多戴耳环。然至元大德年间以后。蒙、汉间的士人之服也就各认其便了。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帝国后，先是禁胡服，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明朝的皇帝冠服、文武百官服饰、内臣服饰，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名目，其样制、 官服
等级、穿着礼仪真可谓繁缛。一般男子服饰，以袍衫为主，形制多样，儒生文士则以襕衫、直裰为常衣。妇女服饰主要有袍衫、袄、霞披、褙子、比甲、裙子等。 清代官服以顶戴花翎显示其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官服中的礼冠名目繁多，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等。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

商周时期的衣服，有长及足部的长袍，也有分为两截的上衣下裳。衣一般以对襟为主，也有偏衽的式样，窄袖、紧口、领子缘有宽边。裳是一种长齐小腿的裙子，腰间束带，腹前悬挂一块长方形的“黼黻”。当时没有裤子，只在小腿上缠绕裹腿。冬天要加穿各种兽皮制成的皮裘。贵族们的礼服是狐皮裘袍，特别是白狐袍。为显示礼仪，还在毛裘外面罩上丝织的锦衣，叫作“裼”。有时在裼衣上还可以再加上一层外衣，叫作正服，这是在重大礼仪中穿的礼服外衣。

西周礼仪制度确定了各个等级的不同服装式样，而且不同礼仪要穿着不同的服饰。帝王的服装花纹共分成12种，只有在天子的服装上才会全部出现。诸候们只能使用龙以下的纹样，士用藻纹与火纹。大夫的服装上可加上粉米纹。

秦代废除了原有的六种冕服，仅留下一种黑色的玄冕供祭祀时使用。秦始皇在位时规定官员三品以上穿绿袍、深衣，庶人白袍，多以绢制作。

西汉各级官员的官服一年到头都是黑色的长袍，官职的不同则用冠帽和绶带来加以区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服基本上沿袭汉代的式样隋唐时期帝王官员礼服制度有了重大改变，形成了十分完备且等级森严的体系。

隋朝改革了北周的冕服形式后将它定型，隋代末年，隋炀帝又下令用颜色来区分官员和平民的衣着，限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们用青色，平民用白色，屠夫商人只许穿黑色衣服，士兵穿黄袍。

唐代继承了隋代的冕服定制。规定了群臣的礼服有10种，只在盛大的典礼中穿。在其它的日子里，皇帝百官都另外穿统一规定的朝服、公服及常服。朝服，是朝见时穿的服装，只限七品以上的官员穿用。公服又叫省服，它与朝服基本相同，但更为简便一些。常服是一种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长袍。

唐朝官服也分颜色：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绯袍；六品以下绿袍。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这种服色制度，到清代才完全废除，宋代的官服仍分为祭服、朝服和常服三种。祭服维持唐代的式样，但各种等级略有降低。宋初，朝服的式样仍与唐代朝服相同，仅将进贤冠的梁数做了改变，由二梁开始，直至五梁。后，宋神宗废除了隋唐以来依照官员品级确定冠绶的规定，改由官员职位决定服饰，共分为七等冠绶。从宋代开始，官员穿朝服，必定在脖子上套一个上圆下方的饰物，叫作方心圆领。宋代的常服继承了唐代的衣式，并和唐代一样，常服靠颜色来区别品级。

元代在唐宋官服式样的基础上确定了和它们大致相似的冕服、朝服、公服。

明朝官员的服饰制度完备而繁缛。帝王服装上增加了团龙纹，这是明代才开始形成的礼仪制度。龙纹成了帝王的专用徽记。明代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这种就是补子，这种官服就叫补服。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袭唐宋朝服的式样，外穿红罗上衣、下裳和蔽膝，内穿白纱单衣，足登白袜黑履，腰束革带和佩绶，头戴有梁冠。官员的等级通过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表示。明代官员们在重大朝会的场合要穿公服。公服由展脚硬幞头和盘领宽袖长袍组成。袍服的颜色根据官品而定。

清代官服废除了服色制度，只在帽顶及补服上分别品级，服饰颜色不论职位高低原则上都是蓝色，只在庆典时可用绛色；外褂在平时都是红青色，素服时，改用黑色。

清朝官服突出了满族的民族特色，彻底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汉族官服面貌。这些服式的满族特色突出表现在袍褂和长裤上。满族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它与汉族袍服明显不同，上身紧窄贴身，袖子较细瘦，下身的前后左右开衩，这也是有等级限制的。皇室袍子开四衩，官员百姓的袍褂只许在前后开两衩。袍子均为圆领，右衽。皇帝的礼服袍子用明黄色，绣有龙纹。官员和命妇们穿绣有蟒纹的袍子。在袍服外面加穿外褂，也是满族服装的一大特征。外褂比袍子短，一般是对襟、圆领、袖子较宽松，袖口平齐。马褂是一种非常短小的外褂，长不及腰，袖子不过肘部。对襟马褂也经常被当作宫中礼服穿用。黄色的马褂最为尊贵。与马褂相近的还有马甲，这也是由骑射生活决定的衣服式样。马甲没有袖子，主要贴穿，用以保暖，后来逐渐成了外衣。

起初，发冠是套在束起的发髻上的一个罩子，人们戴发冠只是为了美观的需要，样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大约在商朝，开始出现冠服制度。到了汉代，衣冠制度又被重新制定，通过冠帽就可以区分出一个人的身份和等级。汉代主要的冠帽有：冕冠、通天冠、长冠、进贤冠、武冠和法冠等等。不同身份、不同场合所戴冠帽有严格规定，帝王在参加祭祀大典的时候要戴冕冠；在朝会和宴会上，帝王一般戴通天冠；长冠是参加祭祀时官员所戴的冠帽。武冠是各级武职人员在朝会时所戴的礼冠；进贤冠专门为文官和儒士所佩戴。

汉服彰显出什么
汉服彰显出汉民族服装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承。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赛里斯国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与汉人一词类似，汉服中的“汉”字的词义外延亦存在着由汉朝扩大为整个民族指称的过程。如《马王堆三号墓遣册》关于“汉服”最早的记载：“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中的“汉服”是指汉朝的服饰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 ，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一些古籍的观点认为，汉族（及其先民）已有独特的服装体系了。例如，《史记》认为“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在未有考古实物支持的年代之前，汉服最早的出现应该是殷商时期。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

殷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时，服饰制度逐渐完善，并形 成了以“天子冕服”为中心的章服制度。春秋战国时期，衣服的款式空前丰富，主要表现在深衣和胡服上。周代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诸侯国间的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上都开始有着明显的不同，并创造了深衣。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古时上下通行之衣为深衣，代表时代特征的服装亦为深衣，深衣实可为古服之特征。言古服者，应先及之。何谓深衣，《礼记·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总之，深衣之制，实为古衣之首，深衣之领袖群衣，不独在其制度形式，且上下通服，在时间上，流行最久。与深衣同时出现的还有胡服，胡服一般由短衣、长裤和靴组成，衣身紧窄，便于游牧和射猎。赵武灵王为强化本国军队，在中原地区首先采取胡服作为戎装。由此，穿着胡服一时相沿成风。除此之外，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猎人衣裤多为扎紧，有人还常戴鸱角帽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等下裳。

汉服彰显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赛里斯国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与汉人一词类似，汉服中的“汉”字的词义外延亦存在着由汉朝扩大为整个民族指称的过程。如《马王堆三号墓遣册》关于“汉服”最早的记载：“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1]中的“汉服”是指汉朝的服饰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2]；而成书于唐朝的《蛮书》的记载：“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中的“汉服”指的则是汉人的服饰礼仪制度[3]。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4]，源自黄帝制冕服[5]。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6]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7]，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8]，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9][10]。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汉服是什么？
你应该先问，为什么汉服运动会在中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民间自发运动？
从尚未归于一统的台湾，到远在西域的新疆，再到海外的华人华侨地区，都有汉服社的存在。而数量仍在持续增加。
汉服运动本质在于，汉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关于认同感的问题。
全世界华人有多少，不用废话多说，但华人的认同感，又如何呢？
西方人眼里，历史上中国人的形象是长衫马褂辫子头，请问华人心里喜欢这个形象吗？
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华人真的对这个形象有认同感吗？
汉族的民族服饰，从客观上来说，经历过千年的演变，文化的交融，各个时期都会有特色，许多时候都是包容兼顾的，唐代的圆领，明朝补服，曳撒，都是吸收新元素的代表，但整体又一脉相承，脉络清晰。但在清朝，遭遇了一个最大，影响也最恶劣的打击。这就是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
清朝以剃发易服作为国策，基本可以断定怀有极大的政治动机与强烈的民族歧视心理。为了不让自己重新上演北魏鲜卑，金女真人的结局——征服了中原，最终又被中原文化征服的“悲剧”。清朝厉行剃发易服政策，执行之严格，手段之惨烈前所未有。有兴趣的去看看南明史就知道个中历害。
所以，想问为什么汉服会出现，原因就在这里。
难道那么多人真的有病？把一件真的是被历史淘汰的东西硬要捡回来？
问题就在于不是被历史淘汰，而是被政治迫害。
当年的清朝用了多大的力气，多大的手腕来强制扼杀汉族的服饰衣冠文化，今天汉服运动发展就会有多大的反弹。

而汉服运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是混乱无序
由于官方的谨慎态度，汉服运动长期以来处于民间自发运作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这块拥有强大的商业潜力与民众动员力的金字招牌，被各种势力觊觎。极端民族主义者，投机者，商人，邪教组织，等等各色人物混杂其中，不一而是。这便造成了汉服运动眼下的乱局——鱼龙混杂以及极大的口号，极低的质量。
早期汉服爱好者们多半是出于民族认同感而自发投入，但会遇到一个极其尴尬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什么服饰才能称之为汉服？于是，在没有一个现成的体系的情况下，许多形制诡异，审美低劣的“汉服”，充斥在许多文化节目与民间社团的集会之中。这种现象非但没有为汉服运动增色，反而加剧了部分人的偏见——汉服爱好者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在对汉服发展的定义上，内部也有巨大的分歧，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将它视之为重现民族辉煌的大业，而以文化复兴角度着眼的知识分子，则大多倾向于将其控制在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文化运动范畴，不希望涉及太多盲目而躁动的民族主义因素。而仅仅是为了看起来漂亮的目的单纯的姑娘们，就更加没有稳定性，在见识了民族主义者的狂躁与危险后，最后在年龄的增长后，渐渐远离汉服。
这就是汉服的现状，乱。一个没有谁能站在高处定调的文化运动。
我个人，是倾向于将它定义为一个文化复兴的运动的。一来符合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二来能够弱化民族主义的因素，让运动的发展更加安全与理性。
知乎里的服饰史大V会鄙视汉服运动，是可以理解的。专业搞服饰史的知识分子，是不会看得上民间这些穿着不知所谓的服饰喊口号的人的。
总的来说，目前的汉服还未被严格的定义，因为总体上仍是一团乱麻，又没有人有资格来定调。但目前看的比较清楚的是，明制会成为主流的方向。
如前所述，由于没有主导方向，汉服目前的形制混乱不堪，汉唐宋明，四个相隔遥远的时代的服饰，往往被许多汉服爱好者混搭穿着，同时不曾考虑彼此风格与功能的兼容性，导致实际宣传效果极不协调，穿着曲裾与道袍的人出现在一个场景里，一个是席地而坐时代的服饰，一个是高足家具时期的服装，二者如何能不冲突？这就是汉服爱好者最大的问题之一，不切实际，不愿意也不肯去有所取舍地构造一个体系。要么就参照某个朝的服饰，做得整体和谐。就像明初明太祖制定衣冠一样。明太祖所谓复衣冠如唐宋，从实际效果来看，并非如此，明代服饰更像是在宋朝的基础上，增增减减，更含有部分元朝遗留，但整体上仍是成功的。因为至少明朝人不必纠结选哪个时代。
每当有人提出要统一风格，就有人出来喊，汉服应该以形制而不是以朝代分，这是一种幼稚而不切实际的想法，回避了不同时代的服饰之间背后往往是深刻的历史文化习俗背景的不同，不加区分的穿着，十分混乱。同时，许多的形制考据不足，严格来说，汉代的汉服是最没有推广价值的，没有足够的文物支撑，没有足够的考据支撑，可偏偏有人喜欢那股子味道，不看文物直接脑补服饰纹饰与形制，最后造出一堆所谓传承千年的汉服，贻笑大方。而某些只顾图利益的商家，也一味迁就这种风气，不去花心力考据，而专注于抄袭图案，甚至照抄日韩的元素。所以说，中国目前令人值得钦佩的汉服商家，一家是明华堂，一家是净莲满堂（他们家似乎更愿意称之为传统服饰）。这几家真正把功夫做到了研究上，他们的服饰基本成为各个商家的抄袭与参考对象。民间也有几家非常优良的商家，堪称典范。
上面所提到的，均是明制商家。为什么只提明制，因为客观来说，明制是所有形制中复原研究难度相对较小，现存实物最多，文献资料最丰富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明制是汉族服饰发展的最后形态，汉族服饰从此处被清朝截断，如今再复原从此处再起是非常合理的。其他形制，客观来说，可恢复性与实用程度均不及明制。汉唐时代，过于遥远，文物实物与文献记载均不甚丰沛，虽然民间众多爱好者复原出了许多效果良好的汉代，唐代服饰复原作品，但仍然没法改变唐制已经自然湮灭，文物留存不足的问题，很难建成体系。宋制古雅俊美，与明制上下相承，但仍有文物不全的弊病，明制则完全相反，民间众多的传世明代容像写实程度十分严谨，文献记载丰富，存世文物众多，体系化恢复的可能性高，民间也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复原效果——质感与工艺已不输日韩。如果汉服圈子里要搞一个最有潜力的形制投资评选，明制当之无愧。民间也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明制活动，整体效果已经不错，而且一年比一年进步。

以上为宋制，明制的复原服饰，效果是完全不输日韩的。当然价格也水涨船高，但日韩的高质量民族服饰也从来都不是便宜货，这一点，希望各位明白。
所以，不要把那些形制混乱，毫无内涵的所谓“汉服”与这些高质量汉服混为一谈，眼光要高一点。
再提一句，日韩的传统服饰早已进入顺时而进的时代，演绎出了新的层次，而中国的汉服仍处在一个春秋战国，尚未统一标准的状态，不知何时是个头，但终究会统一形制的，无序的状态终会结束，随着发展的规模扩大，ZF迟早会介入并主导最终统一标准。

大气。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满满中国风的汉服连衣裙，它的底蕴和独特魅力，正是女生们喜欢它的地方，有种莫名的优越感，很有审美观，砖红抹胸拼接雪纺材质，两边刺绣的纹样，显得非常娇俏可爱自然质朴天然色调的汉服，上身仙气十足，交叉领口设计，尽显柔情气质，高腰的设计，打造显瘦显高的效果，可以很日常，也可以很文艺，感觉挺有趣致感的，潮流势不可挡，真的让人没法拒绝汉服的美，穿上它，体验汉服带来的时尚魅力，你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因为明朝的制度以及观念不一样了，明朝更看重女子的贞洁，所以不允许女性穿暴露的衣服。

因为这是封建礼教导致的后果，朱元璋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就大力推行封建礼教，女性要守妇道，自然不能多穿。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明朝开始流行宽袍大袖，这样穿也更加便利。

现在我们将大唐称作大唐盛世，这也是中国古代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文化空前开放大胆，反映在服饰上便可适当裸露。明朝时期封建思想顽固不再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