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青花瓷到底是什么？请问有关青花瓷的详细介绍，谢谢！请问青花瓷到底是什么？请问有关青花瓷的详细介绍，谢谢！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
请问青花瓷到底是什么？请问有关青花瓷的详细介绍，谢谢！
请问青花瓷到底是什么？请问有关青花瓷的详细介绍，谢谢！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二、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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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泥麻青
即苏泥勃青、苏勃泥青、苏麻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二）平等青
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三）石子青
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四）回青
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五）浙料
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六）珠明料
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七）化学青料
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三、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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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一）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分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二）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三）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四）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五）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四、各时期青花瓷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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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相关链接：元青花瓷
（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相关链接：明洪武青花瓷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相关链接：明永乐青花瓷、明宣德青花瓷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相关链接：明成化青花瓷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相关链接：清顺治青花瓷
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相关链接：清康熙青花瓷
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相关链接：清雍正青花瓷、清乾隆青花瓷
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相关链接：清嘉庆青花瓷、清道光青花瓷
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二、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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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泥麻青
即苏泥勃青、苏勃泥青、苏麻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二）平等青
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三）石子青
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四）回青
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五）浙料
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六）珠明料
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七）化学青料
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三、款识
[编辑本段]
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一）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分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二）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三）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四）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五）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四、各时期青花瓷器的特点
[编辑本段]
（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相关链接：元青花瓷
（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相关链接：明洪武青花瓷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相关链接：明永乐青花瓷、明宣德青花瓷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相关链接：明成化青花瓷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相关链接：清顺治青花瓷
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相关链接：清康熙青花瓷
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相关链接：清雍正青花瓷、清乾隆青花瓷
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相关链接：清嘉庆青花瓷、清道光青花瓷
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一）苏泥麻青
即苏泥勃青、苏勃泥青、苏麻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二）平等青
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三）石子青
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四）回青
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五）浙料
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六）珠明料
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七）化学青料
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一）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分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二）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三）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四）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五）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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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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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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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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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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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相关链接：清康熙青花瓷
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相关链接：清雍正青花瓷、清乾隆青花瓷
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相关链接：清嘉庆青花瓷、清道光青花瓷
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一）苏泥麻青
即苏泥勃青、苏勃泥青、苏麻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二）平等青
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三）石子青
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四）回青
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五）浙料
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六）珠明料
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七）化学青料
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一）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分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二）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三）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四）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五）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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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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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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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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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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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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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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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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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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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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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泥麻青
即苏泥勃青、苏勃泥青、苏麻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二）平等青
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三）石子青
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四）回青
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五）浙料
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六）珠明料
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七）化学青料
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三、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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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一）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分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二）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三）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四）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五）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各时期青花瓷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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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相关链接：元青花瓷
（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相关链接：明洪武青花瓷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相关链接：明永乐青花瓷、明宣德青花瓷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相关链接：明成化青花瓷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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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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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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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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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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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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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泥麻青
即苏泥勃青、苏勃泥青、苏麻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二）平等青
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三）石子青
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四）回青
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五）浙料
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六）珠明料
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七）化学青料
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三、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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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一）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分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二）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三）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四）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五）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各时期青花瓷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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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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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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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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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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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相关链接：清顺治青花瓷
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相关链接：清康熙青花瓷
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相关链接：清雍正青花瓷、清乾隆青花瓷
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相关链接：清嘉庆青花瓷、清道光青花瓷
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青花是我国陶瓷装饰中发明较早的方法之一，名列景德镇四大名瓷之首。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元代在景德镇成熟发展。明代诗人周晋的一首《咏瓷花》词：“如轻云宿墨，似春葓泛幽；甚可夸，浮梁瓷器白无瑕，巧借蓝色写青花。”
青花属釉下彩，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在坯体上绘画后罩以透明釉，在1320度高温一次烧成。青花可分青釉青花、本釉青花和白釉青花。元明清三代数朝的官、民窑青花瓷各具时代特征和艺术风格。
青花是我国陶瓷装饰中发明较早的方法之一，名列景德镇四大名瓷之首。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元代在景德镇成熟发展。明代诗人周晋的一首《咏瓷花》词：“如轻云宿墨，似春葓泛幽；甚可夸，浮梁瓷器白无瑕，巧借蓝色写青花。”
青花属釉下彩，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在坯体上绘画后罩以透明釉，在1320度高温一次烧成。青花可分青釉青花、本釉青花和白釉青花。元明清三代数朝的官、民窑青花瓷各具时代特征和艺术风格。
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求明 张居正的《陈六事疏》的全文,我只有第一疏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在众，断之在独。汉臣中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拓，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争，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迄今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迎庭，群策必举；今之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回吾云云，当事者，亦曰吾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与，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讨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遂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遂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逸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醻（从言声寿）张，虚旷几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番 ，即端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丁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与，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在众，断之在独。汉臣中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拓，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争，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迄今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迎庭，群策必举；今之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回吾云云，当事者，亦曰吾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与，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讨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遂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遂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逸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醻（从言声寿）张，虚旷几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番 ，即端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丁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与，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觉得，譬如当今之日，一面斥不劳而获为大耻辱，一面百万彩票又为大光荣；一面娼家卖笑须游街示众，一面白衣天使又为野雉发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张居正指出，“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这是说新官上任时的情形。“漫言数事”，就是今日之“我来简单说两句”，这两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问青红皂白撤换中层干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调来亲朋好友，或有拍马小人见机跟进，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张居正又指出，你看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事，其实他小子刚到任，“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罢了。时间一久，“简单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他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就是考虑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衙门，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方针，一切汇报与报告，必须简单扼要；是非可否，你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全体干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务。这样，干部管理才能有生气，队伍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第二议，曰“振纲纪”。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律所管的，居然仅仅是微贱小民；强有力者虽然违法乱纪，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纪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纪律的中央在执行，下面的官员，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严打之类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的决断，把你的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严肃干部作风，掌握好权力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指出，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凡是法律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卑贱平民也必须纠正。这样，国家的体统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家伙，才能有守法意识。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是他们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为“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该衙门机关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央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于堆在一起。
张居正指出，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进化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近来中央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按中央精神办”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来，各地方官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被淹没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录），事情也查不出真相来了，最后使犯法的人漏网逃脱。
张居正愤怒地问道：“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一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一个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么干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照办”（钦此钦遵），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哪个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国家机构等于基本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这呀那的，但实际工作一样也推不动。
人之初，性本懒吧？官员们有吃饭局、泡脚、剪彩的时间，却没有办实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
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的时候，吏部首长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相差不远，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无才焉”，臣不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多含有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讲实际的，除去那些不尽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曾经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大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而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
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外患内盗才会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他说，去年因为是元年，国家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款，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种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这事情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济。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还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本人则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要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要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尽快给予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盛行，官吏当然要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贫困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
史载，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庆爷，更是专派御史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狂游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狐鸣，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皇爷，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也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就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连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纵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呢？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张居正白白背了这个黑锅。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有反响。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一度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在众，断之在独。汉臣中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拓，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争，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迄今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迎庭，群策必举；今之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回吾云云，当事者，亦曰吾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与，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讨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遂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遂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逸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醻（从言声寿）张，虚旷几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番 ，即端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丁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与，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觉得，譬如当今之日，一面斥不劳而获为大耻辱，一面百万彩票又为大光荣；一面娼家卖笑须游街示众，一面白衣天使又为野雉发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张居正指出，“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这是说新官上任时的情形。“漫言数事”，就是今日之“我来简单说两句”，这两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问青红皂白撤换中层干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调来亲朋好友，或有拍马小人见机跟进，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张居正又指出，你看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事，其实他小子刚到任，“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罢了。时间一久，“简单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他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就是考虑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衙门，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方针，一切汇报与报告，必须简单扼要；是非可否，你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全体干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务。这样，干部管理才能有生气，队伍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第二议，曰“振纲纪”。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律所管的，居然仅仅是微贱小民；强有力者虽然违法乱纪，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纪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纪律的中央在执行，下面的官员，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严打之类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的决断，把你的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严肃干部作风，掌握好权力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指出，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凡是法律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卑贱平民也必须纠正。这样，国家的体统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家伙，才能有守法意识。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是他们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为“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该衙门机关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央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于堆在一起。
张居正指出，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进化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近来中央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按中央精神办”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来，各地方官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被淹没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录），事情也查不出真相来了，最后使犯法的人漏网逃脱。
张居正愤怒地问道：“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一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一个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么干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照办”（钦此钦遵），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哪个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国家机构等于基本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这呀那的，但实际工作一样也推不动。
人之初，性本懒吧？官员们有吃饭局、泡脚、剪彩的时间，却没有办实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
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的时候，吏部首长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相差不远，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无才焉”，臣不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多含有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讲实际的，除去那些不尽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曾经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大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而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
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外患内盗才会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他说，去年因为是元年，国家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款，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种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这事情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济。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还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本人则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要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要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尽快给予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盛行，官吏当然要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贫困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
史载，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庆爷，更是专派御史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狂游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狐鸣，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皇爷，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也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就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连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纵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呢？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张居正白白背了这个黑锅。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有反响。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一度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坐标安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安徽的安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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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城 池： 风 雨 八 百 年
作者署名：老屋
一、寻找古城池的记忆形态
上游——中游——下游：长江自然地理的三级落差，安庆居下游，是为八百里皖江的门户；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国家行政地理的方位坐标，安庆居长江之北，地处东方文明古国之皖西南，是为千里大江北岸（旧时汉口至南通）惟一的一座古城池。也就是说，它既是下游又是上游，它既称东方又同时称西方、南方、北方，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你说怪不怪？
…… ……
许多年前，徜徉在西门老街，还时常看到民居外壁嵌有几块“嘉定十年”（1217）或“绍定壬辰”（1232）之类字样的城砖；如今，倘有兴致或到市博物馆一走，或上太平寺街访问学者胡寄樵老先生，或去古玩城程老板位于工农街私宅的后院，就会访到一大堆镌字古砖和拓片，这些砖载记忆差不多有七、八百年光景了。神萦多年的老城墙，恍若遥远的梦中，当我见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城墙、门楼、亭台、栅栏、关隘等等荡然无存，“城”的概念没了，只留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市”，让人追怀继往，欷歔不已。对我来说，1958年的大面积拆除古城墙行动，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只有通过对乡邦文献的消纳含化和对一大批先贤传承的口碑归并创新，我才有机会与每一代老城墙和某一块老字砖，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在喧嚣的市声里，我常骑着单车独自绕“城”一周，希冀找着些老城的影子。每从宜城路口南头枞阳门商场的江边北上，经“枞阳门”（东门）、“大栅子”、“小栅子”、“建设门”（菱湖门、小东门），往西过菱湖南路“小北门”（城门洞之一，位于双井街北街口，出洞门直抵民国时期的国立安徽大学），越柏子桥大转盘，上德宽路北正街口，走“集贤门”（北门）、遥望西北的“万观门”，抵玉琳路口再往东，似见“正观门”（八卦门、西门）、“玉虹门”、“金保门”、“同安门”，不觉过程良路和西门渡口，来到沿江西路笔直朝东，经“镇海门”（盛唐门、大南门）、抵“康济门”（小南门），过港务局码头拐个小弯又是往北，返回原点“枞阳门”。这13座城门（含两栅子门和一城门洞），都是元代至民国时期的墙体建筑，而建城之初的宋代，又有哪些城门呢？
那是787年前的一个冬天，经过近一年的加紧施工，安庆城墙圆满完工了。它周长9里13步，墙高2丈，墙脚宽7尺，顶宽3.5尺，中间垒土，两边包砌青砖到顶，顶端砌有3032个垛口，墙内面积折合今制为2.7平方公里，城池略呈圆形。墙体开城门5座：东面，枞阳门；东南面，康济门；南面，盛唐门；西面，正观门；北面，集贤门。由此算来，安庆的建城起步时间是公元1217年，即南宋嘉定十年，史称“山口宋城”或“南宋安庆老城”。
以上5座城门，一改安庆城池史前（1217年前）土城山寨圭角方门之态，砌成牢固的砖石券门，其上有两层飞檐门楼，5门是为南宋建城之初的名称。经历代战乱、修建、增拆和自然灾害，城门的位置、称谓、样式、功能等等，如前所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提及的是，在西、北之间的万观门，为元代余阙（1303——1358）苦心经营的6座城门之一，几年后，因被起义军攻溃而破败，延至明初，已渐雍塞，万观门风貌不再……今日，我就这么绕安庆老城一周，用不了个把时辰，似有访古旅游的味道。
为了获取更多的古城墙遗址信息，我又顺时针绕老城一周（先前是逆时针方向），此刻感受的，又是它那古朴的文化氛围。笔者就目力所及，拣选些有趣的说来，与你分享：刻在东门城墙上的“枞阳门”3字，阴文，为清代著名书法家、泾县人包世臣（1775——1855）所书，每字直径约66厘米。见其门楼之上高悬一副楹联：“经过些云海升沉，听野寺晨钟，恍如一梦；说不尽古今幻变，只中流皓月，曾照千秋，”传为清末巡抚彭玉麟（1862年在任）亲撰。往西行不远，就是康济门，其上原有一匾额：“江国风清”，为乾隆间安徽巡抚托庸（1761年在任）所赐。再往前，又见镇海门，其上也有一额，名“海门天柱”——其题意源自元代小孤山“海门第一关”之石刻，后人又据此生发出“海门夕照”为安庆12景之一；更有墨客据此引申为《史记》上一段“秦始皇渡渚”典故：“（其地）日落霞光万道，浪金涌，樯帆一障，似俱从日边来。”不过，明代王世贞（1526——1590）舟过安庆，面对如此美景，确实说过，皖城崇雉（锯齿形的城墙）环山，浩波抱郭（城厢），城内外皆山，灵雾广照，万松之名，惊为海上蓬莱。镇海门前，游人不觉驻足，但见城楼又悬一联：“夕照海门，玉笛数声搦杨柳；月横城阙，蓼花几点掠渔舟。”一路怀古，轻车熟路，不觉早过了城西，望见城北集贤门上4个大字：“宜城天堑”（详见下文），抬头望时，又得一古对：“远眺龙山，雄关地脉来千里；近登凤阙，古郡江头有万家。”站在北正街尽头集贤门的遗址上，向东望去，思绪滑过龙山路、安师院、到二中拐弯，往南……不如多搜集些古人联语，顺藤摸瓜，“以毛求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逆向思维），以楹柱上的对联来寻找古建筑物遗存，是否可行？在苦无实物资料的情况下，不妨一试！果然，通过中国楹联专家白启寰先生辟出的墨路，又找着了城墙上的几处古建筑。越集贤门往东不远，就是黄花亭，它就建在城北的古城墙上，旧为安庆府的钟楼，毁于民国时期，亭上有联，不妨借来一乐：“几声清响动山色，十里和风送稻香。”在二中与卫校之间，又发现一“百花亭”，建于城墙的东北角上。需要说明的是，“此亭非彼亭”，它不是当今卫校里的“百花亭”，也不是《百年安庆》中所描述的那两篇“百花亭”，它是城墙上的连体建筑物，故予引征。令人惋惜的是，此亭已毁于太平军的战火，联为后人新作，不赘。回到城东“枞阳门”时，读联又得一亭，史料少记，不觉狂喜，联语很通俗：“八皖风平清四境，一江波稳载千帆。”见联思亭，它就落在“枞阳门”北侧城墙上（今迎江区委大楼南侧），名“菜花亭”，民国后期被拆毁。
…… ……
二、四十三年的城池打造史
公元13世纪初，北方金军大举南侵，破光州，逼鄂州，沿途多警，长江中下游一带形势十分吃紧。那时安庆还没建城，仅有两座土城栅，一在皖口（距今怀宁县山口镇5华里），一在盛唐湾宜城渡（今安庆市区），两城栅相距15华里。1217年，为了抗击南下金军，扼守长江下游门户的安庆，成为南宋ZF亟待南渡的战略要冲，驻安庆的军人ZF遂决定：在皖口（山口）筑起一座战备砖城，史称“南宋安庆老城”。14年后的1231年，“安庆老城”从皖口东移15华里，在宜城渡再筑砖城，史称“南宋安庆新城”（今市区）。“新城”所用的砖料中，部分自“老城”拆卸运来，部分来自皖口及周边的庙宇等建筑物，还有部分为各处窑厂烧制……就在打造安庆城池的过程中，约当1236年前后，蒙古人来了，安庆市ZF和市民弃城逃难，一度迁往东郊江面上的罗刹洲和贵池杨槎洲。数年后，形势稍定，人们陆续回到宜城渡，新的市ZF再度掀起了新一轮造城运动……
1260年，安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马光祖，在“新城”（今市区）的废墟上，再建城墙。拿现在的话说，他的职衔是：江南东路沿江军事防务长官代理中央工部所属之和县、无为、安庆三地区粮农垦收全权特派员。安庆城的初建工作，自黄干始到马光祖止，前赴后继，从1217年到1260年，陆续修建了43年，终于大功告成，同时成为宋代怀宁县和安庆市两级ZF所在地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西线“桥头堡”，它的军事战略地位日渐显要。
这样绵延下来，安庆城池经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六大朝代，直到1958年老城墙被大面积拆除，它的实际存世时间连续计算当为698年（1260—1958），加上前43年陆续修建的南宋“老城”和“新城”，安庆古城墙的全部存世合当741年（1217—1958）！从1958年至今，又46年过去，安庆城诞辰787年（1217—2004）。
三、“安庆速度”的创造者
建城之初，那些造城先贤们的聪明才智以及他们的组织结构、筑墙中的管理方法、建筑队伍和工程进度等等，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多想知道。七百多年以来，历史没有忘记，它间接录下了最初的那次高速造城运动，让我们去分析、去考证。
据查，七百多年前的南宋，“全国”人口仅有2785万，为了修造“南宋安庆老城”，在近一年时间内，先后动员军民5000人、征用民工2万人，合计25000人，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想想看，当年它是怎样的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
这25000人当中，有5000人是屯田军民，系准军事化组织，闲时耕作、操练，战时上前线或运输或修筑军事工程，他们被指派抢筑安庆战略军备城，每人参加筑城时间最少不得少于90天；按住户和田产征用的2万民工，每人每天轮换出工，歇人不歇工。夏天，每人每月可得到6天的休息日，午间歇息半个时辰，秋后减半。
他们的领导管理方式，是非常缜密的，达到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要求，至今都还在被我们广泛应用在各个生产管理环节。即：管理到位、落实到人、分段包干、层层把关。他们把各部门抽调、借调和聘请的各级公务人员（含军事人员、转业人员），按品级大小兼顾工作能力，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再把“班子”成员分解成18个管理单位（不含正、副指挥长），分头落实、统一协调、紧密配合。如何了解具体的管理动态？我们不妨通过分析他们的组织结构，就不难知道筑城的管理方法。
筑城总指挥长黄干（1152—1221），职衔：京官正六品代理安庆市市长兼农商军恳局局长。
筑城副总指挥长项强，职衔：正七品官安庆市第一副市长兼文化教育局局长。
筑城管理处A段督察官赵善部，正八品官怀宁县县长。管理处B段督察官郑瀛，从九品安庆市公检法法官。C段督察官赵善琩，从八品安庆市GA局刑警大队长。D段督察官王栗，从八品安庆市第二副市长兼ZF秘书长。E段督察官张似之，从八品代理枞阳镇（市直辖镇）管委会主任。F段督察官柴国安，第28阶武官，浙江台州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G段督察官李琦，第35阶武官，新设太平州武装部长。H段督察官赵时利，从八品安庆市警务部队消防大队长。I段督察官戴具，第43阶武官，太湖县关防营营长。J段督察官周煜，从九品安庆市怀宁县公务员。K段督察官陈榕，国家编制注册学者；候补官王仁，编外国家学者。L段督察官向公荣，地方编制学者、嘉宾。
以上为筑城城墙被划分为12个段（处）的包干负责人，他们行使督察官的职责，向正、副总指挥长负责，并直接受命于筑城总指挥部调遣。此外，还设有6个专门的筑城原材料供应处、工程部和总监工。如：木竹薪炭供应督察官卜师服，某武官东南路某部第一副长官驻安庆市伐木场总管（其行政职衔相当于筑城副总指挥长级）。城砖烧制管理督察官杨传，从八品安庆市政法长官。城砖烧制管理处监理干事余隆礼，编外学人。总指挥部秘书兼财粮供应处负责人慕容顺，从九品宿松县ZF秘书长。总指挥部直属壕沟连连长尹椿，某武官池州烧砖统一管理司属下。总指挥部直属营房连连长王先，某武官原淮南东路（扬州）军区司令部工程兵。总监工张朝宗，第43阶武官，安庆市武装部长。
由此可见，在18个管理处（段）之间，其工程质量和工程（作）进度是互相督促、互相协调发展的，总指挥部是解决各处（段）矛盾并施以奖惩、调度、监理、督促役使的权力机关，它同时又起着衔接、弥补18个工作单位之间因领属关系所造成的人工割痕，体现了工程的完整性、统一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掘了人的潜能，把社会各界和周边“邻居”积极性全都发动起来。当300天城庆之日，连百岁婆婆和她的家人都来道谢，男女老幼的亲和力加上科学的组织结构，使建城大军奋力打拼，在787年前完全没有机械动力的状态下，人力资源犹显重要，这一支南宋的建筑队伍，创下了中国古建城史上的“安庆速度”！
四、六朝城建史略
以黄干为领导筑建的南宋安庆“老城”和“新城”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毁于战火，几万人创造的“安庆速度”在战争机器面前轰然坍塌，那是因为，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匆忙逃离家园而将城墙遗弃了。后来的史实证明，在一些历史条件下，人在墙在，“人墙”联手就会拒战火于墙外；而在另一些历史条件下，人去墙倒，“人墙”分离双双又总为战争所伤，甚至为自然灾害所累。
综览六朝城建史，以10个字可以概括它的全部历程：“建、降、水、修、烧、战、月、割、拆、保”。
建：宋朝的建城。前文已述，不赘。
降：宋末元初的降城。
公元1275年，南宋朝代任命的最后一任安庆市长范文虎（？—1301），因惧怕元军，特备酒到九江忽必烈之中书左丞相伯颜处受降，将安庆城恭手让给元军。1956年4月，在市内棋盘山的糖厂建设工地，出土了范文虎棺墓，时人得有机会一睹投降派“尊容”。
水：元代的水城。
公元1353年—1356年，元代的安庆市最高长官余阙和督军韩健，组织军民，首次开挖3条长壕，引江水环城。第一条壕由枞阳门桥向北引达集贤门，由大湖排出。第二条壕自同安桥转经太平寺回绕八卦门，经镇海门、康济门与枞阳门长壕汇合。第三条壕自今第一制药厂、德宽路转南庄岭、纺织厂流向大湖。在三道壕之外，还圈有一道木栅栏，把城墙增高至二丈六尺，护城壕深至一丈，四周城墙建起了3层箭楼6座，加固了城墙的军事防御能力。
修：明代的修城。
关于明代修城，史录多次。第一次发生在元末，把它算作“明代”是因为朱元璋是明代开国皇帝的缘故。朱元璋称帝前，曾一度攻城、弃城。1361年8月，朱元璋再次攻克安庆后，改元代的安庆路为明初的宁江府，不久又改称安庆府，即命部将常遇春补修安庆城墙。1374年，朱元璋在家乡临濠（凤阳）大兴土木，拟建中都，颁诏全国1300多个城池义务献土和城砖、料石，动用了近百万军民劳力筑“皇城”。在它的影响下，安庆知府赵好德与怀宁知县阎琦，为了表现政绩，也下令对安庆城墙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修。今博物馆藏的城砖上有“司吏海受作匠段子荣·洪武七年”（1374）便是那年大修中的一件遗物。此后的1390年和1539年，安庆城墙也得到了相应程度的修理。到了1622年，城墙又进行了一次大修，这是在1957年拆城墙时，发现了一批“天启二年造”（1622）字样的城砖上而得到的印证。民国初年，在菱湖茶榭中，发现了一块明代修城纪念碑，上书“宜城天堑”4个大字。碑前刻有修城官员的全衔题名：“钦差整饬安池等处监军兵备兼理钱粮驿传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提刑按察司史可法；直隶安庆府知府皮应举；同知康良献；通判□□□；推官薛之垣；怀宁县知县黄配玄。皇明崇祯九年正月吉旦立。”据我市老一辈学者蒋元卿、金杏邨、蒋放考证：明崇祯八至九年间（1635—1636），李自成，张献忠转战安庆各府县，史可法、皮应举、黄配玄等为加强抵御能力，将城周薄弱处加以修固，特别对北门一带的城楼，雉堞加以增高，拓宽周围马道，增建敌楼4座；为防骑兵突破，沿城墙外壕疏浚修建木栅……竣工后，还在集贤门上立了这块“宜城天堑”碑（后被移至菱湖，前述即此）。
烧：清初的烧城。
公元1645年4月，明末大帅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离武昌总兵行营抵安庆城下，初七日破安庆城，大肆放火掠杀，城壕木栅烧个精光，城墙上的5座敌楼也被烧毁，“城中兵变，四面纵火”，安庆府同知王治心被杀，知府傅梦弼和推官陈继善逃跑，安庆巡抚张亮被活捉（小注：明思宗朱由检在安庆首设巡抚，时在1637年）。在冲天火光中，安庆城一片焦土，损失惨重。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左梦庚因父突然病故，不出一月便投降清军，当6月清军入城时，即驱使战俘着手修复城墙……5年后，城墙垛口由宋代的每4个合为1个，共修砌758个；在城墙上增建城楼5座，炮台16座，火药房6所，窝铺16所，城房238间，在垛墙四周，增建许多枪炮口。
战：太平天国的战城。
多年来，关于“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正史也好，野文也罢，无论学者、村夫多有撰述，此事几成家喻户晓之势。本文谨就“战城”一事，略发式微。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城，当分前、后两部表述：前部为太平军攻城，后部为太平军守城。
攻城：1853年2月18日凌晨，太平军曾春发带领先锋队50人乘梯入城，打开康济门，镇海门和八卦门，太平军乘势而入，斩杀巡抚蒋文庆，缴获各类物资及清军大炮189尊。同年9月25日，翼王石达开率6000人进驻安庆，将城墙加高5尺，封闭东、西、北主要城门，仅留南边康济门供出入。不久，又在枞阳门外围一道半月形城堡，辟一小门与外联系。又陆续修建迎江寺炮台、大南门等处城厢内外立望楼，在北门、西门的黄花亭、马山一线筑土城，史称“子城”，8年后曾国藩入城将其拆除。
守城：1860年3月，曾国荃领1万余众共13营湘军进攻集贤关，曾国藩着手制订围城计划。当时，陆续进军安庆周边的清军有：副都统多隆阿的万人马步兵，布政使李续宜的万余步勇，鲍超6000名步、骑兵游击师队，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勇1万余人，加上澎玉麟、杨载福统领的数千水师及韦俊手下的太平军叛军，合计5万余众。清军水陆马步配合，步步为营，于8月2日部署完成了安庆城的合围之势。这样的合围态势，两军对峙了18个月之久。清军在西北门城外挖超宽超深堑壕两道（一说3道），计70华里，在菱湖水面击溃太平军小木船200多条，驱逐皖河口太平军武装木排200多只，与援城英王陈玉成等太平军打过4次大仗百余次中、小战，切断城中军民与外界的联系。所以，战后曾国荃落得个“曾铁桶”的雅号——形容他把安庆城围得象铁桶那样滴水不漏。最终导致城内弹尽粮绝，太平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1861年8月16日，另一太平军叛将程学启率部攻破北门城外3座营垒，并向曾国荃献计，在西门马山向城墙根开挖地道。9月4日地道挖成，5日凌晨4鼓（一说上午8时许），叛徒程学启率徒沿地道从西北城墙攀缘而上，装上炸药，“一声震天轰鸣，城墙被撕裂开几十丈的缺口，砖石和泥土随着硝烟冲上云霄，清军嚎叫着从缺口冲进城去”（《安庆史话·安庆保卫战》）。清军入城后，男女老幼2万多人尽被杀害，江面上浮满了无头尸，连两艘外轮“总督号”、“迦太基号”都被阻塞，难以前行。清军这次攻城，共耗费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发，前后围城费时18个月。城内外的攻、守战空前惨烈，城池在腥风血雨中呜咽，其饱受人类战争带来的创伤亦是难以描述……
月：晚清的月城。
1861年9月11日，曾国藩进驻安庆，次年初，把满目疮痍的城墙修饰一过。同时，在西北马山对面的郭家桥（一说四方城）附近起，直到江岸，新增筑了一道月城，在月城上开辟了“金保”、“玉虹”两道城门。1894年，巡抚聂缉槻又在金保门的南边增开同安门。经测量，月城面积0.95平方公里，加上老城，全城总面积3.65平方公里。此时的安庆城池，因经过600多年的反复修建和西边被拉直的月城，已由宋时的圆形变成清末的方形城池了。
割：民国的割城。
历史进入民国时期，大好河山被诸多军阀分割成块系“山头”。安庆老城也不能幸免，墙体被官方、民间任意割裂，加上日本军的轰炸侵扰，临近解放时，老城成了一条僵卧的多节断身蛇。
上世纪20年代初，修建市政路，即今市立医院大门前的人民西路入口处，在老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供人车通行，开口处钉上木栏门，定时开启，时称“大栅子”。
1922年，许世英担任安徽省长期间，官方在宝善庵“小东门”坡下（今卫校门左）开一门，取名“菱湖门”，此门有门无楼，不久改称“建设门”。1930年，为迎接第四届华中运动会在安庆举行，市政当局用15天时间在城东开辟一条路，取名华中路。路的西头即为出城的城墙口，拆除的城墙缺口宽同路基（12米），与今孝肃路对接，时称“小栅子”。1932年，国民党安徽省ZF主席吴忠信在“大栅子”缺口处树起一座牌坊，在其西面题词：“开物成务”（开通万物成天下之务的意思）。1934年，国民党省ZF主席刘镇华在大栅子牌坊的另一面（东面）也题上4个字：“大辂椎轮”（始创者的意思），同时烧制了一批城砖，上嵌“安庆军民城防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造”的字样，以修补城东及东北部的一些缺口，用来防御来自潜山的红军部队。在此10年前，体育场的城墙根也被抄近路的市民打了个锯齿“猫儿洞”……据手边的一幅1949年安庆城厢图来看，其上的月城已完全消失，老城厢与城外的大小通道（包括城门和缺口）共有21段之多，平均二、三百米就有一道门或缺口。民国时期老城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谁愿意谁打洞，谁高兴谁分割。
拆：20世纪50年代的拆城。
众所周知，上世纪50年代是个动荡不安的岁月，什么“干部周末劳动”、“共青团员义务劳动”，还有那街道居民的“爱国公约”，积极分子之间（包括团体、个人）的“挑战书”、“应战书”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感染着每一个人，只要上面一声令下，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多快好省”地去建设社会主义。从历史风尘中蹒跚走过来的安庆老城墙，被视为旧中国的封建余孽、大干“新中国”的蕃蓠。“北京的两道皇城都拆了，我们还等什么？”于是，潮水般的人群一窝蜂涌向城墙，挥舞锹铲锄耙，人们肩挑手提，车拉车载。碎的，用来铺作路基；好的，大家扛回家，是用来盖瓦房、盖小炼钢炉还是修院墙、砌猪圈，由你高兴。砖拆掉了，还有那么多土呢？能拉走的则拉走，走不了的就近推到护城河里去。呜乎！墙倒众人推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筑路材料十分缺乏，很多路面多以城墙砖敲碎铺就，那么，那个年代的城区，有多少“砖碴路”呢？据笔者初步统计，当时有9条道路计长5050米被铺上了砖碴，除有文字载录的砖碴道路以外，尚有小街小巷的改造、屋基场院的夯实、填埋壕沟的方量等等，已无确切的知晓了。“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1957年梁思成语）。欲寻无归，我那身首异处的古墙青砖！魂兮，安兮，我那被远古召唤的皖江文明！
保：当代的保城。
对于现存于世的当代中国古城墙“拆与保”的争论，由来已久。以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两院院士吴良镛、文化界人士郑振铎、俞平伯、冯骥才、老舍、舒乙以及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等，力保中国的古城墙、古建筑不遭毁坏；而以另一位古建筑专家华揽洪及北京市原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培、刘定五等，则主张“旧的城墙应该拆掉”。北京城墙的拆除，关系到全国一千多座古城墙的命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思考着……这时，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话了。1958年1月，在南宁和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都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3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传达国务院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以上一段文字引自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的《城记》，03年10月三联书店版）。此后，一股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北京的内、外两重古城被大面积拆除……一夜之间，消息飞向全国，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济南、长沙……都市“老大哥”都拆了，“小老弟”还等什么？全国亦然，安庆亦然。于是，出现了前文述及的1958年安庆古城墙拆除高潮……而今，贝聿铭接受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的采访时告诫说：“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ZF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说的是北京，累及的是安庆。“拆与保”的论辩，同样发生在安庆……在安庆，经过一代乡贤和各界人士的努力，安庆的古城墙总算有两段被原样保留下来：
古城墙一段在今四方城西首的玉虹街，全长230.5米。墙体高低起伏，残损不匀；高处7米，低处仅存1.9米，墙宽0.6～0.7米，由后人改造的坡梯穿隔成3段：66.5米、71米、93米。只是到了两千年之后，这段城墙因暴雨冲涮和人工开发、周边人造环境的侵蚀，已是面目全非了。
另一段是为今天的“安徽省第二监狱”的北西围墙组合部分，长约45米，高约5.2米，断面呈梯形，下宽1.6米，上宽0.6米。
该两段城墙上的垛口已不复存在，整齐划一的完美勾缝也不见踪影。可喜可贺的是，去年开发商已将玉虹街、四方城一带民居开发成漂亮的住宅群，在市内各大媒体关注下，开发商对玉虹街古城墙进行了“修旧如旧”的全面修复，连同“玉虹门”、垛口及美丽的勾缝都按原样重现在当代市民面前。今年2月，安庆日报记者杨雷平为它按下快门，让它的靓影永留青史。
这篇文章很全，推荐。
古 城 池： 风 雨 八 百 年
作者署名：老屋
一、寻找古城池的记忆形态
上游——中游——下游：长江自然地理的三级落差，安庆居下游，是为八百里皖江的门户；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国家行政地理的方位坐标，安庆居长江之北，地处东方文明古国之皖西南，是为千里大江北岸（旧时汉口至南通）惟一的一座古城池。也就是说，它既是下游又是上游，它既称东方又同时称西方、南方、北方，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你说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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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徜徉在西门老街，还时常看到民居外壁嵌有几块“嘉定十年”（1217）或“绍定壬辰”（1232）之类字样的城砖；如今，倘有兴致或到市博物馆一走，或上太平寺街访问学者胡寄樵老先生，或去古玩城程老板位于工农街私宅的后院，就会访到一大堆镌字古砖和拓片，这些砖载记忆差不多有七、八百年光景了。神萦多年的老城墙，恍若遥远的梦中，当我见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城墙、门楼、亭台、栅栏、关隘等等荡然无存，“城”的概念没了，只留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市”，让人追怀继往，欷歔不已。对我来说，1958年的大面积拆除古城墙行动，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只有通过对乡邦文献的消纳含化和对一大批先贤传承的口碑归并创新，我才有机会与每一代老城墙和某一块老字砖，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在喧嚣的市声里，我常骑着单车独自绕“城”一周，希冀找着些老城的影子。每从宜城路口南头枞阳门商场的江边北上，经“枞阳门”（东门）、“大栅子”、“小栅子”、“建设门”（菱湖门、小东门），往西过菱湖南路“小北门”（城门洞之一，位于双井街北街口，出洞门直抵民国时期的国立安徽大学），越柏子桥大转盘，上德宽路北正街口，走“集贤门”（北门）、遥望西北的“万观门”，抵玉琳路口再往东，似见“正观门”（八卦门、西门）、“玉虹门”、“金保门”、“同安门”，不觉过程良路和西门渡口，来到沿江西路笔直朝东，经“镇海门”（盛唐门、大南门）、抵“康济门”（小南门），过港务局码头拐个小弯又是往北，返回原点“枞阳门”。这13座城门（含两栅子门和一城门洞），都是元代至民国时期的墙体建筑，而建城之初的宋代，又有哪些城门呢？
那是787年前的一个冬天，经过近一年的加紧施工，安庆城墙圆满完工了。它周长9里13步，墙高2丈，墙脚宽7尺，顶宽3.5尺，中间垒土，两边包砌青砖到顶，顶端砌有3032个垛口，墙内面积折合今制为2.7平方公里，城池略呈圆形。墙体开城门5座：东面，枞阳门；东南面，康济门；南面，盛唐门；西面，正观门；北面，集贤门。由此算来，安庆的建城起步时间是公元1217年，即南宋嘉定十年，史称“山口宋城”或“南宋安庆老城”。
以上5座城门，一改安庆城池史前（1217年前）土城山寨圭角方门之态，砌成牢固的砖石券门，其上有两层飞檐门楼，5门是为南宋建城之初的名称。经历代战乱、修建、增拆和自然灾害，城门的位置、称谓、样式、功能等等，如前所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提及的是，在西、北之间的万观门，为元代余阙（1303——1358）苦心经营的6座城门之一，几年后，因被起义军攻溃而破败，延至明初，已渐雍塞，万观门风貌不再……今日，我就这么绕安庆老城一周，用不了个把时辰，似有访古旅游的味道。
为了获取更多的古城墙遗址信息，我又顺时针绕老城一周（先前是逆时针方向），此刻感受的，又是它那古朴的文化氛围。笔者就目力所及，拣选些有趣的说来，与你分享：刻在东门城墙上的“枞阳门”3字，阴文，为清代著名书法家、泾县人包世臣（1775——1855）所书，每字直径约66厘米。见其门楼之上高悬一副楹联：“经过些云海升沉，听野寺晨钟，恍如一梦；说不尽古今幻变，只中流皓月，曾照千秋，”传为清末巡抚彭玉麟（1862年在任）亲撰。往西行不远，就是康济门，其上原有一匾额：“江国风清”，为乾隆间安徽巡抚托庸（1761年在任）所赐。再往前，又见镇海门，其上也有一额，名“海门天柱”——其题意源自元代小孤山“海门第一关”之石刻，后人又据此生发出“海门夕照”为安庆12景之一；更有墨客据此引申为《史记》上一段“秦始皇渡渚”典故：“（其地）日落霞光万道，浪金涌，樯帆一障，似俱从日边来。”不过，明代王世贞（1526——1590）舟过安庆，面对如此美景，确实说过，皖城崇雉（锯齿形的城墙）环山，浩波抱郭（城厢），城内外皆山，灵雾广照，万松之名，惊为海上蓬莱。镇海门前，游人不觉驻足，但见城楼又悬一联：“夕照海门，玉笛数声搦杨柳；月横城阙，蓼花几点掠渔舟。”一路怀古，轻车熟路，不觉早过了城西，望见城北集贤门上4个大字：“宜城天堑”（详见下文），抬头望时，又得一古对：“远眺龙山，雄关地脉来千里；近登凤阙，古郡江头有万家。”站在北正街尽头集贤门的遗址上，向东望去，思绪滑过龙山路、安师院、到二中拐弯，往南……不如多搜集些古人联语，顺藤摸瓜，“以毛求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逆向思维），以楹柱上的对联来寻找古建筑物遗存，是否可行？在苦无实物资料的情况下，不妨一试！果然，通过中国楹联专家白启寰先生辟出的墨路，又找着了城墙上的几处古建筑。越集贤门往东不远，就是黄花亭，它就建在城北的古城墙上，旧为安庆府的钟楼，毁于民国时期，亭上有联，不妨借来一乐：“几声清响动山色，十里和风送稻香。”在二中与卫校之间，又发现一“百花亭”，建于城墙的东北角上。需要说明的是，“此亭非彼亭”，它不是当今卫校里的“百花亭”，也不是《百年安庆》中所描述的那两篇“百花亭”，它是城墙上的连体建筑物，故予引征。令人惋惜的是，此亭已毁于太平军的战火，联为后人新作，不赘。回到城东“枞阳门”时，读联又得一亭，史料少记，不觉狂喜，联语很通俗：“八皖风平清四境，一江波稳载千帆。”见联思亭，它就落在“枞阳门”北侧城墙上（今迎江区委大楼南侧），名“菜花亭”，民国后期被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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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十三年的城池打造史
公元13世纪初，北方金军大举南侵，破光州，逼鄂州，沿途多警，长江中下游一带形势十分吃紧。那时安庆还没建城，仅有两座土城栅，一在皖口（距今怀宁县山口镇5华里），一在盛唐湾宜城渡（今安庆市区），两城栅相距15华里。1217年，为了抗击南下金军，扼守长江下游门户的安庆，成为南宋ZF亟待南渡的战略要冲，驻安庆的军人ZF遂决定：在皖口（山口）筑起一座战备砖城，史称“南宋安庆老城”。14年后的1231年，“安庆老城”从皖口东移15华里，在宜城渡再筑砖城，史称“南宋安庆新城”（今市区）。“新城”所用的砖料中，部分自“老城”拆卸运来，部分来自皖口及周边的庙宇等建筑物，还有部分为各处窑厂烧制……就在打造安庆城池的过程中，约当1236年前后，蒙古人来了，安庆市ZF和市民弃城逃难，一度迁往东郊江面上的罗刹洲和贵池杨槎洲。数年后，形势稍定，人们陆续回到宜城渡，新的市ZF再度掀起了新一轮造城运动……
1260年，安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马光祖，在“新城”（今市区）的废墟上，再建城墙。拿现在的话说，他的职衔是：江南东路沿江军事防务长官代理中央工部所属之和县、无为、安庆三地区粮农垦收全权特派员。安庆城的初建工作，自黄干始到马光祖止，前赴后继，从1217年到1260年，陆续修建了43年，终于大功告成，同时成为宋代怀宁县和安庆市两级ZF所在地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西线“桥头堡”，它的军事战略地位日渐显要。
这样绵延下来，安庆城池经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六大朝代，直到1958年老城墙被大面积拆除，它的实际存世时间连续计算当为698年（1260—1958），加上前43年陆续修建的南宋“老城”和“新城”，安庆古城墙的全部存世合当741年（1217—1958）！从1958年至今，又46年过去，安庆城诞辰787年（1217—2004）。
三、“安庆速度”的创造者
建城之初，那些造城先贤们的聪明才智以及他们的组织结构、筑墙中的管理方法、建筑队伍和工程进度等等，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多想知道。七百多年以来，历史没有忘记，它间接录下了最初的那次高速造城运动，让我们去分析、去考证。
据查，七百多年前的南宋，“全国”人口仅有2785万，为了修造“南宋安庆老城”，在近一年时间内，先后动员军民5000人、征用民工2万人，合计25000人，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想想看，当年它是怎样的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
这25000人当中，有5000人是屯田军民，系准军事化组织，闲时耕作、操练，战时上前线或运输或修筑军事工程，他们被指派抢筑安庆战略军备城，每人参加筑城时间最少不得少于90天；按住户和田产征用的2万民工，每人每天轮换出工，歇人不歇工。夏天，每人每月可得到6天的休息日，午间歇息半个时辰，秋后减半。
他们的领导管理方式，是非常缜密的，达到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要求，至今都还在被我们广泛应用在各个生产管理环节。即：管理到位、落实到人、分段包干、层层把关。他们把各部门抽调、借调和聘请的各级公务人员（含军事人员、转业人员），按品级大小兼顾工作能力，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再把“班子”成员分解成18个管理单位（不含正、副指挥长），分头落实、统一协调、紧密配合。如何了解具体的管理动态？我们不妨通过分析他们的组织结构，就不难知道筑城的管理方法。
筑城总指挥长黄干（1152—1221），职衔：京官正六品代理安庆市市长兼农商军恳局局长。
筑城副总指挥长项强，职衔：正七品官安庆市第一副市长兼文化教育局局长。
筑城管理处A段督察官赵善部，正八品官怀宁县县长。管理处B段督察官郑瀛，从九品安庆市公检法法官。C段督察官赵善琩，从八品安庆市GA局刑警大队长。D段督察官王栗，从八品安庆市第二副市长兼ZF秘书长。E段督察官张似之，从八品代理枞阳镇（市直辖镇）管委会主任。F段督察官柴国安，第28阶武官，浙江台州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G段督察官李琦，第35阶武官，新设太平州武装部长。H段督察官赵时利，从八品安庆市警务部队消防大队长。I段督察官戴具，第43阶武官，太湖县关防营营长。J段督察官周煜，从九品安庆市怀宁县公务员。K段督察官陈榕，国家编制注册学者；候补官王仁，编外国家学者。L段督察官向公荣，地方编制学者、嘉宾。
以上为筑城城墙被划分为12个段（处）的包干负责人，他们行使督察官的职责，向正、副总指挥长负责，并直接受命于筑城总指挥部调遣。此外，还设有6个专门的筑城原材料供应处、工程部和总监工。如：木竹薪炭供应督察官卜师服，某武官东南路某部第一副长官驻安庆市伐木场总管（其行政职衔相当于筑城副总指挥长级）。城砖烧制管理督察官杨传，从八品安庆市政法长官。城砖烧制管理处监理干事余隆礼，编外学人。总指挥部秘书兼财粮供应处负责人慕容顺，从九品宿松县ZF秘书长。总指挥部直属壕沟连连长尹椿，某武官池州烧砖统一管理司属下。总指挥部直属营房连连长王先，某武官原淮南东路（扬州）军区司令部工程兵。总监工张朝宗，第43阶武官，安庆市武装部长。
由此可见，在18个管理处（段）之间，其工程质量和工程（作）进度是互相督促、互相协调发展的，总指挥部是解决各处（段）矛盾并施以奖惩、调度、监理、督促役使的权力机关，它同时又起着衔接、弥补18个工作单位之间因领属关系所造成的人工割痕，体现了工程的完整性、统一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掘了人的潜能，把社会各界和周边“邻居”积极性全都发动起来。当300天城庆之日，连百岁婆婆和她的家人都来道谢，男女老幼的亲和力加上科学的组织结构，使建城大军奋力打拼，在787年前完全没有机械动力的状态下，人力资源犹显重要，这一支南宋的建筑队伍，创下了中国古建城史上的“安庆速度”！
四、六朝城建史略
以黄干为领导筑建的南宋安庆“老城”和“新城”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毁于战火，几万人创造的“安庆速度”在战争机器面前轰然坍塌，那是因为，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匆忙逃离家园而将城墙遗弃了。后来的史实证明，在一些历史条件下，人在墙在，“人墙”联手就会拒战火于墙外；而在另一些历史条件下，人去墙倒，“人墙”分离双双又总为战争所伤，甚至为自然灾害所累。
综览六朝城建史，以10个字可以概括它的全部历程：“建、降、水、修、烧、战、月、割、拆、保”。
建：宋朝的建城。前文已述，不赘。
降：宋末元初的降城。
公元1275年，南宋朝代任命的最后一任安庆市长范文虎（？—1301），因惧怕元军，特备酒到九江忽必烈之中书左丞相伯颜处受降，将安庆城恭手让给元军。1956年4月，在市内棋盘山的糖厂建设工地，出土了范文虎棺墓，时人得有机会一睹投降派“尊容”。
水：元代的水城。
公元1353年—1356年，元代的安庆市最高长官余阙和督军韩健，组织军民，首次开挖3条长壕，引江水环城。第一条壕由枞阳门桥向北引达集贤门，由大湖排出。第二条壕自同安桥转经太平寺回绕八卦门，经镇海门、康济门与枞阳门长壕汇合。第三条壕自今第一制药厂、德宽路转南庄岭、纺织厂流向大湖。在三道壕之外，还圈有一道木栅栏，把城墙增高至二丈六尺，护城壕深至一丈，四周城墙建起了3层箭楼6座，加固了城墙的军事防御能力。
修：明代的修城。
关于明代修城，史录多次。第一次发生在元末，把它算作“明代”是因为朱元璋是明代开国皇帝的缘故。朱元璋称帝前，曾一度攻城、弃城。1361年8月，朱元璋再次攻克安庆后，改元代的安庆路为明初的宁江府，不久又改称安庆府，即命部将常遇春补修安庆城墙。1374年，朱元璋在家乡临濠（凤阳）大兴土木，拟建中都，颁诏全国1300多个城池义务献土和城砖、料石，动用了近百万军民劳力筑“皇城”。在它的影响下，安庆知府赵好德与怀宁知县阎琦，为了表现政绩，也下令对安庆城墙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修。今博物馆藏的城砖上有“司吏海受作匠段子荣·洪武七年”（1374）便是那年大修中的一件遗物。此后的1390年和1539年，安庆城墙也得到了相应程度的修理。到了1622年，城墙又进行了一次大修，这是在1957年拆城墙时，发现了一批“天启二年造”（1622）字样的城砖上而得到的印证。民国初年，在菱湖茶榭中，发现了一块明代修城纪念碑，上书“宜城天堑”4个大字。碑前刻有修城官员的全衔题名：“钦差整饬安池等处监军兵备兼理钱粮驿传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提刑按察司史可法；直隶安庆府知府皮应举；同知康良献；通判□□□；推官薛之垣；怀宁县知县黄配玄。皇明崇祯九年正月吉旦立。”据我市老一辈学者蒋元卿、金杏邨、蒋放考证：明崇祯八至九年间（1635—1636），李自成，张献忠转战安庆各府县，史可法、皮应举、黄配玄等为加强抵御能力，将城周薄弱处加以修固，特别对北门一带的城楼，雉堞加以增高，拓宽周围马道，增建敌楼4座；为防骑兵突破，沿城墙外壕疏浚修建木栅……竣工后，还在集贤门上立了这块“宜城天堑”碑（后被移至菱湖，前述即此）。
烧：清初的烧城。
公元1645年4月，明末大帅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离武昌总兵行营抵安庆城下，初七日破安庆城，大肆放火掠杀，城壕木栅烧个精光，城墙上的5座敌楼也被烧毁，“城中兵变，四面纵火”，安庆府同知王治心被杀，知府傅梦弼和推官陈继善逃跑，安庆巡抚张亮被活捉（小注：明思宗朱由检在安庆首设巡抚，时在1637年）。在冲天火光中，安庆城一片焦土，损失惨重。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左梦庚因父突然病故，不出一月便投降清军，当6月清军入城时，即驱使战俘着手修复城墙……5年后，城墙垛口由宋代的每4个合为1个，共修砌758个；在城墙上增建城楼5座，炮台16座，火药房6所，窝铺16所，城房238间，在垛墙四周，增建许多枪炮口。
战：太平天国的战城。
多年来，关于“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正史也好，野文也罢，无论学者、村夫多有撰述，此事几成家喻户晓之势。本文谨就“战城”一事，略发式微。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城，当分前、后两部表述：前部为太平军攻城，后部为太平军守城。
攻城：1853年2月18日凌晨，太平军曾春发带领先锋队50人乘梯入城，打开康济门，镇海门和八卦门，太平军乘势而入，斩杀巡抚蒋文庆，缴获各类物资及清军大炮189尊。同年9月25日，翼王石达开率6000人进驻安庆，将城墙加高5尺，封闭东、西、北主要城门，仅留南边康济门供出入。不久，又在枞阳门外围一道半月形城堡，辟一小门与外联系。又陆续修建迎江寺炮台、大南门等处城厢内外立望楼，在北门、西门的黄花亭、马山一线筑土城，史称“子城”，8年后曾国藩入城将其拆除。
守城：1860年3月，曾国荃领1万余众共13营湘军进攻集贤关，曾国藩着手制订围城计划。当时，陆续进军安庆周边的清军有：副都统多隆阿的万人马步兵，布政使李续宜的万余步勇，鲍超6000名步、骑兵游击师队，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勇1万余人，加上澎玉麟、杨载福统领的数千水师及韦俊手下的太平军叛军，合计5万余众。清军水陆马步配合，步步为营，于8月2日部署完成了安庆城的合围之势。这样的合围态势，两军对峙了18个月之久。清军在西北门城外挖超宽超深堑壕两道（一说3道），计70华里，在菱湖水面击溃太平军小木船200多条，驱逐皖河口太平军武装木排200多只，与援城英王陈玉成等太平军打过4次大仗百余次中、小战，切断城中军民与外界的联系。所以，战后曾国荃落得个“曾铁桶”的雅号——形容他把安庆城围得象铁桶那样滴水不漏。最终导致城内弹尽粮绝，太平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1861年8月16日，另一太平军叛将程学启率部攻破北门城外3座营垒，并向曾国荃献计，在西门马山向城墙根开挖地道。9月4日地道挖成，5日凌晨4鼓（一说上午8时许），叛徒程学启率徒沿地道从西北城墙攀缘而上，装上炸药，“一声震天轰鸣，城墙被撕裂开几十丈的缺口，砖石和泥土随着硝烟冲上云霄，清军嚎叫着从缺口冲进城去”（《安庆史话·安庆保卫战》）。清军入城后，男女老幼2万多人尽被杀害，江面上浮满了无头尸，连两艘外轮“总督号”、“迦太基号”都被阻塞，难以前行。清军这次攻城，共耗费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发，前后围城费时18个月。城内外的攻、守战空前惨烈，城池在腥风血雨中呜咽，其饱受人类战争带来的创伤亦是难以描述……
月：晚清的月城。
1861年9月11日，曾国藩进驻安庆，次年初，把满目疮痍的城墙修饰一过。同时，在西北马山对面的郭家桥（一说四方城）附近起，直到江岸，新增筑了一道月城，在月城上开辟了“金保”、“玉虹”两道城门。1894年，巡抚聂缉槻又在金保门的南边增开同安门。经测量，月城面积0.95平方公里，加上老城，全城总面积3.65平方公里。此时的安庆城池，因经过600多年的反复修建和西边被拉直的月城，已由宋时的圆形变成清末的方形城池了。
割：民国的割城。
历史进入民国时期，大好河山被诸多军阀分割成块系“山头”。安庆老城也不能幸免，墙体被官方、民间任意割裂，加上日本军的轰炸侵扰，临近解放时，老城成了一条僵卧的多节断身蛇。
上世纪20年代初，修建市政路，即今市立医院大门前的人民西路入口处，在老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供人车通行，开口处钉上木栏门，定时开启，时称“大栅子”。
1922年，许世英担任安徽省长期间，官方在宝善庵“小东门”坡下（今卫校门左）开一门，取名“菱湖门”，此门有门无楼，不久改称“建设门”。1930年，为迎接第四届华中运动会在安庆举行，市政当局用15天时间在城东开辟一条路，取名华中路。路的西头即为出城的城墙口，拆除的城墙缺口宽同路基（12米），与今孝肃路对接，时称“小栅子”。1932年，国民党安徽省ZF主席吴忠信在“大栅子”缺口处树起一座牌坊，在其西面题词：“开物成务”（开通万物成天下之务的意思）。1934年，国民党省ZF主席刘镇华在大栅子牌坊的另一面（东面）也题上4个字：“大辂椎轮”（始创者的意思），同时烧制了一批城砖，上嵌“安庆军民城防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造”的字样，以修补城东及东北部的一些缺口，用来防御来自潜山的红军部队。在此10年前，体育场的城墙根也被抄近路的市民打了个锯齿“猫儿洞”……据手边的一幅1949年安庆城厢图来看，其上的月城已完全消失，老城厢与城外的大小通道（包括城门和缺口）共有21段之多，平均二、三百米就有一道门或缺口。民国时期老城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谁愿意谁打洞，谁高兴谁分割。
拆：20世纪50年代的拆城。
众所周知，上世纪50年代是个动荡不安的岁月，什么“干部周末劳动”、“共青团员义务劳动”，还有那街道居民的“爱国公约”，积极分子之间（包括团体、个人）的“挑战书”、“应战书”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感染着每一个人，只要上面一声令下，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多快好省”地去建设社会主义。从历史风尘中蹒跚走过来的安庆老城墙，被视为旧中国的封建余孽、大干“新中国”的蕃蓠。“北京的两道皇城都拆了，我们还等什么？”于是，潮水般的人群一窝蜂涌向城墙，挥舞锹铲锄耙，人们肩挑手提，车拉车载。碎的，用来铺作路基；好的，大家扛回家，是用来盖瓦房、盖小炼钢炉还是修院墙、砌猪圈，由你高兴。砖拆掉了，还有那么多土呢？能拉走的则拉走，走不了的就近推到护城河里去。呜乎！墙倒众人推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筑路材料十分缺乏，很多路面多以城墙砖敲碎铺就，那么，那个年代的城区，有多少“砖碴路”呢？据笔者初步统计，当时有9条道路计长5050米被铺上了砖碴，除有文字载录的砖碴道路以外，尚有小街小巷的改造、屋基场院的夯实、填埋壕沟的方量等等，已无确切的知晓了。“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1957年梁思成语）。欲寻无归，我那身首异处的古墙青砖！魂兮，安兮，我那被远古召唤的皖江文明！
保：当代的保城。
对于现存于世的当代中国古城墙“拆与保”的争论，由来已久。以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两院院士吴良镛、文化界人士郑振铎、俞平伯、冯骥才、老舍、舒乙以及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等，力保中国的古城墙、古建筑不遭毁坏；而以另一位古建筑专家华揽洪及北京市原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培、刘定五等，则主张“旧的城墙应该拆掉”。北京城墙的拆除，关系到全国一千多座古城墙的命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思考着……这时，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话了。1958年1月，在南宁和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都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3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传达国务院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以上一段文字引自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的《城记》，03年10月三联书店版）。此后，一股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北京的内、外两重古城被大面积拆除……一夜之间，消息飞向全国，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济南、长沙……都市“老大哥”都拆了，“小老弟”还等什么？全国亦然，安庆亦然。于是，出现了前文述及的1958年安庆古城墙拆除高潮……而今，贝聿铭接受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的采访时告诫说：“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ZF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说的是北京，累及的是安庆。“拆与保”的论辩，同样发生在安庆……在安庆，经过一代乡贤和各界人士的努力，安庆的古城墙总算有两段被原样保留下来：
古城墙一段在今四方城西首的玉虹街，全长230.5米。墙体高低起伏，残损不匀；高处7米，低处仅存1.9米，墙宽0.6～0.7米，由后人改造的坡梯穿隔成3段：66.5米、71米、93米。只是到了两千年之后，这段城墙因暴雨冲涮和人工开发、周边人造环境的侵蚀，已是面目全非了。
另一段是为今天的“安徽省第二监狱”的北西围墙组合部分，长约45米，高约5.2米，断面呈梯形，下宽1.6米，上宽0.6米。
该两段城墙上的垛口已不复存在，整齐划一的完美勾缝也不见踪影。可喜可贺的是，去年开发商已将玉虹街、四方城一带民居开发成漂亮的住宅群，在市内各大媒体关注下，开发商对玉虹街古城墙进行了“修旧如旧”的全面修复，连同“玉虹门”、垛口及美丽的勾缝都按原样重现在当代市民面前。今年2月，安庆日报记者杨雷平为它按下快门，让它的靓影永留青史。
坐标安庆是什么意思?坐标安庆就是自己处的位置在安庆市，安庆是个特别出名的地方，曾经以太平军安庆保卫战而出名，交通便利，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明朝的瓷器有什么特点？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在明代的民间陶瓷工艺当中，青花瓷器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品目。
明代瓷器生产，是在继承前代优点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的瓷器生产，选料精致、淘练精细、胎体厚重、胎质洁白、质地坚密、声响清脆。绘画图案的题材，写意的多，画人物比较挺拔，小孩头部较大，不合比例，画龙比较窄瘦、龙咀较长，一般都称为猪咀龙。晚期画龙比较草率，但龙爪雄壮有力。明代画八宝图案的顺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罐、肠。还有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的瓷器，如百寿、福字等。纹饰多为云龙、云凤、缠枝花卉，后来出现人物、飞禽走兽、八仙、人物故事等。官窑瓷器比较工整细致，民窑比较粗放、生动。
明代青花瓷器，在元代基础上，又不断创新，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当时瓷业生产的主流。明代青花瓷器的一大特点是青花料有很大变化。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永乐、宣德为代表，使用进口苏泥勃青料，色浓重、绚丽、鲜艳;中期以成化为代表，使用国产平等青料，色泽谈雅幽静，晚期以嘉靖、万历为代表，使用是回青料、色彩兰中泛紫。除青花外、还有甜白、鲜红、宝石红、孔雀绿、孔雀兰、浅黄等单色釉(也叫一道釉)都很成功。到中期前后，彩瓷有了发展，出现了斗彩、五彩等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瓷器。
明代瓷器生产，是在继承前代优点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的瓷器生产，选料精致、淘练精细、胎体厚重、胎质洁白、质地坚密、声响清脆。绘画图案的题材，写意的多，画人物比较挺拔，小孩头部较大，不合比例，画龙比较窄瘦、龙咀较长，一般都称为猪咀龙。晚期画龙比较草率，但龙爪雄壮有力。明代画八宝图案的顺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罐、肠。还有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的瓷器，如百寿、福字等。纹饰多为云龙、云凤、缠枝花卉，后来出现人物、飞禽走兽、八仙、人物故事等。官窑瓷器比较工整细致，民窑比较粗放、生动。
明代青花瓷器，在元代基础上，又不断创新，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当时瓷业生产的主流。明代青花瓷器的一大特点是青花料有很大变化。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永乐、宣德为代表，使用进口苏泥勃青料，色浓重、绚丽、鲜艳;中期以成化为代表，使用国产平等青料，色泽谈雅幽静，晚期以嘉靖、万历为代表，使用是回青料、色彩兰中泛紫。除青花外、还有甜白、鲜红、宝石红、孔雀绿、孔雀兰、浅黄等单色釉(也叫一道釉)都很成功。到中期前后，彩瓷有了发展，出现了斗彩、五彩等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瓷器。
明代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江西景德镇
的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高，
宋元时期
，瓷器以
单色釉
为主，到了明代，五彩，
斗彩
以及各色
彩釉
才逐渐流行起来。整个明代，先后有十七个皇帝在位执政，共经历二百七十六年。到目前为止，除洪武、建文、
洪熙
、正统、景泰、天顺、
泰昌
末发现写有皇帝年号款的
官窑瓷器
外，其它各期均有遗存实物为证。
明代各个时期的瓷器，其品种之间，既有称为“大明器”的相同风格，又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征。其造型、胎釉、纹鉓等方面的共同特点，概述如下：
1.造型：一般都显丰满，浑厚，古朴，器型线条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庄重之感。
2.胎体：
琢器
都较厚重，圆器的胎体也较清代的厚重。永乐、宣德器里很规矩，俗称“净里”，其他时期的盘碗类，内壁欠平整，有凹凸不平感。琢器的腹部有多至两层的衔接痕迹。弘万历及明末各期，胎体接痕特别显露，
民窑
器物尤甚。明代所有瓷器露胎处(底足，器口等)多有
火石红
痕的现象，俗称“
黄衣
”，其胎质虽不及清代康熙时细腻，坚硬，便仍夙具坚致缜密。
3.釉面：最大特点，为
釉质
肥厚，滋润。青花品种除
成化
，弘治，正德三朝少数器物釉面洁白外，其余皆为青白色，俗称“亮青釉”。这种白中闪青的釉面，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始末。除“亮青釉”。这种特点以外，釉面大多匀净，少有
桔皮纹
现象(宣德另论)，器口及足边微有重釉痕迹，又因釉质凝肥，偶见
缩釉
裂斑。
4.纹饰：深受当时的画风影响，多为写意。既无工笔画之板滞，又无图案画之拘谨，画面豪放而潇洒，笔意醋畅而纯熟，构图疏简而高古。所画龙纹状多凶猛，晚期龙纹有苍老之态。前期所绘凤纹与元代一样，颈部无
发毛
。因明代崇尚火德，故在龙、狮及兽身上多带有
火焰纹
。并且，带宗教色彩的纹饰较为流行。嘉靖以后所画儿童形象，头部很大，额角及后脑凸出。
5.器足：大件器物多为砂底，有名的永乐，宣德大盘，均为质地细腻，光滑湿润的
白砂
底。明代早期和晚期的圆器足底，常有塌底，沾砂、放射状刮削刀痕，到了末期更为严重。器足形状有直圈足、内敛圈足、卧足、台阶式圈足、高足等。
6.款识：明代以前，
景德镇瓷器
多不书款；永乐以后，开始在官窑器物上书写本朝年号款，干支款，图记款，吉祥款等。弘治、万历朝有篆书款以外，其余多为楷书款。一般格式为“大明乂乂年制”；成化、正德时亦有少数“造”字款识，隆庆官窑多写“大明隆庆年造”。
民窑款识，多随意书写，草率不规。
江西景德镇
的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高，
宋元时期
，瓷器以
单色釉
为主，到了明代，五彩，
斗彩
以及各色
彩釉
才逐渐流行起来。整个明代，先后有十七个皇帝在位执政，共经历二百七十六年。到目前为止，除洪武、建文、
洪熙
、正统、景泰、天顺、
泰昌
末发现写有皇帝年号款的
官窑瓷器
外，其它各期均有遗存实物为证。
明代各个时期的瓷器，其品种之间，既有称为“大明器”的相同风格，又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征。其造型、胎釉、纹鉓等方面的共同特点，概述如下：
1.造型：一般都显丰满，浑厚，古朴，器型线条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庄重之感。
2.胎体：
琢器
都较厚重，圆器的胎体也较清代的厚重。永乐、宣德器里很规矩，俗称“净里”，其他时期的盘碗类，内壁欠平整，有凹凸不平感。琢器的腹部有多至两层的衔接痕迹。弘万历及明末各期，胎体接痕特别显露，
民窑
器物尤甚。明代所有瓷器露胎处(底足，器口等)多有
火石红
痕的现象，俗称“
黄衣
”，其胎质虽不及清代康熙时细腻，坚硬，便仍夙具坚致缜密。
3.釉面：最大特点，为
釉质
肥厚，滋润。青花品种除
成化
，弘治，正德三朝少数器物釉面洁白外，其余皆为青白色，俗称“亮青釉”。这种白中闪青的釉面，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始末。除“亮青釉”。这种特点以外，釉面大多匀净，少有
桔皮纹
现象(宣德另论)，器口及足边微有重釉痕迹，又因釉质凝肥，偶见
缩釉
裂斑。
4.纹饰：深受当时的画风影响，多为写意。既无工笔画之板滞，又无图案画之拘谨，画面豪放而潇洒，笔意醋畅而纯熟，构图疏简而高古。所画龙纹状多凶猛，晚期龙纹有苍老之态。前期所绘凤纹与元代一样，颈部无
发毛
。因明代崇尚火德，故在龙、狮及兽身上多带有
火焰纹
。并且，带宗教色彩的纹饰较为流行。嘉靖以后所画儿童形象，头部很大，额角及后脑凸出。
5.器足：大件器物多为砂底，有名的永乐，宣德大盘，均为质地细腻，光滑湿润的
白砂
底。明代早期和晚期的圆器足底，常有塌底，沾砂、放射状刮削刀痕，到了末期更为严重。器足形状有直圈足、内敛圈足、卧足、台阶式圈足、高足等。
6.款识：明代以前，
景德镇瓷器
多不书款；永乐以后，开始在官窑器物上书写本朝年号款，干支款，图记款，吉祥款等。弘治、万历朝有篆书款以外，其余多为楷书款。一般格式为“大明乂乂年制”；成化、正德时亦有少数“造”字款识，隆庆官窑多写“大明隆庆年造”。
民窑款识，多随意书写，草率不规。
你的问题可以写一本书了，是青花还是颜色釉？还是彩瓷？
一、明朝文化背景
明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矛盾社会，一方面官僚体制保守顽固僵化，八股科举考试将思想禁锢；另一方面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
如果说青花是元代的代表，那么，明代则是以彩瓷为代表，彩瓷号称大明五彩，喜欢绚丽，生活变得五彩，消费观念在变化。从俗走向雅，又从雅走向雅俗交融，这是明代的一个特点。
二、明代瓷器市场背景
两宋、辽金时期瓷器的生产名窑辈出，产地遍布全国各地。各个瓷窑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市场。经过元代的过渡，到了明代，景德镇依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大量优秀的技术人才一跃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它生产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虽然仍有一些地区在制作特定类型的陶瓷器，但在质和量上都无法超越景德镇的瓷器制品。因此景德镇瓷器代表了明代陶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明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使景德镇的民窑制瓷业十分兴旺。明代宫廷于洪武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专烧宫廷官府用瓷的御窑厂，御窑厂拥有最好的制瓷艺人，为了满足宫廷官府的需求，烧瓷不计工本，精益求精，并且大力创新。
三、明代瓷器发展
元青花到了明代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满地开花，明代的青花开始慢慢简化，满满的图案开始收缩，越来越简化，蓝色开始慢慢变淡，斗彩就是在青花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青花几乎都是釉下彩，明代的斗彩出现了釉上彩，鸡缸杯就是典型的斗彩，先青花烧制后再上彩釉再烧制，明代在瓷器上追求奢华、色彩丰富。
因此明代官窑瓷器的新品种不断涌现，继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之后，明代又有斗彩、五彩、素三彩、黄地红彩、白地绿彩等大量的釉上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中国陶瓷也由此进入了以彩绘瓷器为主的新时代。
此外，除了传统的青釉、白釉瓷器之外，在明代，红釉、蓝釉、甜白釉、黄釉、酱釉、绿釉等各种高低温色釉均能成功烧制，它标志着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们已完全掌握了各种金属元素的呈色技艺。明代景德镇陶瓷工艺的发展进步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明代瓷器纹饰
明代瓷器纹饰装饰主要以绘画为主，也有刻花、划花、印花、镂雕等方法。从绘画风格上看，无论人物、花鸟、飞禽走兽都极为生动豪放、富于画意，线条舒展流畅；加之釉色淳朴浑厚、丰富多彩，就更增加了画面的美感。官窑瓷器的纹饰比较工整、细致，民窑器物的纹饰笔法潇洒、自由奔放，生动地表现了对现实美好生活的愿望。画面题材很丰富，人物、花鸟、飞禽走兽无所不有，有些画面取材于锦缎上的纹饰，或受小说木刻插图影响，或取材于戏剧、民间故事传说等。
有些内容尤其是在官窑器物上，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有些则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明代所画的人物比较挺拔，小孩儿头比较肥大，不合比例，前额及后脑凸出，明代早期龙鳞画得比较精细，晚期有的龙鳞画得草率，龙爪画得比清代简单。此时八宝纹的排列多为轮、螺、伞、盖、花、鱼、罐、肠。后仿品有时忽略此点，在鉴定时应注意观察。以文字作为装饰内容的有梵文、阿拉伯文、寿字、福字等。
好茶，岂止于茶
茶好器不对，是暴殄天物
茶遇好器，妙不可言
我是佳逸茶具茶小逸
只做好茶具，让喝茶更快乐
本文标题: 一件明代青釉瓷盘，上刻了“我见两山有才明，人吃人山人马军”，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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