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第一，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正处于周王朝中央政权逐渐削弱，诸侯并起，争霸天下的时期。天下乱纷纷，诸侯之间一切靠战争和国家的实力说话，孔子那套“温恭俭良让”的仁者爱仁的思想根本就行不通，这也是他周游列国推销政治理念而屡屡碰壁的原因。一句话，孔子的儒学思想在春秋时代不接地气，过于理想化，在实战中没有作用，也当然不会受各诸侯的重视，更别提推行儒学思想了。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孔子开创的儒学，承接了周王朝的“王道”思想，在生产力很落后的青铜时代，依靠井田制和奴隶制，王道思想推行起来问题不大，但是随着整个社会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生产力提高，奴隶制和井田制废除，各诸侯国财富积累，已经有了向垂垂老矣的周王朝叫板的能力，争霸野心顿起，礼崩乐坏，在各路诸侯国的杀伐之中，孔子却宣传不合时宜的仁爱思想，也难怪受冷遇。

第二，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一套思想伦理体系，不是实战之术，在春秋时代受冷遇，在战国时代更是不被人重视，就拿儒学亚圣孟子来说，也是带着弟子到处在各个国家乱窜、讲学、辩论，却拿不出一项可供国君使用的富国强兵的办法，都是大而无当的说辞和高屋建瓴的道德优越感。

这是儒学的短处，那些儒学理论看着很高大上，但是实施起来却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根本没法与实用的法家、纵横家相抗衡。商鞅用法治让衰弱的秦帝国崛起，其余六国因为法治推行不利而亡国。儒学在战国时代能干什么？耍嘴皮子而已。

也难怪魏惠王（梁惠王）没事就把孟夫子喊去侃大山解闷，侃来侃去侃成一部《孟子·梁惠王》，一个国君将儒学当成侃大山的佐料，可见儒学“如丧家之犬”这种不受待见的程度。

那么，怎么到了汉代，儒学突然变成了显学了呢？

因为时势变化了！儒学在杀伐乱世没啥卵用，但是在和平年代治国就很有用。

秦朝因为没有将战时法律及时改变成和平时期的法律而一朝亡国，经过楚汉战争，汉王朝建立，成了比较稳固的大一统王朝，此时就需要从国家意志层面制定一套伦理体系，用来当作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去改造和约束臣民。

而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正是国家草创和思想理念比较混乱的时期，黄老之术和儒学思想开始争夺统治权，此时必须有一个理论体系脱颖而出才行，意识形态领域总是这么乱下去，对国家长久治安不利，最终还是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而儒学的理论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理念恰好与治理国家的需求相契合，儒学成了显学，也就不奇怪了。

儒家在汉朝得到重视的原因：因为儒家文化创办于中国春秋末期的孟子（公元前551年——479年）。从儒家思想的整体发展历程而言，绝对性孟子秘授是说不出来的，韩非子就说过那样的话：孔墨之后，儒分成八，墨移为三，他们都在称自己是擒雄，谁可以区别秦代时儒家思想并不是整个社会主流思想，当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知识创造阶段，称为家喻户晓，但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以后，再没有此情此景。

历史时间站到了始皇帝改日换日，秦代用苛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帝国是地地道道的法家思想，张仪提议焚书香，家喻户晓一去不回。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截点，用易中天老师的名言说，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八股取士以后，我国再也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后来这些较多称之为文人墨客或政论家，他的存有也只是帝国的鹰犬。时期站到了汉武帝刘彻，把自己的观念都毁掉，采用董仲舒改编的儒家思想，所说“天人合一”的观念。

儒家却又成为当时最大学派的原因：因为儒家文化和儒家学说注重积极主动“入世出世”，参加社会管理，注重“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三纲五常”，尤其突显“尽忠”观念，都基于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非常容易为执政者接纳，被统治者用于统一大家观念，变成执政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儒家文化从春秋时期产生之后，伴随着朝代更迭，起起伏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整体趋势是飞速发展丰富多彩。宋代和明朝是儒家学说发展趋势的两个高峰期。

在儒家文化发展中，除开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孔子孟子外，宋代朱子和明朝的王阳明心学，是两个里程碑式的角色。宋朝名儒王夫之，是儒家思想的大成者，这个人是“程朱理学”关键创建者，积极推动建立院校，散播儒家学说，被别人尊称为“朱子”，基本上跟孔子孟子并称。儒家文化宣布变成“官学”，自此元明清一直到清末，儒家文化全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环节，必考学科。这一点，都儒家文化主导性的确立，也起到了落成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