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谁发明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书上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因此，后来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据以尊东汉时代的蔡伦是纸的发明者，把他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但自从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后，对造纸术的发明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5月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砖瓦厂工地古墓中又发现了成叠的古纸残片88片。这成叠古纸垫在三面铜镜下面，垫得很厚，虽然已成碎片，但边没有完全腐烂。这一发现，更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经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一墓葬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因此灞桥纸的年代也可大致确定在公元前118年以前。这个时间比蔡伦造纸的年代要早200多年。另外，1973年至1974年，在甘肃汉居延遗址又发掘出两张西汉后期的麻纸。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86年6月至9月，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在天水马滩西汉墓内发掘了一张地质地图，此纸长5.5厘米，宽2.6厘米。这个最新发现的西汉纸质地图是目前所街道的最早的纸张实物。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在西汉初期就发明了可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

除此以外，在史籍里，早在蔡伦以前，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壏帝。汉武帝大怒。此画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后来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同志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职掌管理皇室工场、负责监造各种器械）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理由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理由是”从外观看，其纸腩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说明它的切断程度较差，是由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 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此外，其余几种所谓西汉古纸，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约纸的雏形。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作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另外中，中引《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从记载中可知，蔡侯纸既能进贡皇帝，又能代替缣帛用作书写，纸质必定达到一定水平。

有些学者还认为，灞桥纸是不是西汉的产品，也值得进一步考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时代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难对古纸的生产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何况该墓葬有扰土层，曾受外来干扰，不能排除后代人夹带进来的可能性；同是汉墓的长马王堆，若无其事那样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丰富，但除了千百根简策和丝织古纸帛画，并无一片麻纸。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

纸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扩展资料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造纸术的发明不晚于西汉初年。最早出土的西汉古纸是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发现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49年。

1957年5月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出土的古纸经过科学分析鉴定，为西汉麻纸，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1973年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发现了不晚于公元前52年的两块麻纸，暗黄色，质地较粗糙。

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延村出土了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49年）的三张麻纸；1979年在甘肃敦煌县马圈湾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了五件八片西汉麻纸。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的纸质地图残片，表明了当时的纸可供写绘之用。从上述西汉出土的纸的质量来看，西汉初年的造纸技术已基本成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造纸术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公元105年，东汉蔡伦首创造纸术的光辉业绩，早已经载入史册。为推动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骄傲。

　　一、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中国有没有纸？其它国家有没有纸？（指用于书写的纸）欧洲羊皮纸。埃及纸草纸算不算纸？这些问题在历史上有过争论。在唐宋年间，解放初期。七十年代专家、学者曾有过不同看法。今天我作为造纸工作者，对上述争论的焦点，内容也发表我的初浅看法，我不是学历史的，对有些古文理解不深，有说错之处，请同志们提出，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今天我的发言，只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次争论在：

　　唐宋年间，笔墨文人对蔡伦发明纸提出不同看法。在北京图书馆查《负暄野录》论纸品，《百川学海》（书断）“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又如蔡伦乃后汉时人，而前汉外戚传云赫蹄书注，谓赫蹄乃小纸也，纸字已见于前汉，恐也非始于蔡伦，但蔡蒙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文房四谱》卷第四中，翰林学士苏易简纸谱三“汉兴已有幡纸代简而未通用至和帝时蔡伦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秦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称之蔡侯纸”。

　　说文云纸者絮，一苫字从系压声，古人书于帛，故裁其边幅如絮之一苫也。
　　……幡纸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以代竹筒也。
　　虞豫表云秘府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气四百枚付著作史写起居注。
　　广义将军……古有藤角纸，范宁教云，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袁翰青教授对藤纸有一考证，藤纸隋朝虞世南（公元558～638年）北堂书钞。其中引了晋人范宁（公元339～401年）的话，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宋书还偶提藤纸的已列重要地位，竹已代藤。
　　宋朝这几位文人，所提问题，我们通过看其它资料认为。

　　1、赫蹄—薄小纸，属于丝之类，漂絮剩下碎丝，交织在一起。称絮纸。（北京造纸公司刘锡功老先生用蚕丝稍为臼捣已抄出纸来。经检测，其纸有一定强度，显微镜观察，单根纤维，有内帚化现象）。
　　给赵飞燕的二丸药使用赫蹄包之。

　　2、幡纸——绢帛、丝织品、帛贵，简重不便于人，居延烽火燧曾发现2000多枚竹简，其中还有一封皇宫给边寨守防送去的一封信是用帛写的。
　　王明：《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一文中表示，“缣帛不能算纸，有经、有纬丝织的”。

　　3、藤角纸——晋朝开始生产藤纸，质量较好，嘉泰会桥志一书“剡之藤纸得名最旧，其次苔笺 今独竹纸名天下，到宋朝竹纸已经代藤”。蔡伦发明纸最大特点是植物纤维，赫蹄，幡纸都是丝的范围。

　　第二次争论是：

　　解放初期有些教授，学者对蔡伦发明纸有些不同看法。张子高先生认为：“蔡伦是造纸新术的发明者，是伟大的技术革新家，蔡伦是受劳动人民的造纸经验的积累与启发，我们反对贬低蔡伦在科学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但是也反对唯心主义的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资产阶级观点”。

　　周一良先生认为：“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进者。

　　袁翰青先生认为。“蔡伦是造纸术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纸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西汉发明的，最初是以动物纤维的蚕丝为原料，后来逐渐采用了植物纤维的麻和麻织品、而树皮和破布也渐渐被用为原料，发展到东汉，留心工艺制造的宦宫蔡伦总结了民间造纸的经验，并提出一些技术改良，使造纸工业加速了发展”。

　　北京大家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们认为：“新疆罗布卓尔西汉烽燧亭发掘一张质地比较粗糙的纸，认为是一世纪九十年代的遗物”。

　　张秀明先生认为：“蔡伦以首纪有纸的名字，一种是拍丝剩下来的薄薄一片蚕丝纤维的方块，古人所说的”方絮曰纸“。一种就是后汉书蔡伦所说的用丝织品缣帛写字都称纸，其实这两种纸与蔡侯纸有着本质上不同”。

　　不同意蔡伦是纸的发明者，大概根据古书上以下几方面记述。

　　第一，三辅旧事载，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江充要害卫太子。因卫太子高鼻子，江充教卫太子见武帝时“当以纸蔽其鼻”。纸是什么纸？
　　第二，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载有“赫蹄书”颜师古注引后汉应劭说：“赫蹄，薄小纸也”。这是公元前十二年，已有纸的记载，纸是什么纸？
　　第三，后汉应劭风俗通说：“光武帝车驾徒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素一缣帛，简是竹片或木片，纸是什么纸？
　　第四，后汉建初元年，章帝叫贾逵自选春秋公羊传严氏和颜氏两派的高才生二十人，教他们左氏传给他们简、纸、经传各一通，纸是什么纸？
　　第五，袁宏后汉记载，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一0二年）。邓皇后，诸家岁时载供纸墨。纸是什么纸？

　　王明先生关于：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一文中认为：这几种纸都不是“缣帛”，也不是“植物纸”，而是一种絮纸。

　　我同意王明先生的意见，这几种是“絮纸”。其根据是：

　　理由一：许慎说文解字中，纸字意义的纸，这些纸的原料是敝絮，用漂粘法制成。
　　理由二：送给邓皇后的纸是一0二年离蔡伦献纸时间只有三年。如在蔡伦之前三年已有植物纸，蔡伦向和帝献纸就无意义了，再说，邓皇后就在宫内，又是头面人物之一，蔡伦献纸有假，那要犯欺君之罪的。
　　理由三：漂絮法早在战国时代庄子逍遥篇中已有记载，后汉服虞的通俗文说：“方絮曰纸”正说明原始的纸是仿用漂絮法制成的。
　　理由四：王充（公元27～97年）在论衡一书中指出“载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

　　如有纸，他为什么要将字写在竹上。
　　“东方朔上书三千牍，太史公司马迁退而书策，藏之名山”。
　　“刘向校书，先书于竹，誉录于素”等等。如有纸，他们为什么要将字写在竹，绢帛上呢？
　　理由五：（公元107～124）刘珍（东观汉记）卷20“蔡伦……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典作尚方，造诣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公元75年）始给事宫掖，建初（公元76～86年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公元89年）传中常待。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曝体田野。后加尚方令，永和九年（公元97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诣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感称蔡侯纸。（后经张德钧指出《东观汉记》所记关于蔡伦造纸故事的原文载在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得来的辑本中，纠正了当时错误）。
　　理由六：缣帛和絮纸的原料，虽然都是蚕茧，但绢帛取其丝，絮纸取其絮制的，丝和絮是两种东西，织和制也是不同的方法，因而缣帛和絮纸不能混为一谈。

　　有人怀疑不能成纸一说，已被刘锡功老先生用事实拨倒（已用絮抄成纸，并有一定强度）。

　　我们认为：蔡伦发明造纸之前，民间有絮纸一说，有丝絮与麻絮两种，丝絮已有人论证。麻絮虽无文字记载，从扶风出土和居延烽火燧出来的“片状物”应当属絮纸之类，但用途不清楚，片上也无文字，待不断发掘再进行讨论。
　　争论的另一焦点，这几位老先生都承认蔡伦的伟大贡献，但不承认他是发明家，主要认为在他前面有絮纸一说，这问题留在下面回答。
　　争论的第三个焦点是当官的不能发明创造。我们查过科学家小传，古代历史上留下名字的科学家都与“官”字有关，例如都江堰的领导者李冰父子，解放后四川人民为纪念他们在都江堰修了二王庙，李冰当时是秦朝太守。这次争议还有一个根据是1957年发现“灞桥纸而引起的，我们已将“灞桥纸”作为“衬垫物”结论，此处不再讨论。

　　第三次争论：

　　这次争论出现在七十年代，引起的原由是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从西汉古墓、窑藏、垃圾堆中出现一些“古纸片状物”。这次特点是造纸界一些同志参与争论。

　　古纸片发掘时间是：

　　1、1976年在甘肃居延地区汉代遗址中出土了两片古纸（一片较大，一片较小）据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两片纸分别早于蔡伦150年和大约100年。
　　2、1979年5月13日北京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以及文物第9期报导“陕西扶风县文物部门在清理一处西汉窑藏发现古纸三片，它们分别放置在一种作为漆器上的装饰品——铜泡里，据认为可能在宣帝时间（公元73～49年）”。也早于蔡伦献纸150～170年。
　　3、1979年，甘肃博物馆与敦煌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查组对马圈湾汉代烽火燧遗址进行挖掘，其中有麻纸残片五件八片，同时出土的有1200多枚简牍（主要是木简）竹简极少，长32*20厘米。
　　4、1989年文物第二期报导，“1986年3月甘肃天水市小陇山林业局党川林场的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修建房舍时发现古墓群体100余座，当年共发掘14座，根据墓中器物及文字可为断代依据。主要从陶器、漆器的特点看，不同于秦墓，而与陕西、湖北云梦的早期汉墓很接近。因此确定为西汉初期墓葬。据报导”出土的纸质地图位于棺内死者胸部，死者骨架无存，葬式性别不明，残纸长5.6*2.6cm，纸质薄而软，因墓内积水受潮，仅存不规则碎片，出土时呈黄色，用细墨残条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图。

　　这四件加上“灞桥纸”共五件出土文物，前四件样品我们二人都做过分析与研究，这里只将分析结论提一下。

　　灞桥纸——是铜镜下的衬垫物。
　　居延、扶风纸——具有纸的雏型。
　　马圈湾纸——我们认为断代有待商榷。从纸的质量看相当唐朝的纸质。
　　放马滩纸地图——我们未进行研究，已去故宫看了展品，带去实体显微镜初步观察结果认为：
　　（1）该地图5.6*2.6cm，是由3～4块厚薄相差甚远碎片拼制而成。
　　（2）纸的正、反两面（因夹在玻璃片中观察）有颗粒状物质，是涂上去的，还是贴上去的，还是渗进去的需待进一步分析。
　　（3）纸质地图片上没有任何标记可以说明它是西汉时代的。标记旁边无
　　文字说明。（秦朝六块木质地图标有文字）。
　　（4）有一条线划的非常直，用什么笔划的有待考证？

　　我们在七十年代曾为江苏省博物馆分析过古纸样品，是在南京永利宁厂扩建时，掘出一座西汉古墓，样品观察后发现样品中有磨木浆是机制纸，这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纸样，与西汉墓毫无关系。但确系从西汉墓中发掘。
　　参加这几件古纸的分析后，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连同试验结果，曾在1979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打破了一家独鸣的局面，从这以后，史学界、考古界、造纸界相继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我们的观点已被大多数专家学者，甚至外国一些古纸研究者所接受，（到目前为止有西德、英国、瑞典、南朝鲜、西班牙等代表团来所访问我们）。

　　（5）悬泉置出土的纸

　　1992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中国文物报”等同时发表文章报道：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10.000多件，并有20多张西汉麻纸，4张书有文字，其中一张有27个字。报上说是“西汉宣帝、元帝时期的“纸”，出土在西汉中期的文化层上。研究文字的学者从字体和内容上加以研究，认为这不是西汉纸，而是一件魏晋南北朝时期遗物。

　　（6）2006敦煌“残页”：留有汉字的纸

　　敦煌市博物馆傅立诚馆长告诉记者：“其中一块写有汉字的褐黄色麻纸残片，约有10平方厘米，长32厘米，宽20厘米。残片上的字工整、美观录书，可以辨认有20多字，这块有字的麻纸，是汉成帝刘骜绥和元年牖公元前8年牍的物品。比蔡侯纸早113年。从而说明，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已经造出了麻纸，而且将它用于书写了”。刘馆长又说“经甘肃省博物馆委托，文物专家鉴定，结果表明：古残纸生产工艺如下：麻絮——剪切——舂牍捶——打牍——干燥——在粗牖竹牍帘上抄制成形——干燥——涂布——干燥——另一面再涂布——再干燥”。作者说的很清楚该纸正、反面均涂布。据史书记载“左伯首创纸面加工技术”，应是汉灵帝时代（作者注：汉灵帝168—188年）在蔡侯纸之后，左伯，山东东莱（今掖县）人。

　　二、下面再谈谈什么叫发明？

　　1、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说：“任何一个人，突然完成了惊人的发现是不符合事物的本性的，科学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每个人都要依赖于前人的工作……，科学家依靠不是单独某一人的思想，而是成千万人汇集起来的集体智慧”。
　　牛顿说：“他的发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结果”。
　　蒸汽机是瓦特所发明，而瓦特是在扭克门基础上进行了十年之久的研究改进。从而在设计结构上和性能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蒸汽机，——主要把原来只能直线运动改变成旋转运动，以及机械性能效力的提高。没有先期的各种雏形蒸汽机作为先驱，瓦特的发明也是很困难的。

　　2、什么叫发明？摘自（发明奖励条例）

　　（1）前人没有的（2）先进的（3）经过实践证明是可以应用的
　　用这三条来衡量蔡伦，用植物纤维抄纸是前人没有的，抄纸技术是先进的，晋书文献考证“蔡伦发明造纸有锉、捣、抄等一整套植物纤维造纸工艺，始于东汉蔡伦”。蔡伦造的纸不但当时适用。1800年后的今天手工抄纸已被机器所代替。但蔡伦发明造纸的基本工序和原理没有变，为此，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就出现过纸的雏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蔡伦完成了造纸术的发明，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仅在我国历史文献上而且在国际文化界中早有定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在没有取得确切的考古实物，科学鉴定与可靠的历史文献根据之前，决不可轻率地贬低蔡伦和修改历史。

　　三、最近几年通过争议，蔡伦发明造纸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肯定。

　　公元105年，蔡伦在东汉京师洛阳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他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为原料制造。我国古书《天工开物》中记载了竹纸制造的方法。步骤如下：1.斩下竹子的嫩枝，放入池塘，泡上一百天左右，并洗去竹子的青皮。2.把泡好的竹子放入“徨”桶里和石灰一块煮上八天八夜。3.取出煮好的竹子，放在石臼里，用石雕打成泥。4.把打烂的竹料倒入水槽中，并用竹帘在水中荡料，到竹料成为薄层附于竹帘上面.5.把竹帘翻过去，使湿纸落在板上，叠积上千张，然后用木板重压，挤去大量水分。6.用土砖垒成墙，烤上火培干纸。干后，揭起来即成。

　　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八世纪初的两千年间，我国造纸术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古代在造纸的技术.设备.加工等方面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艺体系。现代机器造纸工业的各个主要技术环节，都可以从我国古代的造纸术中找到最初的发展形式。世界各国沿着我国传统方法造纸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造纸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古人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取丝绵。漂絮完毕，篾席上会遗留一些残絮。当漂絮的次数多了，篾席上的残絮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经晾干之后剥离下来，可用于书写。这种漂絮的副产物数量不多，在古书上称它为赫蹏或方絮。这表明了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同丝絮有着渊源关系。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植物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自从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便以新的姿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并逐步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以后又传布到世界各地。
西汉初年，政治西汉麻纸稳定，思想文化十分活跃，对传播工具的需求旺盛，纸作为新的书写材料应运而生。许慎著《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谈到“纸”的来源。他说：“‘纸’从系旁，也就是‘丝’旁”。这句说话见当时的纸主要是用绢丝类物品制成，与现在意义上的纸是完全不同的。许慎认为纸是丝絮在水中经打击而留在床席上的薄片。这种薄片可能是最原始的“纸”，有人把这种“纸”称为“赫蹄”。这可能是纸发明的一个前奏，关于这种“纸”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汉书·赵皇后传》中记录了成帝妃曹伟能生皇子，遭皇后赵飞燕姐妹的迫害，她们送给曹伟能的毒药就是用“赫蹄”纸包裹，“纸”上写：“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由此推测纸可能与丝有一定关系。
远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懂得养蚕、缫丝。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这种处理次茧的方法称为漂絮法，操作时的基本要点包括，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这一技术后来发展成为造纸中的打浆。此外，中国古代常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丝麻脱胶，这种技术也给造纸中为植物纤维脱胶以启示。纸张就是借助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造纸术的发明不晚于西汉初年。最早出土的西汉古纸是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发现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49年。
1957年5月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出土的古纸经过科学分析鉴定，为西汉麻纸，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1973年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发现了不晚于公元前52年的两块麻纸，暗黄色，质地较粗糙。
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延村出土了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49年）的三张麻纸；1979年在甘肃敦煌县马圈湾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了五件八片西汉麻纸。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的纸质地图残片，表明了当时的纸可供写绘之用。从上述西汉出土的纸的质量来看，西汉初年的造纸技术已基本成熟。
历史上关于汉代的造纸技术的文献资料很少，因此难以了解其完整、详细的工艺流程。后人虽有推测，也只能作为参考之用。总体来看，造纸技术环节众多，因此必然有一个发展和演进的过程，绝非一人之功。它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纸的发明、发展也是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公元105年发明造纸后，造纸术就从河南向经济文化发达的其它地区传播。蔡伦被封到陕西洋县为龙亭侯，造纸术就传到汉中地区并逐渐传向四川。据蔡伦家乡湖南耒阳的民间传说，蔡伦生前也向家乡传授过造纸术。东汉末年山东造纸也比较发达，出过东莱县（今掖县）的造纸能手左伯。公元二世纪造纸术在我国各地推广以后，纸就成了和缣帛、简 牍的有力的竞争者。公元三到四世纪，纸已经基本取代了帛、简而成为我国唯一的书写材料，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公元三到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造纸术不断革新。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外，又扩展到用桑皮、藤皮造纸。在设备方面，继承了西汉的抄纸技术，出现了更多的活动帘床纸模，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可以反覆捞出成千上万张湿纸，提高了工效。在加工制造技术上，加强了碱液蒸煮和舂捣，改进了纸的质量，出现了色纸、涂布纸、填料纸等加工纸。
从敦煌石室和新疆沙碛出土的这一时期所造出的古纸来看，纸质纤维交结匀细，外观洁白，表面平滑，可谓“妍妙辉光”。公元六世纪的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中，专门有两篇记载了造纸原料楮皮的处理和染黄纸的技术。同时，造纸术传到我国近邻朝鲜和越南，这是造纸术外传的开始。
公元六到十世纪的隋唐五代时期，我国除麻纸、楮皮纸、桑皮纸、藤纸外，还出现了檀皮纸、瑞香皮纸、稻麦秆纸和新式的竹纸。在南方产竹地区，竹材资源丰富，因此竹纸得到迅速发展。关于竹纸的起源，先前有人认为开始于晋代，但是缺乏足够的文献和实物证据。从技术上看，竹纸应该在皮纸技术获得相当发展以后，才能出现，因为竹料是茎秆纤维，比较坚硬，不容易处理，在晋代不太可能出现竹纸。竹纸应该起源于唐以后，而在唐宋之际有比较大的发展。欧洲要到十八世纪才有竹纸。
这一时期的产纸地区遍及南北各地。由于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兴起了印书业，这就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纸的产量、质量都有提高，价格也不断下降，各种纸制品普及于民间日常生活中。名贵的纸中有唐代的“硬黄”、五代的 “澄心堂纸”等，还有水纹纸和各种艺术加工纸。唐代的绘画艺术作品已经有不少纸本的，正反映出造纸技术的提高。
在公元十到十八世纪的宋元和明清时期，楮纸、桑皮纸等皮纸和竹纸特别盛行，消耗量也特别大。造纸用的竹帘多用细密竹条，这就要求纸的打浆度必须相当高，而造出的纸也必然很细密匀称。先前唐代用淀粉糊剂做施胶剂，兼有填料和降低纤维下沉槽底的作用。到宋代以后多用植物粘液做“纸药”，使纸浆均匀，常用的“纸药”是杨桃藤、黄蜀葵等浸出液。这种技术早在唐代已经采用，但是宋代以后就盛行起来，以致不再采用淀粉糊剂了。
这时候的各种加工纸品种繁多，纸的用途日广，除书画、印刷和日用外，我国还最先在世界上发行纸币。这种纸币在宋代称作“交子”，元明后继续发行，后来世界各国也相继跟着发行了纸币。明清时期用于室内装饰用的壁纸、纸花、剪纸等，也很美观，并且行销于国内外。各种彩色的蜡笺、冷金、泥金、罗纹、泥金银加绘、砑花纸等，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享用，造价很高，质量也在一般用纸之上。
这一时期里，有关造纸的著作也不断出现。如宋代苏易简的《纸谱》、元代费著的《纸笺谱》、明代王宗沐的《楮书》，尤其是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我国古代造纸技术都有不少记载。而《天工开物》第十三卷《杀青》中关于竹纸和皮纸的记载，可以说是具有总结性的叙述。书中还附有造纸操作图，是当时世界上关于造纸的最详尽的记载。 经过元、明、清数百年岁月，到清代中期，我国手工造纸已相当发达，质量先进，品种繁多，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发展传播的物质条件。
附赠（发明者的争议）：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谁发明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书上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因此，后来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据以尊东汉时代的蔡伦是纸的发明者，把他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在史籍里，早在蔡伦以前，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壏帝。汉武帝大怒。此事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后来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同志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职掌管理皇室工场、负责监造各种器械）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理由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理由是”从外观看，其纸腩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说明它的切断程度较差，是由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 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此外，其余几种所谓西汉古纸，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约纸的雏形。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作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另外，《后汉书》中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从记载中可知，蔡侯纸既能进贡皇帝，又能代替缣帛用作书写，纸质必定达到一定水平。
有些学者还认为，灞桥纸是不是西汉的产品，也值得进一步考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时代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难对古纸的生产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何况该墓葬有扰土层，曾受外来干扰，不能排除后代人夹带进来的可能性；同是汉墓的长马王堆，若无其事那样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丰富，但除了千百根简策和丝织古纸帛画，并无一片麻纸。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
学富五车的回答：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政治的动荡，引起了学术文化的变化和进步，私人讲学也开始兴起。私人讲学，把知识传授给统治阶级的下层以至民间，打破了贵族和史官对于知识的垄断，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随之而来的，是私人藏书的出现。最早致力于私人讲学的的孔子，他那里就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籍。战国时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新的著作。相传苏秦有书数十箧，著名的哲学家惠施“其书五车”，形容学识丰富的成语“学富五车”就是由此而来
而竹简始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代，流行至公元三世纪的东晋。
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在春秋战国时代， 出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竹简成为各家著书说的主要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如：老子、庄子、孟子、孔子、孙子等。
成语“学富五车”中的五车其实就指五车竹简书。
学富五车”和“才高八斗”都是称誉学识渊博的。学识怎样用车载量呢？原来这里有两个典故。
我国古人已开始用竹片或木片作为信息载体。用以书写的竹片叫做“简”，又称“策”；用于书写的木片，叫做“方”，又称“犊”。
“学富五车”语出《庄子·杂篇·天下》篇：“惠施有方，其书五车。”惠施是战国时哲学家，很有才学，是名家的代表人物。这里是说惠施是个有学问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人们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惠车”等来表示对饱学之士的称赞。王安石《赠外孙》：“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用“学五车”来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
“学富五车”的典故，反映了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传播手段。这么多的简册，运输、存放都很麻烦，人们常形容说：“汗马牛”、“充栋宇”。因而形成了“汗牛充栋”的成语。
“八斗”是南朝谢灵称颂三国魏国诗人曹植时用的比喻。他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见无名氏《释常谈》）看来，谢灵运对自己的才学也是相当自负的。以后，人们便把“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喻作文采高超的人。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可叹》诗中写道：“宓妃愁坐芝天管，用尽陈王（即曹植）八斗才。”在这里，诗人借用了“才高八斗”这一典故。
纸与其他材料的差异：1:轻便,在书写相同文字的情况下(文字大小相同,间距相同)用纸是用竹简所用重量的500分之1,这还上一竹简削的比较薄的情况下,你如果不削那完了,压都压死了,当年秦始皇所批阅的奏章就是竹简的,论车拉,他一晚上光看的竹简就得三车,你说费不费劲.所以论据一证明纸比竹简好!
2:易书写,字迹不容易脱落,竹简上的字除非是刻上去的,要不用刀一刮就没,防霉条件比竹简稍微强点.保管起来比竹简方便.所以论据二证明纸比竹简好!
3:制造方便,用碎木料或者各种木头边角料都可以做的,竹简做得多麻烦啊,竹节不能要,大小薄厚还要均匀,还得砍竹子.所以论据三证明纸比竹简好!
4: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打的优势,累死竹简也比不上纸,这事儿地球人都知道:---------------俺们上厕所都用纸,不用竹简的!!~~
有了文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载体。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的纸草来记述历史；在古代的欧洲，人们还长时间地利用动物的皮比如羊皮来书写文字；而中国，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古代用来供书写、记载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简都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阅读奏章，就要整整一车；绢帛虽然轻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贵，也不适于书写。到了汉代，由于西汉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甲骨和竹简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了，从而促使了书写工具的改进——纸被发明出来了。造纸是一项重要的化学工艺，纸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造纸术又传到了哪些国家和地区：造纸术首先传入与我国毗邻的朝鲜和越南随后传到了日本。在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不久，朝鲜和越南就有了纸张。朝鲜半岛各国先后都学会了造纸的技术。纸浆主要由大麻、藤条、竹子、麦杆中的纤维提取。朝鲜半岛各国先后都学会了造纸的技术。大约公元四世纪末，百济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学会了造纸，不久高丽、新罗也掌握了造纸技术。此后高丽造纸的技术不断提高，到了唐宋时，高丽的皮纸反向中国出口。西晋时，越南人也掌握了造纸技术。公元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称他为纸神。
中国的造纸技术也传播到了中亚的一些国家，并从此通过贸易传播到达了印度。
造纸术传人阿拉伯是在公元751年。那一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阿拉伯军队交战，唐军大败，被俘士兵中有从军的造纸工人。阿拉伯最早的造纸工场，是由中国人帮助建造起来的，造纸技术也是由中国工人亲自传授的。10世纪造纸技术传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开罗、埃及与摩洛哥。
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了解造纸技术的，最早接触纸和造纸技术的欧洲国家是一度为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萨狄瓦，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造纸场。公元1276年意大利的第一家造纸场在蒙地法罗建成，生产麻纸。法国于公元1348年，在巴黎东南的特鲁瓦附近建立造纸场。此后又建立几家造纸场，这样法国不仅国内纸张供应充分，而且还向德国出口。德国是14世纪才有自己的造纸场。英国因为与欧洲大陆有一海之隔，造纸技术传入比较晚，15世纪才有了自己的造纸厂。瑞典1573年建立了最早的造纸厂，丹麦于1635年开始造纸，1690年建于奥斯陆的造纸厂是瑞典最早的纸厂。到了17世纪欧洲个主要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西班牙人移居墨西哥后，最先在美洲大陆建立了造纸厂，墨西哥造纸始于 1575年。美国在独立之前，于1690年在费城附近建立了第一家造纸厂。到19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已传遍五洲各国。
造纸术的发明和推广，对于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针对企图否定蔡伦是造纸术发明人，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造纸的发明国的歪风，1990年8月18日至22日在比利时马尔梅迪举行的国际造纸历史协会第20届代表大会一致认定，蔡伦造纸术的伟大发明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造纸的发明国。据洛阳市地方史志编委会石建厚同志考证。位于洛阳汉魏故城近郊的缑氏(今本魏书注：“纸氏”作“缑氏”，马涧河流经缑氏那一段河流古时为“造纸河”，沿岸原有“造纸河碑刻”，借已失损。
印刷术又传到了哪里：我国隋唐时期，就已掌握雕版印刷术。唐代留下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868年印)。11世纪中期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得到普遍推广。我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在公元8世纪传到日本，12世纪左右传到埃及，13世纪左右欧洲的旅行家接触到中国的印刷术，14至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印刷术。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1423年印)，晚于我国约600年。1450年前后，德国人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创制了欧洲拚音文字的活字，用来印刷书籍，比毕升晚了400年。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接受较高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没发明印刷术前，书籍怎样制作、传播：手抄，文革时期也是这样
今天的书籍是如何印刷的：打印机啊！！！

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原料，经过挫、捣、炒、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

拓展资料

发展与历史：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用麻头、树皮及敝布、鱼网等原料，经过捣、挫、炒、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这种纸，原料容易找到，又很便宜，质量也提高了，逐渐普遍使用。为纪念蔡伦的功绩，后人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造纸术影响：中国传入印度且对印度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有纸和造纸术，蔡伦造纸术改革之后不久，纸张就大量传入西域、中亚，采用纸张书写的也不限于汉人，那么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因传播佛教而频繁活动于此地的印度人，或与印度有关之中亚民族，必会接触和使用纸张，因为纸张远比当地传统书写工具树皮、树叶优越。

蔡伦简介：蔡伦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给事，章和二年，蔡伦因有功于太后而升为中常侍，蔡伦又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 。蔡伦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终于制成了“蔡侯纸” 。元兴元年奏报朝廷 ，汉和帝下令推广他的造纸法 。建光元年，因权力斗争自杀身亡。

蔡伦主要成就：他挑选出树皮、破麻布、旧渔网等，让工匠们把它们切碎剪断，放在一个大水池中浸泡，其中的杂物烂掉了，而纤维不易腐烂，就保留了下来。他再让工匠们把浸泡过的原料捞起，放入石臼中，不停搅拌，直到它们成为浆状物，然后再用竹篾把这粘乎乎的东西挑起来，等干燥后揭下来就变成了纸。之后就造出好用的纸。

蔡伦奖：中国造纸蔡伦奖由“中国造纸蔡伦终身成就奖”、“中国造纸蔡伦科技奖”、“中国造纸蔡伦青年科技奖”组成，是中国制浆造纸科学技术领域最高级别的社会奖项。

　　中国书法的演变过程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汉字的表意性及其独特的结构，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前提条件。书法字体的发展以篆、隶、草、楷、行为顺序。
　　一、书法艺术的产生
　　产生于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笔画均为单线条，瘦挺有力，时露锋芒。布局多为纵行，行款错落，大小变化，疏密有致。这些最早的汉字遗迹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章法、结字三要素。尤其是从甲骨文的结字看，已体现出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因此甲骨文的出现奠定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基础，标志着我国书法艺术的产生。商周时期出现的金文或称“钟鼎文”，整齐且笔画粗壮，起笔、收笔及运转比甲骨文圆润，曲直变化丰富。成熟的金文外形偏长，每字的大小匀称，各部分讲究呼应与配合。《毛公鼎》、《散氏盘》是其代表作。从金文遗迹看，书法的艺术性已逐渐丰富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各诸侯国在不同的艺术追求下，朝着各自的审美趋向发展，形成了书法艺术绚烂多彩的局面。如果说甲骨文、金文的主流始终是沿着刀刻、凿铸道路发展；那么，春秋战国时期，毛笔开始在书法上广泛应用。毛笔表现力丰富，特别是内蕴的笔法技巧，构成了以后中国书法的重要要素──书者的情性、审美趣味、用笔技巧等。从尚存的这一时期的“石鼓”拓片中看，结字比金文有更大的规律性，笔画遒劲凝重，结构茂密浑厚。“石鼓文”开始向小篆转化。它不仅是以后秦统一文字的基础，而且对后代的书法风格影响极大。
　　二、书法艺术的发展
　　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由丞相李斯普及小篆，小篆成为官方文字。文字的统一，为书法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从李斯的《泰山石刻》看，小篆具有字形扁长、笔画多为孤线、结构复杂的特点，作为官方文字不便速写。于是，结构较为简单、笔画把圆转成方折、便于迅速书写的隶书应运而生。关于隶书的产生，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书断》说：“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邈因罪入狱，在狱中整理隶书三千字，得到秦始皇赞赏，赦免其罪并封为御史。此为传闻，虽不足为信，但是，秦代隶书出现已成定论，只是秦代隶书还多有篆意。到了汉代，隶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标准字体，并且进入了定型化时期。汉代隶书笔画平直，结构简便，顿挫明显，尤其是碑刻，精妙绝伦。同时，为了字的方整和书写便利，隶书把用作偏旁的独体字规定特殊的形态，例如“刀”做右旁时则写成“刂”，使隶书较篆书易记、易写，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显得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书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草。所以隶书在书法艺术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人们在使用文字时，总是希望文字好认一些，写得简便一些，尤其在事务急迫繁忙之时更是如此。同时，在由篆到隶的演化中，由于毛笔快写和笔法发展的缘故，草书便产生了。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书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这一时期草书含隶意较多，笔画往往还带有波磔，字与字之间无牵挂，称为“章草”。其代表人物有杜度、蔡邕等。《宣和书谱》中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行书存焉。”即隶法解体后，写得近于谨严些的就成了真书（楷书），写得近于奔肆些的就成了草书，介乎真、草之间的就是行书。至此，汉字的几种书写形式均已产生，写字也不仅仅在于实用，美感和享受也成为发展的动力，书法艺术进入成熟时期。
　　三、书法艺术的成熟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发展中，书法艺术形成如下特点：其一，草、楷、行各体已完全成熟，中国书法的技法体系基本形成。后世的技法在此基础上虽有所丰富和变化，但不再有本质突破。三国时期汉字书写发展为真书阶段，真书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书体，一般认为它是汉字发展史上的正体，是“楷模”，因此一直流传至今。其字方笔直势渐占主导地位，横笔尽量少作或不作燕尾笔势，撇捺亦不向上挑出并缩短长度。钟繇被尊称为“楷法之祖”。东晋王羲之，正、行、草各体皆精，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是这一时期的精品。其二，书法走向完全自觉的阶段，书法在社会各阶层普遍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欣赏对象。史载：师宜曾在酒店壁上作书，观者纷至，致使酒店兴隆。其三，文人有意识地追求书法之美，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活动，并在技法功夫、审美风貌上孜孜以求。书法艺术上出现了贴与碑两种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婉丽风流和雄奇朴拙的书法艺术境界，尤其是楷书和行书，已达到成熟阶段。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战乱，大批文人荟萃江东。美丽富饶的江南风光，使书法家们在艺术上更讲求遒润婉媚。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唐代博大气象所形成的唐人激越的胸襟和心态，在书法艺术上体现为洒脱奔逸、恢宏宽博的气势。唐代书法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楷书，今天仍有“学习楷法从唐入手”的说法。其代表作有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它们或壮美森严，刚正厚重，体现郁郁盛唐气象；或骨力劲健、均匀而瘦硬，体现书者“心正则笔正”的书法意念。有唐一代我国书法艺术进入全盛时期。
　　四、书法艺术进入个性化时代
　　宋以后，字体已无大的建树和突破，仅在原有基础上融入自己的风格，以发挥个性为主。宋代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统治者重文轻武，书法成为文人普遍爱好的一项艺术，随意挥洒的行书尤为盛行。著名的是宋四家：苏东坡的书法书卷气极浓，给人以超脱世俗之感；黄庭坚的书法体势异常开张，以特别紧密或特别疏松作巧妙对比，在豪宕中不时露出韵致；米芾因其生性倜傥不羁，以顿挫为含蓄，结构矫侧练达，神采淋漓；蔡襄的书法也有新意。元代书家、画家集于一身者居多，书家不事丹青尤可，画家则决不可不习书法。中国画有题跋文款即始于元代，这对后世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影响极为深远。明初几位皇帝如朱元璋、朱棣都喜爱书法。国家设有中书科，凡能书者，授官中书舍人，在内阁中办理文书。但是，明人书法基本上为元代书法的延续，没有大的突破。清代是中国书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书坛渐成“帖学”和“碑学”二水分流的局面，导致了书法流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分化。清初四大家：汪士宏、何焯、陈亦禧、姜宸英，他们专以帖学取胜，在当时的士大夫文人中影响很大，不少还是宫廷书家。同时由于他们过多的沾染馆阁习气，终不免走下坡路。游弋于碑帖之间的书家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有诗、书、画三绝之美誉，书初学欧，染馆阁习气，后仿黄山谷，又受石涛隶书影响，揉入画兰、竹之笔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体现出前碑派破帖的特征。
　　但是，清代书家们将中国书法艺术两大传统较完整地开发出来，对中国近现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传承作用。如：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广义舟双楫》是碑学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碑学及碑学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殷商时期-甲骨文
西周时期-铭（金）文
东周时期-石鼓文
秦朝-小篆
汉代-隶书
魏晋-真（楷）书、行书、草书
唐朝-楷书、行书、草书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
此后由于战乱，书法的发展开始缓慢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是甲骨文，大概出现在夏商时期。
到了商代晚期，在一些青铜器上出现了铭文，这时的文字被称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属大篆体系，金文成熟于西周。周代诸侯割据，各大诸侯国的文字虽然都属大篆体系，但又各有其特色。
只至周代晚期，从上世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简牍和帛书中，学者们看到当时人们书写的墨迹，虽然在用笔和字形上更接近大篆，但已经初具隶书的格局，这种书体被称为古隶，区别于东汉时期成熟的隶书，即今隶。这项发现，改变了以往人为隶书萌芽于小篆的错误认识，在文字和书法史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秦代，始皇帝统一天下，为便于统治，在李斯等人的主持下，以秦文字为蓝本，对各诸侯国的文字进行了整理和规范，最终形成了小篆体系。
汉代，延续了先秦及秦代文字发展的脉络，至东汉时期，文字发展出现了几个支脉，一个是端庄的碑刻体的隶书，即我们普遍所熟知的，东汉时期成熟的隶书。一个是书写日趋便捷，最终形成了草书，此时的草书即章草。与此同时，又衍生出了楷书和行书。我们所熟知的楷书鼻祖钟繇便出生在汉末三国期。
东晋时期，王羲之变革质朴的古体体为研美的今体，书体风貌为之一变。
唐代，用笔和结字讲求法度，讲楷书发展推向了顶端。至此，几大书体的衍进基本完成。

貂蝉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美女，也曾登场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与西施、杨玉环、王昭君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在民间传说中她原名任红昌，是山西一村姑，也有人认为吕布部将秦宜禄前妻杜氏（杜秀娘）即是貂蝉。她为了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而甘愿献身完成连环计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另外有貂蝉同名电影、电视剧。
据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貂蝉，任姓，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五原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入宫中，执掌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汉末宫廷风云骤起，貂蝉出宫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不久董卓专权。王允利用董、吕好色，遂使貂蝉施“连环计”，终于促使吕布杀了董卓，立下功勋。之后，貂蝉为吕布之妾。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重演“连环计”于桃园兄弟，遂赐予关羽。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被关羽保护逃出，当了尼姑。曹操得知后抓捕貂蝉，貂蝉毅然扑剑身亡。 貂蝉故里在忻州市东南三公里的木芝村，位于从太原或忻州去禹王洞的途中。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千年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传闻，早在貂蝉出生前三年村里的桃杏就不开花了，至今桃杏树依然难以成活，是说貂蝉有羞花之貌的缘故。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时过境迁，这些建筑都成了废墟，墓冢在浩劫中又夷为平地。遗址中常有古代砖、石构件、铜币、陶瓷残件出土，据说都与貂蝉有关。 现在旅游景点叫貂蝉陵园，是近年乡民在墓地原址上复原筑砌的。陵园位于村之西南，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四周围以红底黄瓦波浪式龙形围墙，在麦海茫茫中，光艳夺目。门檐上悬“貂蝉陵园”横匾，两侧有“闭月羞花堪为中国骄傲；忍辱步险实令须眉仰止”金文机联。陵区北院内建拜月亭和凤仪亭，后部建青石墓台，台前有貂蝉像碑，在飘带动态下，貂蝉步履闲雅，婀娜多姿，犹有“闭月羞花”之貌。南院建仿古建筑20间，辟为“貂蝉彩塑馆”，反映貂蝉“不惜万金躯，何惧险象生”惊天动地的一生。 乡民传说，桃园三兄弟得势后，便把貂蝉送回故里，老死后就埋在这里。又说貂蝉扑剑自戕，关羽得知后将遗体护送回故乡安葬。所以后殿有关羽像，殿前有表示貂蝉演戏的戏台，都是报答关羽拒杀和护送之恩。另在定襄县东南的中霍村是吕布故里，有“霍清泉”、“智擒赤兔马”、“歪脖子树”等民间传说，都与吕布有关。所以民谚有“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是说因为有貂蝉和吕布之故，从此，忻州再也生不出好看的女人，定襄也生不出帅气的男人了。

传说貂蝉降生人世，三年间当地桃杏花开即凋；貂蝉午夜拜月，月里嫦娥自愧不如，匆匆隐入云中；貂蝉身姿俏美，细耳碧环，行时风摆杨柳，静时文雅有余，貂蝉之美，蔚为大观。正是因了这种美貌，让弄权作威的董卓、勇而无谋的吕布反目成仇，使得动乱不堪的朝野稍有安宁之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貂蝉以侍婢出现，以死者家属退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只叙列吕布白门楼殒命，便以一句“妻女运回许都”作结，自此，貂蝉生死成了千古之谜。

貂蝉生于何方？一说临洮，一说米脂，一说忻州。

临洮之说源于《三国志平话》，貂蝉向王允自我介绍：贱妾本姓任，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关相失……；米脂故里说则因陕北谚谣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貂蝉是忻州木芝村人显然更有说服力，在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貂蝉对王允说“您孩儿又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做貂蝉。”忻州民间有云：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意即自忻州出了貂蝉，定襄出了吕布后，当地风水都被占尽了。除了这些，至今木芝村的老者说，该村外曾立过“貂蝉故里”的石碑，村中还有墓与庙，还有一条以王允命名的街道等。

白门楼事发后，貂蝉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有这样几种传说。一说是曹操得知关羽把貂蝉藏在静慈庵，就暗中派人缉拿，貂蝉为绝曹的野心，遂扑剑自杀；一说貂蝉出家为尼，其间写了佚名的《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寿终庵中；一说曹操采纳荀攸之计，为离间桃园三兄弟，而把貂蝉明许关羽，暗应刘备，为绝曹念，关羽杀了貂蝉；还有一说是，关羽把貂蝉送回了木耳村（今木芝村），貂蝉一直未嫁，所以村中便有了貂蝉墓及纪念殿堂，还在后殿供奉了关公。前些时候又添新闻，成都北郊一位曾姓老人曾捡得一块碑，碑文曰：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按此说，貂蝉极有可能流落于蜀中而了结残生。

由陈凯歌执导的40集电视连续剧《吕布与貂蝉》曾经热播，令人遗憾的是，剧中的貂蝉成了张角转世，巧言辩善武功，活脱脱成了一个世间高人。而其与吕布的爱情长跑也免不了红颜祸水的感觉，实在有损貂蝉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戏说过头往往会扭曲了一个事实。好在该剧之后又被勒令修改，但愿再播之日能给人们留下好的印象。

以写了500余万言《中国历代演义》而著称于世的蔡东藩先生不仅肯定了貂蝉的存在，而且予以极高的评价：“司徒王允累谋无成，乃遣一无拳无勇之貂蝉，以声色为戈矛，反能致元凶之死命，粉红英雄真可畏哉。”并说：“庸讵知为一身计，则道在守贞，为一国计，则道在通变，普天下之忠臣义士，猛将勇夫不能除一董卓，而貂蝉独能除之，此岂尚得以迂拘之见，蔑视彼姝乎，貂蝉，貂蝉，吾爱之重之！”

细揣摩又生一憾，貂蝉，元好问、公孙杵臼……忻州人文景观多矣，何以落得红墙圈寂寞，不见游人来的地步呢？

千百年倏忽，逝者如斯夫，一身娇艳的貂蝉留下了一生的谜团，写就了一段历史，也带给后世一个美好的形象，果遇有心人，关于貂蝉的种种遗憾终将不再有。

■一本占星学书籍《开元占经》中曾引用史书所云“刁蝉”其人其事

据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貂蝉，姓任，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入宫中，掌管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汉末宫廷风云骤起，貂蝉出宫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不久董卓专权。王允利用董、吕好色，遂使貂蝉施“连环计”，终于促使吕布杀了董卓，立下功勋。之后，貂蝉为吕布之妾。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重演“连环计”于桃园兄弟，遂赐与关羽。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被关羽保护逃出，当了尼姑。曹操得知后抓捕貂蝉，貂蝉毅然扑剑身亡。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四川省行政学院胡邦炜认为，在有些稗官野史中称貂蝉乃关羽之妾，但是否如此还需要考证，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貂蝉自身“侍妾”的地位决定正史不可能有详载。

“貂蝉有无其人史无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家洲先是客观陈述了历史学上的定论。他又说：但是在《吕布传》里，的确记载了吕布与董卓侍女有染的史实——“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而董卓怒刺吕布的史实也是见之于《吕布传》的——“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把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由此可知，貂蝉这个人物也可能不是杜撰出来，而是史来有之，由于她的身份地位相当卑贱，所以可能只以“侍婢”一笔带过。

另有学者周士琦发现，唐代开元年间的一本占星学书籍《开元占经》中曾引用史书所云“刁蝉”其人其事。《开元占经》（此书今尚传世，近年有新的印本）卷三十三：“荧惑犯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遗憾的是《汉书通志》一书今已不存。

■木芝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

西施与范蠡归隐西湖，老有所终；王昭君出塞，为睦邻邦客死他乡，内蒙草原上至今“青冢”犹存；杨贵妃因兵变被唐明皇赐死于马嵬坡，归宿问题在史书上均有根据。除貂蝉之外的三大美人都芳魂虽归，青冢犹存，惟独貂蝉生死两茫茫，一缕香魂不知归附于何处。

从考古方面来考察，到底能不能获得貂蝉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痕迹呢？

学者孟繁仁先生告诉笔者，他经过考证找到了貂蝉的故里：

貂蝉故里在忻州市东南三公里的木芝村，位于从太原或忻州去禹王洞的途中。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传说，早在貂蝉出生前三年村里的桃杏就不开花了，至今桃杏树依然难以成活，是说貂蝉有羞花之貌的缘故。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

乡民传说，桃园三兄弟得势后，便把貂蝉送回故里，老死后就埋在这里。又说貂蝉扑剑自戕，关羽得知后将遗体护送回故乡安葬。所以后殿有关羽像，殿前有表示貂蝉演戏的戏台，都是报答关羽拒杀和护送之恩。另在定襄县东南的中霍村是吕布故里，有“霍清泉”、“智擒赤兔马”、“歪脖子树”等民间传说，都与吕布有关。所以民谚有“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是说因为有貂蝉和吕布之故，从此，忻州再也生不出好看的女人，定襄也生不出帅气的男人了。

■成都北郊居民、68岁的老人曾兴发据称也曾收藏过貂蝉墓碑

而由成都市民提供的一条线索更是立时震动史学界——成都北郊曾发现貂蝉墓葬。

线索提供者是成都北郊某文化站一位姓代的干部。据他介绍，1971年，当地修一条铁路支线时，曾挖出一个很大的墓穴，墓中挖出两块大碑，一块隶书，一块篆书。据碑文记载，这个墓穴的主人就是貂蝉。

而成都北郊居民、68岁的老人曾兴发据称也曾收藏过貂蝉墓碑。

他回忆说，1971年5月的一天，成都铁路局某工程队某分队在这一带修路，推土机在工作中突然掉进了一个长约8米、宽约6米、深有4米左右的大坑里。工程队当时来了20多个工人，说把坑挖成斜坡，好把推土机弄出来。挖着挖着，有人惊奇地发现坑四周都是彩色壁画、图画，还有一些像老虎和其它说不出名字的动物图案。接着挖出了两块合在一起的墓碑，有人说这肯定是古墓。工程队就叫人把坑围了起来，重新认真地挖。据他介绍，好像最先挖到了南边的坟头上，坑里有两扇红沙石的石门，约有8厘米厚，分别是闸门和正门。进门后是一个厅，后来坑里还挖出一段人的小腿骨、一绺头发，他老伴还在坑里发现一块33厘米长、两指宽的“铜片片”，在水里擦洗一阵就干净了，很亮。最后由于坑里没有挖出更多的东西，又没有人说要保护，墓坑填满后，铁路就修了起来。两块墓碑挖出来后，曾兴发说自己将隶书的那块推回了家，该碑约80厘米见方，厚约6厘米，碑石青灰色，有50多公斤重，篆书那块后来被村里的娃娃打烂了，几年后隶书那块也被人拿走了。

曾兴发老人还带领记者们到当年的墓坑原址。在成都火车东站的货场外，一个数条铁路并排延伸的地方，老人告诉记者这是铁路的编组线，他指着其中一段说：“这块地方就是当年挖出碑的地方，现在离地面也只不过有几米深。”曾兴发老人所说的墓坑处，只是几条铁路线中的一条，不时有机头穿梭，对货物进行编组。

另据成都市38中学的退休历史教师林耀青称，他当年也曾亲眼目睹此碑。他认为此碑可能是貂蝉长女之碑。他记得碑文中写了墓葬地址为“华阳县集贤乡永宁里黄土坡……”。碑上刻着“夫人乃貂蝉之长女也，随先夫人入蜀”以及“貂蝉，王允歌伎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等字样。据林耀青介绍，当年古碑出土时，许多机务段的工人也都围着看，他还给在场的几十个人把碑文念了一遍。后来此碑被曾兴发老人弄回家收藏，也确有其事。

这些曾经目睹和收藏貂蝉墓碑的成都市民都不相信“貂蝉虚构”说。

“貂蝉墓葬在成都”的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有关研究专家关注。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四川省行政学院胡邦炜教授称这一消息是“石破天惊”。他表示，从考古学的观点出发，实物证据是标准，但从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角度去看，人证也是一种证据。貂蝉墓碑在成都出现过，显然不是捏造。他认为历史上应该有貂蝉其人的存在。对貂蝉是暮年入川，还是死后葬于蜀的说法，胡教授认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在有些稗官野史中称貂蝉乃关羽之妾，如果是这样，随关羽入蜀就有可能了。

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文史杂志》编审李殿元谈起貂蝉时说，“貂蝉既然作为历史人物可能存在，史料记载中又无确切下落，流落四川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她是吕布之妻，吕布被杀后，她不可能在中原再呆下去，最大可能就是找个隐蔽的地方埋名隐姓，当时的四川应是最理想的地方。”

前不久，四川某媒体获悉，1971年成都北郊曾挖出一个很大的墓穴，墓中挖出两块大碑。据碑文记载，这个墓穴的主人就是貂蝉！

根据这一新闻线索，该报记者找到了收藏过其中一块墓碑的曾大爷，他指着成都火车东站货场外的一块地方肯定地说：“这就是当年挖出碑的地方，现在离地面也只不过几米深。”据这位68岁的老人介绍，当年修铁路的推土机突然掉进一个大坑，坑的四周都是彩色壁画。接着挖出两块合在一起的墓碑，一块隶书，一块篆书。他拿回去的那块是青灰色刻着隶书的，约80厘米见方，6厘米厚，50多公斤。但两三年后，曾大爷的侄子把碑拿走了，从此再没找到。篆书那块也被村里的娃娃踩烂了。当时专门跑去看碑的兰礼邦老人如今还记得他抄录的碑文：“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槽村黄土……”

见过此碑的成都市38中学退休历史老师林耀青说，碑文中确有“貂蝉”字样，且写有墓葬地址“华阳县集贤乡永宁里黄土坡……”

这个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有的，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有关于她得记载，包括挑拨董卓和吕布的关系，其义父即是王允。

正史上无记载，只说吕布可能和董老爷子的某个侍妾私通，但没留下名字。
貂禅最早似乎出现于平话中，另有说她本名任红昌的。

没有貂蝉这个人，罗某人自创的，我专门查过，唉，安阳出了个曹操墓，如今三国人物都蹦出来了……

　　军事上的成就
　　1.诸葛亮勤于思考，注重革新军械、装具。研制了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等作战工具。并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
　　2.在治军方面，诸葛亮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主张以法治军，讲究为将之道。3.作战时，诸葛亮用兵力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每战力求速决；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每次退却时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4.战略上，诸葛亮未出世便知天下三分，他在《隆中对》对当时形式的分析可谓高瞻远瞩；而且善观大势，始终坚持联吴抗曹，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
　　不足之处
　　1.用人上的失误。首先是让关羽镇守荆州，关羽性格高傲，刚而自矜，有勇无谋。关羽失荆州，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变空，并使蜀国在今后的战争中始终处于背动地位。其次是用马谡守街亭，马谡自幼熟读兵法，好论军计，甚为诸葛亮所器重。但刘备觉得马谡言过其实，临终时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还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丧失街亭，使诸葛亮的主力侧翼受威胁，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被迫撤军。 2.对于人才的限制。诸葛亮辅政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看上去很令人钦佩，但无意中却限制了人才的发展。经如任免一个县官的小事，诸葛亮也要亲自处理；军中“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结果诸葛亮死后，蜀国人才青黄不接，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3.用兵上的失误。“诸葛一生唯谨慎”，用兵谨慎，这是诸葛亮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用兵应以慎为主，以奇为辅。奇正并用，并能建大功。时魏延曾提出自率万人，偷袭潼关，诸葛亮认为此举草率，未同意。后邓艾灭蜀，正是用偷袭之策。司马懿在给其弟司马孚来的信中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此话虽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后人特别推崇诸葛亮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将其视为智慧化身。小说《三国演义》更是将其神化，其情节更是广布人口。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其评价如下：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三国第一全才，没有之一，即便雄才大略如曹操都略有不如。
其政治上，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掌蜀国十余年，南平孟获，以三国之中最弱之国与其他二国争风，不落下风，国内也是打理得仅仅有条。
其军事上，蜀国的诸葛亮、吴国的周瑜、魏国的司马懿是三国中儒将的代表，他们不同于郭嘉一类仅仅出主意的传统谋士，都是可以独自带领大兵团，完成整个大战役的帅才，可算是能够独当一面了。
外交上，诸葛亮从出山就既定了联吴抗曹的策略，并一直实行。在新野兵败，刘琮投降的情况下，诸葛亮不但说动江夏刘琦接纳败军的刘备，更是独自一人过江，舌战群儒，在刘备基本没有本钱的情况下，坚定东吴抗曹之心，使得东吴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实力的刘备结盟，从而使得刘备有了喘息之机，可见诸葛亮在外交上的厉害。
文学上，诸葛亮有《出师表》传世，杜甫有诗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可见对出师表的评价之高。
最后科学技术上，正史三国志中都有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以及诸葛连弩的记载，可见诸葛亮在科技上都有建树。

由此可知，诸葛亮绝对是三国第一全才，没有之一，哪怕同样的在军事、政治、外交、文学上都有不凡建树的曹操，也差了科学技术上的底蕴。

KOEI《三国志11》老年诸葛亮
《三国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楼上说的有些片面 你直接百度易中天品三国里对诸葛亮的评价就可以了 基本都很可观而且准确 诸葛亮在史书里也只是一个萧何式的人物 在我看还不如萧何 治政为长（做的还不错） 奇谋为短（短的很够呛） 除了南中攻略战以外（而且还是把全国精英几本全带着了） 打了一辈子败仗的人 他在蜀中做丞相的时候 对当地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到不少 例如发明了诸葛锦之类的~~1楼说他不识人我不同意 第一 当时入蜀之后 刘备身边的第一谋臣是法正而不是诸葛亮 当时诸葛亮几本上被冷落了 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 指派荆州守将为关羽的是刘备 第二 诸葛亮的军事谋略本就不如马谡 这是事实 正因为他不如马谡 才相信马谡 这不是不识人。至于他之所以频繁北伐是有原因的，易中天有讲。
二楼说他借刀除关羽，说的忒狠了。当时兵权不在诸葛亮，其次，从荆州到四川，当时快马也要几个月，不是川中不管，而是刚收到捷报打败曹仁，大家正高兴的同时，关羽那边已经被吕蒙揍的兵败如山倒了。
至于魏延，是诸葛亮死后和杨仪的争权过程中被陷害的，和诸葛亮关系并不大。魏延本身的性格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很难管教的那种，除了刘备信任他以外。包括孙权都给刘禅写信，说魏延可能要谋反，要小心之类的。悲剧。。。

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躬耕南阳之时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三国当时形势而言，不排除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