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我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叫做“科举制”，而考场却叫做“贡院”，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贡院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时会试使用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又称为考棚。贡院的设置，最早开始于唐朝。为什么我国古代的考场叫“贡院”呢?在古代，凡是送给皇帝的物品都叫贡品，唯独“贡院”贡献的是人才。所以贡院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贡献给皇帝或国家的`意思。北京的贡院建立于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大门五间，称为“龙门”，寓意鲤鱼跳龙门。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题“天开文运”，东题“明经取士”，西题“为国求贤”。贡院内沿中路主要有明远楼、公堂、聚奎阁和会经堂等建筑。东西两旁则分布着九千多间被称之为“号棚”的低矮考棚。在贡院的四角还建有了望楼。北京的贡院既是全国明、清会试的考场，也是顺天府乡试的地方。乡试每三年一次。于农历的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连考三场，每场考试时间为三天，共考九天。全国的会试科考也是每三年一次，在春天，故叫“春试”，又叫“春闱”，考试时间也是九天，于农历的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连考三场，每场时间三天。考试时的监考很严，考生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地搜身，以防考生身上藏有“夹带”。所谓“夹带”，即是把与考试相关的资料、答案等藏在身上。如有夹带，则送刑部严办。当考生进入考场的考棚后，就要锁门，称之为“锁院贡试”。因贡院的四周是用荆棘围圈起来的，所以又叫“锁棘贡试”。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蜡烛。试题发下，明远楼上响起鼓声，考生们就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来。“锁院贡试”最怕着火，贡院着火的事件也很多，如在明朝天顺七年(1463)，春试的第一天夜晚，贡院考场发生了严重的火灾，被大火烧死的考生有九十多人。明英宗很痛心，特恩赐死者每人一口棺材，将他们埋在朝阳门外，并立了一块“天下英才之墓”石碑，民间称之为举人冢。由于贡院屡屡失火，所以历朝不断改建。如清朝乾隆时期，又把贡院修葺一新，竣工时，乾隆皇帝还亲临视察，并高兴地赋诗一首，诗中有“从今不薄读书人”之句。

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蒲松龄科举中秀才的故事，欢迎阅读与收藏。

清顺治十五年，十九岁的蒲松龄，一连闯过了县府道三道考试关口，从最后一道考场上出来，他宽宽地松了口气，陡然觉得天高地阔起来。这次考试，蒲松龄一改如临陷阱的惶恐感，当考场炮响门闭，当考题考卷一到手，他便从容提笔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做完了试题，在《蚤起》和《一勺之多》入泮之作里，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才学和灵感。

“松龄兄!”他还愣在原处，专心致志地回味自己的文章，正觉得还有许多未尽之处时，张历友、李希梅两位同窗好友也相继从考场出来。他们急急发问：“这次答题如何?”

蒲松龄微微一笑，反问到：“你们呢?”李希梅答到：“尚可，尚可，并没觉得身心吃力。”

“是啊!”蒲松龄说，“奋之书屋，看来却有好报。这次考试，抓耳挠腮、左顾右盼的事，是不曾有过的。”

考生们陆陆续续走出来，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嘴里还在咕噜着什么，有的则一脸沮丧。

他们三人回到下榻处，让店掌柜的打酒置菜，坐饮畅谈。他们每人都背诵了自己的考场文章，蒲松龄刚一诵完，张历友、李希梅击掌叫好：“到底是松龄兄才思敏捷!”

三人意气风发，兴致越来越高，仿佛那顶儒冠当真已经戴在了头上，不知不觉谈到了三更天方歇息下来。

张、李二人渐渐入睡，蒲松龄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窗外，月淡星稀，深巷里时时传来梆梆的更鼓声。这时他似睡非睡，朦朦胧胧，见走进一个形体瘦癯的老僧，口里一边唱着，一边扯着蒲松龄朝外走去。不一会，他们来到一片荒郊野外，只见绿火点点，凉风瑟瑟，黑暗中人影绰绰，一个个像冤魂厉鬼一样，在那里哭号不止。这些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怪物，或狰狞，或悲哀，或绝望，都呼呼隆隆地围将上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伸出一双枯藤般的老手，抓住蒲松龄死死不放，一看，正是去年投井而死的乡邻董鹤年!蒲松龄吓出一身冷汗，挣扎着喊道：“放开我!”张、李二人被喊醒，连忙把蒲松龄摇醒。

蒲松龄坐起来，愣了半天，才说了刚才的梦。李希梅说：“这董鹤年也太可怜太可笑了，已经是才枯气尽，却年年要上考场，熬油似的。最后家产无存，功名成为泡影，竟疯疯傻傻地投井自尽。”蒲松龄说：“董鹤年并非等闲之辈，我偶然见过他的一些文章，实是饱学之士，怎奈命运多舛，苦了他。”张历友沉吟道：“此言差矣!他既不是才枯气尽，也不是时运不济。我与他沾亲带故，曾在一块谈古论今，他过于超脱，所作所为皆不合时宜，所以才屡试不中。其实，董先生晚年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仕途于他是一条绝路，但是晚了，家道败落，几乎到了乞讨度日的地步。他临死的前几日，把藏书和所写文章诗词，一页一页投入灶火，老泪纵横，仰天长叹。那纸灰像飞旋的黑蛾，起起落落，分明是他自我祭奠。”

蒲松龄听到这里，趿着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摇头叹道：“迂腐，迂腐啊!可惜可惜!”李希梅似乎被蒲松龄的情绪感染，发问道：“倘若我辈亦遭此不幸，我们应如何?”

张历友接道：“正是飞黄腾达之时，怎么说这种傻话!退一万步讲，就是当真如此，我们也不会走这条自轻自贱的路啊!”蒲松龄自言自语地说：“自轻自贱固不可取，那么怎么才算得自重呢?”

这时窗外已经放亮，几个赶早路的乡客已经起来，三人也打点行装，起程回乡。夜间那场惊梦和议论也早被那明丽的霞光赶得无影无踪了。

学使施闰章主管这次考试的阅卷，这几日他早起晚睡，为阅卷事弄得很疲倦。卷子都是平庸之作，扫人兴趣，一点提不起神来。这天晚上，他哈欠连连，准备就寝，又觉得发榜之日近在眼前，赶早不赶晚，于是又拿出一份，卷首写着：淄川，蒲松龄。《蚤起》开篇头几句，就使得他睡意全无。待急急匆匆浏览一遍，他不禁以拳击掌，连连说：“好文章!”

施闰章历年来有个习惯：凡考卷，他必亲阅。

而像这样的文章，他多年来还是头一次碰上。

他兴奋地想：小小淄川，竟是藏龙卧虎之地，淄川县令费祉是我学生，我定向他举荐。他又仔仔细细地将文章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站起来，从案头走到前厅里，一边默诵开篇的第一段：“常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这文章了得，不是奇才，哪有此妙句!”他心里兴奋不已，自言自语道。

施愚山立即提笔，在试卷后写到：“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有掉臂游行之乐。”他把毛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今次发榜，榜首非他莫属!”

蒲松龄在县、府、道三试中均名列榜首，成了秀才。

往日滞板寂寞的蒲家庄被这喜讯搅动了，欢乐与悲哀之于人间，莫过于功名成就。亲朋好友奔走相告，街里乡邻也竞相传颂。那些整日荷锄劳作于田间的乡农，就觉得连自己也身价倍增，脸上增辉。

八十三岁的张老伯，念过四书五经，德高望重，是乡里凡事作主的角色。他坐在村头大槐树下，磕巴着烟袋锅，又严肃又神秘地对聚在周围的人们说：“你们知道不，我早就看出来了，咱们蒲家庄，必定要出大人物的。你看村后那片柳林，枝繁叶茂，浓荫如盖;你再看看那泉眼，水是越来越清旺了。老一辈的人都说，这泉眼是一位文曲星下凡时，他手里的笔不小心，一下子戳出来的，从此这泉水就汩汩不绝了。你说，咱们这庄里能不出大人物吗?我瞅着松龄这小子从小就不是等闲之辈，他那双眼才叫有神呢，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我也不是在这里下断语，张历友、李希梅、蒲松龄这三位秀才，松龄最大器!”

隔日，县令费祉带着贺礼，乘小轿驾临蒲家庄。不消一刻钟，东西街上挤满了人，金鼓唢呐大擂大吹，鞭炮声响成一片。蒲抢步迎接父母官，刚要跪拜，费祉忙上前搀住说：“恭喜恭喜了，这次松龄考个第一，连督学大宗师施愚山先生都称赞不已，足见松龄年小志高，才气过人，今后前程必定无量!”

蒲松龄施过礼，忙说：“谢大人青睐。学海浩瀚，我不过刚刚湿脚，怎敢受此殊荣。”

蒲氏家内早有厨子侍侯，前院后厅，筵席齐开。族中长辈，蒲亲友，四邻友好，乡里显贵，纷纷道贺，飞杯走盏。

蒲松龄少年得意，心中那股凌云志气，那得意劲儿，不时地冒出心扉，化作红光窜向眉宇脸颊。蒲松龄一边应酬着，一边心想，将来我金殿对策，魁夺榜首，还不知热闹到何种景象呢!其实，蒲松龄全然不觉，八股文取士，分明是窒息知识分子活跃思维的囚笼，只为统治者培养木偶式的奴隶。所以，考生作八股文，只可以循规蹈矩做官样文章，一旦标新立异，便等于自绝仕途。

蒲松龄的《蚤起》文，哪里有官样文章，分明是一篇讽刺时世的短篇小说!施愚山是当代文豪，虽然为官，思维方式却是求异性的，本就厌读制艺文，所以一读《蚤起》，便有“异香”感觉。蒲松龄知遇施愚山，其实，主考官们如施愚山者能有几人?宦海茫茫，纵然有施愚山者，蒲松龄焉能赶巧逢上?何况，蒲松龄一直不间断《聊斋志异》的创作，不断地深化着求异性思维，而看惯了以求同性思维方式谋篇的八股文的考官们，自然难将蒲松龄的文章看入眼了，又何况，主考官们本就是一堆“冬烘”先生!正因为如此，待经历几番科举失意后，惶惑的蒲松龄于南游途中，才写下了那似“有才未能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般的诗句：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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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科举考试的趣事

在中国古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蒲松龄那样，热衷科举却又不满科举，深受其害却又坚忍不拔，才华横溢却又名落孙山，科场失败却在文学上大获成功……

蒲松龄的人生确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在文学上成绩巨大，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的《聊斋志异》被称作“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集”;另一方面，他在科举道路上却屡战屡败，落魄一生。他除19岁那年考中秀才外，其后数十年间又参加了十几次相当于高考的“乡试”，皆名落孙山，无缘仕途。他悲愤交加，痛定思痛，在晚年又写成长诗《历下吟》，将考试中的辛酸屈辱、录取中的种种弊端以及考官的骄横贪腐等，一古脑儿暴露出来，读了让人感动，也发人深思……

《历下吟》写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那年蒲松龄已69岁。诗中，他首先揭露了监考官的凶残和考生遭受的：

试期听唱名，攒弁类堵墙。黑鞭鞭人背，跋扈何飞扬。轻者绝冠缨，重者身夷伤;退后迟嗷应，逐出如群羊。贵倨喜嫚骂，俚媟甚俳倡;视士如草芥，而不齿人行……

考生们辛辛苦苦地来到省城济南应考，一开始就遭到监考官的打骂：考前点名时，那些监考官像堵墙一样站在考场门前。他们飞扬跋扈，凶残异常，稍不如意就鞭打考生。考生轻者被打断帽带，重者被打伤。如果点名时答应迟了，就会像猪羊般被赶出场外。这些傲慢的`家伙特别喜欢骂人，骂出的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他们视读书人如草芥，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

不仅如此，“上头”规定的考试时间也异常苛刻：“内翰出司文，趾高气如云。夕发期朝至，愆期褫服巾。”那颇有来头的学正(教育局长)趾高气扬，武断专横，晚上刚发出通知，就要求考生第二天早晨赶到考场，迟到者就被取消考试资格。这多么不近人情!

考生考完后，仍不准回家，要留在济南等待发榜。在这段时间内，蒲松龄跟许多考生一样，生活发生了困难：

羁留几两月，拆名尚未确。看囊无一钱，萧然剩空橐。盎粟储正供，竭赀悉粜却。缶中蛇不存，皮骨尽剥削。

羁留在济南快两个月了，仍然没有发榜。这时大家带的钱都花光了，只好卖掉口粮维持生计，一个个都成了穷光蛋。即使如此，也不准擅自离开，否则就要遭到严厉惩处。蒲松龄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东海有名士，旋归失发落。远牒追逮至，与立三章约。五日一随场，命题试两作。日久资斧绝，历下犹漂泊。踵决衣带断，乞食在郊郭。友朋哀王孙，减餐进杯勺。自言千里人，寄信道辽阔。丐活何可长?恐将葬沟壑!

家住东海边的一个考生，没等到发榜就擅自回了家乡，“上头”知道后，立即发信追了回来，并向他约法三章：要每隔五天随场参加一次考试，每次考试必须作两个题目。这样时间长了，他的盘缠用尽，只能流落济南街头，以乞讨为生。有时朋友可怜他，给他一点吃的。但他离家千里，有家难归，靠乞讨生活又怎能长久?恐怕不久就会葬身荒野……

考生的境况如此，录取情况又如何呢?蒲松龄进一步写道：

……独自至般阳，妄听怒嘲啁。云此有关节，案名一笔勾。佳文受特知，反颜视若仇。黜卷久束阁，凭取任所抽。颠倒青白眼，事奇真殊尤。贤守为宽譬，拗怒无夷瘳。良士亦何辜?陷此壑谷幽!芹微亦名器，掷握如投骰!翻覆随喜怒，吸呼为弃收。古来仅一见，闻者心骇忧……

这次“高考”，蒲松龄又名落孙山。他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乡淄川，听到乡亲们议论纷纷：有人打通了门子，考官便营私舞弊，把原定录取的人一笔勾销，把原来赏识的文章视若寇仇，再从已被废弃的试卷中抽出“照顾者”的卷子，作为录取对象。他们如此颠倒黑白，委实世所罕见。当知县前来劝慰蒲松龄时，他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实在想不通，一个贤良的读书人有何罪，受此沉重打击?这些考官把录取看得像掷骰子般轻率随便。他们由?自己的好恶，反复无常，随意决定考生的命运，真是骇人听闻，自古少有!

那时，对于多数考生来说，考试就意味?灾难，“落榜”的打击让他们痛不欲生：“万人被黜落，道路涕纷纷。旋里无颜色，志士死不存。”成千上万的考生名落孙山，他们悲观失望，哭声载道，感到无脸回家见亲人，有些人甚至想以死了之……这是何等的悲惨!

写了这些，蒲松龄意犹未尽。他把考不上的直接原因归之为考官太贪太黑，他对他们恨之入骨：

收录仍弃捐，悲悯怨落拓。乃复被拘留，旅食待敲扑。不得赵孟贵，徒苦赵孟恶。

赵孟设身处，无乃太酷虐!怨毒至终身，安能遽忘却?自谓矢清公，道路为一噱。

本来可被录取的却终遭黜弃，这已让人悲观失望，可是还需羁留异乡，遭受考官的打骂;来应考不但没被考官提拔，反受到他们的。如果这些考官能设身处地地为考生想一想，就应感到自己太残酷暴虐了。这些人让人恨一辈子，哪能很快忘却呢?他们自谓正直清白，实则又贪又黑，只能被人们唾弃!

当然，蒲松龄“高考”不中，也有主观原因，他有时太过自信。如他48岁那年参加乡试时，一拿到考题他就感到太容易，于是思如泉涌，笔如有神，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但写完回头一看，忽然发现“越幅”了。所谓“越幅”就是违反了书写规则。因为科举考试对文字形式要求非常严格，一页只能写12行，一行只能写25个字，而且要写完第一页再写第二页。蒲松龄写得快，第一页写完，飞快一翻，就连?把第二页也翻了过去，直接写到了第三页上，这就犯了“越幅”之规，不仅要取消录取资格，还得张榜公布。他在《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一词中写道：“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就这样，他断送了一次考取的机会。还有一次，他考试时状态很好，却突然拉起了肚子，又一次失去了“飞升”的机会……

蒲松龄科场失败，文学上成功，这之间并非没有联系。正因他在仕途上碰得头破血流，才转而发奋图强，潜心创作，写出了《聊斋志异》这样的不朽巨著。可以想象，假如他在科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又焉能在文学上取得如此的辉煌?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多场合都离不了制度，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戒律、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的总和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那么拟定制度真的很难吗？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欢迎大家分享。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1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科举制度从它诞生之初，就预示着它的必然衰亡。

　　封建统治者采用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笼络知识分子，维护自己的统治。狭隘的阶级利益，使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消极因素。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在榜前列队走过时，就非常高兴地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在吾彀矣！”（入彀就是入圈套）可见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使英雄就范的手段。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病日益显露。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限制在四书五经中，考试问文体必须用八股文，考八股文时，必须以四书五经来命题。这就从形式和内容上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将他们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他们只能“代圣贤之言”，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阻碍了思维的独创性，更不能联系实际。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外先进思想的不断传入，西方的各种政治制度先后被介绍到中国，社会出现了新思潮，这种死板的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

　　 科举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逐渐丧失，是其衰亡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主要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世袭制”，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征辟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上述无论哪一种选官制度，大多以门第为主要依据，一般人根本没有做官的希望。而科举制从其诞生之初，就一改以前选官重门第的做法，它将选拔官员和学校教育、考试制度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选拔官员中的长官主观意志，为一般士人和平民提供了走上仕途的机会，确实使一些出身贫寒，但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得到任用，因而科举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它得到了普通读书人的欢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和走进上流阶层的桥梁。

　　到了近代，外敌的入侵、领土的割让、赔款的支付，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从中自省，认识到，四书五经固然重要，但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近代技术，使国家早日强大，则更加重要。加之，西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入，许多接受民主思想的学生们，感受到民族危难的刺激，逐渐走上朝廷的对立面，这样，科举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进一步地受到削弱，并最终丧失。社会基础的丧失之时，就成了科举制度的衰亡之时。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2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

　　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

　　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

　　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认为没有出息。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 “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还说明，在西方国家读书识字是国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而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然而在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使得士成为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也正是如此，科举士人在清代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下拜，举人、进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员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荣耀乡里，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的事情时有发生。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钳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使得他们只能在为皇帝卖命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异己力量。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进士们从考场缀行而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清代国家选官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此外还有军功、捐纳等途径，但惟有进士、举贡为正途，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的笼络束缚作用也就更加严重。在清代近 270年的历史上，举人、进士反叛朝廷者几乎没有。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很难正常履行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通过科举考试，士人还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式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录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自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今天回首来看科举制度，也可以发现它的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清代科举制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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