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加强防御措施，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总三营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募山东、山西﹑河南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秋后散去﹐以为定制﹔又选各边镇锐卒入卫京师，以京营将分练边兵。明代北部边防逐渐加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军俺答率军入古北口，兵临城下。首辅严嵩，不准诸将出战。鞑靼军在京郊掠夺8日后撤兵。事后，严嵩包庇总兵仇鸾，杀兵部尚书以推卸责任。史称“庚戌之变”。

明世宗嘉靖皇帝年间的“庚戌之变”，差点成为第二次“土木堡之变”。

470年前，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即公元1550年9月24日，蒙古土默特部（就是我们所说的鞑靼部落）首领俺答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为什么这次事变似乎并没有那么有名？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于大明王朝而言，这次之变，不亚于明英宗朱祁镇年间的“土木堡之变”。

俺答汗的入侵时间与经过是这样的：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这就是堂堂总兵官的计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俺答汗倒也守“诚信”，立马走人，不在大同境内纠结，然而，仇鸾马上就要被蒙古军的下一步行动惊诧掉。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人家收你钱财，不打大同，却把矛头指向了大明王朝的京畿之所——北京。

可以说，自土木堡之变以后，京师百年无警，如今俺答突然兵临城下，一时极为震恐，手足无措。当时京师兵籍皆虚数（吃空饷之风竟然在天子脚下也是如此厉害），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给大官当免费的短工），再加上缺少战具甲仗，明军战斗力很差。嘉靖皇帝朱厚熜急了眼，召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当时正值武举考试，巧的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戚继光也在参加这场考试）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然而，勤王部队倒是来了，却无一不是在北京外围停滞不前，既因为不敢打，也因为缺饷。不得不说，这一次事变，直接揭开了明朝军政的遮羞布。

当时，严嵩为内阁首辅，他倒是气定神闲，认为不过是些强盗，劫掠些人口和财物就会离开，不足为患。不得不佩服这位“奸相”，简直无耻至极。一向信任他的嘉靖皇帝也不免发火，人家都欺负到你家门口了，还能如此“佛系”？但屈辱的是，打又打不过。最终还是内阁次辅大学士徐阶建议采用“拖”字诀，先达成和解，被迫签下城下之盟，鞑靼撤军。

《世宗实录》中有记载，“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可见，这让好要面子的嘉靖皇帝非常不爽，对蒙古深恶痛绝，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这里又发挥了作用。但最终处理结果却是，严嵩与仇鸾安然无恙，兵部尚书丁夔做了替罪羊。此后，明朝终于意识到北虏问题的严峻性，于是北部边防逐渐加强。

庚戌之变又称庚戌虏变、庚戌之乱，是明世宗在位时期的一次蒙古的侵犯明朝事件。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
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 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实际实施却拖延反悔，只在次年（1551年）在大同开马市。但毕竟坚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处也逐渐为明朝统治集团所认识，于是，当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负气出走明朝时，这一偶然事件却促成了蒙、明贸易的正常化。从此，这块双面舞台自丰州城被毁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拉开了序幕，而影响更加深远、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迁徙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庚戌之变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明世宗亦对蒙古深恶痛绝，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至1570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才开始得到安宁。

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实际实施却拖延反悔，只在次年（1551年）在大同开马市。但毕竟坚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处也逐渐为明朝统治集团所认识，于是，当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负气出走明朝时，这一偶然事件却促成了蒙、明贸易的正常化。从此，这块双面舞台自丰州城被毁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拉开了序幕，而影响更加深远、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迁徙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庚戌之变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明世宗亦对蒙古深恶痛绝，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至1570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才开始得到安宁。
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无不与明、蒙双方贸易联系的恢复及发展息息相关，故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为维系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是无法斩断的。这正是庚戌之变的实质所在。
同时庚戌之变不仅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无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联系，也表面了明朝统治者不顾这种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而制定并执行的错误政策。
编修《明实录》的明朝史臣就庚戌之变一事评论道：“虏自壬寅（1542年）以来，无岁不求贡市，其欲罢兵息民，意颇诚恳。当时边臣通古今、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马饮于郊圻，腥膻闻于城阙。乃诏廷臣议其许否，则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