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实际汉武帝尊儒应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新探》又再一次对这一观点予以重申。笔者则感到费解。既然孙教授也认为汉武帝确曾尊儒，那么又为什么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呢？看了《新探》的具体论述，才知道其中原来还另有“深意”——为什么把汉武帝尊儒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此事乃田蚡所为，与董仲舒无涉。2、田蚡此举的过程是和平的，并未“罢黜百家”。3、未有“独尊儒术”的事实。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如主父偃是上书、卜式是放羊、汲黯是选拔等。《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因封禅问题对儒官不满，曾“尽罢诸儒不用” ——把他们全都撤了。然而这种“深意”却恐怕纯属误解。首先，作为国家政策，所谓“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这实际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众所周知，西汉前期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黄老学说，因而“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也就意味着儒学取代黄老成为西汉王朝的指导思想，并在各种学派当中居于尊崇地位。而其他学派尽管也还存在，甚至或多或少仍有着影响，但就指导思想的选择来说，却已经被西汉王朝所否定，亦即所谓“罢黜”。所以《新探》既认为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却又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显然是自相矛盾。至于说此事究竟是田蚡所为，还是董仲舒所为，则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巨大工程，其中凝聚了汉武帝及其君臣许多人的心血，而并不能把它简单归功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其次，所谓“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云云，这是对汉代贤良文学对策的曲解。实际上，汉代自武帝开始，贤良文学对策就都是儒学应对，所谓贤良文学也都是儒生。如贤良，其全称为“贤良方正”，被举为贤良的都是有一定功名即做过官的人，而且多为名儒。《史记·儒林列传》载，《诗》学大师辕固“孝景时为博士”，后拜清河王太傅，病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就是一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公孙弘传》，弘学《春秋》，武帝初即位“以贤良征为博士”，后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也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孙弘此次对策，所征召的贤良文学共有“百余人”，《公孙弘传》亦记载武帝是“策诏诸儒”。而文学通常即指儒学。如《史记·儒林列传》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多斌斌文学之士矣。”又《汉书·隽不疑传》曰：“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就征召对策的文学而言，则指有一定名气但还没有功名的儒生。如盐铁会议，由于文学皆未任官职，桑弘羊就挖苦他们是“布褐不完，糟糠不饱”[1]的鄙儒。可见，所谓“文学贤良考试”，这本身就是其尊儒的表现。而《新探》却以此为据，岂不荒唐！再次，《新探》提出“‘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所举事例皆误。根据《汉书·主父偃传》可知，主父偃并非“刑法”或“黄老”中人。他最早学“学长短纵横术”，属于纵横家，“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实际已转变为儒家。卜式也并非“刑法”或“黄老”派，而是一个思想接近儒家的大农牧主。他是因为主动捐献钱财支持武帝对匈奴战争被立为典型而当官的，如《汉书·卜式传》云：“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助费。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他早年对其弟曾多次推让钱财（儒学即倡导推让），在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又多次捐献钱财，后来做了高官则和董仲舒上下呼应，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可见他根本不可能是“刑法”或“黄老”中人。至于汲黯，他虽然“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净，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但他却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2]，并与汉武帝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一开始尊儒就完全是录用儒生。如前揭“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即指明汉武帝尊儒之后儒生录用越来越多的情形。所以汲黯的事例也仍然不足为据。最后，《新探》所说汉武帝曾“尽罢诸儒不用”——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这更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和误解。其原文如下：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这里实际是说汉武帝对包括徐偃、周霸在内的诸儒建议一概不予采纳，并不再让他们参与封禅大礼的议定，而根本不是说把他们都全部撤职。以徐偃为例，根据《汉书·终军传》，他就始终担任着博士一职，没有所谓被罢官之事，后来是因为奉旨巡行，擅自允许胶东、鲁国营盐铁，才被汉武帝处死。更何况，《汉书·儿宽传》对此事还有着详细记载——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具体详见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9401475.1/

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前提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古代各朝各代都实行重农抑商，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制，严峻的历法不一定就是法家，因为当时外有匈奴经常侵扰边境，内有藩镇割据，可以算是内忧外患，虽然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文景之制为汉武帝积累了国力，但仍然不够，增加财政收入要靠农业，稳定社会政局要靠严格的历法，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由文化统一到思想统一，由思想统一到政治统一，最终巩固政权．法家的思想是主张依法治国，法不阿贵，这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汉武帝主要采纳的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的思想是发展了的儒家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法家思想及其他学派的主张。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所以就是根据国情，啥能维护统治就用啥。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还是想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自己的王朝，这才是最终的目的，思想统一更有利于王朝的管理。

汉武帝在位时，有两个人是他思想上的玩伴，一个是东方朔，一个是董仲舒。前者为武帝调剂平时的生活，依靠一张绝世辩嘴常弄得武帝哭笑不得。后者则是凭借一套强有力的儒家大一统理论，满足了汉武帝一统天下的野心。于是，武帝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风潮，也由此奠定了儒家思想统治中国2000年之久的基础。
“独尊儒术”在汉以前是行不通的，因为周分天下，礼学崩溃，百家学说兴起，阴阳、儒、墨、名、法、道等诸家学说各有市场，特别是法家和道家，越到战国末年越是蓬勃。汉初时，高祖刘邦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让百姓休养生息，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自然思想上遵循的便是黄老学说。这种政治、经济、思想政策一直持续到武帝登基。但随着国家生产力的提高，这一政策已经无法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个宣传一统观念的理论去潜移默化影响世人。就在这时，董仲舒出现了。
董仲舒虽为一介书生，但却从汉武帝甄选人才的考场上脱颖而出，他凭借的就是如下的这套理论。他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只有尊孔子之术，勿使其他道学并进，才可一统。董仲舒的这一番言论就是让武帝尊儒术一道，确保思想上的统一，以利于政治上的统治。
这番言论深受武帝的推崇。在武帝看来，秦王朝独尊法家学术，虽然严厉有效，却不适合汉朝应用，而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他面临的形势相适应。就这样，儒家思想取代道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一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汉武帝所尊儒术，就是真正的儒术吗？孔子在确立儒家思想时，本是反对绝对君权的，但董仲舒等儒生的理论却是为绝对君权服务，他们将“天命”、“尊卑之制”、“贵贱之差”、“三纲五行”这类观点加入儒家思想，将变形的儒学送给统治者，统治者则顺理成章地利用其为自己服务。与此同时，武帝虽然没有采纳法家学术观点治国，但其实行使的严刑苛政无一不是遵循法家原则。
汉武帝到了晚年昏聩至极，将儒、法抛诸脑后，一心钻研黄老之术。他笃信方士、巫术，曾一度打算乘舟过海去寻神仙，还到全国各地遍访高人，寻求长生不老药。他在宫中铸造了一个巨型铜像，高二十丈，用手托盘承接晨露，再用露水调配药物每天饮用，以求延年益寿。
皇帝发疯，臣子、妃嫔也跟着荒唐。据说，迷信巫术在当时已形成一种时尚潮流，街市上、皇宫里，到处聚集着方士和神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对此追捧之至，社会各界广泛拥护。后宫女巫横行，向寂寞的嫔妃传授排斥他人的驭夫秘诀。在宫里，纸人、草人、木偶、铜像藏在各个角落。据说，用这些东西诅咒人，可以使被诅咒者神志不清，癫狂失控，不明不白地死去。不管巫蛊之术是否为真，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完全不顾儒学教义，一门心思带领全国走向求仙问道的道路。
由此可见，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皇帝玩的一场政治游戏。表面上道貌岸然地安抚天下，实则暗中以专制权术操控、愚弄世人。汉武帝是如此，以后的帝王也是如此。

因为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唯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

儒家学说的思想，礼治，德治，人治，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

汉武帝之所以会尊儒，是因为他觉得儒家的思想是非常的高尚，并且具有真理的意义，能解决很多的困难烦恼。

汉武帝尊崇儒教，是因为儒教是最符合帝王统治人民的一种学术流派，虽然他也不打击别的流派，但是他对儒教特别的尊宠经常封大官，所以儒教才一直独大。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而居于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还荐举儒生

■图

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权势颇重的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元朔五年（前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董仲舒（前179～前104）
中国汉代思想家，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董仲舒在著名的《 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术已不单单是先秦孔孟的儒术了,他经过董仲舒融合阴阳家,法家,公羊春秋,黄老学说,已经发展成为新的儒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儒术符合了当时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

另一点是汉武帝时的儒术融进了大一统思想,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分别针对当时的王国问题,相权,地方分权逐渐强大威胁君权的问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

1.儒术已不单单是先秦孔孟的儒术了,他经过董仲舒融合阴阳家,法家,公羊春秋,黄老学说,已经发展成为新的儒术
2.符合了当时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
3.儒术融进了大一统思想,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些新的思想观点,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

因为汉代董仲舒其实对于儒家思想是进行了修改的！

其中的大一统观点，非常符合封建王朝加强皇权的考虑，因为加强中央集权，才可以带来封建国家的繁荣。

同时用大一统思想教育人民，才能够加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才能巩固统治。

大一统的核心就是“天下归一”，也正是象征着封建皇权。统一皇权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而已。

因为儒术能最好地教人服从统治，能最好地麻痹人的思想，能最好地教人们谦忍，任人宰割，这也导致至今的国民性都是胆小怕事，忍耐当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