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奉最高人民法院命令，判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的全部财产。刘青山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这本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然而新中国的这一天却显凝重。河北省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召开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这前后两任天津地委书记因贪污盗窃国家财产171亿多元(旧币，1万元折合1元)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此案也作为“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案”载入历史。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子整整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省纪委原专职常委、现已86岁高龄的周克文老人陷入深深的回忆。“那时我是沧州地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公审大会当天，机关统一组织收听大会实况，但真正全面准确地了解案情，还是在看了公审大会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周老清楚地记得，当时多家报纸都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特别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刊登了10余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看后让人很震撼。
据周老讲述，听到枪毙刘、张二人的消息，大家先是震惊、再是惋惜。也有少数人不理解，认为刘、张二人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但真正知晓了他们利用职权盗窃和剥削国家财产、贪污挥霍等祸国殃民的罪行后，便完全转为愤怒、替其悔恨：在战争年代，他们出生入死，英勇作战，被战士们称作“红小鬼”；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愧英雄的称号。但在和平环境中，随着职务不断升高，他们逐渐放松了自身约束，在腐朽思想的侵蚀下，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深渊。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犹如一阵飓风席卷大地，为全党全社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对两大贪污犯的严厉惩处，如风暴、如雷霆，纯洁了干部队伍，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有力地振奋了党心民心。”省监察学会副会长、原省社科院研究员时运生评价，如当时毛泽东所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一案件写成的警示教材，成为执政赶考路上每一名党员干部明断得失的镜子。时运生说，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预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新中国成立初期，砍下这反腐第一刀，对于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示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警示后人

廉洁自律

贪赃枉法没好下场

1党风建设应抓住问题根本所在
2权利与金钱的运行不能过于封闭
3要完善纪检制度
4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
5杀一儆百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毛泽东反腐倡廉故事

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需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

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

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徇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

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伸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

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

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

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

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灼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生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时期、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朝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

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

《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作者：崇 贤）

我国反腐倡廉取十大进展 腐败滋生土壤仍存在
2005-10-10 10:45:12 新华网

来源：半月谈
今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对当前反腐倡廉的形势进行了概括，指出：“当前，反腐倡廉总的形势是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些方面的不正之风有所遏制，一些领域的腐败案件呈下降趋势，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但也必须清醒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损害群众利益的问仍然比较突出，严重腐败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发生在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就是对当前形势总的判断和估计，完全符合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

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在十个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党中央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每年都分别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反腐倡廉工作，从大局和实际出发作出决策和部署。党的总书记每年都要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就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部署政府系统的反腐倡廉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主要领导亲自抓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形成，保证了反腐倡廉工作始终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平稳健康有序地向前推进。

二是反腐倡廉理论不断发展，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六个必须”的总体思路：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方面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必须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必须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路，是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倡廉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反腐倡廉理论，保证了反腐倡廉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三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国家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自觉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围绕发展经济营造健康有序的环境，围绕推进各项重大改革，围绕不断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和质量，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履行职能，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严肃查处江苏铁本等一批违章建设项目；参与整顿各类开发区工作；参加辽宁阜新煤矿瓦斯爆炸事件、广东大兴煤矿透水事件等一系列重特大事故调查，为维护国家宏观调控大局、保证政令畅通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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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继续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注重预防的同时，持续加大办案力度，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2003年1月，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期间，专门召开了各省（区）市纪委书记监察厅（局）长会议，吴官正同志就加强办案工作，提高办案水平作了重要讲话。接着，他又在郑州召开了五省市纪委书记座谈会，专题研究办案工作，强调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查办案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200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吴官正同志对严格依纪依法办案，加强对办案措施的管理，提高执纪办案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2002年12月～2004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3.4万余件，结案33.3万余件，给予党政纪处分33.9万余人，并严肃查处了刘方仁、韩桂芝、田凤山等一批严重违法违纪的领导干部。这些重大案件的查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五是重视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紧紧围绕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一批严重的土地违法、房屋拆迁以及国企重组改制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受到严肃查处；教育收费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医疗服务中“开单提成”、收受“红包”、乱收费等现象有所减少；涉农负担恶性案（事）件数量大幅度下降；治理机动车乱收费和整顿道路收费站（点）工作取得新进展，23个省（区、市）实现了所有公路基本无“三乱”；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工作成果进一步扩大，全国减少向基层单位和农村发行报刊15.3亿份，减少订阅费用约18亿元。

六是注重从源头上做好防治腐败的工作。

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继续推进体制、机制、制度的创新，不断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改革举措，以改革统领反腐倡廉各项工作，深入推进从源头防治腐败。

国务院各部门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审批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约90％纳入了财政预算管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中央改革试点部门达到140个，设计预算资金1948亿元。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新型投资体制正在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一步健全，党中央印发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6个文件，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得到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逐步规范，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实行了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大多数省（区、市）加大了对资产评估和产权交易的监管力度，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比例达65%。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不断深化。

七是切实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郑重地表示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做出了承诺，带头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的监督，为加强监督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在加强监督方面推出了一些重要举措：一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三是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等制度得到较好落实；四是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取得新的进展，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提高了依法依纪监督的水平。

八是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断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这些年来，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并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党政领导责任意识增强，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力度加大，部门各负其责得到逐步落实。同时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领导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强化了各级领导干部反腐败的政治责任。各地都建立了特邀监察员、党风监督员、行风监督员等制度，通过信访、政务（厂务、村务）公开、行风评议、舆论监督等，扩大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九是反腐倡廉的社会评价有所提高，形成了比较有利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程度和认可程度有所提高。2004年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调查结果表明，几项主要评价指标均达到九年来的最好水平。80.32%的群众对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认可，70%的群众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这些都说明反腐倡廉取得了实实在在、人民群众看得见的阶段性成效，也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反腐倡廉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反腐倡廉形势的认识更加理性。

十是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扩大。

面对腐败问题日趋跨国化、国际化的趋势，我国积极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已经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合作渠道，与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商谈签订反腐败合作协议。现已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时和40多个国家签订了50多个司法协助方面的协议。近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分别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亚太经合组织、透明国际、亚洲监察专员协会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并取得良好效果。中央纪委监察部每年都要组织代表团参加重要的国际反腐败和廉政会议。如“政府改革”全球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会议、“跨域携手灭贪污”国际反贪会议、“惩处经济犯罪和腐败行为法律制度”研讨会等等。参与和承办这些国际会议对于发展和扩大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将起到积极的影响。

总之，我们党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工作思路是正确的；工作部署是务实得当的；阶段性成效是明显的；发展走向是健康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解决出路，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强化责任，逐步落实。（这是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 黄树贤同志在新华社2005年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本文有所删节）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制度当中，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腐败愈演愈烈，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因此，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这些各种形式的反腐手段，确实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死穴”上，让贪官污吏无处藏身，给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我国大力“打苍蝇老虎”的今天，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唐太宗、隋文帝：钓鱼执法

　　唐太宗即位之初，一方面，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很难被发现。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以此判断受贿之人。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受绢一匹。唐太宗勃然大怒，下令将其处死。民部尚书裴矩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向唐太宗进谏：“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出自《论语》。孔子曾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百姓虽然遵法却会失去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用礼教感化，百姓才会真正归服。

　　唐太宗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钓鱼执法”，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然后对其进行惩处。

　　同样是头顶巨大荣誉光环的帝王，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位较为贤明开化的君王，经过他前期的治理，隋王朝在短期内出现了难得的富庶和安定局面，所有这些，与杨坚铁面肃贪的措施不无关系。

　　他积极强化对官员的监督，《隋书》中有记载，杨坚曾让亲信“密查百官”，发现贪腐行为便严惩不贷。隋文帝在任期间，曾经有过一次罢免河北52州贪官污吏 200人的记录，导致了河北官场“整体沦陷”的局面。

　　隋文帝曾命令人悄悄把金银财宝以及丝绸和南方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以此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有贪贿行为。

　　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等钱物，不但以贪贿罪处理，甚至还面临在朝堂之上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被砍下头颅的风险。

　　隋文帝用这种 “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在开皇十三年（即公元593年），隋文帝曾暗中派人向一些他认为可能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行贿，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官员都中了隋文帝的“计”而被砍头。

　　这种“钓鱼执法”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却成绩赫然，受贿官员面对的风险如此之高，铤而走险者自然望而却步。于是，隋初的贪腐之风也就此基本禁绝。

　　明太祖：用酷刑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60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折算的话，相当于如今1200元人民币。

　　相比前两位皇帝登基前的身份，朱元璋出身于布衣，可谓白手起家，这多少使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多了几分跟出身相关的“特色”—杀人，就是这位平民皇帝在任期间最大的反腐手段。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60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折算的话相当于如今1200百元人民币。

　　有一次，朱元璋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求“上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立即诏令天下：“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由于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这些人贪赃枉法的现象非常严重。朱元璋为此下诏，声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这样的酷刑治贪下，也直接导致了明初官场风声鹤唳，甚至出现了一些手戴枷锁的官员审案的情况发生。

　　后来，为解决官员因涉贪而“青黄不接”的困境，朱元璋还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入仕升迁的机会。朱元璋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

　　然而，洪武十九年，朱元璋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发现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的做法是全部杀头，一个不留。

　　洪武十八年 （即公元1385年），朱元璋“总结”了他多年的反腐经验和成果，编撰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这部耗时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刑典，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治腐法典，书中对朱元璋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了他对贪官的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

　　朱元璋甚至还下令，国内必须每户有一本《大诰》，如果没有，将治欺君之罪。

　　然而，面对这样的严酷治腐方式，朱元璋认为，仅仅是斩首就太便宜贪官们了，后来他规定，如果官员犯贪污罪被斩首的，处死后还要将官员剥皮添草以示众。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的广场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贪腐官员被处死，皮剥下来后，用草填充，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雍正皇帝：抄家

　　历史发展到清朝，腐败也随着经济、文化等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在清朝官场之中，官员们将之称为“陋规”并明码标价确定下来。

　　康熙帝亲手开创了“康乾盛世”，但也为子孙留下了无尽的烦恼。

　　据史料记载，雍正帝接手清朝帝国之时，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那时的大清帝国，看似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雍正帝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吏治腐败，所以，他下决心整顿吏治。

　　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随后雍正便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也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

　　雍正处理腐败分子的手段也算是独辟蹊径，他不像以往的其他皇帝抓到贪官就入狱或者杀头，而是先抄家、要钱。

　　在雍正时期，官员造成的亏空一经查出，一方面严搜衙署，另一方面要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

　　官员贪腐罪行一经核实，就会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不仅仅是其他官员，雍正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放过。

　　雍正的十二弟允衶被查处后，还不起钱，祈求雍正宽赦，雍正不允，逼得允衶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

　　雍正，用他独有的反腐制度去根治腐败，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逐渐改变。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后人曾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是对雍正治国反腐的历史评价。

　　综上所述，这些皇帝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当时的积弊敢于大动干戈、大刀阔斧，无论涉及什么人，都决不宽贷。在那些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决心，就刹不住腐败之风。

摘自：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