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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略论利马窦天主教儒学观
　　一、利马窦其人
　　利马窦(Mathew Ricci,1552～1610),号大西域山人,西泰,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塞拉塔城(Macerata)。从小就读教会学校,16岁进入罗马学院学习法律。1571年参加罗马耶稣会,继续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学习拉丁文、哲学、神学、数学、天文学等等,扎实的人文、自然知识为他后来入华传播西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82年参加赴中国的传教团来到澳门,后涉足韶关、南京、南昌和北京等地居留传教。从进入澳门算起,利马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个春秋。他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7岁。"利马窦实在为明季沟通中西方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大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利马窦不仅是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也是西方全面研究中国的奠基人。"
　　二、利马窦的传教策略
　　利马窦到中国传教的历史背景正是16世纪的西欧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殖民主义势力向海外扩张的时期。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非洲、印度、南北美洲等陆续被欧洲所认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欧国家的殖民者和商人兴起了向海外扩张和掠夺的高潮。耶稣会为配合这一扩张活动而积极进行海外传教,以扩大势力并为殖民者服务。利马窦在此背景下被远派中国,其目的和任务是很明确的。当时明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统治者并不欢迎这些传教士,限制他们的种种传教活动。万历十四年,广东总督刘继文颁布了一道强制命令,要求把外国人从城内驱逐出境,遣返回国。一部分传教士要求"请遣派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以实力高强,不至于被中国军队所伤害为原则。此项军队,有自由进入中国及各省通过之权。如此既可尽震慑之能事,又可保障传教事业的安全。"他们还列了一项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攻打中国,并强调"若没有军队协助传教士,便一个人也不能劝化。" 以利马窦为首的另一些传教士则反对诉诸武功。他们认为"到中国传授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者其它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利玛窦意识到,要成功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入乡随俗, 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尤其是调和、会通基儒关系,对基督教做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礼俗和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他认为基督教与儒学总体上是相合的,可以做到基儒互补。
　　(一)物质上"迎合"
　　针对明人对异教的排斥心理,利马窦首先从改变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开始进行物质层面上的包装。
　　1、习汉语,说汉话,着汉服。
　　"人们不难相信,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明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话。"于是他从1582年开始学习中文,不久就操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周旋应对各种场合,人们称"利子以旅人浮海而来,……颇识文字,与他夷来宾为名利者不同也。"同时利马窦用高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讲解经书。明沈瓒在《近代丛残》中说到,利氏"自从中国来,请译字生,尽译中国字义,兼请五经师,讲明经旨,饮食居室交游等费亦不少,而不见缺乏人以此异之。"李贽在《续焚书》中也说, "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译,请明于四书理性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解说。"为区别蛮夷,利马窦所着眼的另一方面便是服饰。经历了在华传教近十年的艰辛后,他接受了士大夫朋友翟太素的建议,放弃憎侣装束,蓄发留须,改穿儒服,以缙绅自居,完成了传教士从"番憎"到"西儒"的形象转变。他在札记中记道:"离开韶州时,我为自己做了一件丝袍以备隆重的拜会之用,……那件隆重拜会用的丝袍是仿文人和达官们所穿的式样,……这样就赋予了我们大的希望。除此之外,我们决定废除憎侣的称呼……,在中国人眼中,这一名称就意味着和尚,但用在一种很低贱的意义上"。利马窦出访时穿丝服,戴儒帽,带两个佣人,并让仆人不再称他为神父,而改称"老爷"。在记载由"番憎"向"西儒"形象转换的原因时,他说:"留胡了并蓄长发, 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神父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 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丝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
　　2、走上层路线,广交朋友
　　利马窦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官员都是从信奉儒教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视儒家为正统思想,要想传教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先得到统治人民的或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的官吏、知识分子的支持。"必须先得到皇室或其主要顾问官员的许可,否则不能进入内地。"故他念念不忘并孜孜不倦地做中国上层人物的交友工作,千方百计贿赂和结交地方官员,广交士大夫朋友。正如冯应京在《刻交友论》所说:"西泰子间关八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利马窦用世界地图、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地球仪、望远镜、油画、西洋琴、西洋图书等西方的科学技术、奇器、方物,吸引中国官吏,以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博取他们的欢心。通过这种策略,首先取得了所在地总督、巡抚、知府们的欢心和支持,使其先后在肇庆、韶关、南昌、南京等地居留传教,并终于在1601年(万历十九年)第二次进北京时,获得了向明朝皇帝呈现礼品的机会。他向皇帝敬献了圣像和天主经等西洋稀物,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兴趣,于是得到准予他留京传教的默许。以后葡萄牙殖民者和教会便不断派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
　　(二)精神上的"耶稣加孔子"合儒
　　要想全面推行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利马窦认识到,必须推行天主教儒化的理论和策略,必须在更深精神文化层面上,着手天主教儒学化的"耶稣加孔子" 的合儒尝试,在尽可能地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他用儒家经典解释或附会基督教义,撮合天学与儒学的一些内涵,求基督教和儒教的相通之处,架构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从而获取华人对"天学"文化认同感。
　　1、基督" 宗教伦理"与中国"世俗伦理"
　　利马窦将基督" 宗教伦理"与中国"世俗伦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儒家这一教派大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一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内在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
　　2、"天主"与"上帝"
　　利马窦在研究儒家典籍的基础上,主动大胆地从观念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和调试,会通了"上帝"和"天主"。"为了使权威的观念与上帝之名称配合起来,教父们不说上帝而总是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意思为上天之主"在他的著作《天主实义》中,利马窦宣称"吾国天主即经言上帝","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为了论证这一点,利马窦引经据典,诸如《中庸》引孔子曰'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 '执意武王,无意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 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曰:'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石柢。'《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他解释道,孔子主张'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说明孔子把上帝作为唯一尊神来看待,并非如朱子所认为的孔子不言后土是省文。《金滕》所言"乃命于帝庭",则又说明了上帝不是物质的"天",上帝既然有住所,自然不会是物质的天了。《天主实义》的明刻本中,凡称天主的地方都用了"天"或"上帝",以与经书保持一致。传教士也自称天学修士,直到1704年教皇格来孟十一世下令禁止这种称呼后才改称天主。这样,利马窦将天主教中的"天主"和中国传统化中的"上帝"之间划上了等号,从而使得中国人在观念、文化的信仰上认同接受"天学",这为"天学"在华传播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3、"爱天主"与"仁"
　　在沟通了"天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之后,利马窦将天主教中的"爱天主"和儒学中的"仁"协调起来。他认为,儒学讲"仁",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讲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天主教要求信徒爱天主,而爱天主并非是抽象的,是通过爱人来体现的,爱天主自然也是爱人的。"笃爱一人,则并爱其所爱者矣。天主爱人,吾真爱天主,有不爱人者乎"、 "爱天主之效莫诚乎爱人也,….. 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天主。爱人非虚爱,必将渠饥则食之,渴则饮之,而为代祈天主,且死生不敢忘之。"这样,利马窦对接了天主教中"爱天主"和儒家"仁"这两种思想,进而提出 "仁者爱天主,故因为天主而爱己爱人,知为天主则知人人可爱,何特爱善者乎。爱人之善,缘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也就是说,爱人是爱天主在现实世界的具体表现,天主教人爱天主,正教人爱人,这与儒家提倡的"仁"的目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在他看来,天主教的"爱天主"和儒家的"仁"之间可以达成某种一致,甚至正是儒家自己也在提倡的东西。
　　利马窦采用以天主教儒学化为核心的策略,主动地了解中国,适应中国,其有效的传教策略开启了明清之际自利玛窦1582年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解散共190年成功的传教事业。
　　三、利马窦天主教儒学观的特点
　　利马窦作为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中杰出传教士,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对中国的儒学颇有研究。利马窦天主教的儒学观具有兼容性和功利性两个特点。
　　(一)祭祖 尊孔――利马窦天主教儒学观的兼容性
　　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不允许祭奠祖先的,因为它违反了"十诫",即真神不允许身边有任何假神、准神享受祈祷。而基督教的祭祀性仪式,则是以号召团体和个人有所奉献,奉献的不是身外之外,而是献出人本身,献出对神的赞美、感激、信仰、热爱,即是精神性的祭品。在明朝的中国,"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奉行的是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要在死者墓前上供品。"每个新月和满月到来时,大臣们以及学士一级的人们都到孔庙聚会,向他们的先师致敬,这种情况的礼节包括焚香烧烛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对定的其它日子,都向孔子供献精美的肴馔。"
　　儒教祭祖和尊孔的习俗与基督教的训诫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按照二者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然而利马窦对祭祖表现出容忍,"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上供是"表示自己的深情的最好的方法",同时有利于教育孩子们"学会也尊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这种在死者墓前上供的做法似乎不能指责为渎神,而且也许并不带有迷信的色彩,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也并不向祖先乞求什么或希望得到什么"。 同样,"他们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敬祖先一样。" 祭祖尊孔问题体现了利马窦儒学观的兼容性。基督教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祭祀,但它却从来没有禁止过对死者做祈祷。况且,基督教的复活信仰和儒教的尊敬祖先观念相通,不仅有利于基督教的团体和教会组织,而且也不与儒家的家庭家族精神相违背。利马窦看到了两者的联系,他为中国人祭祖做出了辩解,"然而,对于已经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人,如果以救贫济苦和追求灵魂的得救来代替这种习俗,那就似乎更要好得多"言下之意,中国人在孝敬祖先观念的基础上是可以经过调教而向基督教信仰靠拢的。也正是因为祭祖中的孝敬祖先观念与基督教复活得救信仰有相似之处,利马窦才对中国人的祭祖以示宽容忍让。
　　利马窦认为,"儒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家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出名。……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相任何别的教派的。"他高度评价中国至圣先贤孔子,称他是"博学的伟大人物","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 "既以著作和教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 "比至中华,获瞻仁义礼乐声明文物之盛,如复拔云雾见青天焉" 。所以对于尊孔,利马窦更是宽容。
　　(二)天堂地狱――利马窦儒学观的功利性
　　利马窦来华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让更多的中国人拥护天主,信奉基督。基督教和儒学分歧之一在于天堂地狱观念。利马窦解释天堂地狱的解释表现出功利性,熟视无睹基督教和儒学谁升天堂、谁入地狱的看法。他认识到受儒化的中国人不相信天堂地狱, "古人似乎不大怀疑灵魂不朽,因为人死之后的很长时期,他们还常常谈到死去的人,说他上了天。但是他们根本不谈论恶人在地狱受罚的事……他们说一个人的灵魂由于德行而加强并能巩固而持久;但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灵魂刚一离开身体,就像一股轻烟那样消散了。""他们的信条包括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学说,但他们似乎只把报应局限于现世,而且只适用于干坏事的人,并按他们的功过及其子孙。"中国人不大相信天堂地狱,他们重视现世,只要在人伦道德上不断完善自己,努力践履纲常名教,争取做到"内圣外王"即可,不必去追求来世虚假的幸福。即使中国人相信天堂地狱,但儒学与基督教对升天堂下地狱的审判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接受道德的审判而分别进入天堂和地狱:有功绩、善行就要被赏赐进入天堂永享荣光;有罪错、恶行就要受惩罚下地狱永熬清苦。善恶即显,善升天堂,恶沉地狱,升沉自定 。而基督教的观点认为,即使有罪错恶行,只要诚心地忏悔,忠信于天主,一样可以升天堂;而如果一个人未受神启或信仰异神,即使是圣贤也照样入地狱。此基督教义实行双重标准,使得善赏恶罚的原则在天主面前严重失实,是极其荒谬的。然而,对于这样重大的差异,利马窦培养对地狱之苦的"惧"和对天堂之乐的"诱"的宗教情感,劝服人民最终皈依天主教。这样,善恶无他分判,只是从天主教者为善,虽诲天地、慢鬼神、悖君亲,亦受天主庇护而登天堂;不从天主教者为恶,虽敬天地、钦鬼神、爱君亲,竟为天主怒而入地狱。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观念是与极重道德修为的中国儒学背道而驰的,给利马窦的儒学观染上了功利色彩。
　　四、利马窦天主教儒学化的贡献
　　利马窦对中国儒学的理解,有为传教目的而存有的策略上的考虑,但也不能否认他因受到儒学影响而真诚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何兆武、何高济认为,利马窦是"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他不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并且也把有关的中国知识及其历史文化第一次正式地介绍给西方,即使在今天看来,利马窦不是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利马窦是欧洲汉学家的始祖,对欧洲的汉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入华对欧洲汉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利马窦最早提出"耶稣加孔子"的天主化儒学观,撮合东西方文化,在尊重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尽可能把天主教义和儒家学说相融汇。这一策略日后被康熙称为"利马窦规矩"。事实表明,只有信奉"利马窦规矩"的传教活动才能适应中国社会,更好地完成传教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工作。利马窦表现出来的对东方文化的欣赏,对异教习俗的宽容,特别是,其天主教儒学化理论扫除了中西文化交流道路上的许多障碍,掀起了近两百年的西学东渐热潮。
　　五、结语
　　汉学之父利马窦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中国明末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他在物质上主动迎合中国儒家文化,习汉语、说汉话、着汉服,走上层路线、广交朋友,在精神上采用"耶稣加孔子"合儒方法,用儒家经典解释或附会基督教义,求基督教和儒教的相通之处,架构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桥梁。其天主教儒学观一方面是尊重中国儒学,有着兼容性;另一方面为传播基督教义,以天堂之乐与地狱之苦说服人民皈依天主,具有功利性色彩。总的来说,利马窦赞赏中国儒学,结合天主教和儒学某些相通之处传教,让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正面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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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斐化行,萧睿华.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教志.

　　第一个把基督教文化引进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像中国人一样通晓中文，熟读五经。他惊人的记忆力使中国的读书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1利玛窦开外国传教士葬在北京先河

　　墓园的守护者是4棵柏树和两丛青竹，迎面是3座高大的汉白玉石碑，碑后是灰黑的长方形砖砌墓。中间的方碑高2.7 米，宽0.94米，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为明万历38年(公元1610年)立。这就是利玛窦墓，它的东侧是南怀仁墓，西侧是汤若望墓。虽然墓主都是外国传教士，但还是入乡随俗，墓碑上盘绕着粗壮的龙身，只是碑额镌刻着十字，表明墓主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400年前，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Ricci1552～1610年)以西洋客人的身份来到北京，翻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利玛窦9岁入耶稣会学校，19岁在罗马加入耶稣教会，自愿到远东任教。1582年 (万历十年)8月，他远涉重洋来到澳门，开始了在中国近30年的传教生涯。经明朝万历皇帝特批，利玛窦被葬在北京。他活着时，北京二里沟一带还是荒地，由他开了外国传教士葬在北京的先河，他的墓地后来成为外国传教士的集体墓地。

　　2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译著

　　中国文化是在封闭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过去的人常有井蛙之感，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在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大知道欧洲，欧洲人也不知道东方古国是个什么样子。而利玛窦成功地把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嫁接到古老中国的树干上，又率先把中国介绍到西方，为发展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853年，利玛窦由澳门入境并居住在广东肇庆，他在肇庆建造了中国大陆上第一座耶稣教教堂。此后的十余年中，他一直在韶州、南昌等地传教。利玛窦认为，中国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天文、中医以及很多数学分支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他总结了前人传教的教训，脱下洋装，诚心诚意学习中国文化。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利玛窦像中国人一样通晓中文，熟读五经，将儒教与基督教结合。这当然也缘于他过目成诵、倒背如流的本领，他惊人的记忆力使中国的读书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利玛窦还撰写了一本叫《西国记法》的书，专门介绍他的局部记忆法。

　　利玛窦定居南昌时，与明朝的高官广泛地交朋友，争取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他结识了学者翟太素和李年吾，甚至还拜见过大戏剧家汤显祖。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也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合作翻译的拉丁文著作《几何原本》1607年在北京出版。这是我国翻译最早的一部自然科学著作，很多专业名词至今仍“活”在我们的生活中。

　　博学的利玛窦除了精通数学，还研究过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数学、物理、哲学、建筑等，甚至还精通机械工艺。

　　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教，利玛窦把从西方带来的自鸣钟、三菱镜、书籍和自制的天文仪器摆在家中，邀请中国人参观。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他还担任“神医”，用奎宁治好了肇庆知府王泮的公子。王泮感激之余，为他争取到建房子居住和传教的权利。

　　3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看傻了眼

　　1595年利玛窦随兵部侍郎石星从南昌出发，准备进北京。但没有获准。1597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随后他遍游沿海各地，向当地居民展示三棱镜、圣母像、油画、世界地图以及地球仪、天文仪和自鸣钟等西方的宝物，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无不纷纷称奇。此时，利玛窦以为他进军北京的道路已经铺平，1598年9月再度北上，到达通州，但他还是没有获得入京许可。这次利玛窦“赖”在南京，并在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府邸度过了1599年的元宵节。

　　一年后，1600年7月下旬，不屈不挠的利玛窦携带大量进贡皇帝的珍品，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一起第三次北上。不料正赶上日本入侵朝鲜，海上贸易停止，明朝的锦衣卫四处抓日本特务，利马窦因为是外国人，差点儿被抓。他好不容易抵达天津，又因当地官员眼馋他的贡品，将他以违反外国人旅行法为由关押。

　　6个月后，利玛窦的朋友徐光启得知后，拿着皇帝的圣旨，这才解了禁。也有人说是万历皇帝突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清单中有自鸣钟、西洋琴等物件。万历皇帝急着想看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令利玛窦进京。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终于到达北京，先住在南城外一名太监家，后移至专供外国使者居住的四夷馆。

　　万历皇帝看到自鸣钟，立刻就着了迷。因为只有利玛窦能修理自鸣钟，所以他被特许迁到宣武门附近租住民房，并且每月还可以获得一笔官银做生活费。

　　利玛窦进贡的世界地图也深受万历皇帝的喜爱，这是利玛窦为中国绘制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图》。开始他还担心，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国家不是世界中心，会攻击他。没想到，中国人看傻了眼。尤其是万历皇帝，对这张世界地图爱不释手，每天晚上都要看过地图才去睡觉。利玛窦画的这张世界地图在中国被翻拍过12次。此后中国的世界地图，也都沿用这个图式。

　　古老的中国终于向他打开了大门。以后10年，利玛窦安居北京，并在宣武门内建起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

　　4明朝文武百官参加利玛窦葬礼

　　在利玛窦去世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全国各省5000来京城朝觐皇上的官员，和前来考进士的5000 人，都想见见利玛窦。

　　利玛窦在他的最后一年，除了写完《中国基督教史》，除了忙于这些大型活动，还要指导修建教堂。他一向严格遵守斋戒，从不接着吃被来客打断的饭，也不在正常时间以外用餐。终于因过度劳累引起严重的头痛，从此一病不起，闭着眼睛卧床而逝。

　　利玛窦生前希望在北京郊区购一块教士墓地。而在当时，外国人怎么可能葬在中国呢？按中国的规矩，外国传教士死后要运到澳门神学院安葬。那时，封建中国虽然接受了传教士，但基督教并没有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

　　利玛窦的遗体被装入密封棺材，停放在教堂，等待着奇迹出现。谁能相信中国皇帝会把墓葬的特权批给外国传教士呢？只有利玛窦坚信他死后，一定会出现某些非凡的事情。

　　丧事弥撒的时间到了，来了大批的基督教徒。其中一位知名人士熟知朝廷规矩，他认为只要皇上说话，不仅利玛窦可以如愿葬在北京，而且基督教在中国就有合法地位了。这位名人和神父商量，上奏皇帝：首先感谢皇帝赐给利玛窦的皇家津贴，几年后又赐住地；然后再提出长途运送利玛窦的遗体，水手会害怕。考虑到多年来利玛窦一直生活在陛下的荫庇之下，是否也可以算作您的臣民……相信您能赐给利玛窦一块葬身之地云云。

　　经过一番周折，明神宗万历皇帝破例恩准。

　　有了皇帝的圣旨，教会立即选了几处墓地。北京二里沟有一处乡间寺院叫仁恩寺，只有一个僧人管理。因为是皇帝的礼物，价钱好谈，却没想到这块地是皇宫杨宦官的财产。杨宦官已被朝廷处死，但之前他将这处寺院转给特别受太后宠爱的大太监，条件是必须不惜一切手段把二里沟的这块地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来。神父如果事先知情，可能会另挑一处墓地，可现在已经别无选择。

　　仁恩寺虽然归户部管理，但皇帝的赐礼要转礼部，也就是说，户部、礼部都可以插手。在礼部尚书的大力协助下，一个月皇帝就批复了。但户部主管刁难，要求解释把这样一宗宏伟产业赠给神父的原因。神父解释，皇上赐的不仅是墓地，也是住所。住所就合情合理了，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都住在北京嘛。第二天户部主管送信，答应照神父的愿望办理。

　　千曲百折，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墓地在外国传教团的监督下落成。花园的一端用砖修建了一座六角形带拱顶的小教堂，还围出有四颗柏树的地方作教会的墓地。柏树的位置非常合适，让人不得不想这是不是早先为利玛窦预备下的。

　　一年后，利玛窦的遗体入土为安，明朝的文武百官参加了葬礼。

基本结构：中心词+求答项 选择题解题
例：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携带一幅世界地图，因中国的位置在图中偏西，遭到了明朝士大夫的严厉斥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
A．闭关锁国政策 B．自然经济影响
C．天朝上国心态 D．君主专制制度
解析：题干中求答项是“根源”，中心词是“这种现象”。
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先要明确中心词“这种现象”指的是“士大夫对中国位置在图中偏西”的不满。因为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中国人一直以为，中国及其周边对中华文明向往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 年前后，中国还是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去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显然地图与中国人“华夏中心”的观念相冲突。B项即是“现象”表达。
把中心词转换为“天朝上国心态”，求答句即为：造成这种天朝上国心态的根源是
答案：C

个人感觉B可以首先排除。
D君主专制不会导致国家不在地图的中间就骂人家。
A闭关锁国会导致经济科技落后，但不会导致这个，比如日本幕府时期，日本闭关锁国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的外交政策。
这个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国内过于自大的思想+闭关锁国，由文明发源开始华夏文明始终超越周边的地区，应该说从周开始就有明显的倾向和趋势，但是当时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到明代，根源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自给自足，无需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同时自古以来周围的地区都是“蛮夷”，更加不愿意交流，导致了闭关锁国+自大，所以自然经济是根源。

C。根源都是经济制度造成的。历史老师说的。

利玛窦的这一举动，照成了中国一直到现在，世界地图的中国位置一直处在中心。这种画法是错误的，中心因该是从0纬度线开始

？？？你的问题不全啊！

近现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在晚清迎来了危局。甲午战争前后，一系列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抬眼望世界。而实际上，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展开了，但是为什么一直到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文人士大夫才开始想起学习西方？为什么在此之前的西学东渐未能帮助中国完成从封建农业国到强大现代国家的转变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问题。

中国近现代的大变局，其本质是由西方引起的，但是在客观上，是明清时期中国封建集权王朝未能跟随时代潮流，导致两个文化体系难以对话和互相进步。这一点鲜明的体现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上。

之所以说“西学”，这是因为它们在地理位置上更偏向于西方，而且当时的西方人以天主教传播为动力，带来了一系列西方的思想、知识和文化。虽然这些东西看来是西方所有的文化核心了，但是这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当时的中国人也没有清楚地对传入的新东西作出宗教与世俗的划分，“天学”、“天教”、“西学”这样的名词成为人们指称新文化通用的术语，这就决定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实际上是两个文化维度上，并不能互相理解的对牛弹琴，他们在对更深层的内容理解上存在偏狭，从而导致了西学东渐只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未对中国造成实质的影响和变动。。

“西学东渐”这一活动开始于1700年。这一时期的西方已经步入了文艺复兴，达到了世俗神权的绝对统治，人的本性和本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宗教变成人们世俗的约束，成为普遍的信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尽管在经济总量上，它们当时还不能和明清时候的封建王朝国家相比，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明清王朝急需赶上新的世界潮流。而在此时进行的西学东渐让中国有了引进西学的客观需要和可能。同时，西方各国陆续进行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伸展到中国。因此，这一时期的大批的教会人员来华传教，他们带着种种复杂的目的，希望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找到更多可能性。

在这些众多传教士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进入明朝的利马窦。他将西方的科学，如几何学、农业学、宗教思想等一并带来中国，影响了当时的士大夫。利马窦本人为了更好的在中国扎根，他努力研究汉学，学习中国文化，了解这一个庞大帝国人员的思想 、主张和观念风俗，因此他主张融通儒理，介绍西方学说。所以，在和当时的士大夫交往上，他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而其身上带有的西方神秘色彩也吸引了不少士大夫的注意。他热衷并依赖于封建上流社会，通过他们扩大影响力。当然，这种传教方式的选择绝不是出于主观上的喜好，而完全是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利玛窦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交友录》，将西方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呈现于中国人的面前，使中国人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认同感，他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当地其他教士，帮助他们适应中国的环境，以求其接纳。他著名的神学书《天主实义》将天主比作佛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内容来“套”他们的教义。这些使作为传教士、神学家的利马窦，非常成功地以非传教士的人世间贤明者的风范，赢得了晚明士林的尊敬。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入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史、地理、水利、大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等都大量传入西方。事实证明，在利马窦等耶稣会士千方百计将基督教义灌输给中国人的同时，自己思想。里也濡染上了中华文明的因子。这种文化的互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表现了明末来华耶酥会士的传播宗教与文化交流并举的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和当时儒家士大夫的交往，并未深入到改变思想的层次，也没有对各自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做探讨和分析，利玛窦只是在一味的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讨好”晚明士大夫，而晚明士大夫也从未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只是在具体的对科学和世界的理解上有一定的改变，并未造成深层次的观念变革。比如他来华时期编撰的书目，所拥有的思想并没有什么超出儒家思想的新内容，它固然可以使晚明士林一时获得精神的兴奋，但是其内容要么跟晚明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显的不可能，要么就是完全照搬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新的演绎，对于当时晚明社会走出封建困境没有实质帮助。这一点晚明的思想家李贽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

明末思想家李贽提出了不拘泥于儒家和佛家的思想，主张在阳明心学强调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批判性，将裂变了的晚明思想推到主体性高昂的极至。李贽思想与当时的西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他既肯定利马窦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也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与天主教教义的分歧。从当时整个文化北京来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明朝自开国以来，就以儒家思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尤以南宋朱熹的理学作为最高思想法则。明中后期心学兴起，大力提倡个性解放和道德践履，它们更将儒学推到了一个比朱学更加流于空疏的境地。

因此，这就造成了晚明社会动荡的思想局面，社会因儒家思想而变得死气沉沉、僵硬无比，诸多思想变革家提出的方案则将这一境况推向了更加糟糕的历史进程中，晚明的西学东渐似乎可以帮助当时的士大夫完成在思想上的变革和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错位和巨大差异，这种交流还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

晚明时期，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已企图用程朱学来修正王学，把强调道德实践和注意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指导思想。它们着意把西学中的理念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主张相联系，在认识到天主教与儒学的差异的基础上，刻意强调中西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徐光启和复社中的知识分子，激烈批判了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讲求经世致用。这也与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对久为封闭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有关系。而且，东林学者对王学末流师心自用的主观意识泛滥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风貌和方法，与天主教具有一致性，因此东林学者很容易肯定和接受天主教。但是他们仍然未能领会其中真正带有现代化意义的启蒙思想，而是着眼于对封建统治的修修补补。

明王朝灭亡后，当时的思想家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归结于思想上的问题，他们认为明朝的程朱理学和儒家僵化的体制有问题，因此他们在深刻的历史教训上，不遗余力地批判程朱理学和传统儒家思想中讲话大部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他们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对明朝的灭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梁启超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敞之后，……炎武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之所以能有如此高超的变革思想，有对晚明时局深刻而又细致的看法，是和他受到当时西学东渐的“崇实”精神相联系的，这种精神是兴除利弊的经世精神，放眼世界的科学精神，是承东林之绪而深受西学影响的结果。

顾炎武完成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接受西学思想进步的一面，反思传统社会的弊端和不合理之处，看到了社会问题，但是他出发的根本点在于寻求合理的王朝灭亡解释，并且他遗民的思想让他对明亡耿耿于怀，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对社会真正的关心，而是出于自我的精神需要。他简单粗暴的否定程朱理学和儒家，未能在如何变革上提出具体有力的举措，思想体系不完整，他看到了问题，却没有办法找到问题背后真正的关键和解决办法。

与明王朝接纳西学不同，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大量晚明来中国的传教士被驱赶出国境。康熙年间实行海禁，乾隆皇帝更是在中西思想交流上严格控制，推行海禁，严厉禁绝任何思想的传播和集会组织，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但是，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仍然贯穿于有清一代，形成清代思想学术的一大特色。

清代的西学传播和明代有着显著不同，明朝时期的西学传播杂乱无章，难以形成体系，但是传播规模大，影响深远。但在清朝，西方宗教伦理与科学知识已完全划开，有人称前者为西教，称后者为西学。明代西学更带有学术性和超越性的思想，而到了清朝，世俗和经验的知识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因素。

清代西学的传播仅仅局限于皇宫大内之间，西学传教士和士大夫来往很少，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传播和影响的地区也仅限于皇宫一人，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则多傲慢，因他们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间，再加上满汉对立，从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传教士既不为士大夫所尊重，又不能取信于皇权，地位十分尴尬。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

康熙皇帝曾身体力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是他仅仅把它当作个人的娱乐消遣，也未曾大规模推广，再加上当时西方的殖民侵略活动引起清朝的重视，开始渐渐不信任西学。

但这些只是在表面上的原因，其真正的原因，还在于 “西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系难以相互认同。

中国文化基因中并不缺乏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比如佛教的传播和接纳，反映了中国文化思想中包容的一面，但是这种包容，是以皇权稳固作为根基、以文化价值体系认同作为根本的。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道佛三家并尊的文化价值体系，已经在明清之际得以固化，很难有大的改变。而传教士本身自我也有一套成熟的体系与之对抗，而非融合，两者显示出了根本的对立，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视理论的探讨，而不重视宗教形式如何。天主教传入中国时，宗教的形式早已确立，教条已确定，具有强烈的

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后期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有人认为其出现的标志是利玛窦来华，以西书七千部为代表。其名称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1828—1912)一本回忆录的书名。

这段时期，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数学、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后期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有人认为其出现的标志是利玛窦来华，以西书七千部为代表。[1]其名称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1828—1912)一本回忆录的书名。[2]
这段时期，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数学、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后期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有人认为其出现的标志是利玛窦来华。其名称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1828—1912)一本回忆录的书名。[1]这段时期，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

所谓“西学东渐”，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代：(1)帝国时代。即从明代至清代前期，至多可以叫做“西学东来”，因为那时西学对于中学并未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2)转型时代。即晚清(或“近代”)以来，西学确实对中学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意味着容闳所说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尽管“西学东渐”这个中文书名是译者按自己的理解而另起的，与容闳的原书名并不相同，但也确实是对原书宗旨的一种精准的概括，故被人们广泛接受。[2]

发展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代万历年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带来西方科技、文化等。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较缓慢，相对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皇帝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到19世纪90年代,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的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前30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翻了两倍以上；1912年至1919年,新建的厂矿有470多家,平均每年新增67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学西方、办企业、建学校、派留学,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三个新的开端：一是中国人开始有了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构想和行动；二是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开始初步认识到,要自强、要干实事,就不能不重视实际技能和社会效益.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部分国人的社会观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特别是这次运动从始至终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对于启发人们的理智与民主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才会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总之,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向世界靠近,社会在逐步实现近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夷夏之防”观念,变革观念更新了守旧观念,民主民权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
　　第四是教育方面的影响.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必然的联系,“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如改革封建旧教育、太平天国农民教育、洋务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教会教育、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因果关系,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西学东来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 利玛窦
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传播天主教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服饰。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後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上帝一词其实并不是专指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一词之中文翻译，既不是形翻更不是音译，上帝一词乃是源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中的历史记载。史书中最早出现“上帝”一词的记载的书籍是《尚书》和《诗经》。 　　明代利玛窦将天主教传至中国，为了便于传教，便将拉丁文“Deus”翻译成中文古已有之的“上帝”。
被妥协的教义
　　深知等级制中国社会运行规则的利玛窦，专心和有地位的人交往。为了避免教义中内容引起他们的不满，为了使基督教更加易于理解和投人所好，他把基督教演绎成一种类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删去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童贞女之子身份，特别是“人人平等”等内容。 　　利玛窦还尽量避免谈论基督教的神学。 　　这种简化了的宗教版本，自然不能让罗马教廷满意，使他和教廷之间出现了麻烦。
传教影响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崇祯的皇后在清军入关时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清朝康熙仍然重用意大利传教士。但后来欧洲其他天主教各教会之间对中国传统祭祖敬孔习俗的争论以这些习俗对当时中国天主教的影响削弱了利玛窦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时代，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在菲律宾和中国排挤意大利传教士，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派特使到中国晋见皇帝，态度骄横，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从此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进一步严格的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后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即庇护十二世)删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驱佛补儒的传教策略
　　利玛窦采用的是“驱佛补儒”的手段进行传教。利玛窦补的儒是孔孟时代及孔孟以前的中国文化中较原始的“儒家”思想，所谓“先儒”，实则策划通过“合儒-补儒-超儒”“阳辟佛而阴贬儒”“贬佛毁道，援儒攻儒”的路线图超越儒家，取而代之，达到以夷变夏的目的。他甚至偷换儒家圣教中的“上帝”“圣经”的概念。这引起了明朝士大夫和佛教学者的极度不满。崇祯年间的《刻辟邪集序》中说：“有利马窦、艾儒略等，托言从大西来，借儒术为名，攻释教为妄，自称为天主教，亦称天学。”利玛窦在《利先生复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中声称：“佛者天主所生之人，天主视之，与蚁正等。”

他在明代时来过中国，带来了许多西方的先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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