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做过这样的研究，比较食肉动物与人的肠子，以老虎为例，它的肠子看起来又短又直，没有许多皱折。我们知道，肉易腐败，所以上天给老虎短的肠子，使肉的消化残余物不会在肠子停留太久。而人的肠子总共约30尺长，光是大肠就五尺长，接近老虎的三倍，因此人不宜吃肉类；因为肉类容易腐败，在肠子的温度下更易腐败与发酵，这一点，我们可由草食动物的粪便没有肉食者的那种臭味而想像到。腐烂的肉类在人的肠子里会生出多少致病菌毒就可想而知了。

再有一点，人的臼齿发达，适合磨碎食物，也就是说，适合吃五谷、豆类；而食肉动物，门牙尖锐，犬牙交错，明摆着要用于攫取生命，咬碎肌体……了解了这一点，人们或许明白人类为何会百病丛生了，因为人违背了大自然的意旨，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经常有人担心，素食营养不足。对于这个忧虑，素食者最常见的反应是笑而不答。他们可能乐于与肉食者比谁更健康。毫无疑问，从各个角度看起来素食者更健康：他们的身体更轻盈，他们的反应更敏捷，他们的脑力更充沛，他们更容易入睡，他们所需的睡眠时间更少，他们心情更开朗因而较少得抑郁症，他们更少得感冒一旦得了好得更快，他们不容易缺钙，更妙的是他们不容易得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一个重要肇因就是肥肉导致的血管畸变。今年国家的一组数据显示，北方比南方比例高，而女性多于男性。最危险的人群是北方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正好是肥肉馅的购买常客……

理论上讲，素食能够获得比肉食更优质的营养。首先要打破人们的一个成见：肉类比素食蛋白质高。其实许多素食品的蛋白质比肉类含量高：比如，各种坚果、瓜籽中的蛋白质达30%，谷物约含10%，豆类中的蛋白质含量更高，近40%，是肉类的两倍，豆皮的蛋白质更高达50%，且大豆中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更易为人体所吸收。

人们开玩笑，广东人煲肉汤，还不如一个北方汉子吃馍(馒头)壮。人们常常用肉类进补，其实，肉类不仅蛋白质不如豆类多，而且也是各种食物中最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豌豆、小麦、燕麦所含的铁是牛肉的两倍，几乎每样植物中的铁质都比肉类高；肉类的钙质也不如素食多：每百克食物中所含的钙质,鸡肉为5(毫克)，牛肉为 8，猪肉为 12，鱼为30，豌豆为71，香菇为125，木耳为207，紫菜为850……中国人普遍缺钙，或因爱吃肉而致钙磷比例失调。

即使是肉类最擅长的脂肪，也总被素食盖过。如核桃含油高达66.9%；花生达 48.7%，芝麻达48.23%，黄豆达20.20%……脂肪酸共有13种，动物性油脂中含6种，植物性油脂却含全部,且动物性脂肪为饱和脂肪，胆固醇含量高，易引发血管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并利于癌细胞繁殖；植物性脂肪为非饱和脂肪，能促进胆汁酸排泄，减低胆固醇，避免心脏病和各种心血管病。

素食不缺营养，长寿的素食者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一个美国医学组织要对素食进行对比研究，肉食组好找极了，而要找到纯粹的素食者并不太容易。于是他们到了中国的寺庙里，到了四川和湖南偏僻的寺庙里，一问不要紧，吓了他们一大跳，那些老和尚，那些作为对照组的老和尚都多大年龄？平均80多岁。吃素使身体强健

肉食者有劲，素食者文弱，这种俗见可能有几千年了。实际的情况恐怕会让所有自认比素食者有劲的肉食者人大吃一惊(素食者并不会吃惊的，他们早就知道他们比肉食者更有劲)

与咱们的观念大颠倒：奥运会似乎是素食者表现大力气的地方，奥运会也不知什么时候成了素食者云集的地方。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游泳冠军茂林罗斯就是个素食者，他的速度惊人，持久有力，是最负盛名的运动家，他的出现，掀起了西方的运动家吃素的风潮。

又过了几十年，专门吃素的运动理论也出现了，这就是《素食者运动营养手册》，作者丽莎。多芙嫚是迈阿密体育营养学家，她本身也参加马拉松赛和三项铁人运动，她大运动量的体育生涯从素食中大获好处。她还是几名奥运选手的教练。她说，对运动量大或是意在健身的人，素食很有效。

她并不夸大素食者的力量，她说：肉食者也能像素食者一样有很好的爆发力，但爆发力之后，素食者开始显现他耐久力的长处，素食者的耐力是肉食者远远比不上的。就像猎豹一扑之下抓不到羚羊的话，它就再也追不上羚羊了，这个肉食动物的跑王永远要在耐力的比赛上败下阵来的。

因而多芙嫚说，“奥运级的运动员或职业运动的选手并不一定要吃肉，吃素照样可让你成为彪悍的‘运动机器’。”

她在书中列出世界十七名顶尖运动员的训练秘诀和三餐食谱，包括奥运角力选手康贝尔、六度拿到铁人三项运动冠军的史考特和职业美式足球选手席尔。这些人都是吃全素或者基本吃素(比如不吃肉，仅吃一点鱼)

多芙嫚说，多吃植物有不少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蔬菜水果富含碳水化合物，“这对长跑或短跑增加冲力都有帮助。”

让国人掉眼镜的是，世界最著名的中长跑之王，卡尔.刘易斯是一个严格的素食者，他回忆自己的运动生涯时说，“我发现一个人能不需要动物蛋白质而成为一名成功的运动员。事实上，我的赛道赛跑成绩最好的一年是我吃严格素食的第一年。此外，通过继续吃严格素食，我的体重在控制之中，我喜欢我看上去的样子。(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但是我们都希望喜欢我们看上去的样子。)我喜欢吃很多，我感觉好极了。下面是我的故事。

食肉使人剽悍、使人孔武有力的观念，可能来自远古的野蛮时代，那时游猎氏族、山匪海盗等食肉部族无素可吃，以肉裹腹，攻占农耕文化的国度往往得手，素食者的和平性格总被肉食者的横蛮气势压住，像被视为“黄祸”的匈奴人和蒙古人在一千年内两次席卷欧洲，让这些“文明人”一次次被这些少食蔬菜、纯粹肉食的部族所震撼。食肉者勇武的概念在人类的意念中也一次次加深。但就是这些大败同样是食肉民族西洋人的蒙古人，却在十三世纪两次败在了食草民族日本人手下。据史载，那些很少吃肉仅吃一点生鱼片、却大量吃稻米和蔬菜的日本武士，猛悍胜过蒙古人，让那些草原武者和高丽士兵无法近身，在日本沿海兵败如山倒。蒙古人征服世界无敌手的进程在日本人这里得到遏止。

大家都知道，古罗马是一个富裕到糜烂的社会。即使奴隶也能吃到肉粥什么的。但是在这个社会中最需要勇武、体力和灵敏的角斗士，却是素食者。在罗马语中，角斗士有一个另外的称呼，“嚼大麦者”。这些角斗士平常吃的都是粗麦面包或者是泡过的大麦。电影《角斗士》中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食物，那种黄黄的粘稠样的东西大概是一种豌豆和燕麦混合的粥。要知道他们并不是因为受虐待而必须嚼那个大麦，角斗士一般都是庄园主、富豪、甚至总督的宝贝，虽然他们是奴隶，但这是使他们脸上贴金，让他们腰包鼓突的奴隶，就像现在英国城堡的主人养有高贵的纯种马一样，虽然位在畜生，但如果需要可以比主人吃的还好。而那些罗马奴隶嚼生大麦是因为要战斗，要在生死决斗中冲出一线生机，他们有血的教训，当然知道吃什么对体力和勇猛的毅力更有好处。确实，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饱食酒肉的人，能够战胜这些瘦硬如铁的奴隶。另外说明一下，生食蔬菜和一些谷物已被许多中外营养学家和医学家证实好处大过于熟食，因更能完好于天然养份。这也是他们生嚼大麦的原因。
还有一个例证能说明素食者的勇和健。那就是中国的少林武僧。因为影视作品的胡写乱编，中国大众一直以为，少林寺的和尚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给这个名刹添了大“污点”了，法师们多次出来澄清，少林寺所有正式门徒都是素食者，严格按照佛教显宗的规矩修持。的确，佛教第一大戒就是戒杀，连武僧们的武器都从没有什么刀剑的，最多是根棍，不以取人性命为要。吃肉必然要杀生，因而这个禅宗祖庭怎么会公然养着一帮酒肉和尚，而破坏少林在佛教界的威仪呢？少林武士是素食者应确定无疑，他们的厉害，有耳必闻，有目共睹，这说明素食者能干出比肉食者更轻腾、更猛烈、更坚健的活计。

吃素使人聪明

素食民族聪明还是肉食民族聪明？关于这一点曾有许多争论。其实历史明摆着那呢，自古以来，汉族就是一个素食或被称为半素食的民族，它与周边的那些食肉的氏族部落到底谁聪明，不言而喻。华章典籍、物美民丰，都在诉说着一个民族富有创造性的大脑活跃在天地间。即使在与食肉民族西方列强角力落败的近代，一个西人聪敏还是一个华人聪敏的问题也是自有公论的。

印度因为信奉印度教的原因举国吃素(当然除了穆斯林)印度人是否聪明也是自有公论的。在世界上，智慧之王——数学和哲学都被印度人把持。举世公认，印度人最擅长数学，世界上许多数学大师都是出自印度，以至余习至今，印度成了软件第一国；印度古典哲学超过了古希腊、古埃及，其研究事物的深邃和系统甚至超过了以黑格尔和尼采为代表的日尔曼(德国)哲学，其他国家更是不能望其顶背。

东方最有影响的宗教也多发自印度，佛教的智慧和深邃就不用说了，研究和信奉佛教的人，在入门后大都恍然大悟而感慨：太深邃了，太智慧了！确实，有位西方科学家 (忘了名字了)说，越研究越觉得，现代科学不过在证实佛教早在三千年前的发现……更古老的印度教其体系与佛教一样广大而理性……西方广泛流传，耶稣在印度学习十几年后回去而传基督教……

世界知识界至今最敬仰的古希腊哲学也是素食者缔造，古希腊巨匠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格拉斯全是严格的素食者……

文艺复兴以来的巨匠中，素食者也不少。我们过去多是略知他们的作品和政治倾向，而对影响他们整个人生的生命倾向知之甚少，这其实是他们最重要、畋局实囊桓?br>层面。达芬奇、托尔斯泰、萧伯纳、甘地、爱因斯坦(很长一段时间严格食素)他们为什么吃素？因为他们内心都有一种他们认为最神圣的爱和非暴力主义。很不幸，还有一个恶名昭著的人也是素食主义者，他就是希特勒，仅就素食对他智力的影响来说是勿庸置疑的。

以上这些最需要脑力去建造的智慧王国都是素食者所为，真是没什么话可说。

素食者的一个标志就是头脑灵活。嗜肉者的标志是头脑沉钝。中国人曾经因太过灵活了而屡被西人防范。

不少人改为素食之后，发觉自己脑筋灵活了，想象力丰富了，领悟力提高了，思考敏捷了，有些记忆力增加了……总之，脑部的功能明显渐入佳境，比年少年青时状态更美妙。事实上，世界各地自少素食的儿童往往都智能特别高，由此可知，素食增进脑力，该是千真万确的事了。

早在二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有同样的观察和判断！“食肉，勇敢而悍；食谷，智能而巧”。这是《大戴礼记》里的话，白纸黑字，流传了这么多世代。

为什么素食令人头脑特别灵活？

西方科学家研究，人脑的细胞原来具有“正”“反”两种的力量，二者产生交互作用，就有活动力。人们每次想做一件事之时，“正作用”的讯息就传出，与此同时，我们的大脑细胞又产生“不要做”的讯息，阻止进行，这个就是“负作用”。这样一个要进行、一个要阻止，正反两种作用在脑髓里一层高于一层地撞击不已。而我们要头脑运作得好，思考能力强、判断力准确，必须正反作用协调配合。若要达到这个境界，大脑的细胞一定要得到它们所需要的养份。原来大脑细胞“正作用”“负作用”活动，主要靠麸酸提供动力(麸酸也叫做麦氨酸，是构成蛋白质的一种氨基酸)，不过还要维他命B1 和B12配合，才可以令大脑细胞发挥出“正作用”，同时，又要有维他命B6和泛酸(又叫做本多生酸)配合，才可以令大脑细胞发挥出“负作用”。而优质麸酸和维生素B族主要是从哪里来？植物和谷物。

人的脑袋主要的成份是蛋白质。许多人因此有个误解，以为只要多吃含蛋白质的食物，就可以“补脑”，过去几十年，甚至营养学界误以为肉类的蛋白质比较“优质”。事实恰巧相反：肉类确实含有大量蛋白质，但这些蛋白质是酸性的，人们吃多了，会而令体内的血液变成酸性。为了平衡这种对身体不利的情况，身体从各部分抽出钙质来中和，又消耗大量维他命B1，结果造成全身钙质及维他命B1欠缺，引起骨质疏松症及其它骨骼问题，而且精神不稳定，头脑活力迟钝，血液循环欠佳。

那么，究竟哪些蛋白质对人体最有利？植物类蛋白，这是因为它含很少酸性物质。蔬菜水果一般都会令人体变碱(虽然有些水果表面上很酸)，多吃会令我们的血液呈弱碱性，保持头脑清醒。

大便畅通也是脑力充沛的一个关键。理由很简单：食物若留在肠子里时间一久，即会发酵变臭变毒，引起复杂的生物化学连锁效应，导致全身受害，包括头脑昏沉。凡是多纤维的食物，都有助于大便畅通，凡是鱼肉类食物都有使大便滞留的倾向，因而从这点上说，蔬果也有间接令人思想敏锐的功效。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动物性脂肪黏着力非常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洗刷炖过肉的锅并与素菜锅比较就可得出。而肉食者的血管特别是毛细血管被动物油脂附着，变形细化，使血液流通不畅，大脑因而也运行不畅。这一点我们从胖墩型的孩子一般反应迟钝上也可看出。

一位医生告诉笔者，维生素B1和C对脑部运作非常重要。吃素特别容易吸收此二者，结果活力充沛，头脑清明敏锐。“吃肉不多的孩子特别聪明伶俐”——他说这是他多年冷眼旁观的结论.

最后建议喜食肉者,喝点酸奶.........个人建议.

我吃素后, 思维变得清晰,头也不会疼了 ,脾气也好多了 ,脸也不长痘了!

大部分吃<八宝粥>: 有黄豆 青豆 黑豆 燕麦 玉米 扁豆 米 荞麦 花生 (几片山楂 )等
上火 就加点莲子 百合 / 薏米 绿豆
想补 就加点红枣 怀山药 枸杞 芡实

大家都知道，古罗马是一个富裕到糜烂的社会。即使奴隶也能吃到肉粥什么的。但是在这个社会中最需要勇武、体力和灵敏的角斗士，却是素食者。在罗马语中，角斗士有一个另外的称呼，“嚼大麦者”。这些角斗士平常吃的都是粗麦面包或者是泡过的大麦。电影《角斗士》中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食物，那种黄黄的粘稠样的东西大概是一种豌豆和燕麦混合的粥。要知道他们并不是因为受虐待而必须嚼那个大麦，角斗士一般都是庄园主、富豪、甚至总督的宝贝，虽然他们是奴隶，但这是使他们脸上贴金，让他们腰包鼓突的奴隶，就像现在英国城堡的主人养有高贵的纯种马一样，虽然位在畜生，但如果需要可以比主人吃的还好。而那些罗马奴隶嚼生大麦是因为要战斗，要在生死决斗中冲出一线生机，他们有血的教训，当然知道吃什么对体力和勇猛的毅力更有好处。确实，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饱食酒肉的人，能够战胜这些瘦硬如铁的奴隶。另外说明一下，生食蔬菜和一些谷物已被许多中外营养学家和医学家证实好处大过于熟食，因更能完好于天然养份。这也是他们生嚼大麦的原因。
还有一个例证能说明素食者的勇和健。那就是中国的少林武僧。因为影视作品的胡写乱编，中国大众一直以为，少林寺的和尚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给这个名刹添了大“污点”了，法师们多次出来澄清，少林寺所有正式门徒都是素食者，严格按照佛教显宗的规矩修持。的确，佛教第一大戒就是戒杀，连武僧们的武器都从没有什么刀剑的，最多是根棍，不以取人性命为要。吃肉必然要杀生，因而这个禅宗祖庭怎么会公然养着一帮酒肉和尚，而破坏少林在佛教界的威仪呢？少林武士是素食者应确定无疑，他们的厉害，有耳必闻，有目共睹，这说明素食者能干出比肉食者更轻腾、更猛烈、更坚健的活计。

吃素使人聪明

素食民族聪明还是肉食民族聪明？关于这一点曾有许多争论。其实历史明摆着那呢，自古以来，汉族就是一个素食或被称为半素食的民族，它与周边的那些食肉的氏族部落到底谁聪明，不言而喻。华章典籍、物美民丰，都在诉说着一个民族富有创造性的大脑活跃在天地间。即使在与食肉民族西方列强角力落败的近代，一个西人聪敏还是一个华人聪敏的问题也是自有公论的。

印度因为信奉印度教的原因举国吃素(当然除了穆斯林)印度人是否聪明也是自有公论的。在世界上，智慧之王——数学和哲学都被印度人把持。举世公认，印度人最擅长数学，世界上许多数学大师都是出自印度，以至余习至今，印度成了软件第一国；印度古典哲学超过了古希腊、古埃及，其研究事物的深邃和系统甚至超过了以黑格尔和尼采为代表的日尔曼(德国)哲学，其他国家更是不能望其顶背。

东方最有影响的宗教也多发自印度，佛教的智慧和深邃就不用说了，研究和信奉佛教的人，在入门后大都恍然大悟而感慨：太深邃了，太智慧了！确实，有位西方科学家 (忘了名字了)说，越研究越觉得，现代科学不过在证实佛教早在三千年前的发现……更古老的印度教其体系与佛教一样广大而理性……西方广泛流传，耶稣在印度学习十几年后回去而传基督教……

世界知识界至今最敬仰的古希腊哲学也是素食者缔造，古希腊巨匠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格拉斯全是严格的素食者……

文艺复兴以来的巨匠中，素食者也不少。我们过去多是略知他们的作品和政治倾向，而对影响他们整个人生的生命倾向知之甚少，这其实是他们最重要、畋局实囊桓?br>层面。达芬奇、托尔斯泰、萧伯纳、甘地、爱因斯坦(很长一段时间严格食素)他们为什么吃素？因为他们内心都有一种他们认为最神圣的爱和非暴力主义。很不幸，还有一个恶名昭著的人也是素食主义者，他就是希特勒，仅就素食对他智力的影响来说是勿庸置疑的。

以上这些最需要脑力去建造的智慧王国都是素食者所为，真是没什么话可说。

素食者的一个标志就是头脑灵活。嗜肉者的标志是头脑沉钝。中国人曾经因太过灵活了而屡被西人防范。

不少人改为素食之后，发觉自己脑筋灵活了，想象力丰富了，领悟力提高了，思考敏捷了，有些记忆力增加了……总之，脑部的功能明显渐入佳境，比年少年青时状态更美妙。事实上，世界各地自少素食的儿童往往都智能特别高，由此可知，素食增进脑力，该是千真万确的事了。

早在二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有同样的观察和判断！“食肉，勇敢而悍；食谷，智能而巧”。这是《大戴礼记》里的话，白纸黑字，流传了这么多世代。

为什么素食令人头脑特别灵活？

西方科学家研究，人脑的细胞原来具有“正”“反”两种的力量，二者产生交互作用，就有活动力。人们每次想做一件事之时，“正作用”的讯息就传出，与此同时，我们的大脑细胞又产生“不要做”的讯息，阻止进行，这个就是“负作用”。这样一个要进行、一个要阻止，正反两种作用在脑髓里一层高于一层地撞击不已。而我们要头脑运作得好，思考能力强、判断力准确，必须正反作用协调配合。若要达到这个境界，大脑的细胞一定要得到它们所需要的养份。原来大脑细胞“正作用”“负作用”活动，主要靠麸酸提供动力(麸酸也叫做麦氨酸，是构成蛋白质的一种氨基酸)，不过还要维他命B1 和B12配合，才可以令大脑细胞发挥出“正作用”，同时，又要有维他命B6和泛酸(又叫做本多生酸)配合，才可以令大脑细胞发挥出“负作用”。而优质麸酸和维生素B族主要是从哪里来？植物和谷物。

人的脑袋主要的成份是蛋白质。许多人因此有个误解，以为只要多吃含蛋白质的食物，就可以“补脑”，过去几十年，甚至营养学界误以为肉类的蛋白质比较“优质”。事实恰巧相反：肉类确实含有大量蛋白质，但这些蛋白质是酸性的，人们吃多了，会而令体内的血液变成酸性。为了平衡这种对身体不利的情况，身体从各部分抽出钙质来中和，又消耗大量维他命B1，结果造成全身钙质及维他命B1欠缺，引起骨质疏松症及其它骨骼问题，而且精神不稳定，头脑活力迟钝，血液循环欠佳。

那么，究竟哪些蛋白质对人体最有利？植物类蛋白，这是因为它含很少酸性物质。蔬菜水果一般都会令人体变碱(虽然有些水果表面上很酸)，多吃会令我们的血液呈弱碱性，保持头脑清醒。

大便畅通也是脑力充沛的一个关键。理由很简单：食物若留在肠子里时间一久，即会发酵变臭变毒，引起复杂的生物化学连锁效应，导致全身受害，包括头脑昏沉。凡是多纤维的食物，都有助于大便畅通，凡是鱼肉类食物都有使大便滞留的倾向，因而从这点上说，蔬果也有间接令人思想敏锐的功效。

最后建议喜食肉者,每天喝点豆浆。

我吃素后, 思维变得清晰,头也不会疼了 ,脾气也好多了 ,脸也不长痘了!

大部分吃<八宝粥>: 有黄豆 青豆 黑豆 燕麦 玉米 扁豆 米 荞麦 花生 (几片山楂 )等
上火 就加点莲子 百合 / 薏米 绿豆
想补 就加点红枣 怀山药 枸杞 芡实

佛教认为所有为善的人，首先应该吃素。在现代，素食主义者已经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了。我们国家是一个以素食为主的大国，平常人们吃的最多的就是一些米面、蔬菜和豆腐。这些食物经科学证明是有益于人体的健康长寿的，而象我们平常所吃的金针、木耳、豆芽等，在欧美各国早先都不知道有此类食品，这些食品不论营养和品味都可与肉食品媲美。根据各国医学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证明，综括人类长寿因素，平时多吃素食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并经官方调杳，发现绝大多数百岁以上的老人终身都有不食用肉类或食肉量很少。

多数人认为吃素的人不如吃肉的人有力气，而且认为吃素的人通常又瘦又小。这些观点是片面而没有根据的。大家都知道少林寺的武僧，个个武功高强，力气过人，而他们都是吃素的。可见只要我们能把营养搭配均衡，吃够份量，吃素食也照样能长得高大，有力量。

其实肉食动物都很凶暴、残暴，并且不见得有多么高大。像黄鼠狼、狐狸、狼等食肉动物，它们长得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大，而且未必比马、牛等食草动物有力量，它们凶恶、残忍又没有用。

有人也许会说，我们不吃别处的动物和肉，但鸡鸭是我自己养的，由于我的喂养，才能使它们生存下来，并长大，我只吃这些总不为过吧。但为什么我们不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养的，难道我们就应该被自己的父母任意宰杀吗？又有哪个父母会这样对待自己辛苦喂养长大的孩子呢？任何生命都有它生存的权力，去吃它的肉，动物如果有知，那么当它明白我们喂养它只是为了杀它，吃它，它还会感激我们吗？

肉类的营养成份和植物的营养成份大致是相同的，只是植物的营养成份来得更直接，这个道理通过食物链就可以发现，所以不吃肉就会营养不良这个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吃植物比吃肉更具有经济效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在中学的生物课本中就可以了解到，每亩地植物产生的能量是七十万卡，如果把这些植物喂给动物，则只产生二十万卡的能量，而这其中的一多半能量都被浪费掉了。

学佛之人戒杀生，那么说吃植物就不是杀生吗？首先必须阐明的是，如果我们不吃动物也不吃植物迟早会被饿死。而我们吃的瓜果蔬菜，到它长成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去采摘，它也会自己掉落的，即所谓瓜熟蒂落。而如果我们不拿去吃，果实自己也会腐化成泥的。还有我们吃的食粮稻米，如果到它们成熟的季节我们不去收割，它们也会慢慢地枯死或冻死，并且我们知道植物的意识成份很小，它不像动物有神经系统、有大脑，植物体内大部份物质是水，所以吃植物杀生的成份是极小的。

当今世界，许多珍禽异兽都面临绝种的危险，而人们还在不停地捕杀，破坏大自然的和平与安宁。佛教的教义对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佛教的立场，是要保护所有的鸟类、昆虫和所有野生动物，保护所有的森林和绿地。佛教对全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古今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画家都是佛教信徒和素食主义者，白居易、陆游和苏轼等。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晚年信奉佛教，做在家居士并作戒杀诗云：

谁道群生性命危，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南宋大诗人陆游也作有戒杀诗云：

血肉淋漓味中珍，一般痛苦怨难伸。

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

从这两首情真意切的戒杀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杀生是多么残忍的事。动物对生命的渴求与人一样强烈。我们经常看到牛被杀时，从牛的眼睛里滚落下大滴的眼泪和透露出那种巨大的悲哀，它不能相信的是，它为人们辛勤劳作了一辈子，到老竟会被人们如此残忍地宰杀。任何有善识的人都会不忍目睹那残忍的场面。就连我们平时捉到的小蛱蝶也会狡猾诈死，乘人不备时再展翅飞跑。小生灵求生的欲望也和人一样迫切强烈啊！

有力气干活的，具现代营养学表明。只从植物中，就可以获得人所需要的全部营养（你看牛只吃植物还不是很健壮？）。而从生物学上说，人体的胃和肠道是更适合于消化植物而不是肉类的。当初的猿人更是，只是实在没吃的了，才下地吃肉。
当然，说吃植物，必须营养全面，包括蔬菜，水果，豆类，谷类，海带，藻类等。都要吃。
搭配好了的话，会比吃肉多的人更健康呢。
不过，在生病缺蛋白质的时候，是可以补充些蛋和奶的。（这是对于一般人说的。）

其实有没有力气和吃什么没关系．
按佛家道理来看，真正消耗我们能量的，是我们妄想分别和执著．如果我们的心里清净一尘不染，我们要消耗量能量是极小的．两个例子：
1．入定的人．他们可以入定一个星期，或一年，什么也不需要吃．他们的心静了．所以没什么让他们耗费能量的．
2．著名的李炳南老居士．一天只吃一点点，却要做许多工作．身体承担繁琐的工作，可是因为心里清净，所以也不需要太多能量．

另外，要是我们从内部息灭了贪嗔痴，无论吃什么，对我们几乎都不起作用了．
所以，不要为吃肉找借口啊．修心更重要．

有一种说法叫做迷信科学，我觉得是迷信伪科学才对。说吃素没力气，很蠢的说法，你相信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会说这么蠢的话吗？包括不吃盐都不一定会没力气。不吃盐能不能很有力气我没试过，只是听一些同修说的。但吃素我试过，地点是杭州临安东天目山昭明寺。我是在地市长大的做的是电器销售，没干过力气活，为了帮母亲还愿在山上待了年。山上寺院修建在大兴土木，我们这些居士就帮着挑山。初去时只能用袋子背20多斤，半年后下山时可以背100多斤一天可以走4到8次。在寺院当然是吃素，另年我去之前腰部受过伤还在床上躺了近半年。
不吃素的人有很多借口，佛教也没有让人一定不能吃素，全在自已发心。人若不遇上苦难不会发心出离，但如果平时多荐善念多行善行心必然有好的果报。希望大家种善因得善果惜福修善。

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

　　 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早一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05春天的“两会”，“教育公正”的呼声与建言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武汉大学博导洪可柱为领衔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两季高考”的改革建议。在广州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洪代表再次峻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

　　 教育行政当局受的压力无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同时，他也指出：“要改变现状，就要对教育投入、规划、政策做进一步改革，这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大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 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 “卖考分”3个字而已。

　　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近10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现在却向着“不稳定”的方向转化，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
　　
　　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制度性缺陷，造就了高教领域的不公平，使农家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大学，使外省青年越来越难以入读大都会的名校，使富家子弟总能变着花样混到文凭？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

　　 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制造“重点”。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以上。

　　 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体内。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

　　 对此，中国政府显然已有所意识，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将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助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开端，但离问题的公正解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成包括“3+2”、“3+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对《南风窗》直言，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公平，但实际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省录取率和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西部崛起的国家战略。

　　 洪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

　　 对中国教育改革历来存在的“虚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去教职的陈丹青教授在其辞职声明中有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 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厢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
　　
　　警惕扩散到系统末梢的腐败
　　
　　 制度的缺陷长期没有纠正，自然滋生大量腐败行为。

　　 中国的教育腐败发现得较晚，而规模颇大。可以说，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把积累下来教育的不公正性推到令人难堪的新高度——它几乎扯掉了人们曾尊敬的那件斯文长衫。

　　 2004年，教育行业名列中纪委调查报告中的“五大腐败重地”； 河南濮阳县高考舞弊事件、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招生不正常事件、北航南宁招生“丑闻”……都使人深深担忧中国教育的公正性。

　　 研究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历史沿革，从50年代起，中国教育一直在绝对垄断当中，不仅是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还是教育思想、教学内容都在严格控制之下；同时，由于财政来源多元化，令相对短缺的资源逐渐向特权阶层倾斜，使国家教育离均衡的目标越来越远。

　　 乱相包括中小学的乱收费和乱办学——所谓“兴趣课”，“特色班”，“名校办民校”，“二级学院”，无一不是大行蚕食公共利益。

　　 对高校来说，近年在招生录取、学科设置、物资采购、基建工程、干部聘任方面，猫腻也越来越多。

　　 显然，中国教育早就不是从前的“清水衙门”了。但相关的监督、制约措施却没及时跟进。使教育界对权力的制约落后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仅从一个小小数据就可以看出：据悉，中国不少高校，非教学的行政后勤人员竟然超过60%的比例。

　　 另外，大多人还忽视了，教育的腐败早已不仅存在于基建、招生这些较为明显的环节。有教育界内部人士指出，腐败早已渗透教材教辅的环节——对于逐利者来说，这里有一座超级大金矿。

　　 据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按此比例，每年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

　　 任先生还指出，据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但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应是5000亿元了！

　　 这一数字，足以养肥庞大的分利集团，并阻挠动真格的教育改革——这无疑是比5000亿人民币贪污浪费更可怕的事情。

　　 “教育腐败的实质在于权力失控。” 《望》周刊最近在探讨“陕西省3年倒下7名厅级校长”问题时，如是结论。而结合上述教材回扣的问题，更应予注意的是，虽然高官腐败夺人眼球，但最可怕的，乃是某种腐败气氛在整个系统内的弥漫，最后变成一种无形的、人人都默认的规则化运作。

　　 假如每个班主任、课任教师都进入“售书提成”的环节，成为进入教室的“零售终端”，并享受提成带来的好处，那么，所谓“师道尊严”何由确立？腐败就会进入整个教育生活的血管与神经末梢！

　　 所以，在记者看来，阻击教育腐败，最关键还不在于阻击行为意义的个体腐败，而是要阻击可能正演变为规则本身的系统腐败——比“害群之马”更大的威胁是悄然流行的“马瘟”。阻击教育腐败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教育的公正性，更在于恢复古老的“师生之伦”：教师的“束修”应来自“传道、授业、解惑”的努力，至于销售教材与文具的“营业员工资”，则分文不应苟取！
　　
　　让教育议题重返时代重心
　　
　　 “教育公平”改革呼声急——有许多值得聆听、尊重和沉思的声音：发自广大的民间，发自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公民们的内心。

　　 我们不应淡忘4年前那桩“高考学生起诉教育部”的诉讼，这一事件开启了公民参与国家教育改革的先河——

　　 2001年8月，山东省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栾倩等3人起诉教育部高招生计划违宪。她们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而教育部这一行政行为，根据地域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限定，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这一诉讼虽以栾倩等人撤诉告终，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随后，山东省宣布取消省内各地区的分数线差异——这是中国招生指标松动的开端。

　　 4年之后，武汉大学教授洪可柱等3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改进高考制度”的建议，包含“取消地域指标，重点高校实行联考，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等一系列内容。建议公布后，深得广大民众支持，一时各地报纸纷纷辟出专版讨论。

开春以来，还有更多温和或激进的改革呼声在积聚，在回荡。

　　 湖南“教育界五老”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并应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崔琳在今春“两会”上提议：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公办中小学要尽快成为吸收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主渠道；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建议：大学应可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其中，国立大学向全国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倾向当地生源。杨还认为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完全违反义务教育法，造成强烈的择校热，应该停止。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应予取消。

　　 以网上论政著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应从农村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

　　 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则认为，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级以上的公共财政，实现教育财政划拨的整体均衡，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国民教育。

　　 呼声较高的教育改革吁求还包括：

　　 ——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
　　 ——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对学校进行投入和宏观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具体干预和谋利；
　　 ——大学应实行政校分开的制度，鼓励自由和创新的学术研究；
　　 ——改革高考方式和内容，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高考次数，推行能力考试，减轻学生负担，考试由民间机构组织，招生由大学自主；
　　 ——尽可能地利用社会资源办大学，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应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学；
　　 ——立法规定社区参与义务教育学校的管理和监督……

　　 要之，人们向教育制度大声呼唤的，乃是一个崭新的“公共性格”。即公平地供给、公正地选择、公开地治理的新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的改革，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聪明才智，共同铸造一个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寓于其中。”洪可柱教授充满激情地如是呼吁。

你好： 推荐文章及地址： 作者：南风窗记者 陈初越 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 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早一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05春天的“两会”，“教育公正”的呼声与建言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武汉大学博导洪可柱为领衔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两季高考”的改革建议。在广州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洪代表再次峻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 教育行政当局受的压力无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同时，他也指出：“要改变现状，就要对教育投入、规划、政策做进一步改革，这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大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 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 “卖考分”3个字而已。 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近10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现在却向着“不稳定”的方向转化，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 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制度性缺陷，造就了高教领域的不公平，使农家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大学，使外省青年越来越难以入读大都会的名校，使富家子弟总能变着花样混到文凭？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 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制造“重点”。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以上。 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体内。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 对此，中国政府显然已有所意识，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将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助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开端，但离问题的公正解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成包括“3+2”、“3+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对《南风窗》直言，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公平，但实际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省录取率和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西部崛起的国家战略。 洪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 对中国教育改革历来存在的“虚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去教职的陈丹青教授在其辞职声明中有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 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厢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 警惕扩散到系统末梢的腐败 制度的缺陷长期没有纠正，自然滋生大量腐败行为。 中国的教育腐败发现得较晚，而规模颇大。可以说，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把积累下来教育的不公正性推到令人难堪的新高度——它几乎扯掉了人们曾尊敬的那件斯文长衫。 2004年，教育行业名列中纪委调查报告中的“五大腐败重地”； 河南濮阳县高考舞弊事件、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招生不正常事件、北航南宁招生“丑闻”……都使人深深担忧中国教育的公正性。 研究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历史沿革，从50年代起，中国教育一直在绝对垄断当中，不仅是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还是教育思想、教学内容都在严格控制之下；同时，由于财政来源多元化，令相对短缺的资源逐渐向特权阶层倾斜，使国家教育离均衡的目标越来越远。 乱相包括中小学的乱收费和乱办学——所谓“兴趣课”，“特色班”，“名校办民校”，“二级学院”，无一不是大行蚕食公共利益。 对高校来说，近年在招生录取、学科设置、物资采购、基建工程、干部聘任方面，猫腻也越来越多。 显然，中国教育早就不是从前的“清水衙门”了。但相关的监督、制约措施却没及时跟进。使教育界对权力的制约落后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仅从一个小小数据就可以看出：据悉，中国不少高校，非教学的行政后勤人员竟然超过60%的比例。 另外，大多人还忽视了，教育的腐败早已不仅存在于基建、招生这些较为明显的环节。有教育界内部人士指出，腐败早已渗透教材教辅的环节——对于逐利者来说，这里有一座超级大金矿。 据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按此比例，每年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 任先生还指出，据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但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应是5000亿元了！ 这一数字，足以养肥庞大的分利集团，并阻挠动真格的教育改革——这无疑是比5000亿人民币贪污浪费更可怕的事情。 “教育腐败的实质在于权力失控。” 《望》周刊最近在探讨“陕西省3年倒下7名厅级校长”问题时，如是结论。而结合上述教材回扣的问题，更应予注意的是，虽然高官腐败夺人眼球，但最可怕的，乃是某种腐败气氛在整个系统内的弥漫，最后变成一种无形的、人人都默认的规则化运作。 假如每个班主任、课任教师都进入“售书提成”的环节，成为进入教室的“零售终端”，并享受提成带来的好处，那么，所谓“师道尊严”何由确立？腐败就会进入整个教育生活的血管与神经末梢！ 所以，在记者看来，阻击教育腐败，最关键还不在于阻击行为意义的个体腐败，而是要阻击可能正演变为规则本身的系统腐败——比“害群之马”更大的威胁是悄然流行的“马瘟”。阻击教育腐败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教育的公正性，更在于恢复古老的“师生之伦”：教师的“束修”应来自“传道、授业、解惑”的努力，至于销售教材与文具的“营业员工资”，则分文不应苟取！ 让教育议题重返时代重心 “教育公平”改革呼声急——有许多值得聆听、尊重和沉思的声音：发自广大的民间，发自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公民们的内心。 我们不应淡忘4年前那桩“高考学生起诉教育部”的诉讼，这一事件开启了公民参与国家教育改革的先河—— 2001年8月，山东省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栾倩等3人起诉教育部高招生计划违宪。她们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而教育部这一行政行为，根据地域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限定，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这一诉讼虽以栾倩等人撤诉告终，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随后，山东省宣布取消省内各地区的分数线差异——这是中国招生指标松动的开端。 4年之后，武汉大学教授洪可柱等3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改进高考制度”的建议，包含“取消地域指标，重点高校实行联考，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等一系列内容。建议公布后，深得广大民众支持，一时各地报纸纷纷辟出专版讨论。 开春以来，还有更多温和或激进的改革呼声在积聚，在回荡。 湖南“教育界五老”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并应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崔琳在今春“两会”上提议：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公办中小学要尽快成为吸收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主渠道；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建议：大学应可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其中，国立大学向全国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倾向当地生源。杨还认为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完全违反义务教育法，造成强烈的择校热，应该停止。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应予取消。 以网上论政著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应从农村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 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则认为，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级以上的公共财政，实现教育财政划拨的整体均衡，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国民教育。 呼声较高的教育改革吁求还包括： ——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 ——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对学校进行投入和宏观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具体干预和谋利； ——大学应实行政校分开的制度，鼓励自由和创新的学术研究； ——改革高考方式和内容，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高考次数，推行能力考试，减轻学生负担，考试由民间机构组织，招生由大学自主； ——尽可能地利用社会资源办大学，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应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学； ——立法规定社区参与义务教育学校的管理和监督…… 要之，人们向教育制度大声呼唤的，乃是一个崭新的“公共性格”。即公平地供给、公正地选择、公开地治理的新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的改革，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聪明才智，共同铸造一个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寓于其中。”洪可柱教授充满激情地如是呼吁。 “有教无类。”我们期待着“教育公正”运动的开展，让平等受教育权重返时代议题的重心。■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5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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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风窗记者 陈初越 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 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早一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05春天的“两会”，“教育公正”的呼声与建言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武汉大学博导洪可柱为领衔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两季高考”的改革建议。在广州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洪代表再次峻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 教育行政当局受的压力无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同时，他也指出：“要改变现状，就要对教育投入、规划、政策做进一步改革，这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大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 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 “卖考分”3个字而已。 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近10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现在却向着“不稳定”的方向转化，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 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制度性缺陷，造就了高教领域的不公平，使农家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大学，使外省青年越来越难以入读大都会的名校，使富家子弟总能变着花样混到文凭？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 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制造“重点”。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以上。 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体内。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 对此，中国政府显然已有所意识，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将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助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开端，但离问题的公正解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成包括“3+2”、“3+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对《南风窗》直言，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公平，但实际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省录取率和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西部崛起的国家战略。 洪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 对中国教育改革历来存在的“虚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去教职的陈丹青教授在其辞职声明中有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 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厢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 警惕扩散到系统末梢的腐败 制度的缺陷长期没有纠正，自然滋生大量腐败行为。 中国的教育腐败发现得较晚，而规模颇大。可以说，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把积累下来教育的不公正性推到令人难堪的新高度——它几乎扯掉了人们曾尊敬的那件斯文长衫。 2004年，教育行业名列中纪委调查报告中的“五大腐败重地”； 河南濮阳县高考舞弊事件、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招生不正常事件、北航南宁招生“丑闻”……都使人深深担忧中国教育的公正性。 研究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历史沿革，从50年代起，中国教育一直在绝对垄断当中，不仅是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还是教育思想、教学内容都在严格控制之下；同时，由于财政来源多元化，令相对短缺的资源逐渐向特权阶层倾斜，使国家教育离均衡的目标越来越远。 乱相包括中小学的乱收费和乱办学——所谓“兴趣课”，“特色班”，“名校办民校”，“二级学院”，无一不是大行蚕食公共利益。 对高校来说，近年在招生录取、学科设置、物资采购、基建工程、干部聘任方面，猫腻也越来越多。 显然，中国教育早就不是从前的“清水衙门”了。但相关的监督、制约措施却没及时跟进。使教育界对权力的制约落后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仅从一个小小数据就可以看出：据悉，中国不少高校，非教学的行政后勤人员竟然超过60%的比例。 另外，大多人还忽视了，教育的腐败早已不仅存在于基建、招生这些较为明显的环节。有教育界内部人士指出，腐败早已渗透教材教辅的环节——对于逐利者来说，这里有一座超级大金矿。 据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按此比例，每年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 任先生还指出，据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但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应是5000亿元了！ 这一数字，足以养肥庞大的分利集团，并阻挠动真格的教育改革——这无疑是比5000亿人民币贪污浪费更可怕的事情。 “教育腐败的实质在于权力失控。” 《望》周刊最近在探讨“陕西省3年倒下7名厅级校长”问题时，如是结论。而结合上述教材回扣的问题，更应予注意的是，虽然高官腐败夺人眼球，但最可怕的，乃是某种腐败气氛在整个系统内的弥漫，最后变成一种无形的、人人都默认的规则化运作。 假如每个班主任、课任教师都进入“售书提成”的环节，成为进入教室的“零售终端”，并享受提成带来的好处，那么，所谓“师道尊严”何由确立？腐败就会进入整个教育生活的血管与神经末梢！ 所以，在记者看来，阻击教育腐败，最关键还不在于阻击行为意义的个体腐败，而是要阻击可能正演变为规则本身的系统腐败——比“害群之马”更大的威胁是悄然流行的“马瘟”。阻击教育腐败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教育的公正性，更在于恢复古老的“师生之伦”：教师的“束修”应来自“传道、授业、解惑”的努力，至于销售教材与文具的“营业员工资”，则分文不应苟取！ 让教育议题重返时代重心 “教育公平”改革呼声急——有许多值得聆听、尊重和沉思的声音：发自广大的民间，发自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公民们的内心。 我们不应淡忘4年前那桩“高考学生起诉教育部”的诉讼，这一事件开启了公民参与国家教育改革的先河—— 2001年8月，山东省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栾倩等3人起诉教育部高招生计划违宪。她们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而教育部这一行政行为，根据地域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限定，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这一诉讼虽以栾倩等人撤诉告终，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随后，山东省宣布取消省内各地区的分数线差异——这是中国招生指标松动的开端。 4年之后，武汉大学教授洪可柱等3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改进高考制度”的建议，包含“取消地域指标，重点高校实行联考，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等一系列内容。建议公布后，深得广大民众支持，一时各地报纸纷纷辟出专版讨论。 开春以来，还有更多温和或激进的改革呼声在积聚，在回荡。 湖南“教育界五老”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并应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崔琳在今春“两会”上提议：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公办中小学要尽快成为吸收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主渠道；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建议：大学应可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其中，国立大学向全国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倾向当地生源。杨还认为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完全违反义务教育法，造成强烈的择校热，应该停止。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应予取消。 以网上论政著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应从农村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 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则认为，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级以上的公共财政，实现教育财政划拨的整体均衡，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国民教育。 呼声较高的教育改革吁求还包括： ——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 ——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对学校进行投入和宏观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具体干预和谋利； ——大学应实行政校分开的制度，鼓励自由和创新的学术研究； ——改革高考方式和内容，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高考次数，推行能力考试，减轻学生负担，考试由民间机构组织，招生由大学自主； ——尽可能地利用社会资源办大学，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应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学； ——立法规定社区参与义务教育学校的管理和监督…… 要之，人们向教育制度大声呼唤的，乃是一个崭新的“公共性格”。即公平地供给、公正地选择、公开地治理的新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的改革，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聪明才智，共同铸造一个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寓于其中。”洪可柱教授充满激情地如是呼吁。 “有教无类。”我们期待着“教育公正”运动的开展，让平等受教育权重返时代议题的重心。

　　经济危机下，在全球经济每况愈下时，中国却逆势而上，因而，中国没有理由不受关注，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发展的动力，更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中流砥柱，带领世界走出危机，我们中华儿女更需要了解中国，这延续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能否在我们手中续写，我们未来壮大的障碍和优势到底在哪里？
　　显然，为什么要践行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源于我们对自己国家基本国情的认识。因此，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不仅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这既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要面向未来。然而，在公众、甚至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当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模糊或者极端的认识，有认为一好百好的；也有只看问题，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的。这些看法势必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进而对这个国家的前行发生作用。大萧条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令人无法忘记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想起来就感到战栗的记忆，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噩梦的时代。一场世纪灾难来临了，直接把整个世界经济带入百年不遇的剧变中。
　　2008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与伤害程度，几乎已经到了令人谈"危"色变的地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当华尔街刮起的风暴愈演愈烈，席卷全球；当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这些百年历史的金融帝国接连轰然倒下，华尔街人人自危。
　　人们在奋力自救的同时，也在紧张地搜寻救世主。到底谁是救世主的候选人？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中国的呼声如此之高。中国以在经济危机中独当一面的风范，塑造了大国形象。此时的中国，坐拥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世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们盼望，这个已经延续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能成为抵御风暴的中流砥柱，引领世界走出危机。
　　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并能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中国是否真的正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带？在世界眼中，中国到底制造了什么样的谜团，谁能破译当代中国基因？中国国情的真相是什么？最先进与最落后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中国发展有着怎样的本土化轨迹？
　　世界和中国都在探寻答案，试图寻找一个可以鸟瞰中国的角度。
　　以往我们提到国情时，往往说：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但今天，一句话已经远远不能描述出中国的基本国情。
　　国情既是绵长的历史叙事，也是宏大的纪实诗篇。13亿人心中，有13亿个国情的版本。处于不同阶层
　　的人们，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会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中国国情。
　　学者往往俯瞰中国国情，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站在宏观的视角，为我们全面刻画中国国情。
　　经济学家樊纲：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体制转轨国家，它面临着两套问题：在发展中，贫穷落后，低收入人群占全部人口的80%，所有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全都有，如国有企业，行政手段管制，计划经济，腐败，法制不健全等。其中，贫富差距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是腐败问题，另一个是农业社会转型问题。
　　和别的国家比，我们国情非常独特。中国的任何成就除以13亿，成就是很小；问题乘以13忆，问题是很大的。
　　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光宇：人口多底子薄，这是最核心的国情，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定的。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重点城市，他的各方面的经济水平指标，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第一世界的；第二世界，像江浙一带，大部分的省会城市，较富有的一些，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但差不多；第三个是贫困地区，县级市；第四个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
　　作家梁晓声：中国国情有几个数字是相当重要的，第一个数字就是说中国已经拥有了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个数字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口统计是13亿。
　　作家张胜友：中国的基本国情，表面上来看，是在改革开放的调解下，社会分层化，多元化。社会在财富拥有的水平上、消费模式上，都阶梯化、阶层化。这是一个竞争性社会必然的一个格局。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基本国情就是，与西方相比，在社会利益上，财富上，受教育水平上，社会遵从方式上，程度上，这个分层结构的模型，跟西方现代化社会相似阶段的模型差异在哪？
　　中国前驻日外交官唐淳风：我们国家真的很伟大。比方说我们长期引以为自豪的，一谈起来必然跟人家说，我们这20几年，我们这30几年，我们的GDP涨了几倍，我们的财政收入、贸易增长了几倍。从综合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很多的发展，例如人的生命49年是三十几岁到现在06年基本上达到72岁。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中国国情就是，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92年以来，经济发展特别快，世界上产生了一系列的，中国经济发展，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系列重大的机会，和一系列重大的新的矛盾。
　　与学者相比，普通老百姓对国情的阐释多从自己生活的一个切面出发，具体到他们的切实感受。
　　某超市顾客：希望工程是中国的一项公益活动，目的是通过援助资金、物资，帮助落后地方建校办学，多年以来，援建希望小学近万所，在每100所农村小学中，就有2所是希望小学。在北京郊区延庆县，一所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现在刚刚依靠捐赠喝上了牛奶。
　　某大学学生：大学生就业难是很严峻的中国国情。我们也在很努力地找工作，可是很多人还是找不到工作。我不想一毕业就啃老，但我也不想在校园里躲一辈子。
　　80后白领：作为一个80后，刚毕业两年，无房无车，正在向自己所向往的中产阶级生活努力的人。我想说一句，大家脑子要清醒，千万不要被人利用。房子买不起，至少我还租的起。车子买不起，至少我还能坐公交。吃不起牛排，至少我还能吃米饭。国家稳定，大家才有钱赚，生活才能有盼头。要是真是乱起来了，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样。生活就更没盼头了。
　　农民工：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国情。谈谈我自己吧。我们公司的人很好，经常把能卖钱的东西给我，一次有个女孩还给了我一件衣服。每次在我们这里做事，有水喝，有时候还有好烟抽。我最怕的就是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最想的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母亲身体能好起来，最愉快的日子就是吃了饭跑到小卖铺去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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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获得空前的财富与发展潜能，空前融入世界，并受到世界的尊重。但我们也空前
　　面对着缺乏经验的空白、矛盾和冲突。不论是变革过程的理性保障、社会安定，还是变革目标期望的新制
　　度创建，都需要认清我们的国情。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经验往往都是片面的，生存地位也是有局部性的。我们需要在各种理性的、情感
　　的以及文化认知基础上，剥茧抽丝，深度剖析中国国情。
　　法国大文豪雨果当年曾经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他认为中国是缺少变化的国家。德国大名
　　鼎鼎的黑格尔也这样评价中国："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议论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
　　面。"
　　但今天，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成不变的，变化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征。
　　20多年前，美国人阿尔文o托夫勒的一本书《第三次浪潮》，为我们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大变革，这给
　　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但今天，阿尔文o托夫勒面对中国的巨变，感叹所有的变化
　　超出了他的预测范围。他说：没有人能够想象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
　　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主流的预测在不断地变化。
　　1961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低达-27.3%，到2008年，即使世界遭遇世纪灾难金融风暴，中国仍保持了
　　9%的高增长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人口为5.4亿人，到1969年已达8亿人，今天我国的人口有13亿多；
　　150年前，德国人李希霍芬乐观的预言，"山西煤炭资源可供世界二千年之用。"今天，最富足的煤炭
　　，仅供中国百年之用；
　　自1985年专利制度建立以来，我国专利的申请量以每年20%的速度连续增长；
　　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一位乡长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
　　险"，当地农民负担如"泰山"。2008年，中国政府对农民进行粮食、良种等补贴已有4年，全面免除农业税
　　已经2年；
　　1996至200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净减少1230万亩耕地；
　　淮河有歌谣，"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不洗
　　马桶盖。"2006年，青海省实行"人退湖进"政策，青海湖的环境发生很大改善，一位老人还发现了绝迹多
　　年的湟鱼，这种鱼十年才长半斤。
　　胡鞍钢，一位关注中国国情的中国学者，几十年来，他研究中国国情的文章和书籍摞起来，已经比他
　　的个子还要高。他对自己的国家有过这么一段感慨，"年岁越大，所知越多，却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表示
　　了诚挚的尊重、诚实的敬畏。研究国情就如同读一部天书，天天读，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也读得不是很懂，
　　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因为中国太大、太复杂，它不仅每年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
　　无论历史身处哪一个低谷，总有高坡出现，而中国就是历史的一个高坡。它以从容不迫的发展态势，
　　为世界做出榜样。当其他国家还在收拾残局时，中国却在享受盛宴。此时的盛宴不是标榜中国有多么繁华
　　和喧嚣，而是彰显中国出色的危机预防力及传递给世界的信心。
　　2008年12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改变了前几个月一路下滑的颓势。在消费
　　领域，200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07年增长21.6%，2008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达
　　到17.4%。2008年，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量，而人们期待中国将在2009年贡献一半左右
　　的增长量。
　　全球经济急转直下，世界经济出现了集体噤声，尤其是对高速增长这样的敏感字更是退避三尺。2008
　　年，中国实现了9%的GDP高速增长，随后在2008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定下了2009年
　　GDP增速保持8%的目标。
　　这让全世界感到惊诧，全球经济每况愈下，中国却逆势而行，提出实现8%的高速增长，中国提出8%的
　　底气在哪里，这到底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2009年7月16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1% ，又为全年"保
　　8"增加了几分胜算。
　　因而，中国没有理由不受关注。
　　的确，中国的国情是"底子薄"，但大量的统计数据向世界再清楚不过地标示着中国的进步，改革开放
　　三十年，中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
　　中国的GDP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增加，在"10%"徘徊的惊喜数字，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
　　创造了经济奇迹。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黄金、原料药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的外汇
　　储备列世界第一。截止到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我国外贸总额居第三位。2008
　　年，中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实现贸易顺差约2955亿美元。美国摩根士丹
　　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就曾这样感慨，"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甚至说能够接近中国在25年的时间里
　　面贸易总额翻8倍的收入，不要说打破连接近都无法接近。在二战后，也很难找到一个经济体可以打破中
　　国的经济情况。"
　　历史上，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曾被称为"世界工厂"，现如今，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中国
　　生产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玩具。以世界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店沃尔
　　玛为例，在沃尔玛的6000个供应商中，就有5000个来自中国。
　　上海港、天津港、营口港、青岛港……，货物吞吐量也在连年破纪录，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地出
　　现中国的身影，从鞋子、袜子到打火机、皮包。2008年，中国花了11330.8亿美元买外国货，却把14285.5
　　亿美元中国货卖到了世界各地。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近5年，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当中国上市公司开市的槌声在纽约
　　交易所、纳斯达克、伦敦证交所响起的时候，在国际资本上中国概念已经成为国际投资银行家追捧的对象
　　。百度、锦江之星、如家，中国老百姓日常接触最多的这些网络搜索平台和经济型酒店成为国际买家手中
　　最有未来的成长型企业。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国际经济实力对比第四次巨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是19世纪早
　　期英国的崛起，第二次是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和德国的崛起，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
　　的经济奇迹，第四次就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其余地区的崛起。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我对此深信不疑。"
　　对2006年世界性的杂志SCI和SSCI索引，有28.9%的文章其题目都与中国有关。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说法首先来自西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9月，该
　　报用头版头条大幅报道中国经济起飞了，根据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并附有一张很大的照片。
　　全球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一旦涉及中国经济，经常使用的是一些加感叹号、感情色彩比较浓厚的词
　　汇。比如庞然大物、中国虎、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旗舰、全球化的帝国……等等：
　　在形容中国的众多新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代》周刊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始"；
　　美国《新闻周刊》称中国是"亚洲的庞然大物"；
　　美联社在新闻评论中用"中国虎"来代表中国经济；
　　《时代网络在线》给中国的称号很吓人，叫"新的超级大国"；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发表了一部名为《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的著作。刊登于该书
　　封底的简介说，"中国已经醒来，世界正在颤抖……世界用1／4世纪的时间改变了中国，现在中国在改变
　　世界，今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德国之声"电台在预测2050年世界经济形势时将中国形容为"旗舰"。2008年，德国《金融时报》撰文
　　，称德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国。德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正在兴起的国家。
　　无论是哪个称号，尽管是在绘声绘色描写中国的崛起，但无不带有酸溜溜的味道，甚至还裹挟了"中
　　国威胁论"的火药味。在他们看来，大国崛起都是通过扩张实现的，中国没有扩张的客观条件，但中国在
　　掠夺世界的资源。
　　在发展中国家，则对中国经济抱有强烈的期待：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提出要"15年赶超上海"；巴西《经济价值报》在一篇长达14页的介绍中国的文章中称中国是"全球化的帝国"；
　　拉丁美洲第一大周刊的巴西《请看》杂志在一篇长达78页的文章中称中国为"正在上升中的帝国"，该
　　杂志封面图片是一条红色的龙盘在蓝色的地球上，虎视眈眈地看着整个地球。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有条不紊的脚步。经济格局混乱，谁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世界不约
　　而同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不是功夫熊猫，非经济救世主。"商务部长陈德铭不想世界为中国镀上"救世
　　主"的光环。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中国当作"功夫熊猫"。
　　在很多人看来，以欧美中心的世界格局即将被打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今，"G2"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人们不断用G2来指代美国和中国，G2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代名词。的确
　　，中国虽然是新兴国家，但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前进。
　　渣打集团CEO彼得·桑兹就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公布的2008年度经济数据)很振奋人心，因为这些数
　　据说明中国的内需很强，中国经济不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需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因为很明显，目前对增
　　长率贡献较少的部分是出口和投资，我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内需持续增长，因为这正是中国渡
　　过这次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行动很重要。"
　　在全球化的经济链中，中国这个环节已不是可有可无。人们都清晰地懂得，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将惠及
　　全世界。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标签，都传递着这样一个主题--中国越来越强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长达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中国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独特的、内容丰富
　　多采、历史悠久的文明，没有其他民族可比。"古老的中国神秘而瑰丽，让来自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兰
　　·佩雷菲特感慨万千。崛起的中国，又蒙上新的面纱。30年经济的强劲增长，如此深入地改变了中国国情
　　，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经济学里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当现实经济发生变化时，经济学的理论也要随之改变。在西方浩如烟
　　海的经济学理论中，却找不到适合中国经济的理论。所以，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中国之谜。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他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时间是1993年。接着，是美国哈佛大
　　学教授韦茨曼。"中国之谜"逐渐成为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主流经济学家的重
　　点课题。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o诺兰借助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
　　长，同样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这样诠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看上去
　　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有人说，谁能够破解这个谜，谁就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为世界经济学家带来了伤脑筋的经济
　　反例。
　　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他们把中国的快速发展称为"
　　中国之谜"，实际上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发展提出的质疑。
　　罗纳德麦金农在1993年提出了"中国之谜"时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
　　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把中国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
　　保持价格稳定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
　　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o诺兰则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
　　前的成就。但中国是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
　　谜"。
　　在全世界的眼中，中国迷雾重重，是一个难以看清的国家，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外国经济学家无
　　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人均资源贫乏、技术创新几近空白以及产权不完全清晰、市场不完全开放
　　、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出人意料地创造了经济奇迹。
　　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30年间保持每年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而这样的增长速度至今还
　　在继续。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并不具备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政治条件，也没有按照"华盛顿共
　　识"所描绘的蓝图进行，反而驶向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之谜"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禀赋；蕴藏着一个古老国家，如何在古老的土地上破茧成
　　蝶，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肩；暗涌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道路。
　　许多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更多地希望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移植到中国的实践中去，这大大束缚
　　了西方学者的眼界和理论视野。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很难给"中国之谜"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答案。
　　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超越苏联、东欧，在于中国独特
　　的经济结构。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农村，这成为中国劳动力的源泉，在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所产
　　生的负面效应没有达到整体经济承受能力的底线之前，通过推行渐进式的变革，大量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能
　　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以T·Rawski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事实上，包括
　　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工业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杠杆；
　　有些经济学家更甚，认为中国根本不是一个谜，完全可以用新古典理论进行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克鲁格曼就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源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
　　不过，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已经破解了中国之谜。
　　弗里德曼，是最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位经济学家，对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诙谐的幽默，"只要能够给
　　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获得，或者他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基辛格，最关注中国国情的国际政治家。这位代表西方首先打开中国国门的老人，几十年来，一直在
　　密切关注着中国每一个哪怕是细微的变化。他用了一句西方政治家们的口头禅来判断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试图破解中国之谜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逐渐超过意大利，又超过法国
　　。2006年2月15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GDP增长率为9.9%，总量达2.2257万亿美
　　元。而与此同时，英国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英国GDP的增长率为1.8%，总量为2.03万亿美元。中国经
　　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即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中国仍然实现了9%的GDP高速增长。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这个谜越来
　　越难解。他们绞尽脑汁，希望把中国这个不再沉睡的巨人装在某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但是，不管
　　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由于中国的国情过于神秘与复杂，这些理论往往束手无策。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因为我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和西方经济起步时的情况有
　　了很大的差别。
　　翻开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
　　《萌芽》、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可以看到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工业革命
　　时期的图景。
　　工业化人口规模不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本土人口只有1千多万人，少于今天的北京和上海。
　　200多年的实践中，只有占世界11.2%的西方发达国家，跻身工业化的行列。而且，他们的工业化进程也是
　　不一而足的。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这13亿人口需要在50年时间内步入工业化。
　　资源环境不同。西方国家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他们的工业化将地球的资源与环境状态推
　　向警戒线。因而，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之后才遇到资源与环境瓶颈。同时，西方不必为工业化所使用的能源
　　和造成的污染付出过高代价，为成本外化。中国已经丧失了成本外化的机会。中国在工业化之初，就遇到
　　了资源与环境的紧箍咒。由于资源被大量使用，资源的价格与西方国家工业化之初时的价格已是冰火两重
　　天，这意味着中国将付出更多的工业化成本；在环境上，中国更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环境污
　　染与资源浪费，不仅会威胁到中国自身的生存环境，还会威胁全球的资源与环境。
　　社会环境不同。当时的西方国家靠扩张"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可
　　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而在那时的美国，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
　　奴隶和无数华工苦力当时都是合法的。西方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多元化，也破
　　坏了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生态。
　　中国不会也不可能以扩张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只能进行合法的经济贸易扩张。相比之下，中国今天
　　面对的国际竞争条件异常苛刻：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别人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
　　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
　　此一时彼一时，中国的工业化环境与西方的工业化环境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会摔
　　跟头。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我们更不能忘了中国这片热土的特殊性。 很多西方国家按照他们
　　的理论逻辑，规划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的大道。但实践证明，沿着那条逻辑线描绘的走向，并非是一个国
　　家发展强盛的金科玉律。拉美国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制定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拉美化"在近年来逐
　　渐成为一个制定发展政策失败的代名词。
　　2001年，阿根廷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抢劫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最终迫使阿根廷内阁
　　集体总辞职。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向国会递交辞呈。总统走后，留下的是一个烂摊
　　子：1320亿美元的债务，高达18.3％的失业率。
　　面对连续萧条和债务累累的阿根廷经济，也许很难有人相信这个拉美小国曾经是二战以前的世界七大
　　工业国之一，处在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地位。而带领拉美走向失败的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共识
　　--《华盛顿共识》。

是沈阳理工的不 ？

是沈阳理工艺苑的不？

....这也行 艺院威武

呵呵 你和我女朋友一个学校的吧 ，她也是给我打电话叫我给她写这个论文，和你那要求一样啊。哈哈 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