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双螺旋结构 1952年，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化学家查伽夫（E.chargaff，1905— ）测定了DNA中4种碱基的含量，发现其中腺膘呤与胸腺嘧啶的数量相等，鸟膘呤与胞嘧啶的数量相等。这使沃森、克里克立即想到4种碱基之间存在着两两对应的关系，形成了腺膘呤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与胞嘧啶配对的概念。
1953年2月，沃森、克里克通过维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琳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他们采用了富兰克琳和威尔金斯的判断，并加以补充：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构成两条多核苷酸链的骨架，方向相反；碱基在螺旋内侧，两两对应。
一连几天，沃森、克里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用铁皮和铁丝搭建着模型。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终于诞生了。
双螺旋模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探明了DNA分子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了DNA的复制机制：由于腺膘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这说明两条链的碱基顺序是彼此互补的，只要确定了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确定了。因此，只需以其中的一条链为模版，即可合成复制出另一条链。 它的成功测定，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时代．
克里克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在4月25日发表的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他认为，如果没有这句话，将意味着他与沃森“缺乏洞察力，以致不能看出这一点来”。
在发表DNA双螺旋结构论文后不久，《自然》杂志随后不久又发表了克里克的另一篇论文，阐明了DNA的半保留复制机制。
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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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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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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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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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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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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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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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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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7.4米。两厢石壁间距7.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世界十大宝藏

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积累财富的历史。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形式的变迁、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思想境界的不断升华无一不和财富的积累有关系。人类不断创造着财富，财富同时又推动人类前进。
不过，在历史的过往里，也有一部分财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停驻在时间隧道里，它们或者被深埋在地下，或者被故意隐藏，或者被秘密收藏，成为富有神秘色彩的宝藏。
意外发现宝藏大概是所有人的梦想，无数文艺作品以寻宝为题材而引人入胜。下面的文章将介绍世界十大宝藏，它们有的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族千年的积累，有的是一个人经过一生探寻得到的回报，有的是考古学家意外的发现。每个宝藏都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一位：图特卡蒙陵墓

图特卡蒙是3300多年前的一个年轻埃及法老，他曾在金雕御座上管理着庞大帝国。他的统治是短暂的，在18岁时突然死去。在埃及漫长的法老时代中，图特卡蒙因为在位时间短而名不见经传，他的猝死也使得他没有事先修建的豪华金字塔陵墓。正因为不起眼，其陵墓在很长时间里始终没有被发现。
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熟读古埃及历史，发现图特卡蒙陵墓是他毕生的梦想。1903年起，他就带领助手在帝王谷的每一寸土地上搜索，1922年11月5日，在19年的努力后，他终于找到了图特卡蒙陵墓入口。它竟然位于另一个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下面，开凿于岩石内。
这是3300年来惟一一个完好无缺的法老陵墓，也是埃及最豪华的陵寝，更是埃及考古史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卡特之前以为这个年轻法老的墓葬品会比较简单，谁知之后长达三年时间的挖掘向全世界证实了这种预想的愚蠢。卡特说过，图特卡蒙一生惟一出色的成绩就是他死了并且被埋葬了，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其陵墓的发现成为古代文明对现代人类最彻底的一次震撼和嘲笑。那个成为埃及文明象征的纯金面具，那个纯金制成的棺材，那个由纯金雕制镶满宝石的王位，那些铺满墓室墙壁的纯金浮雕，那具完整无缺的木乃伊……所有一切都让人类惊叹，3300年前埃及人的工艺技巧和现在的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图特卡蒙陵墓的发现是世界考古工作成功的顶峰，也是考古史的重要转折点。所有出土文物超过10000件，每件都是无价之宝。卡特花费三年的时间把它们全部运出墓室，当时挖掘人员从墓的出口抬出女神哈托尔牛头灵床的镜头已经成为考古史上无法超越的经典；埃及政府又花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把它们运到开罗，开罗博物馆之前的所有藏品都因之黯然失色；而彻底研究它们可能需要未来人类全部的时间。
文物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和所蕴涵的谜团使图特卡蒙陵墓排在世界十大宝藏的第一位。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二位：英国王室珠宝

大约在1600年前，地球上崛起了一个强大的王族，这就是英国王室。英国王室是现存最古老的王族，而每代君主的加冕仪式都严格奉行完全一样的传统，这使得英国王室的加冕典礼成为现存的、依然举行的最古老的仪式。在加冕仪式上，国王或者女王头戴的王冠和手持的权杖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三位：阿托卡夫人号沉船

西班牙对殖民财富的掠夺采用了最野蛮的方式，当时南美洲被证实富含金银矿和其他稀有资源，于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惟一的工作就是开采和经营矿山。一船又一船的金银财宝成为殖民掠夺的罪证。
西班牙的运金船最害怕海盗和飓风，为了对付海盗，每支船队都配备有装备了大炮、船身坚固的“护卫船”，阿托卡夫人号就是这样一艘护卫船。1622年8月，阿托卡夫人号所在的，由29艘船组成的船队载满财宝从南美返回西班牙。由于是护卫船，大家把最贵重、最多的财宝放在阿托卡夫人号上，遗憾的是阿托卡夫人号的大炮对飓风没有什么威慑力。当船队航行到哈瓦那和古巴之间海域时，飓风席卷了船队中落在最后的5艘船。阿托卡夫人号由于载重太大，航行速度最慢，成为首当其冲的袭击目标。船很快沉到深17米的海底。其他船只上的水手马上跳下水，希望抢救出一些财宝，但是就在他们找到残骸，准备打捞金条时，又一场更具威力的飓风袭来，所有水下的人都在飓风中丧生。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四位：赫氏堡

赫氏堡是有史以来最豪华的私人住宅，是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传媒巨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私人城堡。
在赫斯特事业的巅峰时期，他拥有两座矿山，数不清的地产，26家报纸，13家全国性刊物，8家广播电台和许多其他新闻媒体事业。当时赫斯特每天能赚5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500万美元。
每个成功人士都想修建一座梦想中的住宅，赫斯特也一样，1919年他开始构思修建一座举世无双的私人城堡。赫氏堡建在距洛杉矶360公里的圣西蒙。这里从太平洋边开始到桑塔露西亚山，4万英亩的土地都是赫家的私产。那广袤的草场，绵延的山丘，举目可望的海景，在赫斯特心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到1919年，当他能够实现城堡之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此地作为基址。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五位：罗亚尔港

16世纪，中、南美洲是西班牙的天下，殖民强盗搜刮了大量金银财宝，一船船运回欧洲。在入侵西半球方面，英国落后西班牙一步，除了控制北美洲北部地区以外，很难染指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心理不平衡的英国嫉妒西班牙抢到的巨额财富，就怂恿海盗专门袭击西班牙的船只，并为之提供庇护所。与此同时，欧洲一些亡命之徒沦为海盗，在美洲沿海抢劫过往商船，特别对抢劫西班牙皇家的运金船更感兴趣。英国政府当时专门辟出英属殖民地牙买加岛东南岸的罗亚尔港作为海盗的基地，罗亚尔港于是成为历史上海盗船队的最大集中地。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六位：丹漠洞遗址宝藏

爱尔兰的基尔肯尼郡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也是爱尔兰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都有数十万计的游客来到基尔肯尼，他们必定参观的地方是丹漠洞遗址。
丹漠洞被称为爱尔兰最黑暗的地方，因为这个洞穴记录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公元928年，挪威海盗来到爱尔兰，对基尔肯尼附近一带进行洗劫。当时居住在丹漠洞附近的居民为了逃命，在海盗袭来的前几个小时集体躲到洞中。丹漠洞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洞里地形复杂，有连串的小洞穴一一相连，避难的人认为这是绝佳的藏身之地。他们幻想海盗抢完能抢的东西后就会离开。然而丹漠洞的入口太过明显，海盗很快发现了洞中藏人的秘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海盗进入洞里，把所有发现的人都杀死，估计有1000多人，然后守在洞口半个月，没有当场被杀死的人后来都因感染而死或者饿死了。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七位：陨石收藏

天上掉馅饼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从天上掉下和黄金一样值钱的东西却有可能，那就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陨石。
罗伯特·黑格今年45岁，他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另一方面是全球最权威的陨石收藏家。从23岁起，黑格就开始收集陨石，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那是可以卖钱的好东西。到现在为止，黑格拥有的陨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陨石收藏。虽然自1990年起，也有其他人进入这个行当，但从实力和收藏规模来说还没有人能和黑格相比。最初黑格收集陨石只是出于兴趣，但后来他发现陨石因为稀有而珍贵，也可以卖好价钱。现在在专业的陨石市场上，贵的价格为每克超过8美元，几乎和黄金价格一样。就算最一般的每公斤也在30美元左右。如果是含有稀有金属的陨石，那么价格就难以计量了。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八位：西潘王墓室

秘鲁是南美文明古国，境内古文化遗址密布。在秘鲁发现的伟大遗迹有很多，比如说马丘比丘。但是绝大多数遗址都没有宝藏遗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殖民宗主国西班牙在秘鲁境内翻得底朝天，大部分财宝都被掠夺走了。另一方面，秘鲁民间盗窃文物的现象极为猖獗，当地人只要发现文物马上就一哄而上，一抢而光。
西潘王墓室其实就是被盗墓者发现的。1987年前后，国际文物黑市上频频出现显然是来自秘鲁，但是绝对不属于印加文明的文物。敏感的考古学家阿尔瓦博士意识到这些独特的文物表明很可能又有一个重要遗迹被盗了。他和助手火速赶到秘鲁北部奇科拉约附近，一边询问一边搜寻，终于在1988年发现了西潘王墓室。西潘王墓隐藏在一个山谷里，位置很隐秘，周围没有任何显著标志，几乎可以说是很卑微，这成为它一直没有被打扰的原因。墓的入口已经被盗墓者打开，整个墓由大小几十个墓室组成，豪华的墓室和丰富的陪葬品让阿尔瓦博士目瞪口呆。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九位：霍克森钱币

英格兰萨福克郡有一个名叫霍克森的小村庄。村子里的人都靠务农为生，他们的生活宁静且平淡。但是1992年11月16日，这种宁静和平淡被打破。霍克森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到来了，这个村庄因为一份宝藏被意外发现而名噪全球。

世界十大宝藏的第十位：俄罗斯钻石库

古代帝王总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绵延至永远，就像钻石一样坚固而恒久。这或许就是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开始收集钻石和珠宝的原因。
18世纪初，彼得大帝颁布了一道保护珍宝的专项命令，要求国人不准随便变卖室中的珍贵珠宝和首饰，在一定重量以上的钻石和珠宝必须由皇家收购。另外彼得大帝还在世界范围内搜索钻石珠宝，很多小国得知他的心头所好都把本国最好的珠宝亲手献上，希望因此得到庇护和福祉。

还有其他的比如科学发明、医学发明等等，太多了

哥伦布 新大陆

铁制品的发现

火的发现

电磁波的发现

万有引力的发现 牛顿

秦始皇陵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中国陶瓷的高峰时期（公元618年—公元1270年）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盛唐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当时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非常相似。到了唐玄宗时李白那种豪迈气度，依旧跃然纸上，这就是大唐气象。陶瓷进入了唐代，才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跨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高峰时代。奔腾的骏马，“沙漠之舟”骆驼，肥硕的仕女俑，雄健的武士俑等，色彩艳丽的唐三彩成为唐代陶瓷工业繁荣的标志。唐代商贸极度繁荣，使得铜钱不敷应用，为了聚铜制钱，朝廷诏谕天下禁用铜器。瓷器使用越来越广泛，加上茶道盛行，茶具需求量大增，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下诏“制器进御”，同时派官员前来管理烧制瓷品，销行全国。
盛唐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南方专门烧制青瓷的越窑，聪明的工匠试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瓷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在入窑前还要在匣钵上加以特殊处理，最终烧成了润泽如玉、清亮似水的“千峰翠色”秘色瓷！北方以“白如雪”为代表的邢窑生产的白瓷，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四川等地也烧制白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将距成都不远的大邑白瓷描绘得细致确切。黑、黄、花瓷及绞胎瓷器烧造成功，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巩县青花瓷的出现，寿州窑黄釉瓷的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中国瓷器史上出现了名窑林立的鼎盛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部将拥戴为皇帝，建号宋，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稳定，促进生产的恢复和社会进步，但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色调。两宋时期官窑制度确立， “五大名窑”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等各领风骚。官窑的瓷器形成了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这标志着中国瓷器制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宋朝是中国科技、文学和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美。宋代统治者为从根本上摧毁吴越国的政治基础，将生产秘色瓷的上林湖窑工征调到北方，从而加强技术力量，使北方诸窑兴旺发达起来。秘色瓷曾经是中国陶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佼佼者，却伴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沉寂了。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书中绘制器形图，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供人们研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这种著录在文物鉴定史上是一种创举，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宋代还出现了“六大窑系”即指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此外还有著名的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繁昌窑等。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同时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会导致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此时不同的窑口的瓷器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富有诗意的名称叫梅子青、粉青釉的龙泉瓷器。龙泉窑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
同宋并列的辽金，是我国契丹族与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的制瓷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发展起来的。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多次对定州等地进行掠夺。定州是定窑所在地。离定州不远的邢窑一带60多年之中发生战祸28起，《资治通鉴》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辽金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窑。辽金的瓷窑，已知的有赤峰缸瓦窑等7处之多，辽金的瓷业成就主要来自华北地区汉族工匠的创造。
唐代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晚唐五代时期才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唐代越窑、邢窑、长沙窑等瓷器的输出主要靠“丝绸之路”，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同时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的海路运往国外。宋代我国瓷器运销到外国，出口主要靠海路，如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港口。在地中海沿岸、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出土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作品的仪态和风范高贵、典雅，为后世陶瓷业长期模仿，令人赞叹并为之倾倒。

中国陶瓷的“独秀”时期（公元1271—公元1911年）
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它为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瓷器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内市场的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1284年）起，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禁民间私自贸易，但事实根本无法禁绝，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专门负责官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多种优势，这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明代初期，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确保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官府把在战乱中失散的工匠又重新集中起来，景德镇制瓷规模空前庞大起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反映了瓷业繁荣的景象。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齐放”，进入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的“独秀”时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工匠们改进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卵白釉瓷“枢府瓷”驰名天下，闻名遐迩的青花瓷出现后，很快占据了我国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另有刚刚问世的釉里红，以及各种单色釉瓷，蓝地白花瓷等，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单一影青釉和单一刻划花装饰的局面。元青花瓶，最近在国际拍卖市场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
青花瓷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强烈的中国气派与风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特点：一是青花发色鲜艳，色彩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青花的原料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供应充沛；四是白地蓝花，明净素雅，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凸现出来；五是价廉、实用、美观。青花瓷的这些明显优点，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明代瓷器生产几乎由景德镇一统天下，各类陶瓷艺术品璀璨生辉。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发展。景德镇已成“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炎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永乐、宣德年间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釉上三彩、五彩、多彩等在工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研烧出了斗彩瓷。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它表明了当时制瓷业高超的技术水平。景德镇将我国瓷器装饰技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清初，随着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顺治二年手工业“匠籍”的废除，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在清代前半期达到复元，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到乾隆中叶，瓷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低温颜色釉“莹润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釉里红发色纯正，鲜艳瑰丽，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胜，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靡丽、瓷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此时，景德镇瓷业步入了黄金时代。
潮涨潮落，中国瓷器终于盛极而衰，景德镇瓷业到嘉庆至宣统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了。特别是让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鸦片战争后，景德镇更是加剧萎缩。去年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时，我与我的老师汪庆正在“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对话时，汪老指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第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中国陶瓷发展概况
陶器的发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人类第一次通过物理、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外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大自然的开端。陶器和制陶术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蒙昧时代的结束和野蛮时代的开始。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便发明了制陶术。当然，陶器的发明并不专属于某一地区的古代居民，而是世界各地区史前文化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从陶器到瓷器，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和发展，到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我国已经烧造成功原始青瓷，再到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浙江地区率先烧制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中国是瓷器的原生地，是瓷器的故乡。 自从东汉发明瓷器以来，我国瓷业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发展，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瓷业高潮迭起，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著名窑场和不朽名瓷。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陶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间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迅速增多，烧造规模扩大；北方于南北朝时期烧制成功白瓷。白瓷的烧造成功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大事，它为陶瓷美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唐代是中国陶瓷高度发展时期，南方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以邢窑白瓷代表，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此后中国陶瓷的品种和装饰技法，几乎都可以在唐代陶瓷中找到源头。
宋代中国陶瓷进入了全面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后人常用五大名窑和六大瓷系来表述宋代瓷业的繁荣。五大名窑是指南北官窑、南方的哥窑、北方的汝窑、定窑和钧窑，六大瓷系包括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 元明清三代是景德镇瓷器独领风骚的时代，此间的景德镇先后为三个不同民族的统治者生产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瓷器。元王朝在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专为宫廷和官府服务的浮梁瓷局，加上高岭土的应用、青花瓷器的烧造成功等技术成就，使景德镇迅速成为“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全国制瓷中心。明代景德镇瓷业分为官窑和民窑，前者专烧宫廷御器，质量精美，后者生产商品瓷器，风格活泼。清代将官搭民烧作为定制，出现官民竞市的局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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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前的文化。玛雅文明的天文、数学达到很高成就。通过长期观测天象,已掌握日食周期和日、月、金星等运行规律,约在前古典期之末已创制出太阳历和圣年历两种历法，前者一年13个月，每月20天，全年260天；后者一年18个月，每月20天，另加5天忌日，全年365天，每4年加闰1天。每天都记两历日月名称，每52年重复一周，其精确度超过同代希腊、罗马所用历法（后被阿兹特克人采用为他们的历法）。数学方面，玛雅人使用“0”的概念比欧洲人早800余年，计数使用二十进位制。玛雅文明的另一独特创造是象形文字体系，其文字以复杂的图形组成，一般刻在石建筑物如祭台、梯道、石柱等之上，刻、写需经长期训练。现已知字符约800余，但除年代符号及少数人名、器物名外，多未释读成功。当时还用树皮纸和鹿皮写书，内容主要是历史、科学和仪典，至今尚无法释读。
　　玛雅文明的早期阶段围绕祭祀中心形成居民点，古典期形成城邦式国家，各城邦均有自己的王朝。社会的统治阶级是祭司和贵族，国王世袭，掌管宗教礼仪，规定农事日期。公社的下层成员为普通的农业劳动者和各业工匠。社会最下层是奴隶，一般来自战俘、罪犯和负债者，可以自由买卖。玛雅诸邦在社会发展上与古代世界的初级奴隶制国家相近，但具体情况尚无详细资料说明。
　　玛雅人笃信宗教，文化生活均富于宗教色彩。他们崇拜太阳神、雨神、五谷神、死神、战神、风神、玉米神等神。太阳神居于诸神之上,被尊为上帝的化身。另外，行祖先崇拜，相信灵魂不灭。玛雅国家兼管宗教事务。首都即为宗教中心。
　　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距离他第一次发现“新大陆”恰好10年。船在洪都拉斯湾靠岸，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兴奋地踏上久违的葱茏陆地。在当地的市场上，一种制作精美的陶盆吸引住他的目光，卖主告诉他，这漂亮的陶盆来自“玛雅”。这个神奇的名字，第一次传入了欧洲人的耳朵。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Hernan Cortez）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正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铲除一个文化，如同路人随手折下路边一朵向日葵”。此时，玛雅文明已近尾声，但在尤卡坦半岛上，还残存着一些玛雅小邦。1526年，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前往尤卡坦，试图用暴力建立西班牙殖民地，并强制推行基督教信仰。不肯屈服的玛雅人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游击战，直到1697年，最后一个玛雅城邦在西班牙人的炮火中灰飞烟灭。
　　玛雅文明的早期阶段围绕祭祀中心形成居民点，古典期形成城邦式国家，各城邦均有自己的王朝。社会的统治阶级是祭司和贵族，国王世袭，掌管宗教礼仪，规定农事日期。公社的下层成员为普通的农业劳动者和各业工匠。社会最下层是奴隶，一般来自战俘、罪犯和负债者，可以自由买卖。玛雅诸邦在社会发展上与古代世界的初级奴隶制国家相近，但具体情况尚无详细资料说明。
　　玛雅国家兼管宗教事务。首都即为宗教中心。并且在节日时通常有活人供奉。
　　玛雅文字最早出现于西元前后，但出土的第一块记载著日期的石碑却是西元二九二年的产物，发现于提卡尔。从此以于，玛雅文字只流传于以贝登和提卡尔为中心的小范围地区。五世纪中叶，玛雅文字才普及到整个玛雅地区，当时的商业交易路线已经确立，玛雅文字就是循著这条路线传播到各地。
　　玛雅人所使用的八百个象形文字，已有四分之一左右为语文学家解译出来。这些文字主要代表一周各天和月份的名称、数目字、方位、颜色以及神祗的名称。大多记载在石碑、木板、陶器和书籍上。书籍的纸张以植物纤维制造，先以石灰水浸泡，再置于阳光下 乾，因而纸上留下一层石灰。虽然现代还有二百万人在说玛雅话，而且其文字中一部分象形和谐音字很像古埃及文字和日本文字，可能可以比较探讨出其中的异同来，但我们对整个玛雅文字的解译，依然力有未逮。
　　然而，一九六三年，苏俄语言学者瑞．克洛鲁夫，成功地将碑文分门别类，以统计学的方式来处理和分析，从这些不同的类别中，归纳出相同的象形文字。玛雅文字不像英文那样用二十六个罗马字组成，而是文字每个字都有四个音节。克洛鲁夫终於成功地看懂了几个文字。按著，苏俄数学研究所的斯尔．索伯夫和巴基．由斯基洛夫，使用电脑，利用庞大的资料文字(约十万字)成功的解读了一篇文章。德勒斯基的古文书有月食、星星的运行、结婚等记载；马德里的古文书中有农耕、狩猎和雕刻等记录；巴黎的古文书则记载历史的真相。总之，基本的内容有宗教仪式、气象现象和农作物等。 重要的玛雅遗址 　　科科潘玛雅遗址(Copan) 　　科潘玛雅遗址位于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西北部科藩省，距特古西加尔巴西北约225千米处。靠近危地马拉边境。科潘玛雅遗址坐落在13公里长、2.5公里宽的峡谷地带，面积0.15平方千米，海拔600米。科潘玛雅遗址是公元前7～前1世纪洪都拉斯玛雅古城的遗址。是古代玛雅人的宗教和政治中心之一，玛雅文明中最古老且最大的古城遗址。遗址中有金字塔、广场、庙宇、雕刻、石碑和象形文字石阶等建筑。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地区。 　　这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森林密布。科潘是玛雅文明中最古老且最大的古城遗址。它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到此进行考古研究，也是洪都拉斯境内重要的旅游点之一。 　　公元前200多年，科潘是玛雅王国的首都，也是当时的科学文化和宗教活动的中心，1576年，西班牙迭戈·加西亚在从危地马拉去洪都拉斯的途中，发现了这处淹没在草莽丛中的古城遗址。遗址的核心部分是宗教建筑，主要有金字塔祭坛、广场、6座庙宇、石阶、36块石碑和雕刻等；外围是16组居民住房的遗址。最接近宗教建筑的是玛雅祭司的住房，其次是部落首领、贵族及商人的住房，最远处则是一般平民的住房。这反映了阶级社会中等级制度的宗教特点和宗教祭祀的崇高地位，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 　　在广场的山丘上有一座祭坛金字塔，高30米，共有63级台阶，它是由2500块刻着花纹及象形文字的方石块垒成，由一个宽约10米、长约60米的石梯直通塔顶。石阶两侧雕刻着两条倒悬着的花斑大蟒。每级石阶都刻着玛雅人的象形文字。石碑都是用整块山岩雕凿而成，上面刻满了象形文字。这些图案和文字记载了玛雅人的重大事件。所以又名为“象形文字石阶”。这个石阶是祭司和部族首领在玛雅人祭祀的活动中登上塔顶进行祭祀的通道。 　　在广场附近，一座庙宇的台阶上立着一个非常硕大的、代表太阳神的人头石像，上面雕刻着金星。另一座庙宇的台阶上，是两个狮头人身像，雕像的一只手握着一把象征着雨神的火炬，另一只手攥着几条蛇，嘴里还叼着一条蛇。在山坡和庙宇的台阶上，耸立着一些巨大的、表情迥异的人头石像。据说，玛雅人的第一位祭司、象形文字和日历的发明者伊特桑纳死后，就被雕刻成众神中的主神供奉于此。另一个长1.22米、高0.68米的祭坛上，刻有4个盘腿对坐的祭司。他们身上刻有象形文字，手中各拿着一本书。在这个祭坛的雕刻群中，还有用黑色岩石碎片镶嵌成花斑状的石虎和石龟。 　　在广场的中央，有两座有地道相通、分别祭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庙宇，各长30米，宽10米。墙壁和门框中有丰富多彩的人像浮雕。在两座庙宇之间的空地上，耸立着14块石碑，这些石碑建于613年至783年之间，所有的石碑均由整块的石头雕刻而成，高低不一，上面刻满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刻和数以千计的象形文字，在众多的人物雕像中，只有一个看起来像女性。 潘玛雅遗址(Copan)

玛雅文化是世界重要的古文化之一，更是美洲非常重大的古典文化。玛雅（Maya）文明孕育、兴起、发展于今墨西哥合众国的尤卡坦半岛、恰帕斯和塔帕斯科两州和中美洲内的一些地方，包括今日的伯利兹、危地马拉的大部分地区、洪都拉斯西部地区和萨尔瓦多中的一些地方。这一地区的总面积为32.4万平方公里。后世研究者推测玛雅文化流行地区的人口最高峰时达1400万人。玛雅文化是伟大的古典文化，它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在农业生产中培育了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粮食新品种 　　如玉米、西红柿、南瓜、豆子、甘薯、辣椒、可可、香兰草和烟草等，其中玉米的培植对人类贡献最大。玉米本是美洲的一种野生植物，经过了玛雅人的培育，把它变成了高产的粮食品种。玉米的品种多、营养价值高、产量大，是美洲印第安文化的物质基础。欧洲人到达美洲后将玉米传播到全世界，成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主要食粮，帮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民渡过了无数次的灾荒，对人类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玛雅人还是火鸡的培育者。火鸡现在已是欧美家庭过节必备的美味佳肴，在欧美的饮食文化中玛雅人的功绩是载于史册的。 　　第二：超前历史的城市经济。 　　玛雅的城市很多，据统计，在公元后的八个世纪中，各个不同的玛雅部落前前后后共建立了一百多个城市，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帕伦克、科庞等。这是玛雅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因为玛雅人的手工业水平很高，他们会用陶土制成各种器皿，用燧石或黑曜石制成各种工具和武器，用棉花织成布匹，用金、银、铜和锡等元素制成合金，加工成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市场很发达，一般的集镇和城市都有市场，各业人员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品有棉布、蜂蜜、蜂腊、燧石武器、盐、鱼以及各种日用品和食品。商品交易已经有了货币，他们的货币是可可豆。市场旁边都有旅馆供来往客商住宿。互市一般有固定日期，好像我国农村中赶集的日子那样，或逢单逢双，或三六九，或逢年过节不一。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玛雅人不但内部经济发达而且有了广泛的外部贸易。其经济活动远至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一带，还影响到秘鲁、智利等地。 　　第三：建筑和艺术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玛雅人用石头建造了许多宏伟的殿堂、庙宇、陵墓和巨大的石碑。玛雅人的建筑物不但气势宏伟，而且富丽堂皇。至今在尤卡坦或危地马拉的热带丛林里残存着的玛雅遗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那些断垣残壁上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图案。博南帕克遗址中还留下一些大约公元8世纪时创作的古代战争壁画，画中人物千姿百态、各具情态，栩栩如生，富有现实主义的表现力，是当今世界有名的壁画艺术的宝藏之一。 　　玛雅人常在城市里立柱记事，时间间隔有固定的年限，通常是每隔20年立一些石柱记一些重要的事情。历史学家可以根据石柱上记录知道这个城市的来龙去脉。据现有的材料得知，立柱的年代竟长达1200多年，最早的一根石柱立于328年，最后的一根立于1516年。如已被破译的玛雅文字危地马拉玛雅蒂卡尔神庙石柱，立于468年6月20日，恰好是玛雅日历的第13年。石柱上的文字主要叙述了蒂卡尔城第12代统治者坎阿克和他家属的一些事迹。石柱上的文字还告诉我们西阿恩·查阿恩·卡韦尔于公元411年11月27日成为蒂卡尔的统治者，他于456年2月19日死去，并在458年8月9日安葬。蒂卡尔城是由一位叫雅克斯·摩克少克的玛雅人所建，他是坎阿克的祖先。经过一百多年的统治，坎阿克家族把蒂卡尔城变成了当时最为辉煌的城市。玛雅人立的石柱是研究玛雅文化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玛雅人也是高水平建筑师。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超过了蒂卡尔和其他城市的金字塔。库库尔坎金字塔塔底呈正方形，高30米，塔身分9层，每层有91级宽阔的石阶。四周台阶总和为364级，若把塔顶神庙算一级的话，共365级，代表一年的天数。神庙高6米，呈正方形。金字塔正面的底部雕刻着羽蛇头，高1.43米、长1.87米，宽1.07米。每逢春分和秋分两天的下午三点钟，西边的太阳把边墙的棱角光影投射在北石阶的边墙上，整个塔身，从上到下，直到蛇头，看上去起起伏伏，犹如一条巨蛇从塔顶向大地爬行。这个金字塔是为适应宗教和农业的需要，经过精密的设计和计算建造的。 　　奇琴·伊察还建造了天文观象台。它是一个圆形的建筑，高22.5米，整个塔像一个蜗牛壳。塔内有螺旋式楼梯通向塔顶的观象台。塔壁上开有精心设计的8个窗口，由此观察天象。奇琴·伊察城中还建有规模庞大的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包括“总督府”、“修女宫”、“勇士庙”、“虎庙”及庞大的金字塔。这些建筑物的外墙、门框、石楣上都布满了精雕细凿的羽蛇浮雕，其用料之细、形象之华美和匀称，都超过了原来南部玛雅文化的建筑，甚至连今天的建筑学家都惊叹不已。 　　玛雅人不少的公共建筑建有坚固的围墙，在图鲁姆地方至今还留有一道长达2350英尺、宽20英尺和高10至15英尺的古墙。 　　玛雅人还是伟大的筑路工。玛雅各城市间路路相通，四通八达。 　　第四：玛雅人在天文历法和数学运算方面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 　　他们把一年定为365天，一年分为18个月。每月20天，下剩5天作为禁忌日。历法的精确远早于欧洲人后来使用的格里高利历。他们还会推算月亮、金星和其他行星运行的周期，日食的时间。玛雅人运用“太阴计算法”推算出来的金星年份1000多年也不差1天，比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部历法都准确。玛雅人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是发现了零，这在数学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一成就比欧洲要早800年。玛雅人的计算方法是根据人的手指加脚趾合起来计算的，所以是20位制的。玛雅人只用3个数字符号组合就能运算非常精确的天文历法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数学难题。这三个数字是用圆点表示1，一横表示5，一个贝壳表示0。 　　第五：创造了表达人间万事万物和人的情感的象形文字。 　　这种象形文字主要刻在建筑物、陶器上，或写在树皮、绢布上。在石柱、祭台、金字塔及陶器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玛雅人原始的象形文字。玛雅语文的词汇十分丰富，大概有3万多个。玛雅文字是非常奇妙的。它既有象形，也有会意，也有形声。它是一种兼有意形和意音功能的文字。玛雅人已使用了纸，纸通常是用树皮或鞣制过的鹿皮做成的。他们用这些纸编成各种书籍，其主要内容是历史、科学和典礼仪式，有的书籍还记载当时玛雅社会的各种情况。西班牙人在进入玛雅地区时大肆破坏了玛雅文化，疯狂地烧毁玛雅书籍，杀害玛雅的祭司，致使玛雅文明的宝贵财富成了一堆废品，玛雅文字无人认识，历史无从考证。有一些劫后余生的玛雅文献流散在世界各地。已知的有《德累斯顿古抄本》、《马德里古抄本》、《巴黎古抄本》、《格罗利尔古抄本》、《柏林古抄本》、《纽约古抄本》等。这些古抄本的内容涉及历史、宗教、传说、历法等等。通过对这些古抄本的研究，学者们判断：南部玛雅人和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之间在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六：已经有了哲学和理想化的思想。 　　玛雅人与其他早期的人类一样，原先信奉萨满教，崇拜自然神，尤其崇拜太阳神，称其为伊查纳（Itaamna）。但玛雅宗教是不断发展的，后来在宗教中注入了原始的哲学和理想化的思想。 　　玛雅人的理想化的思想是认为在天上有一个美满的世界。主宰世界的神叫伊斯塔（Ixtab），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公正无私和充满爱心的神，在他的主持下天堂里充满了欢乐，没有疾病、没有忧愁、没有痛苦，有的是充足美味的食物、宽敞的房屋、华丽的衣服。天堂你认为有多么美好就有多么美好。人要是进了天堂就是进了无所不美好无所不幸福的境界。而在地下则有一个可怕的地狱。玛雅人对人生的哲学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好事，死了就可以进天堂，反之就要下地狱，由死神清算你在人世间所造的孽。他们把地狱称之为米特纳尔（Mitnal）。地狱由死神弘豪（Hunhau）统治着。他用饥饿、严寒、无休止的苦役和精神上的虐待等非常残酷的方式折磨罪人。人进天堂或下地狱完全要看人生在世时的作为。 　　第七：玛雅人有丰富的史学和文学文献。 　　玛雅人用象形文字创作了成千上万种书籍和数不清的石刻。大部分书籍被西班牙人付之一炬，留下的仅有《卡奇克尔年鉴》、《奇兰·巴兰》、《波波尔·乌》和《拉比纳尔的武士》。 　　《卡奇克尔年鉴》是一部编年史。卡奇克尔人和基切人同为当年危地马拉一带强盛的部落。《卡奇克尔年鉴》记述的是这两个部落间时战时和的关系史。 　　《奇兰·巴兰》意为“美洲豹的预言”，是玛雅人的历史文献。奇兰·巴兰是负责记载历史的祭司。祭司们记录的历史保留至今的尚有三部，其中最完整的是《楚玛耶尔的奇兰·巴兰》。该书估计完成于16世纪，它记录了玛雅人被征服前的历史。其他两部完成得较晚，内容也不全。 　　《波波尔·乌》是玛雅人的古典诗，表现了玛雅人对大自然、对人类命运的乐观态度。它也是一部有关基切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巨著。其中包括创造世界、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基切部落兴起的的英雄故事，历代基切统治者的系谱，一直到作者生活的年代。 　　《拉比纳尔的武士》是一部历史剧，描写基切部落与拉比纳尔族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故事发生在12世纪左右，基切人中的古马尔加部落和拉比纳尔部落间因争夺对萨马内赫部落的控制权所发生的一场冲突。以拉比纳尔的武士胜利，基切武士作牺牲为结局。

玛雅人在5000年前就出现在墨西哥合众国和中美洲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海岸，在美洲远古的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他们的生产活动，所以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类一样，他们的古代史正常地经历了采集、渔猎向农耕过渡的发展过程。 　　在玛雅人[1]的观念中，死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只不过是新旅程的开始。在以千万年为单位的无尽循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玛雅人认识到生与死都如同朝露般短暂。每隔52年，新的轮回开始，所有的建筑将被覆盖，重新建造。这种特别强烈的沧桑感是玛雅世界观的精髓。而他们的文明也在片刻辉煌之后湮没在中美洲的蓊郁丛林之中。玛雅文明的突变式发展和突然消失至今仍是难以破解的谜题，这使得她成为最引人入胜的古代文明之一。 　　也许所有的赞美惊叹之词都比不上当年史蒂芬斯顶着烈日，立足于没脚深的泥浆中，在蚊虫内的重重包围下写出的那些平实的感想：“在这不期而遇的纪念碑前，我们心中立即升腾起对美洲文化遗存的神秘莫测之感真是刻骨铭心”。

　研究中世纪金属建构的学者马克西姆·雷赫迪耶表示，某种程度上，由于火灾破坏了建筑结构，反而令他们对这座建筑的内部得以了解得更加深入——“我们获得了1000多枚中世纪的铁钉标本，通过对它们成分的研究，可以间接了解到12~13世纪的金属冶炼和贸易信息，以及当时铁钉等物在建筑上的使用方式等。”
　　而对于更多人来说，那具神秘的人形铅棺更加吸引目光。

首先，这具铅棺中可以瞥见植物碎片头发头顶上有树叶做成的枕头，这是从教首领下葬的典型特点。对研究宗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这些发现会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世纪的丧葬风格。

那么这一次的发现，对于考古研究的话，还是有比较积极的推动意义，让我们更加明确的了解到了14世纪

你有空看看中国文化概论,前几页就讲到呢,下面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1．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高潮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2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