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硬骨头，硬到崇祯帝吊死煤山，成了死社稷的君王。

伟大吗？高尚吗？不见得，唯有精神可嘉而已。

那么天子守国门意义何在？无疑是值得深思问题。

（这话我欣赏不来）

北京，在朱元璋时，并不是前线，还有个缓冲区就是蒙古朵颜三卫地盘。

朵颜三卫原本是宁王朱权辖区，明初北疆封王中，朱棣最强，朱权第二。除自己护军外，宁王兵力最大仰仗就是归附的朵颜三卫。

区域则在北京城外那块地，东起辽东，西接宣府。

靖难之役时，燕王朱棣为了夺权成功，蛊惑威胁宁王，让其跟随自己讨伐南京，还承若事成后和宁王平分天下，甚至答应给朵颜三卫自治权。

靖难之役胜利后，朱棣对自己兄弟不算厚道，平分天下那是没有的，宁王发配江西，朵颜三卫待遇好点，战后独立了。

（没了朵颜三卫门户洞开）

这境地，让朱棣为难了。造反起家人最怕什么？

内部造反是其一，统治不稳是其二。如何解决问题，朱棣就想到了迁都。

私心而论，北京是朱棣老巢，民心归附，利于统治巩固，私心之外，则是国家稳定需要。

第一，北方无数更迭不断的游牧民族入侵。

第二，内部农民起义啊，地方割据势力。

第三：经济环境。

可是这三个方面，往往又是不可兼得的，没有完美，只能权衡利弊慎重选择。

（皇帝不好当）

咸阳长安处于关中，当时是相对封闭，安全十足区域，潼关、散关、武关、萧关，四关连锁，还可扼控中原核心区，掌握经济命脉。外患难进来，经济有保障，唯一缺点内部动乱不好解决。

最后秦和西汉（新莽）都因内乱而亡。

东汉建都洛阳原因是长安历经战火，经济基础缺失，出关一步东迁一点，就能就近获得经济资源，即便真有危险，退守关中即可，进可攻退可守成建都洛阳依据，可东汉依然亡与内忧。

隋朝时，文帝建都长安，是因为关中是关陇贵族龙兴地，而且关中经济在南北朝后恢复不少。可隋炀帝上位后，科举日益进行，关陇贵族不再是同盟反而成了反对派，建都关中安全基础动摇，加上大运河贯通水路可直抵洛阳。

基于经济安全考虑，炀帝迁都洛阳，最后隋朝亡与内部农民起义和关陇贵族动乱之手。

唐建都长安考虑和隋一样，后来的唐朝强大无比，科举制度也让贵族势力消减。

但是唐朝也有问题，关中之地太闭塞，疆域不断扩大，不利控制地方，无奈只能施行节度使制，最后唐朝亡于割据叛乱。

（安全的关中）

宋朝才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天子守国门”的王朝。别奇怪，真如此!

有感唐朝亡与节度使教训，宋朝建国后，选择强干弱枝，致力于削弱地方武装，加强中央军力。

由此才有宋朝百万禁军出现，可养军要钱，钱从何来？关中凋敝，早不能承载作为首都能力。

于是宋朝选择天下之中，又处于北方的开封，哪里有京杭大运河勾连南北，南方财帛能顺畅抵达，养兵足够，也能保证都城生存发展，而且百万大军在首都附近，也有了抵抗北方强敌资本。

虽然开封和国界线还有距离，可是北方平原，骑兵可以长驱直入，由此可见，这宋朝才是天子守国门开始，只是这守国门屈辱居多。

（宋朝开封）

地理位置要安全，经济要发达，还要能抵御边患。这地选来选去，貌似没有！

于是朱元璋就想到了，要儿子们守北方，减轻边患，自己找个安全又有钱地方待着，稳固统治。

最后他就选了南京。

可谁知道自己太子不争气，活的不够久，儿子们一个个兵强马壮，位置给谁都不好，为了维持正统最后给了朱允炆。

然后明朝就悲剧了，再加上在靖难之役因为战争需要交换进而丢失了北方大片缓冲区。

北方没有缓冲区，长城一丢，明朝不成北宋了吗，整天送地给别人，也不是朱棣风格。

三个问题，北方边患，内部稳定，经济需要，选择题再现，而这却是朱棣本人造成的。

（北方威胁太大）

如果困难有三个，北京能解决两个，而南京只能解决一个。

南京能解决的只有经济问题，哪里有钱，可是北方要守，就要驻军，有驻军就意味着有地方割据危险，顺带还有外部危险不好控制。

北京能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北方边患需要防守，那么都城设在北京，大军就能驻扎北京，不怕出现地方割据威胁，还可以控制军队。一举两得啊，即缓解内部割据问题，也解决北方边患，唯一解决不了的就是钱。

幸亏有京杭大运河，勉为其难就运输吧。

朱棣就将明朝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加强对边军和中央军控制力，北宋强干弱枝朱棣学的门清。

后续为了维持南方稳定，朱棣还在南京设置了一套中央六部做王朝备份，不仅如此，还数次亲征漠北给后世子孙打造安全环境，也算煞费苦心啊。

（南京也留个中央）

除此之外，还有还有时代变迁之后的新外患，和战略环境问题。

首先谈谈钱。

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已不在北方，而是富裕的江南，北方早没了良好经济基础，运河虽可以缓解问题，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且对于南方的过度搜刮也容易让南方士子地主起反抗心理。

这也是明朝文官强硬原因之一，他们有钱但是必须给中央向北方输血，这输血多了，谁愿意？

天高皇帝远的，你咬我，我骂死你，于是文官有恃无恐起来，因为他们有钱，皇帝陛下是穷人。

（江南有钱）

其次是南方边患。

明朝之前，中国是没有海上边患的，可是在日本战国动乱后，在南方经济发展后，一群日本浪人还有中国游民商人成了一对CP组合，成了明朝南方边患：倭寇。

这就让中央为难了，理清北方边患，南方居然出了倭寇，南北都有威胁，只能两面设防，后续连欧洲人都来了，钱越来越困难，这也算千年未有之变局吧。

最后则是北方战略纵深问题。

天子守国门意思就是都城在第一线。好吧，这是硬气表现，也是不理智表现，没有战略迂回区域的对敌策略，让明朝无数次陷入困境。

（武将仗不好打）

北方长城确实强悍，可绕过长城，威胁京城，军队你救还是不救？救就会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胜利了，京城解除危险。

第二种：打输了，北方边镇兵力不足，又花钱征兵。

第三种：不胜不败，游牧民族骑兵多，游击之后绕后面把根据地打了，更费钱。

这三种结果，两种有危险还费钱，反而获胜选项几率最小，无数少数民族就靠京城这个筹码跟明朝玩游击战，围点打援耍的明军团团转，这仗怎么打？

而且太过于靠近北方后，你要真有大危险，要天下勤王，这兵马估计还没走到，国家就凉凉了。

比如崇祯时，北京兵临城下，皇帝要勤王，无数大军紧赶慢赶，还没到北京，皇帝都吊树上了。

这才是真悲剧。

对我而言，虽然欣赏明朝，却一直看“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顺眼，这不是风骨是顽固，不过却是当时无奈下的最佳选择，只能说明朝运气不好吧。

提起大明天子，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事实证明，不管大明的天子能力如何，他们对于这句话的实践程度落实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大明天子守国门的意义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有两大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加强北方边疆的防卫能力，守护祖宗的江山以及百姓的稳定生活。这一点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将都城定在北方由天子亲自坐镇守护边疆，会更好的协调北方各重镇要塞的军事布防及兵力协调，有效的防止北方蒙古人的南下侵犯。

假如天子远在南京，如果蒙古人南下，朝廷则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确切真实的战报，进而无法做出有效的防卫措施，这样一来就会给蒙古人以可乘之机，造成更大的损失。

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后会提出一个疑问，那就是朱元璋时期明朝定都在南京为何没有出现上面提到的情况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要牵扯到笔者接下来要说的“大明天子守国门”的第二个意义了。

第二个意义就是，天子可以有效地控制边关军事力量，防止武将坐大。

接着前面的疑问继续来讲，朱元璋登基后将都城定在南京，虽然天子远离北方边关，但却没有出现蒙古人南下侵犯的情况，原因究竟为何？这也不难理解，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元朝初灭，势力大损，短时间无法南下侵扰，第二个就是朱元璋分封自己最有能力的九个儿子驻守在西北，北方以及东北边疆一线，让他们镇守在那里替大明天子守边，这便是“九大塞王”。

九大塞王各个拥兵自重，朱元璋在世时，他们能够保持绝对的忠诚，而且九大塞王都是亲兄弟，一旦出现蒙古人侵扰事件，他们能够快速配合，第一时间做出应对措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朱元璋对他们非常的信任，所以九大塞王在各自封地内都拥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调配地方部队！

也因此朱元璋在位期间，虽然都城在南京，但北方问题他不必太过操心，朝廷完全可以掌控北方的形势，但是朱元璋驾崩后，形势就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天子之位是世袭的，藩王之位也是世袭的，随着皇位与王位的父子相传，不出三代血缘已然疏远，到那时，北方的九大塞王对朝廷的忠诚度必然会降低。这里完全可以参考元朝，铁木真曾将自己创建的大蒙古国分为四大汗国，然而到了忽必烈继位改国号为“大元大蒙古国”时，四大汗国竟相继宣布脱离朝廷的统治而独立，要知道这时候距离四大汗国创建才不过四五十年，铁木真的孙子们就已经开始搞分裂了，可见在绝对的权力诱惑面前，真的是毫无亲情可言。

而与元朝相同的是，当时明朝也正面临这种情况，朱棣靠兵变登上皇位，他之所以能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是塞王，有兵权且远离朝廷，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起兵，可以有充足的空间来跟朝廷虚与委蛇。朱棣深知自己既然能造侄子的反，那等到自己百年以后必然也会有其他藩王造自己子孙的反，所以为了以绝后患，必须迁都北方。

那么这里可能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了，如果害怕藩王造反，为何不削藩或者将藩王内调，以武将取代藩王镇守边关呢？

其实以武将取代藩王，后果是一样的，自古以来朝廷疏于控制而致使武将坐大的实例要远多于藩王坐大，盛极一时的大唐不就是灭亡于藩镇吗？因此朱棣采取了一种更为合理保险的做法，那就是藩王内调，迁都北京，这样藩王，武将都不会坐大，一举两得。

所以，大明天子守国门的表面意义在于守护边疆，而真正的意义在于直接控制北方军事力量，加强皇权，维护统治的稳定。

如果问起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硬气，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明朝，因为明朝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就奉行“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祖训，虽然大明王朝一度出现过亡国的危机，但是明朝的皇帝从来没有退缩过，相比较于唐玄宗避祸西蜀，宋高宗苟且偏安，明朝的皇帝明显硬气了很多。那么明朝始终奉行的“天子守国门”究竟有何意义？

首先我们要来明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由永乐皇帝朱棣开始的。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为燕王，封地便在今天北京一带，但是建文皇帝朱允炆继位之后，开始实行削藩政策，朱棣被逼无奈之下只得造反，这场由叔叔和侄子之间的战争历时三年，在历史上被称作靖难之役。

朱棣打败自己的侄子朱允炆之后，建立了永乐朝，但是朱棣始终担心南京朱允炆的势力太大，万一哪一天朱允炆的死党反叛起来不好收拾，所以朱棣虽然定都于南京，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对北京的经营。因为北京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大本营，只有在北京朱棣才会有安全感。

另一方面，由于朱棣在北方生活的时间久了，江南湿润的气候以及饮食条件朱棣都感到有些不适应，所以，朱棣自从登基伊始就开始谋划着迁都于北京，把南京作为大明的陪都。

在古代，北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秦汉以来，燕赵大地便是中原王朝优良的养马地，中原王朝的骑兵大多都出于此，唐朝末年，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使得契丹人数百年间压制着中原民族。

▲ 燕云十六州地理位置

北京地处中原王朝的最北端，燕山之外，往东北方向是广阔的东北大地，西北方向则是辽阔的大漠草原。所以在清朝以前的朝代，都把北京看作是进出中原的门户，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朱棣执意把都城迁往北京，除了朱棣的个人喜好之外，也是对大明王朝命运的一种考虑。因为在明朝初期，虽然朱元璋将蒙古赶出了中原地区，但是塞外蒙古的势力依然庞大，蒙古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一旦蒙古人再出现一个如成吉思汗一样的杰出首领，统一了蒙古各部，蒙古人再次南下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朱棣把都城迁往北京，并且定下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祖训，就是为了彰显大明王朝守住中原门户的决心，大明的皇帝守着中原王朝的大门，只要大明王朝天子还在，北京城就不会沦陷，中原大地就不会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践踏，所以在明朝前期“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意义关系到大明王朝的百年根基，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大明朝国力衰退，宦官当政，贪官污吏横行，国内烽烟遍地，北方又有崛起的女真威胁，崇祯皇帝仍然奉行“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就有点死板了，毕竟大明王朝在中原统治日久，逃出北京城东山再起也未必没有可能。所以明朝后期“天子守国门”意义不大。崇祯皇帝的帝王气节还是值得人敬佩的。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最有骨气的朝代，这个朝代就是明朝。明朝历代君王都遵守着“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大明祖训。

明代学者黄宗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也。”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定都北京，就像是皇帝亲自看守门庭一样。”由于北京城迫近边境，时刻都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与东北方渔猎民族的威胁。天子不得不亲自坐镇，统御明朝北方的防御，真可谓天子守国门。截至明朝灭亡，蛮族骑兵曾三次兵临北京，其中蒙古两次，后金一次。每一次兵临北京，都给大明王朝带来了巨大震撼。然而我们要问了，明朝“天子守国门”的窘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洪武遗患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腐朽的大元王朝。随后，朱元璋与帐下诸将追亡逐北，横扫元朝的残余势力，基本恢复了汉唐旧土，蒙古势力全面退回了草原。虽然蒙元势力已然式微，但朱元璋对其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仍时刻防备着他们的反攻倒算。

1371年，洪武五年，朱元璋发兵清除草原内的蒙元势力但败北，结束了明军对蒙元的常胜历史。由此，朱元璋停止了针对蒙古的战略进攻，并转而实行积极防御战略。为了应对敌人的骚扰，朱元璋制订了“搜剿、清野”政策。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延边诸郡实行了“迁民”政策。也就是将边民迁往内地，以此来摆脱蒙古人的骚扰，同时也让蒙古人寇掠的经济目的无法实现。然而“迁民”政策也不是没有副作用的，这使得边境失去了百姓的支撑，为明朝后来的“弃地”埋下了伏笔。

1387年，明军发动捕鱼儿海之战，此战中，明朝彻底摧毁了北元势力。朱元璋认为天下已定，应着手于内政，遂开始着手营建他心目中的北方防线，他先后加封秦、晋、燕、谷、宁等十位国王于边境，史称“塞下十王”，形成了藩王防线。这些藩王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朱元璋期望他们能够成为皇室的屏障。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明朝的藩国主要以辽东、大宁、开平、大同一线为准，将后来的九边，乃至于北方重镇北平荫庇于其后。

明军以塞下诸王与长城以北的军镇为基础，时常派兵数万，对蒙古人进行“清沙漠”和“搜剿”，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以燕王朱棣的表现最为突出。从此蒙古势力远遁，近边再无敌骑。

二、靖难之役

封国制度是有效的，但是其副作用也是极大的。与皇帝同姓，并拥有军队和领地的藩王，永远是中央政权的大敌。在历史上，西汉和西晋都曾爆发过大规模藩王造反的事件。但朱元璋认为，只要皇帝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诸王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封国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朱元璋实在太高估血统和亲情的作用。在至尊的权力面前，无论多么亲近的血缘，到最后都只是儿戏。用伦理道德而不是制度，去制约人类自私而贪婪的本能，最终总是要碰壁的。

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他在一些文臣的撺掇下，开始对国内诸王进行“削藩”政策。在形势的逼迫下，更在自身野心的驱使下，燕王朱棣悍然造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

为了加强自身力量，朱棣尽量将延边备胡的边兵搜罗入麾下。由于边兵大多参与内战，明朝北方的国防实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其中，以大宁镇的极度衰弱最为典型。1399年，朱棣将宁王朱权连同他属下军民，一并迁入内地，而由朱权镇守的大宁也因此成了空城。大宁的存在，对蒙古封建主们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然而在靖难之役后，大宁因为缺乏兵民而被迁入内地。而大宁故地，也为兀良哈三卫所占据。

在靖难之战中，河套的重镇东胜卫也被放弃。河套地区依山傍河，便于防守。控制河套还能有效控制高阙，能够随时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反击。占据河套，就像往游牧民族的心窝里插了一把尖刀。明初，朱元璋在唐朝受降城附近建立了东胜卫，成为明朝西北地区边防体系中的重点。然而东胜卫偏远，经济相对落后，需要后方的大力供应。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东胜卫失去了后方的支援，遂变得逐渐衰落。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东胜卫被迫内迁。河套的丢失，最终给大明朝带来了严重后果。

朱棣登基后，明朝北方诸王逐步被迁入内地。与此同时，失去藩国依托的卫所也大量迁入境内。在朱棣的时代，明朝的国境线已经开始南移，其原本的大本营北平也因此失去了屏障。

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明代前曾是辽金元等游牧王朝的首都。该地处于华北平原、蒙古高原以及辽东半岛的交界处，是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东北渔猎民族重点争夺地区。北平对于诸蛮族来说，是其夺取中原的重点地区。依托北平的资源和地利，蛮族骑兵可以横行于华北平原，而中原政权只能选择退入水网密布的江淮进行防守。所以从国防的角度看，北平的得失关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必须重点防守。

此时摆在朱棣面前有两个选择：一、将北平交由最得力的将领进行防守；二、迁都北平，天子守国门。第一种方案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很难保证北平守将就一定不会造反，毕竟有安史之乱殷鉴在前。所以，明朝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迁都北平，亲自保卫国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