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日趋衰落，导致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产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这些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这三位思想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早年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来都隐居著书立说。但由于治学方法和所学内容不同，他们在思想上、学术上又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黄宗羲比较强烈地表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王夫之把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顾炎武脚踏实地的学风，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王夫之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黄宗羲,顾炎武不同，他们在思想上、学术上又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黄宗羲比较强烈地表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都是主观唯心思想，、王夫之王夫之把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是唯物思想

①黄宗羲政治上激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的民主思想； 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 。
②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主张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 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 区别，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
③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气理相依” ，认识来源于实践； 有朴素辨证法思想。

　　古代朴素自然观的特点：①肯定世界的物质性；②具有朴素辨证法的思想因素；③力图从具体的实物寻找世界的本原；④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代朴素自然观的最高形式；⑤具有直观性的特点和猜测的成分。
　　意义：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始从物质的宏观到微观探寻世界的本源

　　(1)直观性。比如，泰勒斯“水是万物之本”就非常直观。希腊人深知海之宽广。相比之下陆地是渺小的，而且地下还有水，天上更有水，植物和动物都离不开水，更重要的是水的形态变化多端(固、液、气)。再通过类推，所有的万物都可以复归于水(液体)，都由水(液体)而生。
　　(2)猜测性。比如，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表达了对万物都处于生灭变化之中的猜测。
　　(3)神秘性。比如，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以抽象的、非实体的数量关系作为具体万物的本原。
　　(4)思辩性。比如，巴门尼德“变化只是假相，不变才是本真”的“存在”说(存在就是变中之不变)。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的弟子芝诺(Zenon，前490一前436)针对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命题，提出了“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龟”等著名悖论。其思辩技巧的高超令人赞不绝口。
　　(5)整体性。比如，亚里士多德集上述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流派之大成，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认为本体有四个方面：“质料”(对应于“水”等基质)、“动力”(对应于“火”等变化)、“形式”(对应于“数”等比例关系)、“目的”(对应于变中之不变的存在)，模糊地表达了应从“元素”、“相互作用”、“结构”、“功能”四个方面去把握整体的“系统思想”。这一点得到了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的肯定。当然这种原始的“系统思想”在当时除了对生命科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之外，总的来说并不能推进科学向深处发展。因此，这个“最高峰”逐渐也就成了一种束缚，特别是被神学化以后。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本质共同点包括：
1."经世致用"思想:
主张学以致用,关注现实问题.针对明代八股取士,读书人只知诵读程朱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他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
主张"工商皆本".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
影响: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深远.其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而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2.君主批判思想:
君主的横征暴敛和专断加剧了王朝的危机,他们逐渐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诸多弊病的根源,从而无情地揭露专制帝王的罪恶.
提出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其中最主要的观念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级政权机关清正廉洁,决策正确和国家社会安定.
影响:以顾,黄,王为代表的君主批判意识是在明清之际政治经济天崩地裂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他们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推动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反思明代弊政,对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权力结构进行再认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时代的眼光重新诠释传统的政治模式。他们以人性中具有的自然属性为出发点,肯定私欲的合理性,重新解释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公天下的实质。政治理念本身是一个先验性和经验性的混合体。他们从先验性入手,并不否认君主制,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经验层面,他们反思维护社会繁荣稳定的各项指标,以便将政治生活拉入到公天下的原则之中。尽管他们所采取的思路是传统的政,教模式,表达出来的理想是利用,厚生,正德,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时代的要求,将经验中存在的视为合理的,而传递出了时代的气息。

1、背景：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士大夫面对危机，寻求改革方案; 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结合现实，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经世致用的主要思想: 何谓“经世致用”——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史为鉴，学术研究和现实结合，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进步思想主张有：一、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改革君主专制，强调衡量治理天下成功的标准应当是看广大百姓快乐与否。顾炎武也激烈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认为，保卫一家一姓的国家，是君主及其大臣的事，而保卫天下是所有人的事，这段话后来被后人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王夫之认为天下的土地不能被君主一人所有，而应当是从事农业的老百姓都有份。二、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顾炎武、王夫之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三、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黄宗羲批判旧儒学的“君为臣纲”的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新思想命题。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

3.影响：生活在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重视手工业、商业，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为脆弱，食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高度强化的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使早期民主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4、巩固小结：明清两朝，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后期。那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不断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如同世界各国的规律一样，首先在思想界里被敏感地反映出来。于是，在明清时期思想界里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便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中新的潮流。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

共同点是他们都反对君主专制,倡导经世致用.他们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还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加快了封建国家的瓦解等

我看诸位网友已经讲的不错了，我再补充一点，从南方周末上看来的：
这三人都是明朝遗人，他们本人拒绝和清朝合作，但是他们的一些亲人、学生跟清朝合作，他们也默许了，他们也逐渐不再搞军事上的反满行动。

反对君主专制

所谓朴素辩证法就是指古代原始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思想认识到了运动的普遍性，同时也认识到了一切事物的对立统一性。只能认为它是辩证法的初级形态，要认识到它辩证法思想的正确性，但同时要看出其的不完整性、缺陷性。简单介绍朴素辩证法后，就想向一些朋友说明一个问题，有些观点认为朴素辩证法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贬低甚至侮辱，但我并不这样认为。作为古代辨证法思想的代表《周易》、《道德经》等都对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思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时空的局限他们表达的思想难免会有缺陷和不足，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证明，因此不能认为这些辩证法思想是完整的。我认为我们作为中国哲学的后学，就应该还原中国哲学中的原本面貌，而不是想方设法为其不足和缺陷遮掩和无意义的辩护。西方哲学体系中一直以自己有较为发达的形而上学体系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为荣，难道我们就不能为我们有世界上较的朴素辩证法为荣吗？因此我始终认为在哲学中不要有太多的框框架架来把某种思想强行规划到完美。
《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道家思想体系中辨证思想的代表，但如果是辨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就会发现道家思想是典型的三元论代表，他们认为世界万物是由三个元素所衍生出来的，这本身看似朴素的唯物主义，其实其落脚点还是唯心的，因此可以认为所谓“三生万物”是缺乏科学实践和理论论证的。《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典型的辨证法思想，但由于其出发点是“三生万物”因此必然不可能越过朴素辩证法的范围。《周易》中所谓阴阳五行八卦等等学说不仅仅是为了算卦，它主要以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有“众经之首”、“大道之源”和“天人之学”之称，但不能否认它对世界的认知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必然陷入片面之中。认为阴阳是世界万物之源，金木水火土是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缺乏对世界全面了解后的结果。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仪、三才、四象、四时、四基、五行、六爻、六冲、六合、六神、七音、八卦、九宫、十天干、十二地支、十二律吕、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六十甲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奇数、偶数，等等，都可以理解为周易思想的创立者对世界本源及万物的片面理解，当然不是因为其本人的局限，最关键的在于历史发展的局限。由于以上种种不得不相信中国古代哲学中含有丰富的、较早的朴素辩证法，而《周易》、《道德经》等经典则是其具体的代表。
作为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只会认为世界的是由存在和思维组成的，而存在是决定思维的。我认为这就是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区别。

所谓朴素辩证法就是指古代原始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思想认识到了运动的普遍性，同时也认识到了一切事物的对立统一性。只能认为它是辩证法的初级形态，要认识到它辩证法思想的正确性，但同时要看出其的不完整性、缺陷性

朴素辩证法 古代原始的辩证法。它直观地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之中，猜测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如中国古代《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在欧洲，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变，无物常住”，“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它是辩证法的初级形态，虽是正确的，但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因而又是不完备的。

1.关于物质的本源：王夫之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思想,对“气”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 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他还指出“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只有“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他把“诚”训为“实有”,以真实无妄的“实有”来概括物质世界的最一般属性.他还认为,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日观化而渐得其原”,可以通过认识各种物质现象而概括出它们的共同本质.从而否定了唯心主义空无本体的虚构.
2.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驳斥了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观点.他强调王夫之故居“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王夫之结合对“统心、性、天于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强调指出：“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明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气本论.
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犹如没有车马便没有御道,没有牢醯、璧币、钟磬、管弦便没有礼乐之道一样.他明确指出,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一个“无形之上”的精神本体,乃是一种谬说.他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王夫之故居“道本器末”的观点.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顶峰.
3.关于发展观：在发展观方面,王夫之综合以往丰富的认识成果,并对自己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进行哲学概括,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在张载“一物两体”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矛盾观,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对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强调“由两而见一”,认为矛盾双方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反者有不反者存”.按他的分析,“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在他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尤其是他的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他过分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4.关于认识论以及实践的观点：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学的“能、所”范畴,对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强调“所不在内”,“必实有其体”和“能不在外”、“必实有其用”,二者不容混淆、颠倒.他认为“能”和“所”的关系,只能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主观认周易外传--王夫之著作识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客观的副本.从而抓住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表述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据此,他批判了沿袭佛教的陆王心学“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的观点,并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他对“惟心惟识之说”的批判,并非简单否定,而是在否定心学唯心论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同时,吸取和改造其中的某些思辨内容,如把认识对象规定为“境之俟用者”,把人的认识能力规定为“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注意到人的认识的能动性.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力图全面清算“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路线,注意总结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长期争鸣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5.关于历史观：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大胆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王夫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势相成,“理”、“势”不可分,理有顺逆之别,势有可否之分.人们的历史实践有各种复杂情况,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和“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才能阐明人类史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 王夫之沿用传统范畴,把“天”看作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用“理势合一”来规定“天”的内涵.他进一步利用“天视听自我民视听”等古老命题,把“天”直接归结为“人之所同然者”,“民心之大同者”,赋予“天”以现实的客观内容.因而在肯定人民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莫不有理”的前提下,为强调必须“畏民”、“重民”而提出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
6.总而言之,王夫之的思想也是明清时期儒学的新发展.这是肯定的,他也是儒学的产物.但是他冲破了理学的唯心的牢笼.准确来说,具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