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有一个展区，名为“人道主义救援”。在进入这个展区之后，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尊塑像。塑像中的人，头顶钢盔，打着电话，奋笔疾书。

看到这尊塑像的人们，无不心生敬佩之情。因为这个人，曾拯救25万中国同胞的性命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也因此被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就是约翰-拉贝，一位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一位真真正正的人道主义志士。

▲约翰-拉贝在纪念馆里的雕像

1882年11月23日，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一个普通的船长。虽不富裕，但足以温饱。1896年，父亲不幸病逝，为了家中生计，拉贝被迫辍学打工，成为了一家出口商行的伙计，奔赴海外谋生。

1908年，拉贝来到了中国，这块与他有着长达30年紧密联系的土地。1911年，拉贝成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一位员工。他曾辗转中国多个大城市，沈阳、天津、北京、上海，拉贝都曾去过。

但不论在哪个城市，他都与当地的中国员工和善相处。中国员工们也对这位来自异乡的“洋哥们”十分友好，这让拉贝意识到，无论种族如何，国籍如何，人们都有着同样善良的内心。

1931年，拉贝作为西门子的代表来到南京开展公司业务，在这里他建了一栋花园别墅，用于办公与生活。与此同时，他也是纳粹在南京分部的副部长。凭借着这样的双重身份，拉贝在南京开展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拉贝在南京的故居

他专门为德国工作人员的子女开设了一所学校，以便于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并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化，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当时的拉贝，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

只可惜这份美好的平静，仅仅只持续了几年时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南京也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公司已经给了指示，拉贝随时可以坐上前往德国的飞机，返回安全的故乡。

拉贝看向窗外，原本和谐平静的南京，现在遍地都是惊慌失措的人们，他感到十分心痛。对于一块生活了长达30年的土地，有谁可以狠下心来抛弃它呢？拉贝做不到，在这里有着他手底下的员工，有着他认识的邻里街坊，有着平日里谈笑风生的中国朋友们。

不论种族，不论国籍，大家都是一样的，不应该受到如此对待！怀着这样的决心，不顾上司的提醒和日军的警告，拉贝最终选择了留下，他要用自己的努力，保护这里的中国朋友们。

▲日军轰炸后的南京

日军开始向南京进攻后，拉贝等人受到上海南市难民区成功救助难民的启发，决定在南京筹建安全区。拉贝联合南京市市长马俊超、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董事长杭立武以及一些留下来的外国人，共同商讨如何建立难民安全区。

最终敲定了以拉贝的住宅、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等机构为中心，划出了纍计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的一块土地，并设立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这块地方虽然不大，但房屋众多，相比于其他地方，可以容纳更多人。因为拉贝平日里积攒下来的威望及他的身份，他被推举为委员会主席，全权管理安全区事务。看着这块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拉贝眉头紧皱，面露愁容。与首都南京城内众多的人口相比，这一方净土，还是太小了。

之后，拉贝等人冒着炮火联络多方势力。他们先是争取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使安全区内的资金、食物、药品等资源有了一定程度保障。随后，他们以基督教、世界红十字会等多种名义，尝试与日军进行谈判，使日军接受并承认南京安全区的存在。

▲剧照

拉贝为了让安全区内的难民可以好好地生存下去，以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四处奔波宣传，希望人们可以为难民们提供一些帮助。

在日军攻打南京之前，他们终于得到了日军的回应。日军拒绝承认安全区的存在，但只要安全区内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就不会主动进攻安全区。当拉贝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和周围的人都激动不已。这块方寸之地，会成为许多人的避难之处。

1937年11月份，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南京政府开始转移。城内的百姓听到消息后，也纷纷打理好行李准备离去。昔日拥有百万居民的繁荣首都，到了12月初，仅余不到一半了。

1937年12月1日，日军进攻南京，在南京的难民疯狂涌入安全区。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之后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日军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超过30万人被杀害。日军甚至多次出尔反尔，企图对安全区内难民下手。

▲老照片

12月17日，拉贝写信给日本大使馆的秘书福井喜代志。在信中，拉贝将日本士兵的暴行以极其锋锐的笔锋写了下来，并在信中要求日军立刻恢复应有的秩序，但都如石沉大海一般了无音讯。拉贝无奈，只能竭尽自己所能去保护遭受苦难的中国人。

同日，拉贝住所后的小巷子中，日本士兵侵害了一位中国妇女，之后还用刺刀刺伤她的颈部。拉贝不断地打电话，不断地托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才弄到一辆救护车，急忙把这名妇女送入鼓楼医院治疗。

18日，拉贝前脚刚踏进家门，一位中国邻居就哭着跑过来，有4名日本士兵袭击了他的房子，并企图侵害家中的妻子。拉贝急忙前往搭救，这才避免了惨剧的发生。

在这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最多的时候容纳了25万中国人民。光是拉贝的住宅之中，就收留了不下600人。拉贝等人只能睡在办公室中，有时候还会睡在厕所里，睡在石板路上。

住所与硝烟四起的外面，仅有一墙之隔，日本士兵就经常趁拉贝不在的时候翻墙而入，做尽穷凶极恶之事。每当拉贝赶回家中，都要用严厉的话语吼走一批批日本士兵，而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了拉贝每天回家必做的事情之一。

另一件拉贝每天必做的事情，同样意义重大，那就是记录下这一切，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日军的滔天罪恶！每天回家后，他都会坐在桌前，奋笔疾书。

这本《拉贝日记》，记录下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城的一桩桩罪行，总共有2100多页，500多个案例。这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世界公认的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最全史料，没有之一！

就这样，拉贝为了安全区内的中国人民东奔西走了三个多月。日军早已视这个可恶的德国纳粹为眼中钉，但碍于德日之间的关系，不能对他下手。于是日军向德国施压，试图将拉贝调离南京。日军的阴谋成功了，1938年2月，拉贝被西门子公司强制召回。

▲拉贝与安全区同事合影

几个月的辛劳，让拉贝极其疲惫，更让拉贝感到憔悴的是每日在这南京城中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事情。拉贝布满血丝的双眼望着自己的住宅，心中满是担忧与不舍。但上头不断施压，拉贝也十分无奈。拉贝将安全区托付给马骡、魏特琳等人，无奈地离去了。

拉贝将要离开的消息传到了安全区人们的耳朵里面，在临走那天，人们簇拥着，将一块大红绸布献给了拉贝。在这个硝烟弥漫的南京城内，拉贝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这样一块大红绸布的，只见上面写着：

“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紧接着，人们排着队，向拉贝三鞠躬，对拉贝表达自己深深的感谢之情。

回国后，拉贝依然不忘自己的初衷。他四处奔走，四处演讲，还多次写信，希望日军的暴行可以被揭露。但在那个时期，德日关系不容破坏，拉贝的所作所为不仅没起到什么效果，还被针对，他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之中。拉贝许多珍贵的照片、录像资料也被一并没收。

▲拉贝

二战胜利后，拉贝也因为他曾经的身份而被苏联和英国再次关押。1946年6月份，在证实他没有犯过错误后，被释放回家。

与早年辉煌的境遇相比，如今的拉贝生活得十分拮据，一家人住在拥挤的小房子里。但拉贝却并没有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因为一切都是值得的。

当拉贝的消息传到国内，传到南京后，人们自发组织了一次募捐。在人们的努力下，筹集了几千美元。南京国民政府也是每个月都给拉贝一家人提供一定的食物、生活必需品等物资支持。

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这个时期，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这些物资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甚至是有价无市。而拉贝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远比这些物资要重要得多。

好景不长，拉贝出狱后还没过上多久平静的日子，甚至还没能返回第二故乡中国，没能返回朝思暮想的南京再看一眼。

1950年1月18日，拉贝因病逝世！

▲托马斯-拉贝

但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另一位拉贝”来到了中国。他的名字叫托马斯-拉贝，是约翰-拉贝的孙子。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这个重要时间点，代表他的祖父来到朝思暮想的中国领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在2021年4月21日，托马斯-拉贝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礼物：抗疫急需物资。这是在接到他的求助后，我们国家专门为他及当地提供的。这也是友谊长存的一份见证。

《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程瑞芳日记、贝德士声明书、《日军侵占南京目睹记》 [43] 

《东史郎日记》、《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 [44-45]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日军“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野田岩两名军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带进行杀人比赛的消息。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德丁发自南京的首篇报道《屠戮意味着占领南京-俘虏全部被杀》，指责日军“大规模的抢劫，对妇女施暴，杀戮平民，把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大批处死战俘与强迫征集壮丁，把南京变成恐怖城市。”公开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46]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报纸报导侵华日军在南京集体大屠杀中说：“城内无辜居民的尸体铺满了街道。靠江边的城门口，尸体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面走过”。

1938年1月至5月间，《新华日报》刊发了十多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其中3月9日的报道以“日寇在南京兽行”为题，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行径。 [47] 

1943年10月1日出版芙蓉《画刊周报》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南京的美国民间人士与其他西方国家人士在报告、制止日军

日军在安全区将青壮年当“残败兵”强行拉出 [48]

暴行，救助中国民众的过程中，即时做了大量记录，并收集一些中国人士的目击证言，结集为《南京安全区档案》，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译出版。该书收录69个文件，其中包括安全区委员会与日本使领馆人员、伪南京自治委员会等交涉的信件文书；安全区委员会请求美、德、英外交官协助对日交涉的报告；安全区委员会管理的难民所状况备忘录；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发生在安全区和附近地区的444个日军暴行案例。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