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成书背景，可从两方面来了解：
一是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司马光原先就编过一本史书《通志》，献给宋英宗，英宗看后大为赞赏，要求司马光接着《通志》往下编修，并决定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助手。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着手编纂。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66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随后又下诏奖谕司马光，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这些都充分说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这本书寄予了厚望，这是《资治通鉴》成书的基本条件。
二是在司马光政治上失意时期编成。
正如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司马迁遭受腐刑面成《史记》，司马光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愤而辞职，退居洛阳，处于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但司马光并未一蹶不振，而是立即把精力集中到《通鉴》上来，从此整整15年不论政事，专注编撰，终于使这部294卷近400万字的巨著得以问世。
《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

《资治通鉴》是一部“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的编年体通史。《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叙了从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产生于北宋神宗年间,旨在为帝王提供治国经验的历史巨著。撰写的主持者司马光在客观的历史叙述中,曾上百次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发表议论、抒发感慨。这些议论和感慨互相结合、互相补充,折射出了《资治通鉴》主撰人一种十分明确的治国理念。分析和揭示这一理念,对于把握《资治通鉴》所要表达的治国经验的主旨,了解北宋时代一批政治家所要倡导的治国之道,认识中国古代一种治国思想的特征及其利弊得失,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光谈到他写《资治通鉴》的意图,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通鉴》是突出在探索政治兴衰上,表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
《资治通鉴》全书贯串了总结政治盛衰的意识。由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通鉴》对历史盛衰的关注有自己的侧重点。汉代以后朝代更替,除了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外,很多情况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或各个小王期相互征战的结果。赵匡5LJ也是通过兵变的方式,夺得政权。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除了要防止农民起义外,就要把调整了的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用礼教固定下来。秦何以灭,汉何以兴,隋何以灭,唐何以兴,仍然是司马光写《通鉴》时关心的问题。但在这之外,司马光把礼教名分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结合历史事实来宣扬,是适应当时统治者的需求。所以司马光在《通鉴》开卷中,把自己对历史盛衰的根本观点提出来。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侮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这一段“复礼”一的进言,其用心是说明礼教深人人心,等级的封建统治巩固起来,赵宋皇朝可以太平无事。这一段“迁论”倒是适合封建皇朝的脾胃。这一段话成了他总结厉史盛衰的基本理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基本观点。

在《资治通鉴》之前，司马光就编过一本史书《通志》（时间跨度为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可以说是微缩版的《资治通鉴》）并献给宋英宗，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这两点可以说是《资治通鉴》得以成书的重要先决条件，让司马光有了方向，并且得到朝廷官方力量的支持。后来，我们都知道有个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大臣之一，而当时变法派正得势，因政见问题，司马光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希望可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警示后人。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成书背景。

在《资治通鉴》之前，司马光就编过一本史书《通志》（时间跨度为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可以说是微缩版的《资治通鉴》）并献给宋英宗，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这两点可以说是《资治通鉴》得以成书的重要先决条件，让司马光有了方向，并且得到朝廷官方力量的支持。后来，我们都知道有个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大臣之一，而当时变法派正得势，因政见问题，司马光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希望可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警示后人。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成书背景

先说一下，在《资治通鉴》之前，司马光就编过一本史书《通志》（时间跨度为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可以说是微缩版的《资治通鉴》）并献给宋英宗，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这两点可以说是《资治通鉴》得以成书的重要先决条件，让司马光有了方向，并且得到朝廷官方力量的支持。后来，我们都知道有个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大臣之一，而当时变法派正得势，因政见问题，司马光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希望可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警示后人。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成书背景。

因为三家分晋是东周时期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分水岭，自此开始，周王室名存实亡，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直至秦统一六国。

因为那一年三家分晋，礼崩乐坏。历史进入战国时代，资治通鉴写以此为开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为了让剧情更加的迷离扑朔，从而去打动人，让更多的人去观看它。

“三家分晋”是一大事件，按照司马光的观点，是春秋和战国两时期的分界线。为此，不能不讨论一下春秋与战国两时期政治格局的不同。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是霸主轮流
“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政治格局要么是单极社会，要么是两极社会。其它诸侯
听命于霸主号令，各国行事服从霸主国利益；战国是多级社会，各国“合纵联横
”是利益组合，不是谁听命与谁的问题。所以因该说“春秋五霸更迭，战国七雄
并列”。到三家分晋之时，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号令天下了。我们不妨与世界
近代史做一个比较。周朝衰落，导致诸侯争霸，是春秋时期开始；教皇衰落，导
致欧洲各国争霸，霸权更迭，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到美苏。二战前政治格局
主要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结构，二战后是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与“三家分晋”标志
战国时期开始类似，美伊战争标志世界开始进入多级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比
较一下两次美伊战争就可以知道了。上一次老布什打伊拉克，美国的盟友出钱又
出力，美国一仗下来赚了一大比钱，盟友为美国利益卖命。这次小布什打伊拉克
，是美国单边行为，所有“盟友”都作壁上观，今天世界，俄国、印度、欧洲，
中国，哪个可以为美国利益卖命？这基本就是诸雄并列的格局。可见，在克林顿
时代，世界由春秋时期转入战国时期。司马光述史，有简有略。显王元年到六年
，三言两语就过去了。到了显王七年，忽然详细得连秦孝公的心理都描述出来。
这显然是为了追溯秦统一天下的原因。后边对商鞅记述更加详细，因为商鞅变法
是强秦的根本。春秋五霸，每每以政治改革，法制创新来强国。如齐恒公用管仲
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得齐国得以称霸。其它霸主亦然，如秦穆
公用百里奚，越王勾践用文仲等。近代世界霸主也都是靠变法革命称霸的，如英
国大宪章运动，美国革命和独立宪法，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法典，俄国革命等等。
但用于称霸的变法显然比用于一统天下的变法要逊色。司马光详细记述商鞅变法
，是让后人借鉴秦国何以在七雄当中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商鞅变法是其答案。
当今世界是人才、资本和资源自由流动的时代，制度创新比起古代更为重要。美
国的制度吸引了世界的人才、资源和资本。中国能否称雄，就看今天中国能否有
一个成功的政治改革，能否创造出一个比美国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

原文2：
显王八年（庚申，公元前三六一年）孝公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
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
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
，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
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公
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
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
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
，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
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
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
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
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评说2：
孝公招揽天下人才，愿“与之分土”，公孙鞅应聘，后来果然得封商地。强国首
先是集聚人才。如今发展中国家人才流矢，是普遍现象，这就是美国长盛不衰的
秘诀。当今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多集于美国，而且第三世界人才都流入欧美。
苏联解体后，人才流失更为严重。第三世界向欧美学习，派出自己最优秀的人才
，但往往是人才有去无回。真对这一问题，如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陆续推
出双重国籍法，以便人才可以回国效力。中国好像也在跃跃欲试。公叔痤举荐公
孙鞅，劝魏惠王用之或杀之。能用就用，不能用也不能给他人用。当初美国阻挠
钱学森回国也是这一策。对人才是如此，对资源资本也是如此。美国中东打仗，
一定是打那些与美国贸易往来少的国家。石油是资源，能为美国用，专制国家也
无妨，不为美国所用的，民主国家也得打它个稀巴烂。打伊拉克和伊朗，因为美
国在这两个国家没有什么投资，但欧洲、俄国、中国都有投资，所以单边行动也
要打。张治中火烧长沙，坚壁清野，也是此策。波兰曾经人才济济，称得上欧州
一雄，自德国占领后，被德国反反复复绞杀菁英，让他们建立政府，杀掉，在让
建，再杀，使得波兰人才凋零，现在依然弱小得不能和挪威、瑞典相比。这些是
硬招，还有软招。如策动苏联解体，是苏联财产和人才大量流失，令苏联经济倒
退15年。97亚洲金融危机，将亚洲资财卷走，令东南亚经济倒退十年。对这些能
将其它国家资产卷到欧美的世界秩序西方从来不追究。有听过西方抨击金融投机
扰乱世界金融市场破坏经济的吗？没有。既然没有，现在美国压中国放开人民币
汇率是什么用心呢，无非是想重演97金融风暴故技，卷走中国资产，破坏中国经
济。公叔痤劝魏惠王杀公孙鞅在前，然后劝公孙鞅逃跑在后。先公后私，先忠后
义。这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社会价值导向是多元化的，势必导致不同价
值的冲突，诉诸暴力解决是双输策略。将不同价值排序，排个优先等级，是程序
法的原则。现在国内行政没有程序法，都是当官自主裁量，民众基本权益无法得
到保障。据说忠孝不能两全，聂政来个先孝再忠，结果经由程序规则使忠孝两全
。管仲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挪用公款，鲍叔牙看得开，说管仲是先孝后义，父
母在先，朋友在后。公叔痤这里是先忠后义，两全齐美。宋朝以后把伦理绝对化
了，不知道不同价值冲突可以用打时间差的方法来解决。程序化好是好，但得预
先设定，共同遵守，才得以实行。所以西方议会法则，最优先有关程序的提案，
其它再紧急重大的议案，也要在处理往程序议案后在讨论，因为以程序协调个方
利益，必需是有言在先，有个各方认可的游戏规则，方显公平。民主政治不能保
证结果公平，只能保证程序公平。魏惠公谓公叔痤“病甚”，后来被公孙鞅带领
的秦军打得一败涂地，方醒悟是自己思想有病，而不是公叔痤“病甚”。

魏国攻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开会商讨决策：救还是不救，早救还是
晚救？众说纷纭。成侯主张不救，田忌主张早救，孙膑主张晚救，还说出一番道
理。齐王最后是采用了孙膑的晚救之决策，用的还是“围魏救赵”战略，实施的
战术是诱敌轻心的减灶之计。在马陵道击杀庞涓。

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
就是说救人不能太急，否则反听命于人。有如中国援越抗美。北越还有半边天呢
，就去援助，吃力不讨好，反倒受命于越南，全国人民饿着肚子也要把中国最好
的物资送过去，反击战时越南武器倒比中国的先进，越南用来筑工事、填弹坑的
都是中国大米，而且还把中越自古以来的友谊给毁了。朝鲜就不同了，美军打过
鸭绿江，北朝鲜已经是亡国在即，此时出兵，救人救急，结果尽管韩国现在还有
美国驻军，朝鲜依然属于中国势力范围。中国援越是代越南受过，受命于越南，
为苏联火中取栗，实力大损，为苏联扩张做嫁衣裳。

晚出兵则“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晚出兵名利双
收。既得实地，又得好名。为何深结韩之亲，因为韩之将亡，所以感激救国之恩
，如果救得太早，韩国还会以为没救兵也可能不失国。二战初期，美国迟迟不出
兵，只是卖军火，闷声发战争大财，然后才晚承轴心国之弊，等中国抗战已经十
多年了，苏联抗德也反败为胜了，再不出兵欧洲就都成苏联势力范围了，才赶紧
诺曼第登陆。这样一来美国打的是疲惫而四处受敌的轴心国，既得实利，又得自
由战士美名，二战后一跃而成世界霸主。越战时，中国受美苏两霸封锁，越战是
美苏争霸之战，根本不碍中国的事，中国即使要援越，最多也就是让苏联援越物
资过境，但要和美国二战时一样，发发战争财，收过境运输费用。

朝鲜战争中国出兵晚，扩大了自己东亚势力，巩固了东北主权。越南战争中国援
助得早，结果动摇了南海的主权。不懂围魏救赵战略原则之故也。

“以救韩，直走魏都”，这就是围魏救赵之计。救韩不去韩国，而直击魏国首都
。这样打下来的地盘不是为韩国扩大地盘，而是为齐国自身扩大地盘。上次围魏
救赵，就没来得及救出赵，赵失邯郸。这次救韩，是真救成了。无论救成还是救
不成，两次齐国都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这叫争论，出兵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如果
直接去救韩，帮韩国夺回的地盘还得还给韩国，否则就不叫救韩而叫趁火打劫。

对围魏救赵之计流行的理解是避实击虚，攻其必救，这是战术层面上的理解。战
争的战略原则之一，是任何一步棋都要以扩大自身实力和影响为目标。所谓救人
要救得增加自身实力，攻敌也要攻得增加自身实力，围魏救赵是救友、击敌和自
强三者兼备的策略，这一战略层面的意义反倒被人忽略，惜哉。

魏国素来勇战，齐兵却背着怯战的坏名声。孙膑利用这一点，每天少挖一半的灶
，造成大量逃兵的假相，庞涓上当，轻骑倍速追赶，傍晚举火看树上写的字，顿
成众矢之的。信息博弈非常复杂，要知道敌人知道什么，要知道敌人知道自己知
道什么，要知道敌人知道自己知道敌人知道什么，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纸上
谈兵。孙膑用计，用的是众所周知的“魏勇齐怯”的成论，庞涓想不上当都碍不
过“魏勇”这一面子。所谓审时度势，欺以其方，用计来不得一点造着。就如太
极推手，借力打力，得顺着敌人的思维来设计计策。

现代汉语词典词条：“竖子”，年轻的仆人。孙膑由于有残疾，推辞将军职位，
甘当田忌的军师，实际上只是田忌的宾客，所以是“仆人”。孙膑年轻有为，古
今中外最了不起的残疾人，中国残疾人协会应该多用孙膑的名字举办活动。

两个原因：

1 中国明白有年月日可详的史书从《春秋》开始，而所谓“资治”，就是给统治者和统治阶层看的，治国攘外安内时杀伐决断如果有错，往往等不过年就有杀身之祸；司马光治史当然是为了“今”用，宋版图境外环列强戎，治国之策要考虑他国的影响，而国之间政策、经济相互影响必须有明确时间先后以明因果关系；所以司马光所录史实必须有月日可察，否则资治的意义就减弱了很多。

2 司马光的时代尊儒，他不可能认为自己能和孔子比肩（孔子著春秋），所以只好从战国开始写了。

因为作者所书的内容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就是三家分晋那年开始的。也是春秋与战国的交界。可能与作者所要记述的内容有很大联系所以才从这里开始写的。当然在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和当时北宋的政治体制不同，所以没有涉及到。并且，在战国时期，各国都通过各种变法、改革来增强自己国家的实力，作者写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所以，司马光等人就从这里开始写起。个人分析，仅做参考。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三家分晋”是一大事件，按照司马光的观点，是春秋和战国两时期的分界线。为此，不能不讨论一下春秋与战国两时期政治格局的不同。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是霸主轮流
“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政治格局要么是单极社会，要么是两极社会。其它诸侯
听命于霸主号令，各国行事服从霸主国利益；战国是多级社会，各国“合纵联横
”是利益组合，不是谁听命与谁的问题。所以因该说“春秋五霸更迭，战国七雄
并列”。到三家分晋之时，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号令天下了。我们不妨与世界
近代史做一个比较。周朝衰落，导致诸侯争霸，是春秋时期开始；教皇衰落，导
致欧洲各国争霸，霸权更迭，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到美苏。二战前政治格局
主要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结构，二战后是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与“三家分晋”标志
战国时期开始类似，美伊战争标志世界开始进入多级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比
较一下两次美伊战争就可以知道了。上一次老布什打伊拉克，美国的盟友出钱又
出力，美国一仗下来赚了一大比钱，盟友为美国利益卖命。这次小布什打伊拉克
，是美国单边行为，所有“盟友”都作壁上观，今天世界，俄国、印度、欧洲，
中国，哪个可以为美国利益卖命？这基本就是诸雄并列的格局。可见，在克林顿
时代，世界由春秋时期转入战国时期。司马光述史，有简有略。显王元年到六年
，三言两语就过去了。到了显王七年，忽然详细得连秦孝公的心理都描述出来。
这显然是为了追溯秦统一天下的原因。后边对商鞅记述更加详细，因为商鞅变法
是强秦的根本。春秋五霸，每每以政治改革，法制创新来强国。如齐恒公用管仲
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得齐国得以称霸。其它霸主亦然，如秦穆
公用百里奚，越王勾践用文仲等。近代世界霸主也都是靠变法革命称霸的，如英
国大宪章运动，美国革命和独立宪法，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法典，俄国革命等等。
但用于称霸的变法显然比用于一统天下的变法要逊色。司马光详细记述商鞅变法
，是让后人借鉴秦国何以在七雄当中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商鞅变法是其答案。
当今世界是人才、资本和资源自由流动的时代，制度创新比起古代更为重要。美
国的制度吸引了世界的人才、资源和资本。中国能否称雄，就看今天中国能否有
一个成功的政治改革，能否创造出一个比美国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

原文2：
显王八年（庚申，公元前三六一年）孝公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
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
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
，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
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公
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
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
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
，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
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
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
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
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评说2：
孝公招揽天下人才，愿“与之分土”，公孙鞅应聘，后来果然得封商地。强国首
先是集聚人才。如今发展中国家人才流矢，是普遍现象，这就是美国长盛不衰的
秘诀。当今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多集于美国，而且第三世界人才都流入欧美。
苏联解体后，人才流失更为严重。第三世界向欧美学习，派出自己最优秀的人才
，但往往是人才有去无回。真对这一问题，如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陆续推
出双重国籍法，以便人才可以回国效力。中国好像也在跃跃欲试。公叔痤举荐公
孙鞅，劝魏惠王用之或杀之。能用就用，不能用也不能给他人用。当初美国阻挠
钱学森回国也是这一策。对人才是如此，对资源资本也是如此。美国中东打仗，
一定是打那些与美国贸易往来少的国家。石油是资源，能为美国用，专制国家也
无妨，不为美国所用的，民主国家也得打它个稀巴烂。打伊拉克和伊朗，因为美
国在这两个国家没有什么投资，但欧洲、俄国、中国都有投资，所以单边行动也
要打。张治中火烧长沙，坚壁清野，也是此策。波兰曾经人才济济，称得上欧州
一雄，自德国占领后，被德国反反复复绞杀菁英，让他们建立政府，杀掉，在让
建，再杀，使得波兰人才凋零，现在依然弱小得不能和挪威、瑞典相比。这些是
硬招，还有软招。如策动苏联解体，是苏联财产和人才大量流失，令苏联经济倒
退15年。97亚洲金融危机，将亚洲资财卷走，令东南亚经济倒退十年。对这些能
将其它国家资产卷到欧美的世界秩序西方从来不追究。有听过西方抨击金融投机
扰乱世界金融市场破坏经济的吗？没有。既然没有，现在美国压中国放开人民币
汇率是什么用心呢，无非是想重演97金融风暴故技，卷走中国资产，破坏中国经
济。公叔痤劝魏惠王杀公孙鞅在前，然后劝公孙鞅逃跑在后。先公后私，先忠后
义。这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社会价值导向是多元化的，势必导致不同价
值的冲突，诉诸暴力解决是双输策略。将不同价值排序，排个优先等级，是程序
法的原则。现在国内行政没有程序法，都是当官自主裁量，民众基本权益无法得
到保障。据说忠孝不能两全，聂政来个先孝再忠，结果经由程序规则使忠孝两全
。管仲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挪用公款，鲍叔牙看得开，说管仲是先孝后义，父
母在先，朋友在后。公叔痤这里是先忠后义，两全齐美。宋朝以后把伦理绝对化
了，不知道不同价值冲突可以用打时间差的方法来解决。程序化好是好，但得预
先设定，共同遵守，才得以实行。所以西方议会法则，最优先有关程序的提案，
其它再紧急重大的议案，也要在处理往程序议案后在讨论，因为以程序协调个方
利益，必需是有言在先，有个各方认可的游戏规则，方显公平。民主政治不能保
证结果公平，只能保证程序公平。魏惠公谓公叔痤“病甚”，后来被公孙鞅带领
的秦军打得一败涂地，方醒悟是自己思想有病，而不是公叔痤“病甚”。

司马光是宋儒的代表，宋儒讲究尚古，古时候什么都是好的，不需要变革。等级不可改变，名分不可改变，平民永远是平民、君主永远是君主，士大夫永远是士大夫。而三家分晋可以说是对这种等级不可以改变的巨大冲击。所以司马光以此为开端，并且在《司马光曰》中，要求皇帝重建统治者永恒的权威。 “三家分晋”是一大事件，按照司马光的观点，是春秋和战国两时期的分界线。为此，不能不讨论一下春秋与战国两时期政治格局的不同。

因为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开始于秦朝，战国秦朝才开始崭露头角。《资治通鉴》就是写的王朝兴衰。

因为资治通鉴这本书是由司马光写的。并且他们朝代尊崇儒家思想，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代表，所以说从战国时期开始写。

因为从战国开始有了史官开始记载历史，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识，要有历史依据！

因为写资治通鉴的人认识有限，并不清楚战国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毕竟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