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党争，主要是指明朝灭亡前40年，代表江南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东林党人”，与封建土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党争造成明朝的内耗，但明朝并非亡于党争。魏忠贤是有“手段”，但那只是当反动势力打手的手段。

明朝中后期，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已经现了严重的问题。人口暴增的同时，耕地面积减少。许多田地的使用权集中到封建大地主手中，佃农没有地耕，吃不上饭就变成流民。国家面临动乱的局面。

首辅张居正，呕心沥血，改革十年；刚刚见到成效，结果人一死，马上遭到万历的反攻倒算。

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坚持不上朝。内相冯保，被逼告老还乡。朝堂内外乱成一团，形成各种官僚党派势力。除了东林党，还有宣党、楚党和昆党等等。

当时的吏部郎中顾宪成，有感于时事的混乱，又因请立太子（朱常洛）事，被神宗削职为民。回到无锡的东林书院，开办讲学。提倡东林精神：反对贪污，反对皇权对江南手工业者、矿工、农民和商人的盘剥。并要求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

东林党人当时的要求是具有进步性的，也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因为封建社会后期，自然要向市场经济发展。市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应该得到保障。

东林党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朝廷内部腐败，勋戚乱政；而不是因为“东林党”搞党争，朝廷才开始变得贪污腐败，勋戚乱政。这个前因后果，一定要搞清。

明朝后期，番薯、玉米等农作物引进中国，人口呈爆炸性增长，至使土地问题短缺的问题更加严重。人口多，耕地少，做手工艺，开发商业还要被征收重税。长此以往，政权必然会动摇。

因此，可以认为东林党人无能，因为他们事实上造成了明朝内耗，加速了亡国。但并不能因此反证魏忠贤是“贤能”的。

所谓魏忠贤的手段，也只是残酷屠杀东林党人。首先，他这样干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维护明朝，只是为了个人私利。其次，他这样干，维持得了衰败的明王朝一时，也维持不了一世。

在明朝一朝中，武官的地位相对于文臣都是相对较低的。而在明朝中后期则更是如此。但是南明政府的形势与之前完全不同。当时南明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稳定南京地区的防务，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安排好淮河流域的防守布置。因此弘光年间淮河流域的四个军镇的长官都拥有很高的权力，并且与中央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服从关系，有着很高的行政自主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自然希望自己在中央政治中的地位也得到一定的提升。因此当时他们纷纷向皇帝要求在大学士遴选一事上，由五军都督府来进行，而不是通过吏部主持的廷推，而且要求皇帝在所有有关文官任命，军事措施以及朝廷规划的事情上，都要与当时的勋贵们商量。

被弹劾的吏部尚书张慎言

由于当时南明政府文人政治的风气还十分浓厚，因此这些请求并没有通过，但是其对于政府的扰乱还是十分严重的。这几种体现在这些权贵们对于当时吏部尚书张慎言的抨击。他们指责张慎言任人唯亲，只给文官派职务，而忽视了武人。而文官之中自然也有人奋起反抗，朝中形成了激烈的论战。而之所以这些之前在朝中毫无存在感的武官敢于直接与六部尚书对抗，其重要原因也是马士英在他们背后的支持。此事也引起了弘光帝的警觉，其言论在《圣安本纪》中有如下记载：

"乃文武之交争，致异同之日盛……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如何为主？"

当时的马士英受到了东林党官员的抨击，清流学者刘宗周直言上谏，在皇帝面前陈述马士英的"十大罪"，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马士英虽然在弘光帝的支持下没有受到责罚，但是这也让他与清流之间形成了嫌隙，武人出身的他就开始发动军事将领们与朝中清流对抗。

这些人对于张慎言的持续攻击最后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弘光帝终于将弹劾的权力赋予了这些勋贵们，于是各镇总兵，开始肆无忌惮地向皇帝上书，指控朝臣，这样的行为在之前的明朝政府中是不敢想象的。至此清流们在朝中的势力被第一次削弱，而马士英在武人们的拥护下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的稳固。

南明重要将领左良玉

然而武人的政治化也并非对马士英完全有利，当时长江上游最有实力的左良玉，由于之前曾经为东林党人士做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他是更加偏向于清流一边的。这自然引起了马士英的不满，因此其一直没有被任命成为第五镇总兵，在其他方面也不和左良玉合作。而之后马士英的垮台也与左良玉的介入有关，这确实是出乎马士英预料的。

逆党官员的重新启用与党争的再兴

崇祯皇帝在位时，由于其对于党争的深恶痛绝，在崇祯一朝困扰明朝政府的党争现象终于归于平静。而且崇祯坚持不启用魏忠贤一派官员的信条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这也是崇祯一朝政治相对较好的重要原因。但是在马士英掌握大权之后，他却开始启用逆党中的人士，这样的行为让南明政府再次陷入了长久的党争之中，并且政府的行政效率也因此严重下降。

马士英启用阉党官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阉党成员与清流们自然有着很深的仇怨，在与清流们结仇之后，马士英自然希望在阉党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而另一个原因则是马士英与阉党中的阮大钺在之前就私交甚笃，当时两人都失去官职，被困在南京，还是在阮大钺的帮助下马士英才得到了凤阳总督的职位，因此阮大钺对于马士英是有恩情的。在得势之后马士英自然要有所报答。

戏曲中的阮大钺

而且阮大钺为人素有任侠之名，喜欢招募江湖上的游侠剑客在自己身边，因此马士英便向弘光皇帝推荐他担任军事相关的官职。这次行动引起了朝中的轩然大波，因为逆党人士在崇祯年间是绝对不能再次入仕的，清流们对于马士英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

但是弘光皇帝却不能理解清流们暴怒的原因。当时在马士英的建议下，由弘光皇帝的"中旨"批示阮大钺为兵部侍郎。中旨指的是绕过九卿廷推，直接由皇上任命，也正是这样的形式导致了天启年间的党争。在这件事情之后，清流党中的重要人物刘宗周，高弘图等人都对朝廷十分失望，辞去了官职，对于南明政府无疑是极大的打击。

而且在阮大钺被启用之后，南明朝廷立即挂起了党争的风暴。清流人士们纷纷受到马士英的攻击，而被革去官职。取而代之的则是阉党以及与清流有嫌隙的人士，朝中本来良好的政治风气荡然无存。

而更加可怕的是这些人在垄断朝政之后，并没有提高朝廷的效率。因为这些人将朝廷所有的政策都染上了党争的色彩，人们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为自己一派的官员平反以及请谥上，对于真正的工作却丝毫不上心。

清流代表人士刘宗周

这样的做法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北都官员的态度之上，正常来说，南明政府应该对在北京城破之时的叛徒进行严惩，而宽恕其余的官员。但是南明政府却只看这些人的党派，有些向起义军投降的官员在南明政府却身居高职，而宁死不屈的人士却遭到了打击甚至迫害。这无疑让官员以及南方人民都开始对弘光政权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严重动摇的其统治基础。

马士英对于阮大钺的启用很可能只是出于个人情谊的行为，对于其后来出现的巨大影响可能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但是其借助阉党打击清流的事实却是无可辩驳的，这样的行为也让南明政治走上了明朝天启年间的党争老路，南明的覆灭也因此成为了注定的结果。对于此事的评价，在《幸存录》中有如下记载：

"如士英者本无意于误社稷，而社稷虚；本无心于敛贿赂，而路门大启；本无心于剪清流，而清流尽逐……谓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

宦官乱政与东厂复立

在弘光一朝，其宦官制度与明朝之前的时期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外朝政治的权臣们也积极与内廷宦官修好，以希望他们能够站在自己这边，帮助自己进行党争。阮大钺在得权之后，便积极与当时担任南京司礼太监的韩赞周结交，希望他们能够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在党争一事上站在自己一方。此事在《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初，大铖在南京，与守备太监韩赞周暱。京师陷，中贵人悉南奔，大铖因赞周遍结之，为群奄言东林当日所以危贵妃、福王者，俾备言于王，以潜倾可法等。"

司礼太监韩赞周

由于在北京陷落的时候，这些太监的出逃都是得到了阮大钺的帮助的，因此韩赞周在表面上与阮大钺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但是其为人通情达理，处事有方，也受到清流人士的青睐，因此其在党争中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是他的处事方式却与弘光帝身边的其他宦官格格不入。

那些宦官大多都是在朱由崧还在河南当藩王的时候就陪伴他的，只会溜须拍马，对于朝政一无所知，他们整日里只是怂恿皇帝沉湎酒色，纵情歌舞，韩赞周只得辞职，至此朱由崧也愈发不理政事。在朱由崧与外朝大臣的联系减少之后，其身边的宦官的权力也逐渐膨胀，宦官乱政这个困扰了明朝许久的问题也再次出现。

而且弘光皇帝不顾多数官员的反对重新恢复了东厂，这对于外朝群臣的地位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削弱，马士英在这件事上却持有赞同的态度，与其外臣的身份十分不符，其之所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希望弘光皇帝借此转移自己在政治上的注意力，但是对于宦官权力的过度扩张， 他应该还是反对的。

但无论如何，马士英对于宦官的纵容，让南明政府在出现了党争之后，再次重蹈天启年间宦官乱政的覆辙，这对于南明政治体系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而当时最大的权臣马士英显然要负最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