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纠正两个概念：
1、"轴心时代"是涵义扭曲的概念，因为时间不会逆转，不会形成回流涡旋，时代随着时间流逝不断更替，前时代不会成为后时代的轴心；除非后时代心心念念前时代，围绕着永恒的前时代精神不断轮回，在这样的情形下就不会有超越。若只是为了把一个有重大意义（现代哲学：塑造了时代精神）的时代与其它时代区分开来而贴上特定标识，也是可以的。如同给一个人取名为“大力”。
2、不同区域文化发展潮流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一，是主体成分，"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措辞包含主体错位，是精神错乱的表达。若我们把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当做整体与区域文化发展分开来看，那么整体发展又是什么？最高水平或复杂度，最大规模，最具代表性？
解决问题：
文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轴心，约束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伴随文明发展，多样化诠释关于人的丰富的意义，包括信念、理念、意念、习性、行为与表达方式等等。
文明是一种整体性。是人类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下产生的更高层次的整体性。同样的日月星辰，类同的季节更替，季候风带着生机的气息席卷整个星球，在大同的自然演进的过程中，类似的现实嬗变前，不同区域的人，经历文明发展的必然步骤：嬗变的幻化、偏执的教化、扩展与压迫、自由宣言、发明创新、比价索值、公平的论证、理性的诠释、归真，几乎在同一时代塑造了自己的时代精神。
在此并不需要阐述自然赋予的秉性成因与人类创造文明之间的广袤的联系。
当不同地域文明发展的讯息像风一样传递，补充的文化因素结合本土发展，拉近了地域之间的差距。于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不同地区同样蒙昧的民生态下，形成了相似的气候，里面包含了类似的对于生机的渴望、自我确认的强烈要求，大自然赋予不同地域同一层次的秉性感应到了这些需要，进而思想爆发，产生了各个地域的伟大的思想家，经过2000年，在中国南宋时期，各地域的思想又突出地爆发一次。
21世纪的今天，联系理论揭示联系的文明，对于理性作了终极的概括与总结。并指出返璞归真的人本主义是最高社会形态。区域的归区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此理念基础上，在文明大同、文化交流规模广大、渗透频繁深入的总形势下，区域文化发展能够保持自身的特色同时保持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途径与目标的统一。
如果能够给出题人打分，满分12分，评价是3分，1分是确认公元前500年左右思想爆发的事实，1分确认此后2000年思想爆发的事实，1分罗列文化区域的名字。

第一层次：分析人类历史曾出现三次轴心时代（写出具体时间或代表性事件）（6分）
第二层次：三次轴心时代出现的原因及世界影响（如第一次轴心中国百家争鸣及希腊人文主义）（8分）
第三层次：三次轴心时代的因果关系及相互影响（如宋明理学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发
展及继承）（12分）

因为当时诸子百家创造的各个学派，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国民族文化从此大致确立了。
（1）在社会生产力上，由青铜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
（2）在民族方面，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华夏族。
（3）在文化上进入了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哲学思想尤为活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文化官员从宫廷走向民间，直接推动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
（5）诸子百家兴起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搞清楚所谓的“轴心时代”就可以了
“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到的，他说：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如果楼主还有疑问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好~
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因为出现百家争鸣

在战国之前，中国文化是贵族文化，文化被贵族垄断，平民没有文化。而战国是大动荡的时代，很多贵族衰落，转而把文化传给平民，平民兴起，摧毁了贵族。平民的兴起，不仅把文化传播广大，而且挖掘出更多的内容，使得中华文明[仅指汉文明]更为蓬勃。战国时期，除儒家、道家进一步发展外，还出现墨家、法家、农家、兵家等众多的思想学术派别，他们互相交流，互相斗争，使战国时期成为中国文化光辉的一段。

这个时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思想大发展时代。

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创造的各个学派，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层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文化从此大致确立了。

在社会生产力上，由青铜器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
在民族方面，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族不断融洽，形成了华夏族；
在文化上，进入了空前昌盛的时期，哲学思想尤为活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化官员从宫廷走向民间，直接推动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
诸子百家兴起，百花齐放，思想、科技、人文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22年，在犬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景下应运而生的。

百家兴起及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予以评论。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从学术源流、基本思想等方面详为论述吉由于诸子百家多肇衍于战国间，故又有“战国诸子”之称。

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梁启超在谈到《淮南子》“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时说：“自庄、荀以下评骘诸子，皆比较其同异得失，独淮南则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大指谓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胡适在分析战国诸子成因时，也发表意见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这些说法都甚有见地。

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当然，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例如，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谐凋。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而且，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是多变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士大夫文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嗣后，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至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墨家在战国时亦属显学之一，“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但在秦汉以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逐渐消失无闻。只是在历代农民暴动时有关公平、互爱及至鬼神、符命的宣传中，或可听到它的嗣音，直到近代方出现复苏之势。

以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各古老部族，在诸侯国攻伐不已的兼并战争中统一到少数几个大国的版图之中，其中北方的狄族多为晋所兼并，西方戎族多为秦兼并，东方的夷族多入齐、鲁，南方的苗蛮及华夏小国，则为楚所统一。过去华夏各国视为蛮夷的秦、楚二国，经过春秋300年的变迁，已实现华夏化，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与华夏趋于一致。自此，中国燕山以南、长江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及淮、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居民，已基本上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不再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

中国主要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轴心时代"这个说法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 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