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究竟是一部什么史书？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杰出领导人如此重视？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

张国刚教授从《资治通鉴》概说、精髓、讲析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大家带来启发心智的哲思。

《资治通鉴》概说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以前（959年），凡1362年。

原名《通志》，宋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

内容条贯、叙事清晰，其内容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相关，其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

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安排下，顾颉刚等十二名著名学者点校了《资治通鉴》标点本。

（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宋史》（本传）关于他的介绍是这样的：“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

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禀赋和个人素质超群。

司马光为什么写这本书？据司马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有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二）胡三省论《资治通鉴》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1230-1302）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

（三）曾国藩评通鉴

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四）读史三境界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解释：所谓“资治”：不仅知道什么是“治”、“乱”，而且要作为“力行求治之资”。

所谓“鉴”：如人照镜，“可就正焉”。读者于历代兴亡、人之贤否之中，“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史三境界：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资治通鉴》的精髓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实践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负主要历史责任。

司马光曾上疏宋神宗（1048-1085）：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赏、曰必罚。“臣尝以此六事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

今又以献陛下，诚以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尽在是矣。”

（一）修心之要

修心之要有三点：仁、明、武，这三点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

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三者兼备，则国治彊，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

（二）治国之要

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官人指干部的任用，赏与罚都是驱使官员努力工作的武器。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

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不二法门。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譬如，如果根据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

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三）评论

从修心之要（仁、明、武）到治国之要（官人、信赏、必罚），再到用人、识人，构成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管理学体系、领导学框架！

《资治通鉴》讲析

《资治通鉴》叙述了22个王朝的兴衰，记载了历史上创业君臣用人上的成败得失。张国刚教授具体分析了《资治通鉴》中的楚汉之争、贞观之治等历史事件，谈了自己的体悟，为大家带来了启发。

（一）楚汉之争：刘项谈成败

汉高祖刘邦在取得天下之后就总结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钱谷，安百姓，保证前线粮草供给，我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我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我能用好这些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了失败。由此可见刘邦的领导艺术，即三不如（自知之明）、人杰（知人之智）、用之。

三不如，即领导要有自知之明。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通鉴》卷一，周纪，前377年）

大意为：“领导自以为是，众人的计策自然听不进去。即使领导决策是对的，也应该集思广益，百密总有一疏，更何况决策错误，却一味拍马屁奉承使得错误更加严重呢。作为领导人，不明辨是非，一味地喜欢歌德派，没有比这更昏庸的了。而作为臣属，不坚持真理说真话，一味阿谀自保，没有比这更奸佞的了。领导愚蠢，臣属奸佞，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么，这国家能长治久安么！”

可见，刘邦赢项羽是因为他的领导力，能够把握方向、提出愿景，并通过对人们施加影响，使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

张国刚教授进一步指出，领导的层次可分为三类，高层：胆识、超脱、价值、领导；中层：沟通、协调、效率、管理；基层：专业、勤勉、业绩、执行。高层管理者应遵循例外管理原则，注重重大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中层管理者应注重沟通技能：自动报告你的工作进度；对上司的询问有问必答，而且清楚；努力学习，了解上司的言语；接受批评，不犯第二次错误；主动帮助他人，只要不太忙；毫无怨言的接受任务；对自己工作提出主动改善计划。基层管理者要注重知行合一。

（二）贞观之治：太宗谈用人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

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通鉴》卷192贞观元年）

何谓“用人如器”？尊重人才，用其所长。要用人之长，就要容人之短。疑人要用，用人要疑。

唐太宗谈“用人如器”：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

子思谈用人，取长弃短。子思：“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

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资治通鉴卷1）

唐太宗谈成功之道，唐太宗：“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由此可见唐太宗用人的“五原则”，一取才胜于己者。要恢宏气度，不按照自己的模式选人。（如李靖、房杜）。二要用人之长，弃其所短。

这需要能识得真才，看人看基本点。三要使贤不肖各得其所。这需要具备用人艺术。什么人可用，什么人可信，都要心里有数。四须容忍梗直者顶撞。

这需要有大修养，同样也是对基本点的判断。（魏徵、王珪）五不管亲仇疏远，一旦用之，爱之如一。
　
（三）修心克己

《资治通鉴》卷1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子击（魏文侯的儿子）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

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卷1，前403年）

所以，领导要更谦谨，更有自我反省能力。

　公元前378年齐威王即位伊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于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史记·滑稽列传》） 　　但他虚心纳谏，振作起来，下定了“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决心。 　　首先从治吏入手，向他的左右了解地方管吏的政绩情况，左右都说阿大夫是最好的，即墨大夫是最坏的。齐威王又亲自深入到各地明察暗访、向老百姓调查了解，其结果与左右说的截然相反，事实是即墨大夫管理的即墨地区“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而阿大夫管理的阿地却是“田野不辟，民贫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那么，为什么左右瞒报实情，颠倒黑白，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说成好的？ 　　原来，即墨大夫为人正直，一心为人民办事，不善结纳朝廷的左右近臣，所以大官们都说即墨大夫不好。反而阿大夫善于用贿赂手段买动人情，巴结朝廷左右大臣，因此大官们都说阿大夫是好官。 　　齐威王掌握了实情以后，就把各地的官吏召集起来，对确有政绩的即墨大夫“封之万家”；对阿大夫以及那些因受了贿赂而隐瞒实情的大臣“皆并烹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此后，“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资治通鉴》） 　　齐威王治吏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示。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1、正人先正己，己不正难以正人。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齐威王即位之初，正是因为他贪图享乐，沉湎于酒色，左右大臣和地方官吏才敢不择手段谋取私利，以致百官荒废，国人不治。还是这个齐威王，当他幡然醒悟，励精图治，“一鸣惊人”的时候，欺骗造假没有市场了，所以人们也就“莫敢饰非，务尽其情”了。上行下效，上有所求，下有所好，古今如此。比如，哪一个执政者喜欢受人吹捧，其来自下面的多是阿谀奉承；哪一个执政者喜欢好大喜功，其下必然大造“形象工程”；哪一个执政者不讲实事求是，下面必然会刮造假浮夸之风。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认识到，上面刮什么风，下面就会下什么雨。官德影响着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好坏决定着国家政风民风的好坏。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官德建设，重用那些官德高尚、清政廉洁、任劳任怨、干事创业的干部。让每一位干部都成为下属垂范的表率，群众学习的榜样。 　　2、偏信则暗，兼听则明。齐威王真是一位知错就改、求真务实的实干家。从他治吏这件事，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当时他只是听了左右大臣的汇报就下结论的话，其结果会截然相反，被烹的肯定不是阿大夫，而是即墨大夫了。如此，后果就不堪设想，他的治吏改革不但达不到扶正压邪、扬善除恶的目的，反而会助纣为虐，官场不正之风不但得不到遏制，反而会愈演愈烈，改革就会失败。官，是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决策和指挥者，如果一旦出现决策指挥错误，受害的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古人都明白：“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管子·明法解》）何况今人呢，今天的领导干部更应该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大，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注重调查研究，不偏信，多兼听，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抓住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决策，指挥才会尽量避免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