悝、商鞅、申不害全部都是法家，为什么只有商鞅成功了？为什么只有商鞅成功了？古代有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思想潮流的碰撞，尤其是在战国时代...
悝、商鞅、申不害全部都是法家，为什么只有商鞅成功了？
为什么只有商鞅成功了？古代有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思想潮流的碰撞，尤其是在战国时代，各个学派凭借着自己的主流主张在战国时代立足。在各个年代，每个学派在特定时间段内都会有特定的主体学说，也是各学派的发展特点代表。法家的变法在战国开始之后就成为了战国时代变法的主流，如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这些都属于法家变法的一部分。但是最终只有商鞅变法成功了，是因为它让国家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发展。
法家在战国末期的时候被分为了三个部分，分别是术治，势治，法治，均为法家绝学，这些变法多种多样，种类繁多，但是却因为各种弊端而一一败下阵来，只有商鞅变法才能为法家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第一部分术治，这种学术推崇的是一种阴谋权术，给当时的人们都灌输了一种权力至上的思想。上至君主下至臣子，都谋于心计，整个国家都笼罩在阴谋的阴影之下无法自拔，这是术治最大的一个弊端。
第二部分势治，韩非的笔下呈现出来的实质就是一个强调绝对君权统治的形式。若是将其推广下去，百姓极有可能民不聊生，整个国家也将会变成没有思想只有强权的国度。没有了民权，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思想极度僵硬的国家，内部压力增大，即使没有外来侵略的压力，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腐朽崩溃。
第三部分法治，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着力表示了广开言路，集能人异士才是对国家真正有好处的，正是如此这个变法才能一直被后世推崇。
在百家争鸣中，哪一家的学说对战国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最有用？为什么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同为法家变革，与商鞅同时期的申不害为啥救不了韩国？流派不同吗？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为了应对日渐严峻的竞争局面，纷纷以改革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务实、见效快的法家，成为了各国君主的首选。首先吃螃蟹的李悝、吴起，曾让魏、楚强盛一时；而公孙鞅踩在李、吴二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他于公元前359年推行的变法，把秦国从被视为翟夷的西陲弱邦，塑造成气吞六合的虎狼之国。
也许少为人知的是，就在八年后，身处中原的三晋之一——韩国也紧跟脚步，开始了变法。主持这一工作的是韩相申不害，因此被称为“申不害变法”。
对于这一变法的最终成果，《史记·韩世家》中仅仅这样一笔带过：“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资治通鉴》中则称：“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看似韩国通过变法实现了自保，然而就在变法的过程中，它仍被当时正走下坡路的魏国胖揍：公元前340年，庞涓伐韩，韩国五战不胜，不得不依附于齐国；而过了三年申不害去世，韩国更是逐步陷入了被秦国不断蚕食的泥淖。
下面笔者尝试从变法本身出发，分析申不害与商鞅之道的不同内核，总结出其结果差异的必然性。
同为法家，流派有别
各类史料中，对于商鞅及申不害变法的相关记录篇幅相差悬殊。由于其对战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影响，前者被记载得极为周全，《商君书》甚至能历经两千余年流传至今。
而申不害变法可没有这种待遇，对于其具体如何操作，史书中惜字如金。《资治通鉴》中用了八个字对其进行概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可以理解为对内整顿政风，对外与各诸侯国四面逢源；而《史记·韩世家》中更是仅有四字真言：“脩术行道”，即：运用驾驭群臣的权术，实行法家治国之道。
然而这一个“术”字，却点出了申不害变法的核心。“术”是法家的三大流派之一，另外两个是“法”和“势”。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曾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韩非子·定法》），即申不害是“术”派的代言人，公孙鞅则是“法”系的代表。至于“势”流派的宗师，则是赵国人慎到。
本文重点比较“术”、“法”之差异。顾名思义，前者可以理解为国君操纵、掌控臣子的权谋之术，以虚实结合的方法，在不动声色中明辨忠奸、察觉是非，并采取让部下难以猜测却切中要害的举措；而后者的核心是以法令为依据，以赏罚为工具，将功名利禄与具体的功绩进行绑定，鞭策各阶层围绕国家战略目标而行动。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驱动臣下为政权服务，但“术”的主体偏向君主个人，“法”则侧重于法律条文。史书对这二起变法代表案例的记录，就体现了这一差异：
《资治通鉴》一书对申不害变法的记录篇幅极为有限，除了上文的精炼八字外，还列举了两个事例，但这两个事例的主角都是当时的国君韩昭侯。其一，申不害替自己的兄长求官，被韩昭侯以任官必须“修功劳、视次第”为依据拒绝；其二，当自己的一件皮衣破旧后，韩昭侯命人将其妥善保存，却不赏赐给臣子，理由是即使再微不足道的奖赏，也只能赐给有功之人。
而商鞅变法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自秦孝公决定推进变法后，他的名字好像就从史书中消失了，无论是“移木赏金”，还是对太子的师傅动刑，主角首先是法令，其次是执行人公孙鞅，国君本人则更近乎隐形。
主体的差异，背后是两种流派内核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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