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等等,这些都是古人的战争观。还有古人之间的战争借口也很有意思，如改朝换代期间的诸候混战，群雄争霸战争,常用的借口就是吊民伐罪，就是一个压榨百姓的军阀常会指责另一个压榨百姓的军阀剥削压迫人民，并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臣子犯上做乱的借口常是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他身边的小人给除了。汉代的七国之知己用的借口就是诛晃错，清君侧。明代的明成祖棣也是靠着这个借口发动战争上台的。农民起义常用的借口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起义军也常常滥杀无辜。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战争观 无古不成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军事家、名将增加知识、开发智力的重要途径，是丰富、深化和发展军事理论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社会的战争观，因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战争样式及作战方法的巨大差异，必然受到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但是，中国古代兵家的战争观念，是我国军事文化的源头和起点，它凝聚着古代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对阶级社会战争的基本认识，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中的思想精华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理论的光辉。可以说，当代战争观问题上的主要思想及观点，都是对古代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对于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深入认识、研究和指导未来战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战争，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心理、地理等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系统工程。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由于国家、阶级、统治集团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激烈冲撞和争夺，普遍存在着因各种矛盾及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暴力对抗。研究、准备和应对战争，成为各国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仅着力研究怎样应对面临的战争威胁及夺取战争的胜利，而且非常重视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战争，以充分发挥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心理等综合力量，来准备、驾御和控制战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战争随之产生并连绵不断。战争，在给统治阶级带来利益得失的同时，也给广大人民和社会带来数不尽的劫难和动荡。渴望和平、希望安定、反对战乱，是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愿望。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战工具、能力的不断增强，阶级社会的战争却以不同的形态不间断地持续着，而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荡兵》）。战争由来已久，人们既不能禁绝它，也不可制止它。所以古代贤王，有为正义而进行战争的，而没有废止战争的。开始认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逐渐懂得，战争的社会作用具有双重性。它除了具有残酷、掠夺、杀戮、战乱的负面作用之外，还具有破旧立新、消除邪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也是一种革命手段。因此，对于战争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而论，更不能凭借人们的善良愿望而废止。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焉，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吕氏春秋·卷七·荡兵》）。历史上有人因发动战争而导致亡国，但却不能因此就废止天下的战争，幻想废止不仅是荒谬的，更是不可能的。战争就象自然界里的水和火一样，善于运用它就能造福于国家和人民，不善于运用它就会遗患无穷。又好象用药一样，得到良药就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吃了毒药就会被毒死。毒药是要不得的，但任何人也不会因为世界上存在毒药，而拒绝良药。（二）兵不可黩战争不可禁绝，就要随时准备应对，并要建设强大的专业武装。但一味穷兵黩武、好战喜斗，也是绝对不可行的，必须审慎的对待，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对此，《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这是现存兵书中，人们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慎战思想。“兵不可以黩，黩则玩，玩则败。苟不察国之虚实，不谋敌之强弱，而唯战是务，则国危矣”（《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因为战争毕竟不是目的，军队决不可滥用，否则就会招致祸患。出师兴战要审视时事、考量国力，否则只想以战争解决问题，那国家就要面临危险了。因此，“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老子》更进一步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一个国家，仅靠兵力的强大而逞强天下、滥施暴力、滥杀无辜、频繁发动战争，那样是很危险的，那样做的结果必将走向事物的反面，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 一味轻率好战，片面追求军事上的优势和战争的胜利，穷兵黩武，就会四面树敌，导致国力的衰竭和政治上的被动，甚至于亡国。《孙膑兵法》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兵法·见威王》）。认为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亡国，一味贪求军事上的胜利反而会受挫被辱。因为战争不是可以随意喜好的，胜利不是可以随便贪求的。必须事先周密、详尽地审视利弊，充分做好准备，而后才可采取行动。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只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南征北战、东争西讨，其结果必定是“国虽大，好战必亡”（《百战奇法·好战》）。历史上“隋之炀帝、国非不大，民非不众，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及事变兵败辽城，祸起萧墙，岂不为后世笑乎？吁，为人君者，可不慎哉！”（同上）。这种教训，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对后人的启示也是颇为深刻的。《吴子兵法》以历史的教训，指出穷兵黩武的巨大危害：“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是说天下各国之战争，战胜了五次（意指多次）仍不得善其后、不能解决问题的，必有灾祸来临；战胜四次的，必是疲惫不堪；能够以三次决定局面的，可以称霸；能够以两胜而使对方心悦诚服的，可以为王；一战而胜的则可以为帝。能够屡战屡胜仅依靠战争胜利而得天下的，是少之又少，因此而致亡国的，却比比皆是。以此告戒人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战争，动辄采用暴力手段，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即便是多次取得战争的胜利，却不一定是好事。所以“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占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言天下治国，年代久远的耳目所闻，年代近的亲眼所见，由于发动战争而亡国的数都数不清，战争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手段。“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这正象医生治病，医治了一万人，而只医好了几个人，大多数人治死了，决不是好医生。打起战争，国君无法朝政，官吏无法处理事务，农民不能耕田，妇女不能纺织，而且要以人的生命和物资财富作为代价，其结果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力”，得不偿失。 兵不可黩，表现在作战目标和行动上，就是“允当则归”。这句话，出自我国最早的兵书《军志》，意思是说当迫不得已采用军事手段时，战争的目标要适当，作战行动要适可而止，不求过分。要懂得“知难而退”（《军志》）。要“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经法·称》）。既要是统率正义之师讨伐不义之兵才可兴兵，又要在达到预期的目的时适时罢兵收战，才是明智之举。（三）忘战必危 兵实不可黩，但亦不可废、不可无备。慎战，决不是不战，更不是忘战。古人一方面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同时又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卷九·险固第五十》）。好战必亡，是黩武所致。而止戈忘战，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会因疏于戒备而导致亡国。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和人们一相情愿的善良愿望，会使一些人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放松警惕，认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强调国防、军队建设和备战意识，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止武忘战思想，是相对和平时期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和容易出现的通病，它严重地麻痹着人们的思想、涣散着人们的斗志，直接危害着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生存环境，因而是要不得的。古人曰：“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同上）。当社会矛盾用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时，就需采用变法，这种变法就是战争。当战争迫在眉睫时，任何中间人去劝说、斡旋都是没有作用的，战争的方式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因此，为了维护本国、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战争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战争准备是不可忽视的，止武忘战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 古兵法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世故人情的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仅靠“道德”和“仁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历史上，“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儒家无数次地强调“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痛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子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道经》）也无济于事。“当今争于气力”，更能深刻说明阶级社会局势的发展和演变、国家的兴衰、聚合和强弱。所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加强军备，准备战争，“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筹海图编》），才是合乎时宜的明智之举。古人认为，“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第四》）。如果废止军备的言论占了上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言武事，即使有地理上的险阻之利也是守不住的。不分敌我的“兼爱”言论占了上风，士兵就会丧失战斗意志，不愿意作战。一个国家只有常习“武事”，才能避免“战事”，充分搞好武备，才能拥有和平。“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曷冠子·卷上·近迭》）。常讲武事、长于戒备，而又不穷兵黩武，才能使国家、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兵法

一、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这一思想大约形成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到奴隶社会的末期基本成熟。以仁为本的战争观，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1、战争支柱——以仁为本。《司马法·仁本第一》开宗明义：“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为正。正不获意则权。”仁者使人亲，义者使人悦。此二者，才是战斗力的凝聚核，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
　　2、战争准则——师出有名。《礼记·檀弓下》主张“师必有名”，认为师出无名，必将遭到众人的反对，定成败局。
二、“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指导原则
　　1、重站思想。《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大声疾呼：“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众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认真研究和对待。
　　2、慎战思想。即慎重对待战争，不轻易言战。《孙子兵法》中这样写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3、备战思想。其意就是未雨绸缪。孙子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和思想的熏陶，提出了必须重视备战的思想，并告诫人们思想上时刻不要忘记战备，做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4、善战思想。就是要会用兵打仗。
　　一是注重以“道”为首要因素的多因素制胜论。“道”就是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当然，在注重道的同时，其他四个“天、地、将、法”因素也不可忽视。
　　二是庙算制胜论。庙算，是古代开战前在庙堂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与谋划战争的一种方式。《孙子兵法》主张战前要算，要对战争全局进行计划和筹划，定出可行的战略方针。
　　三是“诡道”制胜论。《孙子兵法》里讲道：“兵者，诡道也”。因此，他提出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的诡道之法，进而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目的。
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写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不仅仅对战争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工作生活都有一定帮助。
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
　　自古以来，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标就是以“全”争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中指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站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五、因情用兵的作战思想
　　其主要表现在：“致人而不制于人”，夺取主动权。强调的就是要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灵活且有针对性的采取制胜方法。
六、孙子在用兵上强调奇正
　　他说：“凡战者，以正合（合力攻击），以奇胜（奇兵制胜）”。奇正是我国古代一对重要的军事矛盾，历代兵家多有阐述和运用。奇正的含义广泛，一般说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分而言之：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进攻、明攻的为正兵，迂回、侧击、偷袭的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的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的为奇兵。奇正充分体现了用兵的机动灵活性，出奇制胜的高妙之处，在于攻击敌人无备与虚弱之处。
七、选贤任能的用将之道
　　选贤任能，不仅是古人的用人之方，也是用将之道。
　　1、重将思想。《投笔肤谈·军势第七》指出：“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并且认为，“大将，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我们现代所说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2、选将思想。在古代，选将标准有五，《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3、用将思想。古人认为，将帅使用的原则，就是信任和放手。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除了成吉思汗打到过欧洲以外其他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括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防为主。秦始皇够强大吧，可他还是修了一个长城用来防御。这种思想一直影响至今。纯属个人意见，望采纳。260379324军事交流群

阴谋诡计

兵贵伐谋 不战而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