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先秦时期以其自由包容的思想环境，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也成为了思想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群星闪烁的时代。虽说诸子“百家”，然耳熟能详、广为流传的不过儒、道、墨、法、兵等十余家，且最终“杀”出重围、一跃成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大赢家只有儒家而已。

然而，在先秦时期墨家的影响力也十分深远，甚至与儒家并称“显学”，可为何到了汉代便销声匿迹了呢?

与儒家不同，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而他早年原是师从儒者，后来才弃了儒学自创墨家学派，因而墨家思想虽多与儒家对立，但确实有着儒家思想的影子。

在春秋乱世中遭受苦楚的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兼爱”“非攻”，于是乐于追随墨家思想，将其推向顶峰，但随着秦扫六合、平定乱世，结束了各国征伐的局面，“兼爱”“非攻”自然也就失去了社会需求的根基，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大大下降。而以武力夺得天下的秦始皇恰恰看重法家思想，墨家也就不得不为日益高升的法家让道，受到不小的冲击。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故而墨家雪上加霜，渐渐销声匿迹。

早自夏朝起，封建统治者们便维系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架构，尤其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更加强了以血缘宗法为根基的封建君主专制，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阶层分明、等级森严，而这种自古流传的尊卑等级观念早已潜移默化地烙刻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如此一来，何谈抛开等级差别、抛开个人利益，毫无保留地相亲相爱呢?且在这样的宗法社会里，人欲不尽相同，多有私利，仅凭墨家一番所谓高尚无私的洗脑，想要说服天下人共利共爱，只能是天方夜谭。

二来，墨家的一大特色便是“忠于职守”，墨家弟子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不舍昼夜地宣讲墨学、维护道义，可谓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铁堡垒。另外，墨家钜子执掌弟子生杀大权，若有忤逆叛师者，便以师门道法擅自处决，无视国法律令，蔑视王权。也正因如此，墨家对于封建君权统治是个不小的威胁，统治者们自然不允许其猖狂行事、肆意生长。

最后，墨家思想自身存在诸多矛盾。譬如墨家“明鬼”，信奉鬼神，然又主张“节葬”，即节俭葬仪、薄待尸体，二者间显然存在冲撞之处。封建迷信认为人死后化作鬼魂，生者要厚葬尸身、年年祭祀，以表对逝者的追思和对鬼神的敬畏，故而节葬一说便是对鬼神不敬。如此，在封建迷信时代，自然会引起人民的质疑和不满。而墨子又提出“天志”，将天作为规范人行为的准则和督导，甚至将自己称作天的化身，降临凡间指点规范，在人与天、鬼的直接交流中横插一脚，迫使人们将获取天命的大权交到墨家手中，岂不荒谬?

如此种种，致使墨家学说在历史长河中不幸沉没，曾经辉煌一时的“显学”大家，终是陨落。其实，墨家思想的许多可取之处在后世也有遗迹，其大爱无疆、反对暴力的仁义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代学者杨向奎这样评价：“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

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这四家，但自从秦汉一统天下后，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

儒家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的主流，法家虽在舆论上不大受好评，但实际上主宰了两千年来专制朝廷庙堂政治，与法家相反的道家则占据了民间社会的广阔天地，成为幽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无论是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组织都烟消云散，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虽然我们现在还能从文本上大致了解墨家的核心思想体系，但它已经只是一块思想化石，已经完全没有影响力了。

那是什么原因使得墨家走向衰落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墨家的学问并不利于统治者收拢权力，相反还在强调兼爱与非攻，兼爱弱化了统治阶级的权威，非攻则为任何企图扩张、雄才大略的君王所不喜。

其次墨家的尚贤是过度的尚贤，恨不得以贤能与否来判定人们的社会地位，但是人非圣贤，就算是在今天，要是有人说了这样的话，怕是大家也嗤之以鼻。

墨家有两个身份，是一个民间治学团体，也是一个民间救世团体。在兼并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代，人民生活疾苦。凭借着独特的治学理念，墨家学派招揽了一帮怀揣着独特理想的能人志士，他们一边治学，一边在世间践行着自己的理念。

于是，哪里有以强凌弱的不义战争，哪里就有墨家的弟子，哪里又不义的政治行为，哪里就要墨家的弟子，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团体，他们不归附于任何国家和政府，他们不为私仇，他们心里也没有私仇，他们只为兼爱，他们心里只有非攻。

作为当局者，墨家就相当于是个民间非政府武装组织，游侠性质，掌控不了力量强大，影响力巨大，对当局政府来说可能贻害无穷。哪个政府愿意放任这样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存在？大秦统一之后，作力行法家的强势帝国，更不容许这等不稳定因素存在。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先秦时期以其自由包容的思想环境，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也成为了思想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群星闪烁的时代。虽说诸子“百家”，然耳熟能详、广为流传的不过儒、道、墨、法、兵等十余家，且最终“杀”出重围、一跃成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大赢家只有儒家而已。

然而，在先秦时期墨家的影响力也十分深远，甚至与儒家并称“显学”，可为何到了汉代便销声匿迹了呢？

与儒家不同，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而他早年原是师从儒者，后来才弃了儒学自创墨家学派，因而墨家思想虽多与儒家对立，但确实有着儒家思想的影子。

受时代背景的牵引和小生产者阶层身份的影响，墨子提出“兼爱”“非攻”“节用”“尚贤”等针对现实境况的主要思想，也以此猛烈抨击儒家思想和诸侯暴政。“兼爱”即彼此相爱、不分等级差别，正反驳了儒家“爱有等差”的观点；而“非攻”“节用”等则是鉴于春秋战国时期战火纷飞、尸横遍野，统治者又骄奢淫逸、剥削百姓，致使天下民不聊生，哀怨四起。如此种种，可见墨家以家国百姓之利为准绳，以维护正义理法为己任，因而也吸引了一大批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的追随，逐渐形成一个声势浩大、有组织有纪律的“实践者集团”。影响力之大，足以与儒家抗衡，故而在百家争鸣的局势中诞生了“非儒即墨”之说。

在春秋乱世中遭受苦楚的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兼爱”“非攻”，于是乐于追随墨家思想，将其推向顶峰，但随着秦扫六合、平定乱世，结束了各国征伐的局面，“兼爱”“非攻”自然也就失去了社会需求的根基，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大大下降。而以武力夺得天下的秦始皇恰恰看重法家思想，墨家也就不得不为日益高升的法家让道，受到不小的冲击。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故而墨家雪上加霜，渐渐销声匿迹。

其实，除了时代环境逼得墨家没了容身之地，究其根本，墨家学说自身的种种矛盾和缺陷注定了其走向衰亡。首先，墨家的“兼爱”主张抹去等级差别、宣扬平等大爱，看似对于天下和谐相亲有百利而无一害，实则不然。早自夏朝起，封建统治者们便维系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架构，尤其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更加强了以血缘宗法为根基的封建君主专制，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阶层分明、等级森严，而这种自古流传的尊卑等级观念早已潜移默化地烙刻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如此一来，何谈抛开等级差别、抛开个人利益，毫无保留地相亲相爱呢？且在这样的宗法社会里，人欲不尽相同，多有私利，仅凭墨家一番所谓高尚无私的洗脑，想要说服天下人共利共爱，只能是天方夜谭。

其次，墨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一来，墨家主要思想简言之即平等，自己有的而别人没有的，就要将自己的与别人分享，达成“兼相爱，交相利”的和谐境界。或许对于卑贱贫困的庶民或奴隶阶层来说是件好事，但对于地主阶级和统治阶级而言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皇帝坐拥天下，难不成要与世人分权、同治天下？二来，墨家的一大特色便是“忠于职守”，墨家弟子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不舍昼夜地宣讲墨学、维护道义，可谓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铁堡垒。另外，墨家钜子执掌弟子生杀大权，若有忤逆叛师者，便以师门道法擅自处决，无视国法律令，蔑视王权。也正因如此，墨家对于封建君权统治是个不小的威胁，统治者们自然不允许其猖狂行事、肆意生长。

最后，墨家思想自身存在诸多矛盾。譬如墨家“明鬼”，信奉鬼神，然又主张“节葬”，即节俭葬仪、薄待尸体，二者间显然存在冲撞之处。封建迷信认为人死后化作鬼魂，生者要厚葬尸身、年年祭祀，以表对逝者的追思和对鬼神的敬畏，故而节葬一说便是对鬼神不敬。如此，在封建迷信时代，自然会引起人民的质疑和不满。而墨子又提出“天志”，将天作为规范人行为的准则和督导，甚至将自己称作天的化身，降临凡间指点规范，在人与天、鬼的直接交流中横插一脚，迫使人们将获取天命的大权交到墨家手中，岂不荒谬？

如此种种，致使墨家学说在历史长河中不幸沉没，曾经辉煌一时的“显学”大家，终是陨落。其实，墨家思想的许多可取之处在后世也有遗迹，其大爱无疆、反对暴力的仁义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代学者杨向奎这样评价：“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