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间谍机构都有哪些用途？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效仿三国"霸府"的"校事"，设置了检校官。其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
明朝的间谍机构都有哪些用途？
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效仿三国"霸府"的"校事"，设置了检校官。其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朱元璋派心腹亲信高见贤、夏煜、凌锐和杨完善等人任检校官，做为其在京城的耳目，监控臣僚。朱元璋赞扬这些检校官为"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由于检校官只管察听、告密，而且品位极低，没有直接扣押、审讯和处罚的权力，朱元璋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特地设置了一个系统完备的间谍特务机构--锦衣卫(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名义上锦衣卫是负责皇帝安全的亲军卫队，但是实际上负有特殊的任务，即从事间谍侦控活动。锦衣卫最初是由皇帝的仪仗队"仪鸾司"改建而来，1367年时又改名为"拱卫司"，三年后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是皇帝的专属警卫部队。锦衣卫成立后，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统率包括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共一千五百多人。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主要职责为"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锦衣卫下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五品，掌管缉捕、审讯及行政事务。自其成立后，朱元璋便将一切重大案件委之以锦衣卫处理，所以时人称锦衣卫奉诏办案为"诏狱"。至明世宗时，锦衣卫人数竟达十五、六万，比成立时扩大了一百倍。
由于朱元璋曾做过僧人，剃过光头和做过盗贼，所以极为忌讳"生"(音同僧)、"光"、"则"(音同贼)和"道"(音同盗)，并暗中派锦衣卫去街头巷尾四处暗察，侦探有什么人在背地里触迕这些忌讳字眼，指桑骂槐地诅咒他。朝廷有些官员在上表文时，无意写了"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和"圣德作则"等一些贺语，朱元璋便认作是骂他为"贼"，即令锦衣卫当场"廷杖"至死。一篇贺表中有一段赞美朱元璋的话："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后大怒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喝令锦衣卫将上表者打入死牢。另有一位老臣的表文中有"天下有道"四个字，朱元璋发怒说："这该死的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
正因为有如此多疑暴戾的皇帝，所以锦衣卫也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朱元璋赋予锦衣卫的"廷杖"特权，极为残酷。朱元璋曾下令锦衣卫将其亲侄子朱文正用"廷杖"活活打死。明武宗和明世宗也曾让锦衣卫"廷杖"几百人，当场打死几十人。成为明史上最大的"廷杖"案例。锦衣卫的酷刑名目繁多，有"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拶、夹棍等五种酷刑；有使"百骨尽脱"的"琵琶刑"；有套戴三百多斤重的"枷刑"；还有断脊、刺心、坠指、灌鼻、钉指、炮烙、挺棍、燕儿飞、拦马棍和一种煮沥青以剥人皮的惨绝人寰的酷刑。《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
锦衣卫的胡作非为，使朝野忿愤不满，朱元璋自己也发现锦衣卫恃仗特权，严酷凌虐，势力日大，于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决定罢撤锦衣卫，下令焚毁刑具。但是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后，为了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又恢复了锦衣卫，并宠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纪纲便又大行间谍特务活动，四处布置密探耳目，时时侦察或刺探，甚至栽赃诬陷，又使锦衣卫的恐怖特务统治死灰复燃。明英宗复辟后，更是利用纵容锦衣卫，"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一直到(1644)明朝覆灭，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构也随之灭亡，前后时间达二百六十年之久。
明朝除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关外，还有并称"三厂"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一面废除洪武诏令不用，恢复了锦衣卫诏狱，一面又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了另一间谍特务机构，即东厂。其主要职责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并命亲信太监为东厂提督。人们将锦衣卫和东厂并称为"厂卫"。东厂人员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最狡猾最狠毒的特务来充当。有役长(也叫"挡头")若干人，率有"番子"(侦探间谍的称呼)数千人，分赴各官衙和各地从事监视和侦探。
值得指出的是：朱棣在控制、驾驭间谍机构方面，有其独特的手段。他一方面让锦衣卫人员调入东厂，一方面又暗使东厂提督监视锦衣卫，使厂、卫两家互相牵制，不得擅权，并都单独直接向朱棣负责报告，从而使朱棣得心应手地控制调动厂卫两家为其服务。
明成化十三年(1477)，明宪宗又设立了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叫西厂，由亲信太监汪直掌领，其规模比东厂大一倍。汪直"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拣以闻。"汪直上任不久，朝野各地便深受西厂特务的监视、诬告、酷刑之苦，大学士商辂冒死上奏道："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得其无意外不测之变！"明宪宗表面上对商辂大发脾气，但内心对汪直的权势开始提防。由于东厂太监提督尚铭不服汪直的指挥，便决定先发制人。他派"番子"暗中时时跟踪侦察汪直的一些阴私不法行为，然后立即密告明宪宗，终于在成化十八年(1482)罢撤了西厂和汪直。
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太监刘瑾在把持东厂的同时又恢复了西厂，并控制了锦衣卫，"厂卫之势合矣"。1508年，刘瑾又秘密设立了另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自己亲自任提督，其权势凌驾于朝廷一切机构之上，锦衣卫、东西厂也都在内行厂的监视控制之下。明代的间谍特务机构至此达到顶点，刘瑾也因此被称为"立地皇帝"，可见其权势之大。
刘瑾操纵"三厂一卫"，对朝野进行了大规模的特务活动。"毛举宫僚细过，散布校尉(即间谍)，远近候伺，使人救过不瞻"。间谍特务遍布全国各地，如水银泻地，无隙不入，被诬告冤死的官民达数万人之多。譬如为明王朝立有汗马功劳的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得罪了刘瑾，当场被拖下去痛打五十大板，并贬官流放至边远地区。心胸狭窄的刘瑾还是不放过他，暗遣内行厂"番子"在路上跟踪窥伺王守仁，欲乘机刺杀他。王守仁绝望之下，只好在深夜假装投河自杀，留下了绝命诗，并浮帽子、鞋子于水上，这才摆脱了"番子"的盯梢，拣回了一条命。当时之人，听见"内行厂"三个字，无不毛发耸然，惊恐万状。
明正德五年(1510)，刘瑾与朝廷文武大臣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御任监军张永乘明武宗酒醉之时，单独告发了刘瑾的谋反阴谋，促使明武宗下令逮捕刘瑾及其党羽。当明武宗得知从刘瑾家中搜出了金银珠宝数百万、一枚伪玺及衮衣、玉带、兵器等禁物，特别是发现刘瑾时时拿在手里的扇子中竟藏着两把微型匕首，明武宗大发雷霆，下旨将其押往诏狱审判。不久，刘瑾和他的亲族十五人以及党徒吏部尚书张彩、锦衣卫指挥使杨玉等全部被处死。西厂和内行厂也全都被撤销。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太监魏忠贤阉党专政，间谍特务恐怖统治之祸亦随之而来。魏忠贤派亲信控制了锦衣卫和东厂，派出千余名"番子"四处侦探，名为"打桩"，此外还勾结京城的流氓无赖，鼓励告密，名为"打事件"。凡告发一件事，便付一定的赏钱，名为"买起数"或"买事件"。在朝廷各衙门中都派有东厂"番子"监督，名为"坐记"；凡拷讯重犯时，必须有"番子"到场监审，名为"听记"。如"听记"未到，则不得开审。官员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厂卫之毒极矣"。
东厂的特务侦察任务是在每月初一以抽签的方式分配。数百名"番子"轮流抽签，抽到哪支签，则去监视侦察某一对象，时间为一个月。所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在深夜从宫门缝中投入，再由宦官直接呈送皇帝，所以皇帝对全国各地之事随时巨细皆知。魏忠贤也因此倍受恩宠，号为"九千岁"。其门下有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臭名昭著的阉党骨干。他们把持朝廷大权，无所不为。副都御史杨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杨涟也由此遭到魏忠贤东厂"番子"的诬告，终被活活折磨而死。从此，朝臣或趋炎附势，或缄口不语，外臣也纷纷奉承拍马。浙江巡抚潘汝桢为魏忠贤在杭州西湖畔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普德祠。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精巧，与宫殿一般。祠中的魏忠贤塑像，用纯金铸成，连腹中五脏六腑都是用珠宝玛瑙制成，衣着华丽，与帝王相差无几。1627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失去了靠山。朝野官民纷纷上疏奏劾。崇祯帝责问潘汝桢为魏忠贤营造与帝王同等规模的普德祠一事，嘉兴贡生钱嘉徵又上书列举魏忠贤利用厂卫犯下的十大罪状，要求清除魏门奸党。魏忠贤惊恐之中，畏罪上吊自杀。崇桢帝下诏分其尸首，悬其首级示众。但是，崇桢帝却又派心腹太监提督东厂，"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止"。到1644年明王朝灭亡，厂祸也与卫祸一样，同时走向灭亡。
明朝的间谍特务机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也是最黑暗的。"三厂一卫"的间谍特务机构，非但没有加强明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定，反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力量，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间谍机构及其活动的畸形发展状态。间谍机构的多方设置和职责界限不明，又造成了各机构之间彼此互相倾轧、互相拆台、互相邀功的混乱局面，使间谍侦察活动畸变成为诬陷造谣行为，使审讯演变为逼、供、信的严刑拷打。真实性大打折扣，真伪混杂，难辨一是，从而导致其最终必然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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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明朝哪些事儿》，因为我已经有了，而且这本书都说了些废话，全是一笔带过的，我要一些系统的知识。rnrn专注之类的。rnrn可以是现代人的研究著作，也可以是古代人的记录，手头资料缺啊，也不知道该找些什么书来看。史料类《明史纪事本末》、《明史》、《国榷》前两部就够看的。
研究类《万历十五年》、《明清史讲义》、《剑桥中国明代史》，这些都是综合类的著述，属于经典的。
另外，推荐你去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查一查，输入明代、明史的关键词，所有书籍就全出来了，去北大图书馆网站也行。
政治史方面的专著：张显清、林金树的《明代政治史》。全书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共分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皇帝制度与两京、内阁、行政体制与军事管理制度、官僚管理制度、法律与运作、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与改革、民族政策、外交关系、政治思想等十个篇章，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明代270余年政治史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并通过揭示明代政治对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及其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了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整，视角之多样，不仅在明代政治史研究领域是空前的，而且在中国古代各断代的政治史研究中也不多见。全书给人的启迪和益处良多，令人印象最深的即有体现了贯通和发展的观点。该书为断代政治史，但作者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明代，而是始终把明代政治史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审视，努力揭示其对前代的继承、发展和对后代的影响，并以此来估价明代政治史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地位和特点，反映了作者通观全局的整体史识。二是余英时著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作者以朱熹为中心，遍考第一手史料，又以大家手眼，高屋建瓴，将文化史与政治史贯通研究，提出了宋代政治文化解释的新典范。本书与传统朱子研究以哲学、思想为中心不同，将注意力转向朱子生活的现实历史世界，突显其一向为人忽视的政治关切、政治理想一面，进而呈现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文化。
二、经济史
经济史方面：《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这本书对明代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资源条件以及经济区域、产业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赋役制度、经营方式、经济思想等作了深入的论述；对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交通运输、城镇集市、食盐茶马等经济部门的生产状况及国家管理政策作了详细的考察。书中认为，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水平较前代有新的提高，特别是商品货币关系和城镇经济空前发展，由此引起一系列社会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特征。本书资料丰富，论述清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了研究范围，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明代经济史专著。还有一本是萧国亮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本书精选作者自1979年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以来的专题研究论文28篇，内容分为5个专题。第一，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分别从实证科学、诠释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三个视域探索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第二，中国特色的经济演进道路，主要从家族、国家、城市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食货”之路。第三，专制国家与经济，叙述专制国家、皇权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干预，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作了新的诠释。第四，传统社会后期的商人资本与经济发展，通过对清代的商业利润流向、盐商奢侈性消费、江南土布生产与流通、沙船与上海城市经济兴起等问题的考察，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因素。第五，贸易史与民族融合，从明代汉族与藏族、蒙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贸易的角度，说明中华民族形成的经济原因。本书是作者长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经济史教学与研究过程中，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成果的荟萃。本书内容丰富，视域独特，史料翔实，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有所创新。本书可供经济学研究者、历史学研究者和文史哲经等各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阅读与参考。
三、文化史
文化史方面：《中国藏书楼》由著名学者任继愈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如下特色。
第一，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其形态、构成、传承以及其中的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然而，以往对于中国藏书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大多局限于一些具体问题、具体人物、某一朝代或某类藏书等方面，缺乏从宏观上进行整体而系统的研究。《中国藏书楼》洋洋一百五十万言，对中国历代藏书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填补了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内容。
第二，研究角度独到。藏书楼是藏书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国藏书文化与藏书事业的千古辉煌，但其自身似乎难以展开。该书从最常见、最易为人忽视而又最有特色的藏书现象入手，以史、论、表、传等体例形式，全景式地展示了历代藏书楼的面貌，多视角地再现了中国藏书楼与藏书文化的关系，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藏书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这种独到的研究角度为全书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学术上有所创新。科学研究的生命与魅力在于创新。该书的成功，创新是一大特色。除了对以往研究中普遍关注不够的书院藏书、佛道寺观藏书和基督教、天主教堂藏书均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在所有涉及的朝代内都辟有专门章节予以介绍，使这几部分中国藏书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都得到了理应得到的尊重外，对于人们研究较多的官府藏书与私人藏书，也都有新的开掘与发现，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藏书，其资料之详备、论述之公允，是以往同类研究中所未见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更加完整与完善。
第四，语言清新，行文流畅。在全书的叙述中，既完整地再现了中国藏书文化的全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丰富的知识含量，又没有一些学术著作那种语言艰涩、孤芳自赏，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的不良文风。学术著作增加可读性，流畅易懂，必然会扩大阅读面，而阅读面的扩大，又将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应该是当今学术著作写作的努力方向。成于众手的《中国藏书楼》，可以说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四、综合方面：南炳文、汤钢的《明史》，一定要看。还有《剑桥中国明代史》。
五、古籍方面：就是清人张廷玉总编的《明史》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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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是一种怎样的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
在利德尔—哈特之前，已有不少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给出过战略的定义。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提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他认为“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
明朝军事是怎样指挥的？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及其继承者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进一步加强皇权对军权的控制,是明代军事指挥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
明初仿照宋元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大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构,节制内外诸军,“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洪武十三年(1380),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明太祖下令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和在外各都司卫所。同时,又设立兵部,作为朝廷执政机构的六部之一。五府只管军籍和军旅之事,而人事、调遣和政令发布之权则移交兵部,“凡武职、世官、流官、士官袭替、优养、优给”,各府移文兵部请选,“都司卫所首领听吏部选授”。遇到战争,天子命将充总兵官,兵部签发“出兵之令”,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这样,明朝的军事就由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共同管辖,“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两个机构“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便于皇帝的操纵和控制。但到永乐年间,五府实权“尽归之兵部,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明朝中后期,兵部尚书或侍郎有时可提督或协理京营戎政,直接掌握京营训练,五府官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虚衔。
在地方,起初在各省府设立都卫,洪武八年(1375)改为都指挥使司。各都司设都指挥使1人,作为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隶于五府,同时听命于兵部。明初各省都指挥使与布政使、按察使“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且品级、地位也比布、按官高,威权甚重。但在对内对外的战争中,明廷照例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出为总兵官,事后还任。“后因边境多事,遂留镇守”,临时派遣的总兵官变为定设的官员,形成了镇戍制。接着,在内地的军事要害地区也派总兵官镇守,独任一方之军务。都指挥使的地位因此日益下降,逐渐变成总兵官的下属。洪熙元年(1425),明廷为加强对武臣的控制,又派文臣“于各总兵官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于是有参赞参谋军务,总督边储”。宣德(1426~1435)和景泰(1450~1456)以后,朝廷派往地方的巡抚和总督逐渐变为定设的官员。巡抚往往加有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参赞军务的名义,总督更拥有总督文武、自总兵巡抚而下皆听其节制的大权,不仅地方的都、布、按三司归其管辖,连总兵官亦须听其指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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