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是一本由李超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5，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精选点评：

　　●李超博士之该论文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与虞云国《南宋行暮》两书的基础上，对于韩侂胄专权来源，北伐，党禁等问题作了全新的解释。

　　●推荐。

　　●私以为本书最出彩之处在于对韩侂胄北伐及其死因的考辨。制造敌人，看韩侂胄，一个政治投机者是如何变成主战派的。

　　●李氏一反传统的道学派和反道学派的二元对立的窠臼 敏锐捕捉到并考证了徘徊于二者之间的调停势力 行文至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时 通过对比金宋双方的史料进行考辨 所得出来的结论 无不令人拍案叫绝 总之 李著老问题做出了新意 发前人所未发覆

　　●到今天全部看完，讨论韩侂胄北伐及与杨皇后关系的最为精彩，诶，南宋药丸，真的药丸。

　　●行文有田、仇之风，政治史佳作。书中依次论述了宁宗朝前期的几大重要事件，环环相扣，新见颇多。光宗退位，名为内禅，实为政变，是汝愚为推行革新，铲除障碍之举。事后因权力分配，引起韩的不满，以值党侮君之名攻罢汝愚。值党-伪党-逆党-伪学代表了韩罗织打击赵及道学中人的过程，而由于朝中调停势力的存在，党禁也并非严厉，最终使韩倾向调停。作者认为李心传所载庆元党籍名单存在一个增补过程，且最初虽有颁布但未施行。韩虽为近习，却依然与后宫势力有所冲突，便决意向宰相专权过度，北伐为其谋求权力性质的转变之工具，平章军国事之职即其成果。故北伐一显小挫，韩便及时谋求议和，功败垂成之际，被杨、史、景宪太子的结盟因权力斗争所诛杀，金人所要的祸首也才变为韩首。史弥远的上台则是解决了韩迟迟无法解决的内外朝问题之后更为完善的专权。

　　●新见很多，而且作者非常年轻，将来成就必大。评论说作者有田 仇之风，我觉得有田 仇之风未必好，田 仇有一个特点，将政治行为视为绝对理性 合理的行动，我认为并非如此。太过合理的政治著作，其实并不合理。另外，仇鹿鸣行文先有结论后找证据，生拉硬拽也不是一两处，人云亦云被封神，对一个学者来说也非好事。

　　●全书新见迭出，相信认真读完此书的人都有此感。如此的政治史研究带给我太多欣喜，上一次有这样的感觉还是看方诚峰老师的《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作者的踏实认真无不体现于字里行间，这本书也将成为某学问之路上的榜样。

　　●在皇宋政治史研究领域这就算标杆了，毕竟南宋自高孝两朝后史料不足且受改写严重，特别是涉及到韩侂胄这类，要么摆脱不了忠奸那套书写样相，要么沦为翻案之作，本书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跳出了和战冲突的旧思维，从内部权力结构的矛盾发展过程来考察宁宗朝前期的政治史，并对前人诸多学说加以批判。看评论有人比之田仇，未免过誉，我倒是没看到太多灵光的地方，但作者确是比较实在，如关于党禁韩侂胄对于反对派的处置，作者对于史书记载的五十九人进行了逐一考察得出了党禁并不严厉，且与元佑党争有密切关系这样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伪学逆党籍的分析颇见功力，对于调停势力的关注其实也是作者突破主战主和二元对立的结果，北伐的成因实际上是韩侂胄权力不稳定的结果，就北伐与议和过程而言韩非主战派而是一个投机者，其被杀的实质是与杨皇后的政争的结果。

　　●有新意，确论

　　《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读后感(一)：札记

　　第三章《调停势力与党禁的松弛》，P172说，庆元六年京镗的去世，是促使反道学力量进一步削弱的标志。那么可以推理，京镗是作为反道学力量的中坚，他的意见或者立场可以是很强的。而也因为京镗的去世，作者引《宋史·韩侂冑传》记载说，韩侂冑“稍厌前事”，那么，至少韩侂冑眼中，京镗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但是反观第四章《韩侂冑的困境与北伐》，P192则引用《宋史·京镗传》记载，说京镗“但奉行侂冑风旨而行”。其所刻画的京镗似乎并没有太高的权重。

　　如果两处引用的材料均为《宋史》的话，个人感觉有必要再引用其他材料来自证这两部分的观点。

　　《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读后感(二)：《南宋寧宗朝前期政治研究》讀後

　　是書共六章，敘述上起光宗紹熙內禪，下迄開禧嘉定閒韓侂胄被誅、史彌遠專政，前後約十四年史事。對於紹熙內禪，作者以爲雖然因光宗拒不主持孝宗葬禮而引發政治動盪，但立儲足以解之。趙汝遇之所行內禪事，乃因對光宗之失望。慶元黨禁則起因於韓侂胄對趙汝遇黨之打壓，趙身喪後，韓氏對打壓道學已無太大興致。且道學中人並未因黨禁而遭太大磨難，仍能居家講學，通信亦不受限。故作者謂之慶元黨禁的“虛像”。論及此部分時，作者跳出以往道學-反道學二元對立分析模式，指出了當時朝中存在著調停勢力，並肯定了他們的調停努力。對於開禧北伐，作者以爲，韓侂胄雖以外戚、近習多種身份得以獨攬朝政，但並不意味著專政的穩定。尤其是在韓皇后去世後，韓氏已實際上失去外戚身份。新立的楊皇后與韓不睦，使其面臨著來自內庭的壓力。外庭宰執雖接受與韓合作，但並不願接受韓的擺佈，嘉泰元年宰執拒絕韓加平章軍國事可爲證。在內外雙重壓力下，韓侂胄希冀實現從外戚到宰相身份的轉變，於是北伐成爲實現這一轉變的正當理由。或因此，甫嘗敗績，韓即令宋軍撤回境內，實行防禦戰，並積極謀求與金合議。事實上，後來的“嘉定和議”的具體內容基本由韓議定，除了韓氏自己的首級。金章宗之所將韓氏首級列入議和要求，乃是在得知楊皇后、史彌遠發動政變後的臨時起意之舉。史彌遠爲尋求政變的正當性，曲解或者捏造了金人議和條件。但事實是金人在政變從未謀求誅殺韓，亦從未將韓排除在談判之外。誅韓後，南宋士大夫再次謀求實現士大夫與皇帝、士大夫之間的“共治”，但這一理想隨著史彌遠的專政而宣告破滅。作者指出，史彌遠專政建基於內庭楊皇后、景獻太子的支持和自身家世、進士身份。這是史氏專政異於韓氏專政之處，亦是其能長期專政的重要條件。

　　《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读后感(三)：韩侂胄的历史世界

今日读完《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李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1版1印，全书314页，16开平装，定价85元。本书为《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南宋史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是受益于《说岳全传》的流行而对其初期史尚有印象，尤其是政治史这一板块，秦桧专权后期演变情况就比较模糊了，更遑论孝宗、光宗、宁宗朝的演变情况。近年来对孝宗及以后的政治演变专著也慢慢多了起来，尤以宰相群体与皇权的关系进行讨论的角度的专著为多，本书则主要从权相韩侂胄崛起前后到政变被杀前后的政治演变进行了探究，分别探讨了绍熙内禅、庆元党禁、开禧北伐与史弥远政变等四个宁宗朝前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解析。

全书有理有据，论证充分站在时人的角度而非后人看到结果而倒推的“上帝视角”对历史事件进行理解、同情，结论的说服力很强。读后也使人有新的收获。如对于庆元党禁来说，作者论证了其实一开始韩侂胄完成了打倒赵汝愚这一阻碍其当权的最大目标后，韩的政治目的即已达成，而继续对朱熹等为代表的道学派人士的打压虽延续了想当时间，但力度却是逐步在减弱，且发起攻击的主要为韩手下之人，并且在朝廷中并非“非此即彼”的斗争势态，而是出现了“调和派”的第三方力量，这个论证就非常符合现实政治的常态。顺带的，作者也讨论了“伪学逆党籍”的名单问题，通过考证，作者得出这个名单并非朝廷所颁布的党籍，而是作为受害方的道学派所后续记载，现实中并未出现如“元祐党人”那种官方公布的打击名单。

对于权相韩侂胄，历来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在时人面前，尤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而匆忙北伐，导致开禧北伐惨败，韩的人头也被送与金朝以求和而成为历史性笑柄。但是作者论证了韩当政后期的困境，即以“外戚”身份当权的韩侂胄，在韩皇后去世后尴尬地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身份，而与杨后之间则是矛盾重重。为了达到从“外戚”转变为彻底的“权相”，韩不得不发动北伐，为此甚至不惜与前期的敌人——道学派进行和解以取得支持，然而韩主持的北伐却有明显的投机性，即始终给自己留有后路，而使自己的下属出头，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政治作秀在金军的胜利下毫无意义，虽然金人并不寻求一定要韩的人头（这是很多历史书籍上所载的），但是南宋朝廷内部的矛盾却第一次以这种暴力的模式终结了一个权臣的掌权，这也是韩侂胄万万没有想到的。

开个玩笑的说，本书完全可以取一个流俗的名字《韩侂胄及其时代》，不过这种书名自从余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问世以来，已经有很多山寨版，不取也罢。

几处勘误：

P73 倒数第四行“在郡二年，由野辟”，疑为“田野辟”误。

P189第四段第六行“赵师”，p190第二行则为“赵师（）”，下注2同。体例不一。缺字为“睪卄”

p284第二段引文最后一行“导其方决之流，而柄臣之 ，始......”缺字，“柄臣之”后缺一“势”字。

非常好的阅读体验。

　　《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读后感(四)：很过瘾的政治史研究

　　1月6、7、8三日读毕。是书与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下篇）共同构成南宋中前期政治史三部曲，时段从南宋立国至宁宗嘉定以前。

　　李书主要讨论的是从绍熙内禅到史弥远上台的光宗绍熙五年（1194）至宁宗开禧三年（1207）这十四年史事，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韩侂胄专权时期，核心事件则是众所周知的“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二事。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从内禅到党禁”主要分析的是绍熙内禅的性质、原因和后果。作者认为绍熙内禅本质上是一场政变，面对光宗坚持不过宫主持丧事的态度，当时朝堂的主流意见乃是以留正为首的外朝大臣提出的奏请立储的方案。但赵汝愚为了实现革新政治的理想，一改自孝宗后期开始奉行的安静之政，于是联合太皇太后吴氏和禁军，发动政变，拥立宁宗为帝，扫除了革新的最大障碍。但这种废父立子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皇权的权威。加之内禅之后，赵汝愚援引大量道学人士入朝，客观上给人以结党之嫌，宁宗因此对赵猜忌益深，这也为后来的党禁埋下了种子。

　　第二章“庆元党禁的‘虚像’”则指出党禁并非如前人所描述的那样呈逐步激烈的态势。相反，庆元元年之后，渐趋缓和。这主要是韩侂胄、反对派人士和调停势力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韩侂胄在打倒政敌赵汝愚后本无意继续扩大打击面，而那些反对派人士也谨小慎微，避免刺激当权者，加之朝堂上有一批官员鉴于北宋元祐党争的前车之鉴，亦主张调和双方。因此，在多方克制下，庆元党禁并没有像元祐党禁那般激烈。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便是庆元二年和五年的两次科举。虽然对道学明令禁止，但具体实施过程中，依然有大批道学士人由此入仕。两次科举中都有主张调停的士大夫（倪思和黄由）参与知贡举，且得到了韩侂胄的默许。可以说，在反道学官员严厉攻击的同时，调停势力也在逐渐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之所以庆元党禁会给人以渐趋严厉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一份59人名单的“伪学逆党籍”，这被过去学者认为是党禁高潮的标志。但李氏通过史源分析，认为这份名单虽然出自《朝野杂记》、《道命录》、《庆元党禁》、《吹剑四录》、《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和《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书，但这些记载都源于李心传的记载。而李心传的记载则源于王沇奏请下朝廷制定的一份党籍名单，并在此基础上补进相关人员。但朝廷制定的这份名单当时虽然在邸报中公布，但并未颁行实施。李心传仿照元祐党籍的格式编排的这份名单本意只是为了将此二者建立起联系，并委婉地批评韩侂胄和党禁，却在后世以讹传讹，影响了后人对党禁的认知。

　　第三章“调停势力与党禁的松弛”则着重分析了党禁不同阶段的调停势力。庆元初是宰相余段礼和执政郑侨，庆元二年之后则是高宗吴皇后。前者避免了赵汝愚等人被打成“逆党”，后者则开启了松弛党禁的进程。可以说，尽管庆元党禁表面上是反道学势力和道学群体的冲突，但党禁大部分时期是反道学势力和调停势力之间的斗争，韩侂胄因为逐渐倾向调停，因此在此过程中扮演的是调停双方的角色，并与京镗和何澹等中枢台谏逐渐产生分歧。所以，尽管庆元三年和五年有两次攻击道学的浪潮，但都得到了化解。随着京镗和何澹等人的去世或离朝，党禁在嘉泰二年得以松弛。

　　第四章“韩侂胄的困境与北伐”则考察开禧北伐前的韩侂胄地位。作者批驳了小林晃关于韩侂胄“近习”身份导致专权的解读。韩侂胄专权肇基于绍熙内禅，其之所以会在绍熙内禅中被赵汝愚看中，主要是因其吴后子侄的身份，只是因为时任知閣门事的蔡必胜亦参与其中，因此赵汝愚等人才以同僚身份拉拢韩侂胄。因此，过分强调“近习”身份并不能解释韩侂胄得以专权的原因。作者认为韩侂胄的身份多重，并非简单的近习干政所能涵盖。此外，无论“近习”还是“外戚”，地位皆在内廷与外朝之间，因此韩侂胄要想专权，不但要得到外朝士大夫的支持，也要控制宦官和后妃等内廷势力。作者因此分析了韩侂胄与宦官势力、三宫和韩、杨二后这三重关系，认为韩氏无法有效解决来自宦官势力的威胁，亦无法得到三宫及其外戚势力的支持。而在韩皇后去世后，韩侂胄在立后一事上又败给了杨皇后，其亲选入宫的宗子赵与愿也转入杨皇后之手。可以说，这三组关系的失利给韩侂胄专权带来了巨大危机。加之此时人事与天变，韩侂胄急需更切实的努力和功绩，实现从擅权的外戚向更具合法性的宰相当政的转变。在第一次追求平章军国事的努力失败后，韩侂胄才选择北伐，营造一种金朝挑衅的紧张气氛，最终于开禧元年获得平章军国事头衔，集行政、财政和军政大权于一身，完成了从外戚到宰相的转变。与此同时，金朝的妥协退让与身边官员的鼓动，使得韩侂胄最终发动北伐。

　　第五章“韩侂胄之死新释”通过对宋、金双方材料的解读，重新揭示了北伐过程的曲折和韩侂胄之死的原因。作者认为，韩侂胄推动的北伐带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在奇袭收到成效后，错估金朝实力，决然北伐，又在一系列战败后，迅速放弃，并推诿于其他将领，并开始和金朝的谈判。在全部谈判过程中，金人不仅没有拒绝以韩侂胄为谈判对象，相反，是在积极寻求与韩侂胄的直接对话。而韩侂胄之死也不是在宋金和谈破裂，韩氏意图再次兴兵之时，而是在和谈即将达成之际，被杨皇后和和史弥远发动政变杀害。金章宗关于以韩侂胄首级作为和谈条件，也是在得知韩侂胄被杀后，方临时增加，此前一直是以苏师旦首级为条件。本质上，韩侂胄之死是杨皇后与韩侂胄围绕政治地位与权力发生的政争，并非主战派与主和派的路线之争。而韩侂胄本人与其说是一个主战派，不如说是一个投机者，“主战派”的“荣誉”是作为政敌的杨皇后和史弥远联手炮制出来的，目的便是将韩侂胄塑造成一个不顾国家社稷，一意主战的“奸臣”，以合法化自己的政变。

　　第六章“‘共治’理想的破灭与史弥远上台”则继续批驳小林晃对韩侂胄和史弥远专权性质的理解，认为与其说二者是不同形态的专权，不如说史弥远是在克服了韩侂胄始终不能克服的困难的基础上建立的更为完善的专权。因为在韩侂胄死后，以宰相钱象祖为代表的士大夫希望回到君臣“共治”的理想政治模式中去。然而，经历了诛韩政变后，史弥远、杨皇后和景献太子三人形成了一股有力的政治势力，把持朝政。尽管钱象祖等人不断批评杨皇后与史弥远，同时希望太子参决政事，设置资善堂会议，但景献太子与史弥远这一基于师生之谊和现实利益的双重关系最终使朝政大权落入史弥远之手。

　　可以说很久没有看过如此过瘾的政治史分析了，作者逻辑严谨，分析丝丝入扣，暂时找不到什么破绽。唯独看完此书后，很好奇这十四年间，道学型士大夫究竟有何作为？

　　此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对调停势力的挖掘，以及在讨论“伪学逆党籍”时对不同史料的史源分析。此外，对当时人的记载和事后人的回忆，需要更审慎的分辨，即史实与书写的背离。尤其是在理学话语占主流的南宋中后期，这一谨慎更显重要。

　　《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读后感(五)：吴铮强 | 权力的游戏与书写的祛魅——评李超《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

　　本文原载《澎湃新闻网》2020年8月25日。

一

权力斗争、典章制度、政策得失，构成传统中国政治史叙述的三种主流脉络。近代西方史学观念的引进，又使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阶层与集团、过程与空间等，成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史容易流为当下意识形态的阐释。这虽然是古今中外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但现代专业史家毕竟追求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探讨政治运作的构造。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已然进入现代史学的范畴。但在历朝的政治史研究中，宋朝是非常特殊的例外。

陈寅恪号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以传统士大夫自居的陈寅恪，治史时段涵括隋唐以前及明清之际，唯于特别推崇的两宋政治文化罕有著述，恰可以理解为现代史家对意识形态局囿的自觉规避。这一微妙的“陈寅恪现象”，昭示着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特殊困难——宋代文献相当程度上是宋儒的意识形态阐释，近现代中国学者政治观念五花八门，而人格仍多受宋儒影响，宋儒意识形态成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或有形或无形、却难以逾越的障碍。

综观现代宋史诸家：独具现代史识的张荫麟讨论宋朝开国规模、重新发明“斧声烛影”等谜案，尚未在传统权力斗争、典章制度、政策得失范畴之外开创全新局面；邓广铭在制度考证之后，重点研究民族英雄与改革家，无不具有深刻时代烙印。及至1980年代以来，重新接受海外唐宋变革、权力限制等观念的影响，宋儒精神既被神秘赋予现代政治学意味，又契合中国文人的士大夫情结，士大夫政治论遂成为宋代政治史叙述主流叙述模式，并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为登峰造极之作。由此而论，近百年宋代政治史经历了由传统意识形态（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叙述）、传统政治史范畴（张荫麟、邓广铭）、到传统与西方意识形态神秘结合（王瑞来、余英时、邓小南等）的奇异回转。当然在此之外，也有某些更具现代史学意味的宋代政治史研究，除西方的唐宋变革论、精英地方化等学说之外，还包括阶级史观下对宋代地主阶级政治诉求的讨论，以及政治集团（何冠环、寺地遵）、政治过程（平田茂树）等相关议题，影响力远不及士大夫政治论。

意识形态阐释历史的单调化，与专业史家所需处理史料的复杂性之间，容易形成严重的冲突或紧张。这种现象在邓小南《祖宗之法》中尤为明显，其“述而不作”（重事实呈现而轻理论阐释）的特点应该是史家意识与叙述策略双重因素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反，之前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理论阐释过度深刻而史实梳理明显粗疏，甚至被某些学者误认为“通俗”作品——这或许是《朱熹的历史世界》影响特别深远的原因之一。

《朱熹的历史世界》认为，孝宗淳熙以后，朝臣分化为道学型士大夫与官僚两大政治集团，由此形成的对孝、光之际政治史叙述呈现出“正邪不两立”的意味，给人“忠奸分明”的民间史观的印象，与宋朝政治演化的实际境况脱节比较明显。因此宋史学界一直期待更加客观、更具洞察力的政治史作品，以纠正极端“士大夫政治论”造成的理解误区。2019年，李超的《南宋宁宗朝前朝政治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著指出，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道学叙事直接影响的结果”，理学叙事出自理学获得独尊地位之后，其可信究竟如何，非常值得怀疑。以此为切入点，李超重新梳理光宗至宁宗朝前期政治史脉络：贯穿于宁宗前期十四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矛盾冲突，先是围绕在宁宗周围的一批政治势力与赵汝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间的对抗；随着杨氏入宫直至立为皇后，主要矛盾演变为以杨皇后、韩侂胄两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间的对立；开禧北伐的发动，不是出于士大夫自南宋建立以来对于恢复理想的追求，而是韩侂胄为巩固自身权位而迫不得已之举，杨皇后、史弥远等人联合发动政变以推翻韩侂胄，也是杨、韩盾难以调和的结果，属于权力斗争，与主和、主战基本无涉。李超进一步指出，依赖皇权进行政治变革，是赵汝愚发动绍熙政变的动机之一，但他试图以侵犯皇权的方式达到目的，犯下传统政治伦理的大忌；官僚集团未必一贯反道学，庆元党禁大部分时期与反道学势力互动的是主张调停的官员，韩侂胄的权势反而未必依附于皇权，等等。这些观点呈现的政治复杂性远非“士大夫限制皇权”这种单调的理念所能涵盖，既为还原宋代政治史的事实开创局面，也为突破狭隘的“士大夫政治”观树立研究范例。

二

相对于既有研究，《南宋宁宗朝前朝政治研究》各章都有明显创新：

第一章《从内禅到党禁》。关于庆元党禁的原因，以往研究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强调党禁是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权力斗争——赵汝愚在绍熙内禅后未能满足韩侂胄建节的要求，引起了韩侂胄的嫉恨，于是韩侂胄利用自身与皇帝的亲密关系将赵汝愚及其追随者加以清算；另一种是将党禁放在孝宗朝以来道学与反道学斗争的脉络下来理解。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党禁形成的原因，但忽视宁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绍熙五年（1194）孝宗去世，光宗坚持不主持丧事的确引发严重政治危机，但化解危机的办法，宰相留正主张立嘉王（即后来的宁宗）为太子，再由太子监国代行丧事最为稳妥的。赵汝愚决意发动政变，迫使光宗退位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光宗因患病无法正常理政，导致李皇后干政；二是光宗即位后遵循孝宗晚年之政，光宗本人已成政治革新最主要的障碍。赵汝愚废父立子的做法是对皇权的严重侵犯，其大力引援道学人士入朝则授人以结党擅权之口实。宁宗对赵汝愚的猜忌日益加深，与赵汝愚有矛盾的的韩侂胄等朝臣利用这点打击赵汝愚及其追随者。宁宗即位后的这场政争包含多种不同的矛盾，主要矛盾应是皇权与赵汝愚所掌握的外朝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二章《庆元党禁的“虚像”》。学界对庆元党禁对道学影响的认识上有着较大差异，有学者认为这是宋朝自崇宁党禁后的第二次“道难”，且其惨烈程度甚于第一次；有学者认为党禁的执行并不严苛，只是道学获得独尊地位后的有意夸大。其实庆元党禁中受惩处的官员依然可以聚徒讲学、往来书信，道学人士在庆元二年（1196）、庆元五年（1199）两次科举中也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所谓“伪学逆党籍”向来被视作是党禁高潮的标志，不过由于部分官员的反对，朝廷虽然在邸报公布过一份党籍名单，但没有正式颁行。李心传在这份邸报名单基础上，补充部分在党禁期间遭到贬谪的官员姓名，将其记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这份名单的结构与“元祐党籍”基本一致，李心传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想将庆元党禁与崇宁党禁联系起来，在韩侂胄掌权的情况下委婉地表达对赵汝愚、韩侂胄等人的褒贬，但从未把这份名单称作是朝廷正式颁行实施的“党籍”。庆元党禁没有道学叙事描述的那样严厉，一方面斗争双方吸取崇宁党禁的教训而有所克制，另一方面与朝廷中调停势力的存在有关。

第三章《调停势力与党禁的松弛》。学界一般将庆元党禁、开禧北伐视为韩侂胄专权的两个阶段，这与南宋时人的看法有一定区别。根据魏了翁等人的论述，韩侂胄当政大致可分为“安静”“皇极”“振作”三个阶段，“皇极”即是党禁松弛阶段，以往研究对此相当忽略。其实党禁之初，赵汝愚及其追随者已被“一网打尽”，党禁时期与反道学势力互动的不是道学势力，而是朝中一批主张调停的官员。庆元初，以宰相余端礼、执政郑侨为代表的调停势力极力避免党禁升级，此后高宗吴皇后利用宁宗皇子出生的契机开启党禁松弛的进程。这种背景下，韩侂胄逐渐倾向调停，庆元三年（1197）、庆元五年（1199）朝中两次攻击道学的浪潮均被化解。

第四章《韩侂胄的困境与北伐》。对韩侂胄的研究多强调其近习身份，其实专权之初外戚是韩侂胄的重要身份。韩侂胄的地位介于内廷与外朝之间，面临宦官、后妃与外朝士大夫内外两方面的挑战。韩皇后去世后，继起的杨皇后与宁宗身边的宦官逐渐与韩侂胄处于对立状态，失去外戚身份的韩侂胄亟需由外戚专权转向宰相专权。然而外朝宰执大臣不愿看到韩侂胄的凌驾之势，韩侂胄第一次寻求出任平章军国事的努力因中枢大臣的反对而失败。于是韩侂胄打出“北伐”旗号，逐步放松党禁，以寻求新的支持者。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顺利出任平章军国事，并为巩固权势，伺机发动北伐。韩侂胄北伐的动力与其说是主战声浪、恢复大义，不如说是专权形态的急剧转变。

第五章《韩侂胄之死新释》。传统观点认为，韩侂胄在北伐遇挫后，一度向金求和，但金人的函首要求致使韩侂胄大怒，并促使史弥远等主和派联合杨皇后发动政变，并与金国屈辱议和。其实韩侂胄北伐受挫后立刻选择退缩，金人并未拒绝将韩侂胄作为谈判对象，并且默认宋方以苏师旦、邓友龙作为“替罪羊”的做法。开禧三年（1207）宋金和议基本达成共识。而韩侂胄的反对者聚拢在杨皇后周围，在战争结束前冒险发动政变。杨皇后主导的这场政变是她与韩侂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宋金和议关于函首的内容是金方得知韩侂胄死讯后临时增加的。为制造政变的合法性，杨皇后、史弥远等曲解韩侂胄的许多行为，甚至捏造某些事实，将权力斗争中的冒险政变塑造成和战之争。

第六章《“共治”理想的破灭与史弥远上台》。君臣“共治”的政治模式在南宋多数时期并未出现，但作为一种理想始终深入士大夫人心。韩侂胄专权结束后的清算、批判，最终指向其实不是韩侂胄本身，而是现实的政局走向。他们对近习干政的批评，其实更多是出于对杨皇后与史弥远联合把持朝政的的担忧。钱象祖、卫泾等宰执大臣希望太子与宰执大臣组成资善堂会议共同处理政务，宰执大臣兼任东宫官属维系对朝政的集体领导，但是景献太子对史弥远的青睐使钱象祖等人功亏一篑。史弥远专权并不是单纯的宰相专权，而是杨皇后、景献太子、史弥远三人的联合专权，杨皇后主持于内，史弥远把持于外，景献太子负责沟通内外。侂胄专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过程，韩侂胄致力于出任平章军国事意味着他在有意识地寻求由外戚、近习专权到宰相专权的转变。与韩侂胄相比，史弥远得到了皇后、太子的支持与配合，得以维持长期而稳固的专权局面。

李超最后总结：和战问题虽然时常出现在宁宗朝前期士大夫的言论中，但当时朝廷上并不存在以主和、主战为界限的阵营。宁宗朝前期政治发展的主要矛盾冲突，首先是围绕在宁宗周围的一批政治势力与以赵汝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之间的冲突，再是分为以杨皇后、韩侂胄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间的对立。后世史书中对庆元党禁的书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存在相当的差距，调和思想与调停势力的存在也几乎隐没不见。开禧北伐只是内部政治的外在延伸，其开始与结束都与内部政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三

李超对于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研究，容易给人故作颠覆之论的印象。不过对于一篇由博士论文改写的书稿，四平八稳或老练精深并不是合适的评判标准。李超的研究并非无可质疑、无以改进，比如庆元党禁是否真的谈不上上严厉，和战之争是否在政治变局中处于明显的边缘地位，这些问题应该仍有讨论的空间。但毋庸置疑，这部南宋政治史作品叙述脉络丰富清晰，史料交待充分确实，政局剖析合情合理，更重要是显示出对权力斗争与政治变幻的复杂性比较稳妥的把握能力。

从余英时到李超，绍熙政变前后政治史研究的路径看似由政治文化向更传统的权力斗争回归，其实不然。李超揭示的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史充满了宫廷政变式的阴谋，令人联想玄武门之变、斧声烛影等特殊政治事件。但玄武门之变、斧声烛影无论多么神秘，毕竟史有明载。揭示出李世民对唐朝开国的贡献不如李建成，或者赵光义弑兄篡位，即使结论可靠，也主要体现为传统考证史学的精深。而李超揭示的诸如赵汝愚为推行新政而直接侵犯皇权、和战之争与韩侂胄北伐无关、庆元党禁言过其实、调停势力与调和思想的存在等，都是传统史学叙事隐讳的议题。仅依赖传统的考证功夫不足以重新揭示这些议题，如果尚未形成全新的宋代政治史观念，就需要更新史学观念或史料处理方法才能达成类似的研究效果。李超主要运用所谓“史料批判式研究”（个人更习惯使用“文本与书写的视角”这样冗长的概念）的研究方法，指出现在所见有关庆元党禁与韩侂胄北伐的记载，是南宋后期道学家及史弥远集团有意建构的产物；力主调停的政治势力及其调和思想，是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现存宋代史书的主流叙事中隐没不见；李心传所记载的学党名单被一步步误解为由朝廷正式颁布的所谓“伪学逆党籍”，“虽然是无意造成的结果，却反映了南宋士人看待党争的固定认识模式”。虽然所谓的“史料批判”或“文本与书写的视角”早已算不得创举，但当李超指出：

庆元党禁就其严厉程度而言，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南宋士人在记录此事时，采用了同样的认知模式，且不断地将两者进行类比，就逐渐给人造成一种历史重演的印象，所谓“伪学逆党籍”便是在这种状况下一步步演变为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这种特定的认知模式在无形之中形塑了宋代史籍中对相关史事的记载，甚至今天的许多研究也始终未能摆脱这种成见的束缚，对这种史实与书写的背离，当成为南宋史研究中需要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之一。

仍可以说这是宋代政治史领域内一次“古史辨”式的变革。

当然与李超的突破相比，更令人感慨或值得反思的是宋代政治史研究摆脱既有书写观念之束缚竟如何之艰难。从“积极”的方面讲，这的确显示出宋文化的超级魅力。但对此不是自觉地祛魅，而是陶醉于甚至无节制地宣扬这种文化的超级魅力，这样的宋代历史研究者恐怕是值得警惕的。

由李超的研究重新审视宋代政治史：一方面，之前数十年研究形成的诸多常识恐怕需要重新检讨，比如一般认为因儒学复兴、士大夫政治意识高涨、合理制度构建等达成的对皇权的限制，宋朝已有效地消除后宫（后妃、外戚、宦官）、武人政治弊端，实际情况可能要复复杂得多；另一方面，这不等于说否定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只是需要在复杂得多的政治史解释模式中重新理解士大夫政治。当然这是庞大的议题，超出书评的范围，在此不必展开。

（胡潮晖对本文撰写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