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反复》是一本由【日本】柄谷行人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与反复》精选点评：

　　●求完整版pdf……TAT!

　　●思维清晰，论述明白，王老师的翻译太赞!!

　　●柄谷认为，历史发生的先决结构已经决定了历史按照何种状态在一定区域内反复，而令人费解的是，他试图通过近似的年份事件之周期性重复来构建一种函数样的历史循环体系，并搬出了已经陈腐的经济三周期。以矛盾的反复新生与成长和事物在历史上所谓锚定的位置进行分析，可以说是难以信服的旧式黑格尔辩证法

　　●总觉得任何关于历史的反复的观点都是神棍们在扯淡。只看了序言和第一章，虽然柄谷口口声声说反复的是结构不是内容。但是扯淡感挥之不去

　　●读了一半实在看不懂。。。

　　●有关《雾月十八日》的分析很精彩，在历史哲学的分析中，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政治反复性才得以明晰。

　　●反正不要钱。。。

　　●好久没读日马的书了，有点不习惯。总括全书的第一部分总结一下就是带你装逼带你飞，后面功力就出来了。心情好，给多一颗星。

　　●私心以為這是柄谷最好的作品。

　　●近代日本的反复和佛教两章写得很好看。所谓从按照西历思考和按照日本年号思考产生的视差中思考，就是一方面看到明治与昭和的平行所意味着的“日本在西洋和亚洲之中而产生的各种关系结构没有变化”，一方面看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根本的结构被忘记了。“反复”的概念用的很漂亮，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冈仓天心和保田舆重郎，乃木将军和三岛的死，这期间的差距就是某种“历史实质”的消失，后者的反讽具有一种彻底的无内容性。然后关于大江—村上春树的论述极为精彩，物体的固有名称和“讽寓”的关系，他者是难以逾越的世界之外部性，在村上那里以“超越性视角”先是浪漫地反讽随之没有反讽只是浪漫的消失了，而在大江—三岛—中上健次里则涉及到对“超越性视角”的探讨。近代文学的终结，正是日本中间位置产生的强烈自我意识被遗忘。

　　《历史与反复》读后感(一)：什么在反复出现？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很熟这句话，柄谷行人在《历史与反复》中所要提的观点，也是这个，他认为历史是会反复出现的，刚开始，他认为是六十年一个反复，很多年后觉得应该是一百二十年一个反复。

　　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但经过柄谷行人的论证，就变得很耐人寻味，可以说是被重新阐释了。这个能力，恐怕就是所谓的解构主义吧。

　　我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了解不多，对于他的手法，无法置评，不过单就他那随手拈来的日本和西方的文史哲知识，就足以让我叹服。还有他在论述过程中使用的平行对照法，也深得我心。很多事情，我喜欢平行对照，比方说在中国发生了某件事情，我会去思考，若在美国发生会怎么样，若在欧洲呢，日本呢，等等。通过这样的对照，我觉得同样看待一个事件，会有些不一样的。不过，局限于我的知识宽度，很多事情只能想想，他却能拿来对照，很厉害。

　　柄谷行人本质上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看他这本《历史与反复》，虽然开篇用了政治哲学的知识，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引子，纵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民主制度的演变，但三句不离本行，他很快就转到日本的文学上去了，并花了四个章节，分别论述了近代文学，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作家的作品。

　　不过，他还是用平行对照的手法，文史哲知识夹杂地论述这些作家的作品，不认真看容易看得云里雾里，认真看不一定全看懂，但想必能有所收获。他那些随意挥洒的观念，总有一两个，或让你茅塞顿开，或想进一步探究。

　　虽然柄谷行人的知识结构非常庞杂，论述起来很发散，但他是形散而神不散。通读全书，我发觉他都是在围绕“历史与反复”这个主题在讲，而所谓的反复，不是指全面战争的再度来临，相反，他在书中也借他人之口表达了最后一战不会到来的观点，实际上，反复指的是经济的危机与复苏，秩序的崩溃与重建。

　　《历史与反复》读后感(二)：评柄谷行人的作品：《历史与反复》

　　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现实批判的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柄谷行人迄今为止最主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历经10年思考而磨砺出来的“集大成”之作。

　　“我说现在和一百二十年前相似不是说又要发生战争，而是说社会和国家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相似性，在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

　　——柄谷行人

　　《历史与反复》(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Ⅲ)是作者为2004年岩波书店版《定本柄谷行人集》新编的一卷，大部分内容写于1989年前后，但重编之际做了全面的调整和改写并增添了新内容。实际上，是一部尝试运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分析方法透视世界近代史，通过文学文本的解读来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和思想话语空间的著作，反映了柄谷行人当前对马克思的最新探索以及对文学和历史的新思考。

　　他认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非对于法国当下历史事件的新闻记事性的著述，而是关于国家即政治过程的原理性阐释。如果说《资本论》是对于近代经济学的批判，那么《雾月十八日》则可以说是对近代政治学的批判。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原理性的“批判”，在于马克思对历史现象采取了“结构性”分析的方法，由此看到了历史的反复(重演)。于此，马克思形成了通过历史材料观察当今社会政治的历史主义视角和方法论，足以打开我们观察瞬息万变之世界趋势的视野和眼光。

　　所谓“历史的反复”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如马克思最早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采用了10年一个周期的短期波动说，这是一种结构性反复的类型。又如《雾月十八日》深刻阐发了1848年革命到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乃是对60年前拿破仑通过第一次法国大革命而当上皇帝的历史重演，这是另一个历史周期反复的类型。柄谷行人在该书中主要依据60年一个周期的反复模式，来观察世界近代史上1870年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1930年代转向法西斯主义和1990年代进入全球化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重叠现象，同时也考察了从“明治维新”(1870年代)到“昭和维新”(1930年代)再到“昭和时代的终结”(1989年)这一历史时间的巧合和诸多事件的惊人相似性，试图从中发现结构性反复的规律。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在前不久写来的“中文版序言”中，又强调面对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自己感到60年一个周期的观点可能也有不适当的地方，可以再放开视野以120年为一个“反复”的周期来看当下的世界局势。不过依我看来，到底是采用10年、60年还是120年周期的历史分析单位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柄谷行人最初提出的这一观点∶历史的反复是存在的，但反复的并非事件而是结构。中国亦有历史循环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说法，只要我们能够从柄谷行人的论述中体会到历史的复杂结构，并通过这种“结构”分析开阔我们观察当今世界的眼光和视野，就是有益的。

　　《历史与反复》读后感(三)：评柄谷行人的作品：《历史与反复》

　　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现实批判的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柄谷行人迄今为止最主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历经10年思考而磨砺出来的“集大成”之作。

　　“我说现在和一百二十年前相似不是说又要发生战争，而是说社会和国家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相似性，在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

　　——柄谷行人

　　《历史与反复》(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Ⅲ)是作者为2004年岩波书店版《定本柄谷行人集》新编的一卷，大部分内容写于1989年前后，但重编之际做了全面的调整和改写并增添了新内容。实际上，是一部尝试运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分析方法透视世界近代史，通过文学文本的解读来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和思想话语空间的著作，反映了柄谷行人当前对马克思的最新探索以及对文学和历史的新思考。

　　他认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非对于法国当下历史事件的新闻记事性的著述，而是关于国家即政治过程的原理性阐释。如果说《资本论》是对于近代经济学的批判，那么《雾月十八日》则可以说是对近代政治学的批判。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原理性的“批判”，在于马克思对历史现象采取了“结构性”分析的方法，由此看到了历史的反复(重演)。于此，马克思形成了通过历史材料观察当今社会政治的历史主义视角和方法论，足以打开我们观察瞬息万变之世界趋势的视野和眼光。

　　所谓“历史的反复”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如马克思最早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采用了10年一个周期的短期波动说，这是一种结构性反复的类型。又如《雾月十八日》深刻阐发了1848年革命到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乃是对60年前拿破仑通过第一次法国大革命而当上皇帝的历史重演，这是另一个历史周期反复的类型。柄谷行人在该书中主要依据60年一个周期的反复模式，来观察世界近代史上1870年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1930年代转向法西斯主义和1990年代进入全球化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重叠现象，同时也考察了从“明治维新”(1870年代)到“昭和维新”(1930年代)再到“昭和时代的终结”(1989年)这一历史时间的巧合和诸多事件的惊人相似性，试图从中发现结构性反复的规律。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在前不久写来的“中文版序言”中，又强调面对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自己感到60年一个周期的观点可能也有不适当的地方，可以再放开视野以120年为一个“反复”的周期来看当下的世界局势。不过依我看来，到底是采用10年、60年还是120年周期的历史分析单位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柄谷行人最初提出的这一观点∶历史的反复是存在的，但反复的并非事件而是结构。中国亦有历史循环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说法，只要我们能够从柄谷行人的论述中体会到历史的复杂结构，并通过这种“结构”分析开阔我们观察当今世界的眼光和视野，就是有益的。

　　《历史与反复》读后感(四)：赵京华：资本主义国度中的左翼理论家——记柄谷行人

　　柄谷行人，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法政大学等，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他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理论批评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

　　作为具有世界视野和左翼批判倾向的日本理论批评家，柄谷行人在汉语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汉语读书界对他的介绍和翻译有些偏于一端，其理论思考最为活跃也最为成熟的1980年代以后的主要著作还没有迻译过来。这使我产生了编译他的文集在大陆出版的念头。

　　柄谷行人近年来在汉语读书界已受到广泛的关注，他本人与中国知识界的交流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1998年底，他借“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会第一次造访北京，与汪晖等中国学人就亚洲、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观察视角等问题展开交流。2000年前后，我与柄谷行人先生取得联系，征得他的同意翻译其早期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2003年，该书中文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如今已经印行近2万册。其中，有关现代文学“风景之发现”即认识论上的“颠倒”装置以及文学与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同时发生并形成“共谋”关系等思考，得到中国学者和在校博士生的广泛征引，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阐释架构。2006年，大陆和台湾又不约而同地推出柄谷行人的另外两部著作：一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二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迈向世界共和国》。前者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样属于柄谷行人1970年代的早期著作，而后者则是写于2006年反映作者最新理论思考的书籍。可以说，作为具有世界视野和左翼批判倾向的日本理论批评家，柄谷行人在汉语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汉语读书界对他的介绍和翻译有些偏于一端，其理论思考最为活跃也最为成熟的1980年代以后的主要著作还没有迻译过来。这使我产生了编译他的文集在大陆出版的念头。

　　2007年5月，应清华大学之邀，柄谷行人再次访问北京，作题为“历史与反复”的讲演，并与中国学者就“文学时代的终结”和“走向世界共和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给文集编译出版的商谈提供了机会，也促成他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一段美妙因缘。记得那天晚上，闻讯而来的时任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的邢艳琦和策划编辑高立志在万圣书园与柄谷行人会面，一面就《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文版因联系渠道不畅，未能获得事先授权作出说明以求得谅解，一面提出未来双方合作的意愿。了解事情原委之后，柄谷行人不仅开怀大笑，欣然同意事后授权，而且在得知中央编译出版社乃中国以编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闻名的一家老资格出版机构后，更愉快地答应今后加强合作。

　　2004年，柄谷行人从自己30余种著作中遴选出并加以改写修订的五卷本《定本柄谷行人集》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这是目前其著述的一个最好的精选版。其中的《作为隐喻的建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历史与反复》三卷分别代表了柄谷行人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理论思考精髓与批评实践的主要业绩，与已经有了中译本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配合起来，可以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综合而经典的著作系列。因此，经我策划并得到柄谷行人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认可，决定选译这三本著作编定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目前，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并有望在年内呈献于读者的面前。

　　《作为隐喻的建筑》是一部有关解构主义问题的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1980年代身处后现代思潮旋涡之中的柄谷行人在日本语境下对“解构”问题的独特思考和理论贡献。他认为，“解构只有在彻底结构化之后才能成为可能”。因此，该书首先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强固的“对于建筑的意志”即构筑形而上学体系之欲望入手，考察20世纪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化”倾向，并透过逻辑学之罗素、哲学之胡塞尔、语言学之索绪尔、数学之哥德尔乃至人类文化学之列维·斯特劳斯等试图挣脱形而上学束缚却最终没有走出“形式化”逻辑，证实“形式主义”的革命不仅没能真正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反而使种种思想努力落入了“结构”的死胡同之中。那么，如何走出这个形式主义的深渊，怎样确立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批判路径呢？在此，柄谷行人转而从西方知识界找到另一个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家系列，通过对两个代表人物即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的创造性阐发，提炼出“相对的他者”和“社会性的外部”等重要概念，为解构主义批评乃至后现代思想建立了稳固的理论基础。而作为同属于非西方国家的中国读者来说，该书的解构主义思考战略必定会有其参考价值。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现实批判的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柄谷行人迄今为止最主要的代表作。首先，199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解体和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危机是柄谷行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起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不仅意味着作为实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更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制度可以改变和另建，但作为理念即有关人类解放的道德形而上学观念，共产主义是否可以重建？柄谷行人认为，不仅可以而且需要这种重建。其次，要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就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思想本身并恢复其固有的批判精神——《资本论》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柄谷行人引入康德并与马克思的著作对照阅读，在康德那里看到了其“形而上学批判”背后对作为实践和道德命令之形而上学“重建”的意图以及追求世界共和国的理想，这触发了他以康德“整合性理念”而非“建构性理念”来理解“共产主义”。再次，深入钻研《资本论》。柄谷行人发现，从商品到货币再到价值形态论乃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严格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了资本自我增值的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神学”的形成，但我们从《资本论》中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的原理。重新恢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要坚持从资本的逻辑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批判的立场，而对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需要深刻反思。最后，柄谷行人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是在深入研读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说。他认为，分别基于不同的交换原理的资本、民族、国家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逐渐联结成三环相扣的圆环，我们注意到民族与国家在近代的结合，却忽略了之前国家与资本的联手。这个圆环异常坚固复杂，任何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如果只是针对其中的一项或两项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提倡从消费领域抵抗资本自我增值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同时强调“自上而下”来抑制国家并警惕民族主义泛滥的必要性，唯此方可期待“世界同时革命”的到来。

　　《历史与反复》是一部尝试运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分析方法透视世界近代史，透过文学文本的解读来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和思想话语空间的著作，反映了柄谷行人当前对马克思的最新探索以及对文学和历史的新思考。

　　2008年5月的一天，我借短期访学日本之机于细雨蒙蒙中拜访了位于东京郊外南大泽一片茂密丛林旁的柄谷行人宅第，时隔一年的重逢让柄谷先生有些滔滔不绝，他讲起未来自己的著作计划和思考方向，谈到退休后在市公民馆开设免费讲座与听众热议“迈向世界共和国”的理念……我印象中，已经67岁的柄谷先生思维依然敏捷，激情丝毫不减当年。当请求他为中文版文集作序时，他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坚持要三卷各写一篇序言，并热切期待中国读者能够接受他的思考和著作。在告别后回住所的路上，依然是细雨蒙蒙中，我遐想这位身处资本主义国度中的左翼理论家，其思想的力量和信念是不是正在于他大胆地把共产主义作为“整合性理念”而化为心中的道德命令呢？在今天这个缺少理论想象力的贫乏时代，我想通过对他的著作之翻译介绍，由衷地表达我的一份敬意。

　　《历史与反复》读后感(五)：柄谷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不是人类的终结

　　马克思已经讨论过资本主义之外的生产方式，即合作化。这不应该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后才开始，而是现在就应该开始，合作化会瓦解资本主义的市场，平稳地结束资本主义，同时不会发生更大的问题

　　柄谷行人：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曾任教于日本法政大学、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他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日本最负国际盛名的社会理论家，他早年的重要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及四卷本《柄谷行人文集》已在国内出版。

　　柄谷行人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青年时代就曾投身反对日本安保条约的民众运动，本世纪初曾发起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目的的新合作运动，今年又积极参与到日本民众的反核运动之中。

　　谈话中，柄谷行人先生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坚信国家、资本主义等范畴是可以超越的，坚信民众运动中蕴藏着催生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潜能。

　　日本利用钓鱼岛问题转移国内矛盾

　　《南风窗》：今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但中日关系的气氛被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一事破坏了，日本方面采取的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做法。日本方面为什么会这么做，应该如何理解日本这种做法的逻辑？

　　柄谷行人：关于这个问题，我读过一本去年出版的书（指日本学者孙崎享的《日本的国境问题》），作者以前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局的官员，做过伊朗的大使，退休后成了日本防卫大学的教授，是一个保守派人物。他说，如果在国际法层面进行辩论或者裁决的话，钓鱼岛有可能是属于中国的，中国把它搁置起来对日本是非常有利的，日本像以前那样把问题放在那儿不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特意拿出来呢？他感到不理解。

　　其实原因是很明显的，完全是日本国内的问题造成的。日本民众在进行反对核电站重启的大游行，国会附近每周都有超过10万人示威；还有冲绳问题，美国有军事基地在冲绳，冲绳人一直反对，现在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运动也处于高潮。钓鱼岛离冲绳很近，如果钓鱼岛发生危机的话，就会让人觉得美军基地有必要存在，这是日本挑起这些事端的动机。关于钓鱼岛，美国表面上看起来保持中立，但其实他们非常希望中日对立。所以如果不用他们自己开口，有人替他们去做，他们会非常高兴，而现在的日本内阁就是在替他们做这些。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日本政治家都是美国的应声虫，自民党虽是一个保守党派，但其中有一些政治家想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这些政治家要么很早就死了，要么就进监狱了，比如石桥湛山、大平正芳、田中角荣、小泽一郎，最近的是鸠山由纪夫，他想把美军基地从冲绳赶出去，还倡导东亚共同体，这引起了美国的不快，所以他就不得不下台了。

　　《南风窗》：对于争议，正常的做法是与争议的另一方解决，但日本关起门来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的做法实在是匪夷所思，中国方面称之为“闹剧”。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做这种难以理解的事呢？

　　柄谷行人：的确，这不是合理的想法。石原慎太郎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政治家，他刚开始说这个事的时候，我以为会以玩笑收场。我那时想：“哦，石原要买火星的土地。”但今年6月份日本政府正式把问题提出来，就不再像一个玩笑了。我想大概是发生了什么变化突然导致了这些吧，这应该是反核的大众化运动规模急剧加大了的缘故。关于钓鱼岛，日本媒体大幅度地报道，但是对示威游行根本就不报道，在这一方面（指转移话题）来说他们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南风窗》：日本政府在法理上完成了“国有化”手续，这其实是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面了，中国肯定是不会接受的，而日本政府又没有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您认为事态会怎样发展？

　　柄谷行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将是日本的人民，我觉得日本人民应该要去认真地改变国内政治。去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的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核事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都没有得到处理，日本政府还有大媒体从一开始就掩藏真相，到现在也是。正如我刚才说的，他们在钓鱼岛事件制造危机，试图煽动人们引开注意力。但以这种手段来欺骗人们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大家不相信他们了。另外，大家不要以为有许多日本人在为钓鱼岛吵嚷，那只是媒体制造的假象。

　　日本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

　　《南风窗》：您很早就提出过东亚共同体的议题，认为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可能会仿照欧洲走向一体化的模式，成立“东亚共同体”，请问您是否还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柄谷行人：我写过《历史与反复》，这本书在中国也出版了，其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有根据的，我认为历史大概每120年就会反复，东亚的构造在12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那个时期是日本朝帝国主义发展的时期，当然那时也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也有追求与东亚联合的人，比如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那些日本人就是这种倾向的，尾崎秀实也是。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叫福泽谕吉，他当时与朝鲜王朝的开化派是有联系的，后因开国派被镇压，他因而变得非常绝望，“脱亚入欧”就是他在这种绝望的情境下提出的。只是，从结果上说，我觉得日本的态度的确是“脱亚入欧”的，“入欧”意味着加入到帝国主义的行列。不过，在那之前也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就是与亚洲被殖民的国家联合起来，脱离西洋的统治。但是历史走上了错误的方向，而且这样的错误一直持续了下去。现在，大家都讲战前的事情，可仅停留在对战前的反思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回到120年前，追溯甲午战争的那个时期，去重新思考它，探求那种新的可能性。我认为那是可能实现的。

　　《南风窗》：您认为中日联合起来是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可能性的，但是如果中日关系或“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要往前走一步的话，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没有办法绕过去的，但是我们从日本方面看不到进步。有一种看法认为，德国的文化中一直存在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争论，存在“西方的”和“反西方的”两种倾向，德国知识分子可以将发动战争解释为历史的偶然，而日本的传统没有提供这样的张力，所以日本不可能做到真诚的面对历史。您认为呢？

　　柄谷行人：像这样的问题，一般人怎么想都无所谓，是根据政府所采取态度来决定的，与德国有什么样的思想家日本有什么样的思想家这些无关。德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日本没有做到这一点，可是，其他的国家也难以做到这一点。日本有个棒球队叫“广岛卡普”，日本人说起来的时候就简称为广岛，但美国人一听到这个就以为是在指责他们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事儿，反应特别强烈，辩解说“我们当时是不得已的”。我不会要美国人来道歉，不过我觉得将来他们肯定会承认这个错误的，以后日本也会承认对中国和东亚犯下的罪行。

　　德国为什么会采取那样明确的态度呢？是因为有奥斯维辛这样的事情被明确地揭露出来，他们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当时，德国杀害了那么多犹太人的事大部分德国人也并不知道，如果对这些事进行辩解的话，也是可以找很多理由的。但是德国人没有辩解，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我相信将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像德国那样，最终都会承认自己做下的错事。

　　《南风窗》：如果日本的传统不能提供对历史解释的回旋余地，正确面对历史有可能导致日本民族的自我否定，所以不光是日本政界不愿意这么做，恐怕您寄予希望的民众运动也无法承受这个代价？

　　柄谷行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市民运动中我们能找到那种消失了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一种市民精神，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去解决以前的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有一种普遍趋势，就是否定战争，再也不重复之前做过的那些事，但是这渐渐地被人遗忘了。我上大学是在1960年代，1960年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第一是现在的这种日美关系态势形成了，第二是针对日美安保条约发生了特别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可能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运动，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是大学生活动家。我以为日本不会再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了，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又重新发生了这样的运动。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有一种新的希望。

　　《南风窗》：有人提出中国可以以人民币为纽带，联系周边国家创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包括日本的，因为日本的自我定位一直在亚洲和欧洲游移不定，注定要成为这个国际社会的“孤儿”。关于这样的观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柄谷行人：我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这是日本政府必须应该考虑的吧，但不管怎么样考虑他们总会做一些愚蠢的事。

　　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应该是人类的终结

　　《南风窗》：日本近来在对外关系的表现，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的危机是否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是否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挣扎？

　　柄谷行人：你的问题里面已经包含了答案，就是这样的。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导致目前的紧张关系，日本想投入美国一方，我也不知道日本该怎么办，但这样是不行的，因为美国在衰落。

　　关于资本主义我要强调两点：一、很久以来就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状况已经过去了，但现在情况又变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越来越厉害，劳动者的境况也越来越差；二、资本主义到达了临界点，资源和能源消耗差不多到了极限，环境污染非常严重，新的革命性的技术革新也已经不太可能了。此外，产业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被称作劳动力的特殊商品生产，资本主义不仅依靠劳动者进行生产，也依赖劳动者购买其生产的产品。把自己创造的东西买回来，这样一种体系就是资本主义，具有这样的劳动者是资本主义和以往社会的差别，简单地说，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

　　在世界资本体系里，劳动者薪金提高、资本的利润下降等这样的现象大概开始于1970年代初。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向外拓展寻求新的劳动力，即新的消费者，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这个进程在中国和印度体现得最明显。资本通过全球化进行了重组，但仍无法持续，因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工资提升、新劳动力缺乏、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此类问题也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资本主义的终结对人民大众来说不是问题，但对资本家将非常艰难，他们会尽力维系这个体系，所以我认为将来的几十年将是非常危险的时期。

　　《南风窗》：未来的演进方向会是什么呢？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资本主义是否会在其终结之前破坏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柄谷行人：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应该是人类的终结，马克思已经讨论过资本主义之外的生产方式，即合作化。这不应该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后才开始，而是现在就应该开始，合作化会瓦解资本主义的市场，平稳地结束资本主义，同时不会发生更大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大规模的人民运动，各个国家孤立地进行这样的运动是有局限性的，需要的是世界同时革命。听到这样的话大家都会感到惊讶（笑），但世界同时革命不是我自己说说而已，而是已经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根本性地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后，应该放弃军备，这样做了就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这是我所说的世界同时革命的意思。

　　清华大学刚刚邀请了比利时学者弗朗索瓦•浩达来演进，他87岁了，还在联合国工作，我告诉他我关于世界同时革命的看法，他很高兴，他读了我的论文后转发给联合国的相关人士，他们考虑把我的论文放到联合国的网站上。这意味着，在联合国的层面看，我考虑的问题不是那么不现实的。我考虑的问题是最高层和最低层，最高层就是联合国，最低层就是大众运动，对中间的问题我不太感兴趣（笑）。

　　《南风窗》：世界同时革命的观点是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的，在现实层面来看，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柄谷行人：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是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理念。弗朗索瓦•浩达87岁，我已经71岁了，不算年轻了，但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太现实化，有点问题（笑）。我看到弗朗索瓦•浩达的时候就想，我到87岁的时候，也要战斗到87岁。

　　《南风窗》：您不但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也投身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当中，发起过新合作运动（NAM），想请您介绍一下新结社运动的情况，有哪些成功和不够成功的地方？

　　柄谷行人：关于这个运动，需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当时具体存在的组织，二是作为运动的原理。组织已经没有了，但是参与NAM的社会活动家们还在继续发动各种形式的运动，例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示威活动，就是通过类似的人脉来组织参与的，而不是靠强硬的政党组织等方式来进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把生产者、消费者联合起来的合作组合在日本扎下的根也越来越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在中国，还保留了浓厚的合作组合模式，可能中国的有些人想把它解体，使之民营化。可是，我觉得现在既然还实际存在，那就有必要加以利用。虽然和前面讨论的话题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从合作化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跨国家的民间交流也是可以通过合作化的途径实现的。不好意思，又说到这样理想主义的东西（笑）。

　　《南风窗》：您设想从消费领域入手，期待劳动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合起来，进行超越资本、国家的斗争。但是，消费领域是一个制造分裂、凸显差异的场域，而且是一个去政治化的领域，所以您的设想仍然面临着可行性的问题。抱歉，这又是一个不够理想主义的问题。

　　柄谷行人：对此，我还没有明确的具体性的计划，我所关注的是培育参与这样的运动的人，所以还没法谈具体的方法论。

　　要注意的是，在生产的场所中，劳动者对抗资本是困难的。相对于生产，消费领域是使得劳动者可以独立于资本并能够占据相对于资本的优势地位的唯一机会。没有劳动者的消费，企业就无法得到利润。因此，劳动者不能只在生产领域进行斗争，还要在消费或流通等对他们更有利的领域斗争。将消费者运动和劳动者运动区别开来是奇怪的，消费运动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运动，当然与劳动运动的效用有限一样，消费运动也有问题。可是，看看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就能明白，作为一种消费运动的“不买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谈到的日本反核电运动也是由消费电力的市民所组织的对抗运动。所以，对抗资本是需要通过将劳动运动和消费运动连接起来才能实现的。

　　来源：《南风窗》2019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