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是一本由[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页数：5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家的视角》精选点评：

　　●作为一名文科生，哦，不，社会学专业的人，需要通过这样的书来获取对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看法~以后还需要再读。

　　●一言以蔽之：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人类的善良。作者行文极具张力，然部分章节稍显冗长。昨日读完于畅春新园，终于有了个人的第一篇发表，是为记。

　　●作者怀疑的不是科学、专业化的现代化，而是怀疑打着现代化的名义去实施简单化的大型项目，而忽视“洛提斯"的本地化的经验。每每读到书中的案例，脑海中浮现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如何失败的？苏联的核工业最早就是作为国家赶超西方的现代化大型项目上马的。一是未充足考虑复杂因素的简单选址；二是未充分考虑突发情况的简单化管理；三是未充分考虑核爆炸的管僚精英式的决策；四是来考虑安全的配额竞赛制生产。看起来无比美好绝对安全的核电站最终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这无疑是精英的傲慢、是一厢情愿式的失败。

　　●每个时代，进步的驱动力都不一样，生产的边界也是在变化的。

　　●从科学林业、城市规划、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坦桑尼亚村庄化的经验中，斯科特看到了伴随现代官僚国家而起的强烈干预主义和简单化管理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从而提倡一种回归个人与地方知识的“米提斯”。但另一方面，如Cooper所说，这种脸谱化的“极端现代主义”也忽略了其中复杂的政治、个人和社会背景，而有些改良仍需要大规模和国家主导

　　●中后段实例部分有些冗长。最重要的是：人如何看待其他人、人组成的社会、其他社会的问题。无人机总是做出一些非人决策，误将视觉上的美观理解为理性。

　　●“管理者知道，他所认识的世界只是闹哄哄和非常混乱的现实世界的最简单化模型。他满足于这种巨大的简单化……”完美的架够并不意味着完美的运转，所谓的理性改造社会事实上只会让社会框架变得清晰可控，而使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受到重创。阅读的过程中总能让人联想起过去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在最后，作者也倾向于治理问题应该以实践和自然结果为导向，对于民间智慧经标准技术压迫而流失的情况感到失望。作者流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放逐感很有老子内味儿。

　　●早知今日事

　　●其实只看了结论一个章节 然后倒着往回翻 发现结论也好琐碎 不像个结论

　　● 令人好奇的是，柯布西耶招谁惹谁了？ 后半部分谈什么米提斯，有点神棍了

　　《国家的视角》读后感(一)：有待改进的一些细节

　　较之2019年版，2019版更定了部分译名，例如，“勒库布西耶”更定为 “柯布西耶”，“雅各布”更定为“雅各布斯”，“米尔”更定为“密尔”，“阿伦德”更定为“阿伦特”，等等。不过，“马奎斯·德·沃邦”没有趁此机会更正为“沃邦侯爵”，“本杰明·康斯坦”更定为“本杰明·康斯坦特”而不是根据法语读音（以及新华社译名室编辑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更定为“邦雅曼·贡斯当”，“柑橘除草剂”（Agent Orange）没有更正为通用译名“橙剂”，“丹尼尔·迪弗”（《瘟疫年纪事》、《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更定为“丹尼尔·迪福”而不是“丹尼尔·笛福”（奇怪的是，在两个版本中，这个人名在同一段文字中再次出现时，都正确地写成了“笛福”），凡此种种，看起来有点扎眼，然无关宏旨，不影响阅读。

　　《国家的视角》读后感(二)：“无知的只是我们这帮读书人”

　　先从从林业、赋税、土地制度、度量衡、姓氏、城市规划、革命、集体农业的具体案例谈大型规划中的极端现代主义，然后回到认识论谈地方性知识/实践知识。

　　如书名所说，确实是“国家的视角”，主要从剖析规划者为什么以及如何执迷于清晰化和规整化，但Scott其实也有讲不少来自“规划里的人”的博弈，尤其在谈到“米提斯”的时候。译后记有提到Scott带有一种二元的思维方式，但在我看来Scott并不想突出二元，而是想调和二元，尝试表达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尤其是后两章里。我想对这本书提出的一大问题是，其实规划者本身也曾是生活在城市或田间的“普通人”，他们应该也在各种程度上体验过地方性知识或地方多样性的活力，为什么后来他们还是沉迷于单一而分隔清晰的设想呢？

　　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反映出Scott的博学，也反映出了农夫、船员、工人的多知，当我们怀疑所谓“传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它们基于特定时空下的内在逻辑？我认为“尊重知识”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知识无分贵贱高低，知识无分现代传统，知识可以解决问题但不是万能，乡间野民也是知识丰富的，“无知的只是我们这帮读书人”。

　　《国家的视角》读后感(三)：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一书谈城市生活选择

　　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一书谈城市生活选择 书中讲了很多国家为了方便管理而将人口，土地，林地，城市简单化，数据化的例子，为了实现单一的目的而把一个复杂生态抽象为一个核心数字。有些确实提高了中央集权和行政效率，有些则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关于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讨论很好的激发了我对近些年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的再次思考。为什么我们在大城市生活觉得不舒服？从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旁普遮首府，以及极端现代主义城市代表巴西利亚两个城市的分析上也许可以得到答案。 一 ，城市功能分区单一化，消灭了街区。 城市是复杂的有机体，中央商务区，居住区，等设计规划实质上割裂了内在联系，极大的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通勤成本。原有的街区社会荡然无存，居民就近获取便利商业服务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新建小区楼下根本没有商铺，甚至不开车区商业区就根本无法生活）同小区的居民很少有交集，（较高程度的居民自治为什么主要发生在邻里熟悉的老小区？）社区治理退步。 二，居住区建筑物外科手术化，排除个性化。 几乎每个人心目中的家都是独立的个性化空间，但是单元化、复制粘贴式的小区设计以及统一的外立面排斥个性化。当我们在谈个人独立思考的时候，为什么不谈一谈一个人的生活环境是否具有个性化？千篇一律的鸽子笼，如何安放独立的人性？ 三，公共空间行政化。 从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到中国每个县城的人民广场，都带有鲜明的行政彩色。权利排斥一切有趣的活动以及商贩，因为这些都有权威格格不入 。过大，过于强调政府权威的广场矗立在城市中央，并未发挥足够的价值。而另一方面确是每个居民区公共空间的极度匮乏。这样一来，放学后孩子在哪里与其他孩子玩耍，社交？孩子内向，不喜欢体育活动，更多的借助网络社交岂不是很正常嘛？现在的小学生还有几个有青梅竹马的玩伴？社区居民在哪里认识彼此？十年不识邻居岂不是很正常嘛。 四，交通割裂。 城市中轴线与主干线为了效率排斥机动车外的其他参与者通行无可厚非，但目前很多支流街道都在变的越来越宽，甚至宽到一个红绿灯的时间都无法步行通过。更多的道路设计在侵占行人的路权，把人赶到车上或者室内去。（你如果在北京的街头走一走就知道，大城市没有散步这么奢侈的事，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散步逛街的路线。）绝大多数人从居住的地方，到最近的商业中心或者公园，都需要开车或者乘坐地铁。大量街道，由于所在区域功能单一导致人流量不足，商家无法生存。留给我们的只有空荡荡的宽阔街道与极其拥挤的交通干线。 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居住在那些大城市市中心自然生长的老城区，这里普遍街道弯弯曲曲，狭窄，却极其方便，步行十分钟可以获取绝大部分服务和物资。邻里更熟悉且亲近，没有大城市里特有的焦虑感和孤岛一般的生活体验。走在这里的街道，无数小餐馆的饭菜香气，新鲜蔬果的生活气息，常去的商家或小区门口的大爷大妈跟你点头打招呼，令人倍感亲切，踏实和安心。

　　《国家的视角》读后感(四)：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寻回地方性

　　吕利/文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社会后果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地理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让最大的受益者——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社会的主要乃至主导力量，一方面则在地理上抹平了地区性的经济秩序，逐步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均质的统一市场。20世纪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论争，往往关注前一条路径而轻视后者，但这恰恰表明资本主义在地理-社会层面的改造更为彻底且成功：大部分市场和政府的支持者都不会否认，实现现代化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用标准化的价值体系与理性化的经济逻辑克服封闭、琐碎而低效的地方性因素，真正的争议在于，这种代换过程应当由谁来主导，其外部性又应由谁来负责。

　　但在詹姆斯·斯科特看来，地方性经济秩序并非人类经济活动中等待被淘汰的一潭死水。这些分散在人类社会基层单元中的“褶皱”或许备受轻视乃至厌弃，却从未在与上述这种自上而下的逻辑的博弈中彻底认输，而这种逻辑正是《国家的视角》试图放在社会学的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的：在业已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地方，这一逻辑不但规训了公共生活空间的版图，也用近代国家的认识论替代了社会的感官与神经；而在地方性知识尚未泯灭的社区生活中，这一逻辑时至今日仍在致力于施加自身的游戏规则。这种被斯科特称为“激进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在科学的外表下，形塑了现代人对公共生活与经济利益的认识论，只有把学术考察的时空指针拨到现代性诞生之初的岁月，才能看清其作为一种潜在霸权的真实面目。

　　喧闹的春天：拒绝规则的地方性知识

　　认为地方性经济活动原始而停滞的观念，不独见于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近代，其根源早在农业社会便已深植。正如1381年英格兰农民暴动时的那句“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时，谁是贵族”所说，如果说封建主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是不可忍受的，那么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也只愿回归一种更加静态的平等主义生活。

　　这种追求退回旧秩序而非开辟新秩序的思维，也以另一种形式为近代以来的经济学所捕捉。约瑟夫·熊彼特在付梓于1942年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中描述了一种地方性市场的内卷化情境，该市场内数量不多的销售者就避免价格竞争达成默契，试图以卡特尔的形式塑造一种“地方性传统”，从而增强本群体在交易活动中的议价权。熊彼特指出，这种情境在经典经济学理论下似乎构成了用场外力量打击垄断的最佳理由，但在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持续冲击之下，停滞的地方性已经被排挤到人类经济活动的边缘。

　　在这里，《国家的视角》归纳出了两种农业经营的逻辑：其一是技术官僚的逻辑，认为土地应当在根据事先勘定的禀赋与能力而制定的常态化耕作策略的指导下，由（公权力认定并划分的）恒久产权者使用集约化的农业技法进行常态化耕作，以极大地增加总产量与经济收益；其二是小农的逻辑，他们只以数年乃至年为单位大致考虑短期的耕作计划，一户家庭在不同的耕作周期不但会耕作不同的土地，还会种植不同的作物组合。基于后一种逻辑运作的农业共同体，不但保有大量未分割的集体产权资源（如产出燃料与生物肥的杂木林和放牧用的公共荒地），对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作的土地也缺乏财产权意识，基于轮作与烧畑的生产方式往往只能开发浅层土壤，农业用地也只是根据耕作习惯分割为不规则的条状区块。

　　从柯尔贝尔到柯布西耶：

　　绝对主义与巴洛克认识论

　　与前述的边缘性农业共同体相比，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类聚居区似乎都已在客观上成为地方性知识难以容身之所：未经标准化与科学方法检验的一手经验，或许可以在人口与人类活动密度极低的农业社群维持稳定的自给自足体制，却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制度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实际需要，更有可能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空间造成严重的公共安全与卫生危机。

　　不过，斯科特无意深究这种忽视与淹没地方性知识的做法的合理性、从而冒为反智主义张目的风险，《国家的视角》也不是一本单方面为地方性经济活动正名的著作。恰恰相反，斯科特的首要目的是提醒读者，不应只关注与效益和效率呈相关性的单个指标，而应思考：为什么曾遍布人类社会各基本单元之中的经验“褶皱”，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被彻底且有意识地抹平了。

　　近代国家体制对地方性的克服，是现代社会科学史上的一个古老课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解释登场之后，熊彼特与查尔斯·蒂利又先后提出了16世纪以来日益增长的财政与军事动员压力催生了集权化近代国家机器的观点，从而将这一课题的焦点从社会、市场转移到国家权力本身。正如《国家的视角》的标题所显示的，斯科特的观察继承了这一“回归国家”的进向，但他所关注的并非宏观条件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的要求，而在于国家治理机构为什么使用简单化的方法应对了近代早期以来的挑战。

　　从表面看，近代国家对简单化治理的贯彻是决策者效率理性的自然延伸。正如奥斯曼男爵在改造巴黎时留下的那句名言——“因为炮弹不会拐弯”——所体现的那样，从认识论的层面进行简单化操作，往往是决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兼顾竞争力与系统稳定性的唯一选择：因为视线与基本数学公理也不会拐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必须从更清晰的测绘与更明确的统计开始。而鉴于国家主导的制图与清册工作不可能忠实反映地方性经济活动的瞬时变化乃至根深蒂固的暧昧性，这两种最为基本的操作必然要求对基于本地经验的传统社会关系进行重组，无论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公制单位对法国各地度量标准与习惯的取代、斯托雷平改革对斯拉夫村社产权关系的改造，还是人口普查制度普及后永久性的父系姓氏制度在近代欧洲社会的发明与确立，都是这一过程的具体案例。

　　然而，对近代国家简单化治理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工具性层面。基于直观几何图形和简单代数关系的精确统治机能，并非自然演化而成的性状，其背后有着不可否认的政治目的性。而在斯科特看来，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情境能比公权力的中枢——首都更能体现这一点。

　　用只能从空中乃至地图上把握的抽象几何图形规划的城市，代表着城市生态背后的视角转变，这一转变的起因来自国家，其影响却远届市场。随着都市空间在“上帝之眼”的俯瞰下变得越发可读，城市这一极端复杂的系统，逐渐被解构为彼此独立的功能区、抑或厘定为排他且可交易的地产单位。即便在城市的政治属性不再显眼的20世纪，资本力量与技术人员的手段，也通过“城市开发”的新兴系统性工程接过了治理简单化的果实。斯科特因此把柯布西耶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理念放在了巴洛克主义的延长线上：尽管遵循这一理念的现代设计师不再以服务军队行进、而是以服务市民的“公共生活”为出发点，用开阔的空间隔开抑或连结一片片同质化的居住区，但人为设计的“公共空间”，在市民看来反而意味着一座城市应有的社会生态的消亡。而随着去政治化的技术进步取代显在的权力意志成为简单化治理背后的规范性背书来源，“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终于在20世纪后半叶宣告完成。

　　握住“有形之手”：回归微型政治

　　虽然将大部分篇幅用于剖析并批判集中化、简单化的治理逻辑对现代社会运转机制的绑架，《国家的视角》并没有将由外在于基本社会单元的决策者自上而下的统治实践统统斥为愚蠢的官僚主义，也没有像一些自称保守主义者那样将一切科学化治理的反对者视为受迫害的一方：换言之，对简单化治理的评价本身不能流于简单化。

　　以旧制度法国为例，基于习惯产生的地方性度量衡习俗作为封建采邑传统的一部分，不只在于阻挠了跨地域交易与信息流通、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还在于固化了大量地方权力秩序中的不公平因素。将前近代的“复杂现实”想象成古老自由权利的叙事，单纯而危险，和历史上将“复杂现实”简单化的政策实践一样值得警惕。

　　20世纪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后一路径的潜在风险：四个世纪以来，对基于科学方法的实用主义的笃信与遵行，塑造了一种无意识的短视，令决策者（抑或观察者）在异常状况面前总是倾向于用更“进步”、更纯粹的方法加以应对。那么，“激进现代主义”在权力之路上的上升螺旋，是否意味着一手的、地方性的知识已经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失败了？

　　斯科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正如他在更早期的综合性论著《弱者的武器》《统治与抵抗的艺术》中揭示的那样，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的博弈并不会因等级制的确立而消解，也不会随等级制的强制取消而结束。这在一方面意味着，人为计划的一次性变革措施不太可能扫清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沉疴”，从而迫使决策者出于对历史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顾虑降低预期并避免过于莽撞的选项；在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即便在作为其载体的人类社区本身被简单化治理所规训之后，权力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微型政治动态仍不会凋零。

　　一旦简单化治理模式背后所依附的力量平衡有所动摇，存在于微观层面的政治张力便会以负外部性的形式袭来。而与这些结果相对的是，一旦决策者能至少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将地方性因素考虑在内，而地方性声音也能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代表、并对决策与实践构成约束，简单化治理的冲动，或许就能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得到遏制，而地方性的知识与社会机理也更有机会适应现代社会无法停摆的扁平化趋势，并在微观层面发挥节律人类定居生活的作用。

　　《国家的视角》读后感(五)：《国家的视角》中的多种悖论

　　此文为笔者大一年级就读于行政管理专业的读书笔记，其中观点多有偏颇之处，有待指正。

　　“国家的简单化带有地图的特点，也就是说，它们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只在于精确地概括复杂世界中地图绘制者最感兴趣的那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作者在第二部分开头的这个隐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越品味越深深叹服于作者精湛的比喻技巧，这个比喻可以说再精确不过了。国家事务是繁杂的，现代社会是繁杂的，因此不难想见，要在现代社会中管理国家事务可以说是繁上加繁。我们不得不理解那些国家机关，他们是社会的小部分人，却要处理社会大部分的事务。他们势必需要将复杂的事务简单化，做到“抽象和概括”。

　　但是，就像地图的制作一样，地图绘制者是拥有选择的权力的，更可怕的是，他们拥有改变事实的权力。他们可以改变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他们可以用监控和摄像头将人们的生活暴露于掌权者的视野之中，他们可以把社区缩略为一个点从而忽视其中发生的复杂的社会互动。最重要的是，这种权力是垄断的权力，就像是国家地图只能有一份，地图绘制者也只能有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来担任。因此，将国家简单化的权力通过合法的途径转交到了“国家”手里——国家中强有力的机构，而作为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很难有机会改变这个现状。虽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详细阐明了国家这个共同体是经由全体人民选择而形成的，但实际上，社会的大多数没有选择共同体或共同体向何处发展的权力。

　　国家掌权者的少数和被管理者的多数形成了一种冲突，就如后文的一句所说“统治者不会饥饿，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并采取行动控制饥荒，除非给他们的设定位置给他们以强烈的刺激。”少数者在统治多数者的过程中，往往只能看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为了达到政策更好地有利于人们，少数者选择“抽象和概括”，以简单化的政策来满足人们复杂的需求。这种少数者提供的简单供给和多数者的复杂需求的冲突引发了现代国家的一系列悖论。下面我试图以我浅薄的学识对此加以概括和阐释。

　　读完作者对于极端现代主义的阐释和定义后，我发现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带来了一个悖论，即现代化本身是一个进步的、流动的过程，而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是试图去创造一种不变的、刻板的秩序。明明这两个词都带有“现代”一词，却走向了一条路的两端。这两者形成了社会立体性和地图扁平化的强烈冲突。社会立体性不仅仅是韦伯笔下的层级制，如今的社会比韦伯笔下的《科层制》更为复杂了，过去的层级制是单方面的社会关系，仅限于工作机关中的社会角色，但步入了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互动的日益增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交叉并行，社会角色也变得愈发多维度发展。而现代社会的公共管理仍然只能行使一部分的社会职能。我认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要想成功，那必然需要直视这种冲突，而当那些地图绘制者直视这种冲突的时候，他们也就必然会意识到：用扁平化的地图来抵抗社会的立体性和复杂性是不可行的。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北京折叠》和《1984》两部小说，其中都绘制了一幅“固化的社会”的图景，在《北京折叠》中，第三空间的人永远出不去，第一空间的人也无需担心他们被领导；在《1984》中，人们麻木地工作生活，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和哪个国家打仗，也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哪一天会突然消失。单是在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图景中，我已经可以预见到极端现代主义的可怕后果了。当然，对于“地图绘制者”来说，那会是一个管理起来极为容易的社会，但必然，对于“借助地图行走的人们”而言，那会是一个自由被剥夺、生活被控制的社会。同时，在文学作品中我也看到了尝试反抗这样社会的“希望”。一个个自由的个体站出来反击这个可怕的社会，但是个体的苏醒仍然是不够的。

　　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则是现实中已有的范例，给我们看到活生生的极端现代主义的产物。勒·柯布西耶是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化身，是一位建筑师，更像是一个设计师，或者用作者的话说，他是一位“幻想设计家”。他的城市设计无一不是庞大的。这些设想中的城市具有完美的美学特征，通常都是对称的、规则的图形，但他们的美感和冲击只能从远处感受得到。而城市的本意是什么？是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是相对于农业社会的村庄人口更稠密的地区。从遥远的天上看来，柯布西耶规划的城市建筑确实形成了一幅美学上的规则图形，但站在地上望去，这种四处相似的街道和相近的楼房给生活在此的人们带来了许多麻烦和问题。这就是极端现代主义的悖论最直接的体现。地图绘制者总是站在上层俯瞰他们管理的世界的，而真正使用地图的则是那些要凭着双腿双手走路的平民。这样的反差下必然会引起事与愿违的结果。

　　其实我一开始是可以理解勒·柯布西耶的建筑理念的，去创造一个纯粹整齐的秩序来适应机械时代的需要。只有创造有规则的田野，才能让农耕机器进去做农事，从此解放农民的双手和牛马的耕作。只有创造平行的街道，才能让机器人有规律地巡逻，从此建立科学管理体系，提高城市管理效率。看上去，简单化的城市形式能够契合信息时代的要求，从而自然地导向高效的城市运作。

　　但我放下书自己去思考的时候，我意识到了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工业社会的开始，我们创造了科技，而现代社会的后期，也就是所谓的极端社会主义的诞生时，我们却设想一个服务于科技的社会。我们创造整齐的城市竟然只是为了科技能够更好地被运用到城市管理中去。实则，我们治理城市、提高管理效率的初衷应该是为了普通老百姓更幸福的生活。可见，勒·柯布西耶追求的不是城市设计，是理想中的人类的真理。“真正的专制统治并不是人，而是规划。它是由平静和清醒的大脑制定出来的。”勒·柯布西耶的设想和观念都是单向的，他的观念中只考虑了统治人这一个角度，却忘记了被统治者的反馈这一过程。没错，专制统治是需要客观规划出来的。可是即便是专制统治也不能改变其统治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都拥有他们的主观思想，他们不会保持永远的平静和清醒，同样也不会保持永远的愤怒和愚昧。他们会像《1984》的威尔逊那样反抗，即便最后的反抗是无谓的；他们会像巴西利亚的人民那样逃离，即便逃离都难以阻止统治者的野心。但人类绝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完全理性所创造出的所谓的人类的真理，也是不存在的。因为真理是那样一次次被人们创造出来，又一次次被人们用新的真理去替代。真理本身便是进步的、流动的。既然真理不是永恒正确的，那又怎么能用“真理”去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呢？这也就引发了第二个悖论，勒·柯布西斯产生这种极端现代主义式的城市设计的原因。他认为学术上的真理是可以完全地应用于现实中的政治的。确实，学术上的真理是不能够为政治所妥协的，这是学者的学术道德。但是，政治却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它需要同其他国家妥协，它需要同它的人民妥协，它需要同自然环境妥协。明明现实管理需要如此多的妥协，但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却想用学术理论来避免这些妥协。这其中的悖论就引发了巴西利亚的结局。固然管理者需要学习新知识来保持自己的优越性，他需要前人的理论支持来维护决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需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分析他们的需求来作出相对应的政策保障。他也需要发挥他的优越性，用创新的思维感召更多百姓们的自由思想，从而迸发出新奇的灵感，以维护一个具有活力的社会。

　　随着巴西利亚里街道的消亡、广场的消失，城市人民也逐渐搬离了巴西利亚中心城区。这不是一场集体的游行抗议，这似乎是一种无声的批判。巴西人用“巴西里特”来嘲弄巴西利亚的生活，这里的生活和这里的建筑一样，重复和同一、有序和单调。从外面看来看似一切都是理性和清楚的，但在里面的人才知道相同的街道让人多么不知所措。居民们找不到合适的标志物引导他们去工作的地方；孩子们在白日里不敢疯狂地奔跑因为跑远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这引发了第三个悖论，即清晰和混乱的冲突。规划者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极为清晰的城市，街道和道路都是平行的，每个人的生活都被规定好了线路，比如去哪里上班，去哪里采购。但是普通人的思想却是极为混乱而复杂的，他或许上一秒想去咖啡馆见朋友，下一秒又突然想起自己要去采购些什么，普通人的生活偶然性的成分往往更多一些。规划者们想要通过既定的城市设计限制住人们的偶然性，这显然是一个再荒诞不过的想法了。由此，诞生了两个巴西利亚。一个是规划的巴西利亚，安静、有序、冷清，另一个是未经规划的巴西利亚，嘈杂、自然、热闹。我认为，这两个巴西利亚不应该用好坏来分辨，毕竟巴西利亚的居住人口早已告诉我们他们更喜欢哪个巴西利亚的生活。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反抗去挽救那些“未来的巴西利亚”？

　　简·雅各布斯或许给了我们一些灵感。她将日常城市社会学应用于城市设计，也就是把规划权交给“微观社会”，由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社会互动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城市秩序。雅各布斯发现这种秩序有时候比法规或是警察来得更有效。雅各布斯的这种“妇女的眼光”看到了人性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复杂性。就如我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简单化和复杂性的冲突，那些高层的掌权者追求的是最终结果——市民社会稳定，但是人们的生活是由一个个混合的短期的目标组成的——上班、做饭、带孩子等等，甚至还会有一些偶发的目标，突发奇想的行为。雅各布斯通过观察街道发现了这一点，既然城市管理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不让市民自己去解决问题呢？这与作者“米提斯”的想法不谋而合。 更可贵的是，雅各布斯还认识到“人类的许多活动（包括工作）是为了追求范围广泛的目标和满足感。”当掌权者发布政策是为了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人们的日常活动往往能得到多样的结果。比如，去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到达公司开始干活，沿路的风景、偶遇的朋友、随处闲聊两句的时光都成为了去工作这个活动的附加产值。城市不同于工厂，城市不会淘汰任何一个“劣质品”,城市更不会“裁员降薪”。城市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地区，这里欢迎各种多样性，这里允许一切的创造。

　　同样在巴西利亚所在的国家巴西，里约热内卢在2019年被称为“作假的天堂”，城市的一边正紧锣密鼓地筹办着奥运盛事，而在巨大的耶和华石像阴影下藏着无数贫民窟里苟活的人们。在媒体曝光巴西政府的“无人性”的行径后，巴西政府开始真正落实治理贫民窟的行动，要知道，贫民窟作为巴西的社会难题一再被搁置，因为贫民窟问题太复杂、太难有成效、太不现代化。但是，这难道不就是社会的真实模样么？正如自然最本初的样子，自然中有既没有最完美的果实，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垃圾，或许有一些长得歪瓜裂枣，但总有一天它会找到归处。人类社会亦是如此。在农业社会时，农民会珍惜每一个秋收的果实，品相可观的会被卖到市场上去，品相稍次的则会在村庄里互相交换，有一些长得不够大的则会被农民自己吃掉，而还有一些实在难以下口的会回到农田里去，成为明年庄稼地里的肥料。人们曾经是那么的接受“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以来，人们不断地追求理性化，追求工业化生产的效率。没错，我们要肯定工业化带给我们累累硕果的同时，也要看到去人性化生产的可怕。我们的观念慢慢地容不下“不同”，我们将对于产品的规范性夸张地运用到人的管理中去，我们将人类分为“优等品”和“劣等品”，早早忽视了人的多样，抛弃了思想的无穷。好在我们还是能从历史中找到一点星光。以色列历史社会学家施罗默·桑德用学术考证犹太民族的合法性，挑战自己国家的合法性本应该被国家抛弃，但是他的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却在以色列本地成为畅销书，引来社会的种种反思。他看似是一位“异端分子”，却被社会接受，这不是规范的成果，而是要归功于人们思想的包容。乔治·奥威尔也在《1984》中写道“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阶级身上。”在《1984》书中的那个社会里，无产阶级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也表示着他们是唯一拥有“自由”的人。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伴侣，自由地选择工作环境，自由地选择发出声音。那样，社会里的各种声音就可以被广泛地听见，正确或错误是人的自由判断，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愿意接纳各种人群、各种声音、各种可能性。我本人至少是怀有着乐观的信念的，我相信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多样的世界，而不仅仅满足于一个“看上去”美丽的世界。

　　作者告诉了我们极端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诞生，利用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让我们看到了极端现代主义的后果，所幸他没有一直保持悲观的态度。在全书的最后，他提出了“米提斯”的概念，让我们看到了改善现代掌权者荒诞自信的可能性。米提斯包括了在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简单的来说，米提斯就是民间智慧、隐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对的则是“实际知识”，或者说对社会有用的、极易见到成效的知识，比如5G技术、区块链技术等等。所谓的米提斯或许看上去不是那么的有“大智慧”，但它也一样是人类智慧之一。很多时候，米提斯能发挥的效用超出了创造米提斯的人本身可以预想到的效果。这又让我联想到伦纳德·里德的《铅笔的故事》，民间智慧的力量让几万支铅笔同时生产出来，民间智慧的力量让如今的邮件不再需要几十天才能收到，民间智慧的力量让生活更加便捷而不只是拘泥于条规。

　　总的来说，《国家的视角》通过分析那些试图让人类生活变好的项目来阐述两个概念，极端现代主义和米提斯。这两者我在前文都有详细阐述。此外，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当今社会管理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一些难解之谜。

　　一是宏观项目和微观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我提到的简单化和复杂性的悖论。国家事务管理很难逃脱“一刀切”的模式，如果每一个政策都因人而异，那这也就失去了社会管理的意义所在。但是如雅各布斯所预想的那样交给街道去自我管理呢？我们也很难把控人类的无穷欲望。这两者之间的协调的“度”究竟在哪里，这是围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宏观项目的设计，韦伯提出《科层制》进行制度化管理；为了关注微观现实中人们的自由思想，伦纳德·里德提出要借鉴《铅笔的故事》。我以为，有时候学术理论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学者坚定自己相信的真理，并为其寻找依据来捍卫它。但是，现实中的管理却是有进步和倒退之分的，管理者始终不能忘记，人本是公共管理永恒不变的真理。

　　二是最终目标和过程目标的问题，也就是清晰和混乱的悖论。国家的大政方针通常都是有一个宏观目标的，也就是最终要实现的状态。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在不同国家有不一样的体现。有的国家采用“一步迈进”的策略，就比如法国最近试图推出的退休改革，一下子引来了社会各年龄层的反对。一步迈进固然可以更快速地实现最终目标，但我们也不可以忽视这样政策带来的社会后果。法国这一退休改革不仅仅影响着快要接近退休年龄的中老年人，也关乎在工作岗位上的工薪阶层。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完成最终目标而颁布的政策注定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国家的公共管理必须要关注过程目标的重要性，也就是林德布洛姆强调的“竭力应付的科学”——渐进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会说“做事要留有余地”。公共政策亦是如此，我们要给予政策一定回旋的余地。人无完人，政策也很难一步就精准到位，渐进式的修正是解决公共管理低效的重要方式。

　　作为行政管理专业上的初学者，我感受到了这个专业所承担的巨大压力，我们将要学习的是无数学者在不同国家社会管理下总结出的的经验和规律，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复杂的人性和充满悖论的社会，我们将要试图解决的是可能没有正确答案的题目，并对其不断修正不断试图向着进步的方向改进。书籍给我带来的是知识的启发，给我指明了这条专业的大体方向，但同时这些书籍也给我留下了更多的疑问，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去探索那些无解的难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第一次写这么长的读书笔记，其中多少有一些废话。不过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总是有一些极端，正如极端现代主义一样，无政府主义则是另一种极端。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读这种学术大作，有些翻译的语句读来有些晦涩。整体上这本书大多用例子来表述观点，还是很明晰的。至于寻找极端的中间值，就是留给现代人迟迟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或许，社会科学本身就不是寻找答案的过程，而是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