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猫狂欢》是一本由(美) 罗伯特·达恩顿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页数：3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屠猫狂欢》精选点评：

　　●虐猫狂人法国高卢鸡

　　●我的文化史入门书

　　●改弦更张

　　●难道翻译者认为的“文学趣味”就是加入拗口的成语和令人费解的诗句吗?说实话，商务印书馆的这套丛书，别的不了解，历史类的译作十有八九很伤脑壳，不适合普通阅读。 而且屠猫狂欢也只是其中的一篇论文，有点失望。不过也没怎么仔细看，因为文字味同嚼蜡。

　　●好书。这本书写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六十年的事。探讨的是十八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生活，阶层多方面旁征博引，比较分析。第一章讲的是饥荒的常态与农民的自救，信息很多，需要多读几遍。第二章讲的是雇佣关系和作坊生活，有趣。第三章讲的是经济发展后寻求政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形成前的探讨。第四章讲的是舆论控制和文人生存，有趣也无奈。第五章讲的是哲学角度的认知和分类，折页导图详细。第六章讲的是启蒙思想家在读者中的爱戴和崇拜，没看到重点。读完记得两个词旧制度与加工过的格林童话。

　　●罗伯特达恩顿运用史料颇具匠心：暗黑系童话、无法理解的仪式、描述城市的奇文、警探对文化届审查的报告、哲学书籍的序言、商人的订购的书单，以上这些看似零碎的史料中，罗伯特尝试剖析农民、技工、资产阶级、官僚、哲人等不同群体的思考方式。这样的思想史多有趣啊

　　●总体而言，好看。尤其喜欢翻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读吕叔湘先生译《文明与野蛮》。

　　●“印刷工人晓得怎么笑，那是他们唯一的专长。”

　　●最近的书都不能完全看懂 法国18世纪文化的各个横切面 感觉阶级的形成果然是一层一层的

　　●内容有趣，大理论和小细节结合的典型。总体而言，新文化史的窍门也许在于如何创造性地统合材料，并将其填充进一个合理又不呆板的理论框架。在史料的运用上，可重复利用率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单一问题上深入挖掘的空间相必也是仅限于此了。

　　《屠猫狂欢》读后感(一)：屠猫狂欢——并非一个抓人眼球的噱头

　　期待了许久，图书馆终于进了达恩顿的《屠猫》，读罢此书受益良多，遂写些许言语。 如果要说本书的题目的话，“法国文化史钩沉”显然才应该是概括性的主要内容。什么是“钩沉“？这其实就是本书独特构造或写作思路的最恰当概括。作者仿如将锚或者钩沉入十八世纪的法国之海的最底层，而慢慢将其拉上，每一层都获得了什么。民间故事是最底层农民的态度，屠猫狂欢是次之的城市工人的行动，蒙彼利埃的仪式和阶层的交融显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警察的记录展示了文人们的活动和状况，《百科全书》展示了狄德罗和达朗伯特这些学界精英的认识论，而最顶层，是卢梭和他的读者们的双向互动。这防如金字塔，所选材料虽看似毫不干系却层层严密，展示了完整的十八世纪法国的文化生态。层次如此之多，”屠猫狂欢“既不是最底层也不是最高层，为何偏偏是他成为了主标题？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吸引读者的计谋，也是本书可读性和趣味性的展示，但更为重要的是，”因屠猫而开心的印刷厂工人“是离我们最远的人群，正如作者所言只有离我们最远的最不能理解的现象，才是我们撕开那个时代面纱的切入口，所以“屠猫狂欢”才是最典型，最能代表那个时代个性，最能代表本书个性的一层，其重要性便在于此。另一方面，工人们的这一层是一个关节，他们识字却好像不怎么会思想，他们不同于似乎整日愁于生计的农民，也不同于悠哉游哉的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他们随时可能失业陷入贫困，却日日接触着资本家和哲人们的书籍，所以他们是打通文化层的关节和关键。所以“屠猫狂欢”的地位便彰显了。 安克斯密特曾说：新文化史家的工作就是捡起历史之树上一片片被风吹掉的落叶。（和原话有出入，意思大致一致）这形象的显露了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的特点。达恩顿以文化史为目标，以心态史为切入点，以文化人类学和文学批评为工具，虽从小事入手，但却已展示十八世纪法国文化的比较全面的景观，可谓以小见大的典型。 作为对新实证主义的反动，海登怀特所开启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已有诸多成果。不同于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那基于大量档案和田野调查的合理想象，《屠猫》中海登怀特的比喻学显示的更明显，史料的范围不局限于档案，对史料的分析基于一种象征/隐喻的角度，而从史料中得到的的不是内容，而是精神特质，而这成为心态史研究的路径，合理且合适。 《屠猫》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像是一部文学作品，或许会开辟历史学成为显学的路径，增加学术圈和民众的互动，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影响力。如公共史学派一样，也是对历史学实际发展的一种尝试。有探索必定会引来质疑，《屠猫》也不例外，作者在结语中也提到。但是，我相信，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或许还有，但历史学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历史也会越来越有魅力。

　　补充：（福柯谱系学方法的名文）...福柯在那儿说，历史学家不应以解释过去为目标，也就是说，他不应该试图将不可领会的东西变得可以领会，而恰恰要去做相反的事情；他应该表明，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过去当中辨认出自己的地方，那常常是投射的作用，而过去比之我们所想过的要更为陌生。历史学家必须要将恰恰是对我们而言似乎非常熟悉而不成问题的过去那些方面中陌生而异己的东西展现出来。（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我想这正是“屠猫”的价值所在。

　　《屠猫狂欢》读后感(二)：我们应如何理解过去——读《屠猫狂欢》

　　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的《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被认为是新文化史学的典范之作。按作者的说法，本书隶属“心态史”领域，即“以人类学家研究异种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

　　按我的理解，在历史学研究中引入人类学方法的意义在于，人类学研究更多依赖于自在的无意识的“客观”物件或记叙，而非有意识的历史书写。史学研究，无论其如何标榜客观性，都是一种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追忆，而人类学则没有这种历史感，它将它的研究对象——部落、族群、乃至民族、文化——看做一个标本，对它进行即时的解剖与描述。如果我们对历史中某个时期的某种文化做人类学式的解剖，不带先入为主偏见地调查彼时人们留下的自在的记录与诉说，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与所思所感，这种方式一定会比单纯地将那个文化放入我们构建的历史叙事脉络中理解来得“深刻”，更符合历史学的追求。这正是《屠猫狂欢》一书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化所抱有的野心。

　　一旦暂时放弃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试图理解前人的精神世界，我们立即会陷入陌生感中。《屠猫狂欢》向现代读者展示了旧制度法国社会各类人群的“心态”——其中既包括他们世界的内容，也包括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小红帽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与小红帽最后化险为夷的美好结局不同，在十八世纪法国农家围炉夜话所讲的故事版本中，小女孩最后没于狼口，以此警示：和狼保持距离。我们现在读到的故事已经过流传与编纂，使我们远离了它的历史情境。而这则故事的早期版本，与其他众多流行于早期现代欧洲农村的民间故事一道，间接反映了农民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考察同一故事题材在不同国家的变异，我们还可以读出——虽然作者不完全赞成这种简单归类——英国的乐观主义，德国的神话幻想，以及法国的乡土气。结合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被贫穷和饥饿所迫的法国农民群体，以及他们充斥着狡猾与“骗徒主义”的精神世界。

　　圣塞佛伦街上的印刷所工人为了发泄对师傅的不满，策划了一次屠猫行动，将包括被那位“资产阶级”所宠爱的小灰在内的群猫一网打尽，还举行了行刑兼狂欢的仪式，并在之后的生活中不断模拟重演。现代读者已很难理解工人们屠猫的笑点，而正在此处，我们发现了自身与前现代欧洲工人的心理距离。通过理解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对立状况、分析猫在文化习俗中的象征含义，我们才能大致把握他们行为的意义所在。

　　提起十八世纪的法国，我们脑中首先浮现的应该不会是农民或工人，而是“启蒙运动”，文坛欣欣向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尽管这个词还并未造出。同时代的一位警探对文坛群像做了详细的描绘，在他的记录里，启蒙哲人们并未展现出如我们后世所仰望的、由其思想光辉所映照的伟岸身影，而是被限制在一种描写家族关系、徇情营私、‘保护伞’网络、暧昧关系和对政府的危害的叙述结构之中。在这里我们也许需要将自身全部浸入旧制度的社会环境中，来理解这位警探话语的含义，反过来也通过他描述文坛的方式，来理解旧制度社会的心态。

　　《屠猫狂欢》的其他章节还分别展示了一个资产阶级看待他所在城市的阶层的方式，狄德罗和达朗伯编纂《百科全书》的考虑，以及卢梭带来的阅读方式的变革。展现于我们眼前的过去构成了一种全然异质的文化体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类学方法的必要性。当然，看到这样异质的过去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学方法的必然结果。然而，历史学毕竟有它的独特之处，我们可以人类学式“内蕴”地（借助一个几何学用语）考察某个历史截面，但却无法忽略它内中包含着的变化的动因，这必然要求与它的过往、它的将来结合作整体理解，此处所需要的，正是那种外在的、带有历史感的达观。虽然它常常沾染着当代的自负，但我认为，这是历史学对于现代我们自身具有意义之所在。囿于时代的人们往往缺乏这种历史的眼光。《屠猫狂欢》中，那位记录文坛的警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学欣赏能力，但他却无法意识到那些文字中包含的力量，而我们像戏剧的观众一样心知肚明：一场巨大的时代变革已在酝酿之中。

　　《屠猫狂欢》读后感(三)：《屠猫狂欢》——新文化史的又一道菜

　　不得不承认，新文化史的著作总是会把名字起得异常吸引人——《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制造路易十四》、《华盛顿的假牙》等等。但相对于如此吸引大众的书名来说，读到此书的内容，大众读者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失落吧。毕竟，无论是史料的采摘，还是论述的思路与方式，这些书都谈不上是历史的“叙述”，更多的笔触还是行走在“分析”上。这对于想以历史作为生活谈资的边角料的公众来说，可不是什么期待的成果。

　　但是从象牙塔史学的角度来看，该书的论述却给人以窃喜之感——它让我们不禁想到：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研究。同样的问题意识，同样的文本材料，传统政治史家认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后现代史家总是会跳出来说“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即使如此，后现代史家所指给我们的道路，我们往往是能避免则避免——其取法实在危险。新文化史家在自己的地盘上，扯藤攀岩，健步如飞——这对于惯走坦途的传统史家来说，只能望而兴叹。

　　《屠猫狂欢》这书，六章内容，主要的尝试便是分别探究17、18世纪的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哲人以及普通读者的心灵世界。如其在《导言》中所说“本书探讨十八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

　　其实每一章的分析都称得上精彩，故不针对具体的内容，仅就方法论的角度，浅谈两点体会。第一，是材料的选择。材料是史学研究的立身之本，但搜罗到恰当准确的史料往往要看运气，没有材料的分析都是“空对空”的想当然，海滩楼阁，易起易塌。所以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会看到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或许期望能够设身处地，深入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想法。多亏另一份文本，机会来了”，还有“有一份文件......带来了希望，使我们有门径可以寻线追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在巴黎以外的法国地区过着寻常生活的普通资产阶级的阅读经验”等等。在对这些稀有材料进行解读之前，作者未雨绸缪地划清了自己所要解读的界限——“首先我得声明，无从判定这份文件是否足以代表旧制度之下的法国人”，这种做法异常安全，就好像把火的燃烧限定自事先圈定的防火罩内。

　　第二，面对人人可见的材料，另辟蹊径的解读也是新文化家的法宝。在诠释文本的工作方面，心理分析当然是看似最为合理的一条路径。但这一方面要考虑到“文本变异”所带来的种种困惑，另一反面还要避免陷入“过度解读”的陷阱之中。因此，当作者在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他总是希望“曲径通幽”。例如，面对孔塔所讲述的关于“屠猫狂欢”的故事，作者说“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忠实反映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桩事件的孔塔版本，我们从中读到他讲故事的用心所在”，换句话说，新文化史家关注的是“另类的真实”。再譬如说，当他要了解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阅读体验时，他首先考察了朗松所阅读的书籍种类，这也许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但是当他再往前走一步的时候，想要了解他是如何阅读的时候，便遇到了暂时难以跨越的障碍——所以他转向考察十八世纪的人是如何“看书”的，考察作为物质实体的“书籍”，包括版式、装帧等等；进而再了解十八世纪的学校所教导的和十八世纪的教科书所描写的阅读；卢梭心目中的理想读者的形象......一步步导入作者所希望的获得或者说作者所能获得的极度的信息。

　　可以说，本书自始至终遵循着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只要我们能够正确掌握社会背景，文化的内容自然而言浮现出来。我们建构我们的工作所采用的方式暗示了文化系统源自社会体系”。这样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于传统的政治史学，也有莫大的借鉴意义吧。

　　《屠猫狂欢》读后感(四)：研究手法略窥

　　后现代的作品担心什么，对此，在序言中作者便直言道，他与其前辈所担心的并非是一本书叙述的完整性，而担心的是他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撑使人信服的诠释”。（p4）

　　然而，即使忽视这种标题党的题目，整本书将核心的脚注置于全书结尾，这不禁让我一个初读新文化史的人质疑，新文化史的书写是否就将受众定位为一般性的以追求阅读快感的非专业读者。因为至少在一个历史学专业学生看来，脚注是支持每句诠释论述合理性的关键部分，但该书将其置于末尾，而且不加翻译，我自然无暇仔细辨别每条脚注的内容究竟是取自十八世纪的史料，抑或是一篇短篇论文。换言之，其本身支撑诠释的证据就已经让我怀疑了。

　　从序言开始，作者似乎注重于“诠释”这个字眼。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本质“都是在进行诠释。历史无非是要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人类所处的情境。”（p4）这话颇有昆廷·斯金纳历史语境学的气魄。而且如果参考导言，作者也在强调，他所欲区别的正是那种“追踪形式上的思想从一个哲学家到另一个哲学家的承传关系”，而志在于“试图揭露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他们的宇宙观，阐明他们在心智上如何组织现实，并且表现在行为上。”（p7）这则更清晰的将其与剑桥学派的志趣归为同道。而从手法上，他们也解释自己“由小见大”的可行性，其核心的论点便在于无论是做学问的还是种田的，“都是在文化的束缚下从事活动”、“全都共享同样的口语成规”（p11）如果我们研究思想史的同仁熟悉施莱尔·马赫，更不难想到他训诫之一便是：“ 每一话语的进展是由他的环境所决定的，所以每一讲话者只有通过他的民族性和他的时代才是可理解的。”作者不恰与此吻合。

　　基于这种理念，作者对小红帽的故事进行分析，其所追述的便是格林童话本的史源。从而逆推发现故事渊源是：

　　格林兄弟——格林在卡塞尔的邻居珍尼特——路易十四迫害时逃自法国的胡格诺家族的珍尼特的母亲——17世纪末年巴黎的查理·佩罗经润饰给宫廷雅士写的书上——一般民众的口述传统

　　借由这种史源学追溯，作者批判精神分析学家完全对于性与虐恋之类的引申，纯属是过度阐释。因为这种源于民间的传统，没有必要采取隐晦的方式流传。农夫的禁忌并不需要使用密码。（这不由得使我想到近几年对西游记过度诠释的作品，我们不由得质疑一种来自民间说书者的临场发挥的故事究竟有没有可能隐藏这么多的信息。）借由这一讨论，作者切入到德法口传文本风格差异这一话题。

　　相比于传统史学讲求从《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中取小说或诗词来证史，新文化史的做法倒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作者通过直接采纳已有的十八世纪法国底层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认为很多故事都含有着当时社会的形态。譬如故事大都与邪恶后母主题有关，这是因为旧制度人口统计表明后母在乡村的广泛存在；比如故事中营养不良和父母的疏忽分不开；比如故事中愿望通常以食物的形态出现；比如故事中奢侈品通常是肉，比如莽约翰故事中反应了法国尚未建立有效的警力，村庄荒郊野地常有土匪和狼等生活场景。

　　而在说故事环节，农民往往会赋予性格层面的变异，添加本土风或减少异地味。比如法国会用滑头滑脑取代德国故事的虔敬主义。又比如由于黑死病的原因，很多故事放弃善恶教化，却透露出灾难不可思议、冷酷无情的特征，而不是十八世纪完满的结局。正如有一半的小红帽最终就是死于狼腹一样。

　　在第二章作者则讨论了孔塔叙述的屠猫的一个口述档案。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口述文本，作者即使认为其“真实性不可能有怀疑的余地”，但却又说读者应注意事件叙事者的用心所在，应该去理解其叙事时曾预设听故事人的反应。与分析法国故事先叙述法国社会史一样，作者同样先讨论了十七世纪下半夜印刷行业的行业运行规则。进行分析作者选取的史料大约有公司的档案、薪资账册、劳工介绍所和雇主往来的信件。关于虐猫行为，作者进一步溯源狂环节的传统。通过对比两种仪式的环节，作者发现虐猫行为从一开始就点明了法术的主题，虐猫也即使破解巫术的经典手法：使主事者残废。工人采取却是审判的方式对付资产阶级，审判并吊死猫是一个暗喻。

　　当然，我并没有完整读完这本书。其中大部分故事因为文化的原因并不能引起阅读的兴趣，除非是我刻意想去了解其纂述的手法，换言之，如果新文化史的本意是转换传统史学的阅读受众，我想是至少对我而言是失败的。因为我无意去了解十八世纪某个遥远城市的仪式形态或者某个警探的档案。而仅就虐猫和小红帽两个案例而言，似乎在一开始我已经预估到结论，所以也并没有引起我更大的兴致。要说收获，还是有一点的，比如在结语中，作者认为应该了解一个文本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比如了解一个民间故事版本的流变，（当然，这里的版本并不接近中国古典的版本学，而是指涉史源学）并强调研究者应注意某一文本所呈现的异己性质。这不由得使我想起谷中信一思想史中对庄子故事见载于不同秦汉文献的分析，似乎他注重于通过细微的修改处分析修改的意图。这么说，所谓的文化史似乎倒接近思想史了。

　　作者：王晨光 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

　　《屠猫狂欢》读后感(五)：“我们不曾见过纯粹的惯用语”

　　断断续续读毕，精读前言、结语及一、二、五、六章（其中五、六章颇有收获），笔记达恩顿文化史观（已成陈词滥调的东西我还是整理不好:）

　　罗伯特达恩顿坦言，写作此书是为了“展现人类史学的可行之处，而非说明该怎样写作。”即进行一次将文化史“人类学化”的书写尝试。

　　一、文化史

　　对象：文化史（心态史）是研究普通人心态世界的历史。

　　性质：文化史研究不能以政治外交史的标准来衡量，因为世界观是无法被“证明”的，史家的任务乃是竭力去勾勒其大致轮廓。

　　证据：同样区别于政治外交史，其面临最大的难题即是缺乏材料——可靠的证据与具有代表性的记录。

　　二、社会史与文化史

　　达恩顿认为当代文化史研究过于侧重计量方法及与社会史的勾连（“通常被大而化之地成为：年鉴学派”），但这种倾向已逐渐显露出源于本质性错误的颓势，按照与社会史（一则易导致“刺激—反应”的简单模型，二则其误差之大有目共睹）关联的方法是走不通的。

拉布鲁斯“一切来自曲线”的作品代表了法国历史编纂学在“方法论述”上的极致，可是他的作品曲解了文化现象。有别于经济学的物价级数、人口学的动态统计以及社会史的职业类别，文化客体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而是他所研究的人们制造的。他们自行传递意义，需要有人加以解读而不是计算。——心态史研究过于仰赖文化的数值，而低估社会交流的象征要素。

　　三、人类学化的文化史

　　达恩顿（如所有深受语言学影响的学者一样）相信，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将开辟一种的新范式。

　　人类学：人类学“基于这样的假定：象征是共享的......就像我们的语言”，通过“按当地人的观点看事情，试着了解当地人的寄意所在，寻找意义的社会方向”。

　　人类学化的文化史：比起“计算”，达恩顿强调“诠释”的重要性，即“历史无非是要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人类所处的情景”，文化史更是与异己性陌生心灵之间的碰撞，释史正如阅读以猜测表意。人是不仅是活在社会中的，更是活在语言（以及相应的文化，一个更大的结构）之中。史家通过不仅寄寓在社会、更是在文化之中的文本（比如农民故事书、遗嘱等等），解读不仅生活在社会中、更是在文化中的人——“重组......解体的象征世界”，而通过对这套象征体系的破译，还原各地的文化模式。

每一个语词都在表达一个陌生的意识，试图梳理一个如今已不存在的世界。要穿透那个意识，我们有必要对于描述的模式比对于描述的对象付出更大的专注......我们的工作不是要揭示蒙彼利埃在1768年是什么模样，而是要了解我们的观察家是如何观察蒙彼利埃。

　　四、书写实践

　　新文化史方法：解读文本，还原象征、话语体系，以还原其中的世界观

　　新文化史证据：文本

　　达恩顿选择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作为书写对象，并言重要的不是“完整的呈现”，而是“严谨的程度”，即试图自证这种写作方法的可行性与可靠性。他以整体为背景的模式下，再进行个案研究，由下往上，探究不同社会团体的观念：

　　民间故事—农民；屠猫传统—工人；城市描写—资产阶级；警方调查记录—文人；《百科全书》—知识分子；卢梭文本、卢梭读者反馈—卢梭及其读者

　　五、总结

　　达恩顿同样坦言：“我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两方面的难题。”

　　达恩顿尤其自愧：“我如何知道我选取的材料是整个文化的重点而不是边缘的回声？”以至“把六个章节当作随笔来写的——探测观念并试验文化诠释的不同方向。”

　　读毕全书来看，确如开篇达恩顿所说无法做“全面的法兰西”，一源于文化史自身研究对象的特殊，二则是其取材与“解读”本身的可疑。

我只能证明来回穿梭于文本与文义格局之间的重要性，反其道而行之，先奠定惯用语法，然后解释个别的措辞，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不曾见过纯粹的惯用语。

　　同时，象征具有多重意义，难以简化丰厚的意蕴。

　　当然对于文化史，我从不质疑它确能捕捉到某个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过的短暂侧影，换个角度来说，哪怕解读是可疑的，却也能构成当代的边角料——结构主义的“滥觞”。由于史学知识匮乏，此处不敢多谈。

　　我的疑惑主要是：背离王侯将相的年表与大事记走向普通人的视野转移自然极具意义，但“被记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特殊”，且不论其代表性，这种“价值”的区分又是否一种新的权力建构（以及，以史为现世之用的说法里，被巨浪淹没的“普通人”便彻底失声，彻底无价值，彻底无意义，实在过于残酷。）

　　六、题外话

　　不知不觉写到1点半，看拜仁vs美因茨。

　　自叹从小教育而来的学习陋习：总是简单地将结论拿来，将论证过程彻底丢去。

　　感谢上学期的历史课，我第一次感受到历史学的魅力（仍是门外汉），并深刻反省我原本对历史的冷漠之下或有一定程度相关可怕的自我主义。感谢我的有志于历史的朋友，他们拥有如此热烈的对于人世与人类的爱，对异己的好奇与包容，同时当他们欲发声时，比起某些自恋自大自我中心而不自知、操纵语言以操纵意识形态者更多了一分珍贵的审慎：

他知道历史学家不计险阻深入过去的地带时，他们希望接触已经消逝的人类。无论他们有什么专业锦囊，他们必须循迹追踪，并且仰赖他们的嗅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