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卷》是一本由王宇根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万卷》精选点评：

　　●很有启发，但囿于体例和转译，文风很艰涩，很多话读起来觉得生硬奇怪，虽然要说的意思不过平平。绪论极其好，对文学史的思考到位。全书讨论的问题也很巧，且不是很大：思想，或者说文学，与印刷、传媒（这在晚清民国一段的相关研究更多更充分）等物质生产文化之间的渗透、纠缠，这种具体语境里互动展开的过程和影响是怎么样的。因为更多讨论黄庭坚的诗学，故对北宋其时的社会状况涉及不多，引证材料也是以诗集为主，读来有点隔。第四章对读书活动予以一种仪式化的观察与描述，有趣，或许是一种人类学表演理论的影响。对某些诗的具体解读有意思，很引人思考，发现之前未曾注意的细节。各章节标题很熨帖，既提纲挈领，又能引起恰当微妙的联想，确实非熟读黄山谷诗者不能为也。王是M老师的“师姐夫”，是乐黛云、宇文所安的学生，呵呵。

　　●手术后病房里看完，其实还可以，但是学术敏感多稍欠，漏过了不少可发挥的点

　　●看来以前对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误解很深额，呵呵。

　　●感谢兔老师借我这些珍贵的学术著作，12月借得三本书终于可以还回去了。其实这本读起来还蛮费劲，不太理解各章节间的逻辑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北宋时人们的阅读生活与精神世界，黄庭坚对经典的阐释还是挺出人意表。这本书的作者王宇根教授是兔叔在UO的指导老师，必须五星支持！！#2019_08#

　　●就是这个喽？

　　●之前讀過英文原版了，再讀一遍中文版吧。向在UO的導師致敬～#2019緩緩讀#019

　　●不好。

　　●绪论还行，正文真是东拉西扯，花里胡哨，不知所云。山谷《戏呈孔毅父》的颔联明明很好理解，非要抓着个“露珠”扯些有的没的，是在考验读者的耐心吗？两星给选题，生气！

　　●海外之文，标新立异，于诗学创一华丽之路径，然其文也碎，其思也碎，初读不忍释卷，再读尤觉所缺，失之于悬空。

　　●看导言即可。二、三章写得较好，提示处颇多。

　　《万卷》读后感(一)：三联版书名使人愁

　　《万卷》一书的副标题是“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参照英文原版，书名为“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则三联版书名大成问题。

　　首先，“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对于中文语境，实在难于理解。“诗”可以阅读和写作，“诗学”的阅读与写作如何可能呢？提要中说，“（黄庭坚）诗学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是试图找到一种新的阅读和写作方法”。“诗学实践”和“方法”均很要紧。

　　理解有障碍的地方，往往隐藏着错误。英文书名的直译，大概是“万卷：阅读与写作在黄庭坚诗学中和在北宋晚期”。“诗学”的定语，应该是“黄庭坚诗学”，而非“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次序的颠倒，含义大不相同。“北宋晚期诗学”，书中讨论过吗？

　　确实，此书英文书名如何妥当地翻译过来，值得琢磨。如何能概括准确又避免过长，并不容易。这里试译为——“万卷：黄庭坚诗学及其时代的读书与写作”。

　　不用“阅读”对应“Reading”，是因为“读书”一词对于古人而言更为确切。“读万卷书”也扣合了本书正题的意旨。相信书名还会有更好的译法！诸君教我。

　　《万卷》读后感(二)：从中国诗学的转变看唐宋转型

　　内藤湖南以西方历史比附中国历史，提出以宋代为中国中世、近世分水岭的观点。这样一个抽象的观念必须放回历史事件中审视，才能形象立体，而王宇根的《万卷》实际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视角。

　　在进行论述之前，必须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是一个流，不存突变。

　　王宇根以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为切入点，前三章按照模型的建立、方法和程序的重要性、作者能力和写作技巧的磨砺和滋养的顺序，展示了在北宋晚期印刷术推广的大背景下，诗人们对于诗歌理论的创新——抬高杜甫的地位，作为青年诗人的学习对象；诗的来源是前人各种作品，所以诗人精读泛读结合后方有作诗基础；反对对于“法”的蔑视，强调诗人成长过程中的反复历练。换句话说，对于从《诗大序》“诗言志”、《诗品》“直寻”、《文心雕龙》“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以来的，强调与外物感应同时、当场的作诗方法的中世文学理论，经过黄庭坚为首的诗人群体的反动，成为了我们目前依然浸润其中的主流古典诗歌理论——一个创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好的读者。

　　这个转变的最大动因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其原因要返回物质生活——印刷术的发明与广泛运用。随着大量文本的印刷出版，带来了以下现象：一、书籍成本的下降，二、原本意识的出现（对于从手抄本继承而来的大量异文的焦虑），三、对于诗文源流的兴趣（“无一字无来历”说的基础，便是大量稳定的文本同时存在），四、传媒的出现……

　　《万卷》读后感(三)：读书破万卷：从豪言到圭臬

　　【媒体用稿，请勿转载】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在21世纪的今天，杜甫这联名句早已妇孺皆知，并被人们当成教育孩童“多读书才能写好作文”的要诀（并且是那种被说得最多、但被践行得最少的要诀）。但是实际上在杜甫的时代，由于印刷技术和成本的限制，坐拥万卷书城恐怕是帝王们才能享有的特权，大部分人只能依靠手抄本来进行阅读学习和维系某些典籍的传承，所谓“万卷”，只不过是杜甫又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辞而已。而进入北宋时期，印刷技术的发展改良使得阅读不再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万卷书城也变得不再是遥不可及，印刷文化的兴起直接改变了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也对北宋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无疑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的王宇根副教授于2019年出版的《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就试图从北宋急剧繁荣的印刷文化和黄庭坚坚定并且独特的诗学理念入手，来解答江西诗派诗学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和隐喻：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斧柯、雾豹。在王宇根看来，北宋时期印刷文化的骤然发达，使得人们获得书籍的门槛极大降低，很多士大夫家庭拥有藏书的数量激增；而黄庭坚等北宋晚期诗人认为，如果想要有法可循地提高自身的文学创作水准，对古人作品的大量阅读就成为了必经之途；而印刷出版的兴起正给这种诗学取向提供了生存和可资实现的土壤——“读书破万卷”再也不是书生的一时豪言，而成为通往诗人之路上的圭臬。

　　尤其是黄庭坚所推崇的“读书破万卷”的杜甫，更是在北宋被经典化、神圣化，一举确立了其诗圣的地位，“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愈）”，从伪王注、伪苏注，到赵次公注本、黄鹤本、九家集注、集千家注——名目繁多的注疏本也让杜诗的忠实信徒黄庭坚笃信，杜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无一字无来处”，而这也正是基于“读书破万卷”之上，一个新诗人若是想在作诗上有所成就，就必须要熟读古人经典，然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作为学术殿堂中研究传统最为深厚的文学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一度遭遇到某种学术研究上的瓶颈，研究对象日趋微末细琐，研究的广度难以拓展；而彼时肇兴的文化研究彻底将学者们的思路打开，文化研究更多地考量研究对象所身处的社会语境和文化环境，文学研究的范式被极大的拓宽和更新，而物质文化（如印刷术、手抄本）也是以比较文学为学术底色的学者最为擅长的论题，仅就王宇根在哈佛东亚系中，田晓菲、蔡九迪（Judith Zeitlin）、魏爱莲（Ellen Widmer）、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著名学者，倪健的著作《发于言、载于纸：唐代诗歌的制作与流传》（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还获得了2019年的列文森奖，其后更是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有学者甚至撰写了长达75页的书评与其论争。而王宇根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倚重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旨趣和思路，试图通过对黄庭坚诗学思想的外在社会语境和内在诗学逻辑追本溯源。

　　《万卷》同时还从黄庭坚最为倾心的一些文学隐喻（斧柯、雾豹）来探讨黄庭坚眼中“一个诗人的自我修养”，其论证过程非常精彩，但是本书还是有相当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本书虽名为“万卷”，乍看起来是希望从北宋图书印刷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创作，但书中有近乎三章的内容几乎游离于书题，只有几处偶涉“万卷”，而整本书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也显得颇为散漫，作者侧重了黄庭坚诗学中的某些面向，但除了印刷文化能为黄庭坚及其同时代人践行“万卷”的“诗人养成之路”提供外部可能性以外，作者似乎也未能对书籍印刷和流传对黄庭坚诗歌追求（雾豹）之间的联系做出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如此看来，如果书名改为《斧柯、雾豹、读书、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似乎更为妥帖，对于读者来说也更为清晰。

　　其次，本书翻译自作者2019年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的英文著作，但美国学界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术著作出版和博士论文写作的要求与中国大陆有较大区别。对于美国学界来说，中国文学算是外国研究，在写作上更重视核心观点的论述和论证；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多在英语世界中不得不详细解释的前提，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缄默的知识”，所以中文学术著作相对更注重细节和考据。近几年引进出版的学术著作，如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在译介过程中，作者都针对国内读者在论述重点、书写策略和细节讨论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增删和调整。虽然并未一字一句核对《万卷》的中英两版，但从中文版的内容上来看，作者似乎未能在很多细节之处提供更为详实的考据和征引，很多可以引申和发挥的地方，王宇根更为直截和节约地只做了基本的论述，而很多需要补充更多论据和仔细探讨（甚至可以枝蔓性地延展）之处，也被相对简单地几笔代过，所有这些使得本书在某种程度上略显干涩、稍欠“丰腴”。

　　然则《万卷》仍不失为一部极具启发性的著作，一方面它秉承了物质文化研究一脉的学术新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看待北宋晚期文学风尚的全新视角，另一方面它也并未堕入文化研究经常“用力过猛”的陷阱之中，一味追索社会语境与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各种影响。《万卷》对黄庭坚及其同时代诗人诗歌写作过程中自我磨练砥砺的深入探究，极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理解北宋时人们的阅读生活与精神世界，从一个历史剖面上，向我们展示了“万卷”在不同时代模糊但却丰盈的文化内涵。

　　《万卷》读后感(四)：穿透外表，触摸深意——《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读后

　　这本书一共读了两遍。第一次是在中文版刚在国内问世时的2019年，第二次是在去年九月。选择重读，因为这是一本让人印象深刻的学术著作。

　　本书的摘要和绪论传递了很重要的四个信息。一，北宋由于印刷术及书籍产生的繁荣，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二，黄庭坚的诗学是以技法为中心、以阅读为根基的新诗学，其理论和实践核心，是以一种新的阅读和写作方法，对印刷文化进行有效因应，同时延续和发扬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三，十一世纪总体思想文化中有对方法和规范性指导原则的向往。四，近年来有一受到关注的学术思潮是——思想，包括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属时代的特定物质文化状况和现实有着比我们以前所认识到的更为密切的关联。

　　作者观察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很有趣。例如对于为何会关注到黄庭坚诗学前无古人的特殊性，作者说，“把诗歌的源头置于外部物理世界和自然秩序之中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和魅力之关键所在。”这一观点，和钱穆先生谈及文学的起源时所说“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抑或我们传统认为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应有感而发的观念有一脉相承之感，正因如此，《万卷》的作者王宇根先生认为，“然而，这一新的诗学模式对诗人受外物激发而产生心灵感应之后的过程，对诗歌产品是如何产生的，诗人从自然和外界所接受的刺激如何在语言学和诗歌的技术层面上实现为诗的问题，亦即因受外在刺激而产生的难以触摸和难以抓握的内在情志如何转化为具有可感可观的物质形式的诗歌作品的方式、途径、过程和环节，则基本不予关注”，于是一方面，他引入次韵诗这一在黄庭坚时代风行的诗歌体式证明，新事物的出现弱化了诗人和外部物质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关联；另一方面，他提出了黄庭坚诗学中，在外物刺激、自然感发以外，诗歌写作当中包含的意志（信念）、技巧（方法）、努力（勤苦）等其他更为重要的成分。

　　然而，作者虽然始终着眼于把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时代语境之中，但在完成研讨的过程中，他却时刻留意于黄庭坚其人或者说每一个诗人个体的特性和意义。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作者援引潘伯鹰先生的观点认为，作为黄庭坚诗歌特点之一的“写景的真实性”，最终来源于作者人格上自始至终的一贯性，因为黄一生中都是一个忠实于自我内心的人，所以无论他写什么，都是其真实自我的流露。

　　第二，作者认为为黄庭坚赢得名誉的不是其他，是心无旁骛，即对诗歌写作技巧和方法单纯的、执着的、不懈的追求，这是他的人格也是其诗歌的显著特征。

　　第三，“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产生不是源于人生中的快乐，而是源于痛苦和磨难——个人生活的失败，未实现的梦想，贫穷，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失意和经常与之相随的贬谪和流放。”

　　第四，更有意思的是，作者不但通过以上论证强调了个体特性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他甚至直接从黄庭坚那里找出了证据，说明就连黄自己也相信，“一个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其作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至于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黄庭坚的诗学特征，除去摘要中简要的概括性说明以外，作者当然有更为详细和具体的解读。例如第一，方法对写作的至高重要性，以及获得方法的途径——阅读。在黄那里，想要成为一个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读者；第二，通过生活琐事的描写谈论诗歌写作，进而描绘其间的不易。即，写作诗歌并非是灵光一闪的容易事，相反，好句好诗是需要下功夫从个人的智识库当中搜求的。第三，黄庭坚对于经典的阐释总是出人意表，比如管中窥豹的含义在他眼里，焦点从以管窥豹的局限性转向了被窥视对象豹的内含价值，再比如对庖丁解牛等一系列典故，都成了黄庭坚用来支持个人创作理念的生动佐证，这不妨说是潜藏在诗歌作品背后的、思维模式上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当然，所有特征中最显著的，也是这本书力图证明的，仍是黄庭坚对于技法的重视。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作者在提到吕本中这一江西诗派的后劲时，引用了其《夏均父集序》中关于“活法”的一段文字（“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并援引他作认为这是对黄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的调节、修正和进一步发展。然而联想到书中也一再征引到的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之“不烦绳削而自合”语，我想，其实我们是否也能够这样认为：黄对于规矩和方法竭尽全力的遵循，其最终目标何尝不是要超越这些规矩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诗学和以往的诗歌创作观点似乎又是殊途同归的。

　　同样，对于摘要中的另一要点，十一世纪这一时代背景特点，作者也在书中进行了多次不同角度的描述。他认为，黄庭坚的诗歌写作理念表明十一世纪总体文化中有对于人为干预的新兴趣，而黄庭坚和苏轼对于陶渊明诗欣赏的不同理由则显现出这一时代文化中对新东西、新观点和新角度的热烈渴望，至于对杜甫的狂热兴趣则体现了那个时代渴望宏伟和模式指引的思想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如此一轮又一轮对于时代求新求变的论述抛出一个问题，即，十一世纪是否存在一种对于前人已取得不朽成绩的超高度的敏感和自觉？

　　除了上面这个问题，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还提到了以下这个他认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命题：诗歌命运所依赖的，其实是解诗者心中、外加于作品本身之上的一个阐释框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存在有一种极大的主观而不是客观力量在掌控文学作品的命运呢？但是，又如《万卷》一书的结尾部分特别提到的、杜甫诗集在公元1059年的刻印促成其成为最高典范一样，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的又是一种相较而言更为客观的事件对于诗人及其诗歌的影响。然而一个可资对比的案例是，徐铉集早在公元1017年就刻印了，为什么其人其诗却没有在后世造成很大的回响呢？通过以上三个面向的讨论我们可以归结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文学作品在一个甚至很多时期的受关注程度？更进一步而言，在从沉寂到热烈又或者复归沉寂、热烈的受容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个或一些人、一件或多件事，甚至一种或者很多种大的社会环境，在对前述这一曲折过程不断进行着建构？毫无疑问的是，具体到不同的个体身上，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不同的答案。

　　最后，在上述信息收获之外，《万卷》一书还在研究方法上给人以很好的启示。首先，是作者对雾豹寓言的阐释演变以及黄庭坚本人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用意进行的文献发掘与历史流变梳理，这是两个生动的案例，昭示着阅读和对过去文学作品学习、评价及整合的重要性。其次，是方东树在解释谢眺“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一诗时，本书作者总结出的三种文学理论阐释原则：一，知人论世；二，比兴传统；三，同代写作实践和批评话语的语境。

　　“阅读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更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识别事物内在本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穿透一个完美建构起来的文本的光滑外表，而进入隐藏其后的深层结构和意义之中。”这是本书作者在论述阅读对黄庭坚、对文学写作的重要性时发表的看法，同样也是我在前后两次阅读这部著作后的感受——

　　如果说，黄庭坚是通过穿透和解构经典文本，取其中所需以重构他的诗学，那么在我看来，《万卷》一书也恰恰是通过穿透和解构以黄庭坚为中心的无数个文本细节，最终完成了作者想要建立起的研究和叙述系统。

　　《万卷》读后感(五)：著名诗人和大书法家黄庭坚充满了浓浓禅意的禅诗

　　北宋中期，赣北的洪州分宁诞生了一位文化巨子，他就是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宋代洪州分宁人(今江西省修水县)，北宋著名诗人和大书法家。诗文在当时与苏轼并驾号称“苏黄”，而书法位列当时四大书法家之中，即“苏、黄、米、蔡”，又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的词则跟秦观齐名，二人并称为“秦七黄九”。中国写诗真正形成流派的其实不多，江西诗派不仅成派而且影响甚大，黄庭坚即是这个流派的祖师。《宋史·黄庭坚传》载：“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名声始震。”黄庭坚一生博学多才，尤看重道德修养，苏轼评价他是：“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 黄庭坚亦禅、亦官、亦诗、亦艺，是一个将禅宗美学发挥到高深境界的典型文人居士。

　　黄庭坚自幼受到浓厚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天赋又极高，7岁就写出了《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垄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一个7岁的儿童竟能写出这样清丽脱俗的诗真是难得，黄庭坚也因此远近闻名。1063、1066年，黄庭坚先后两次赴乡举，都考中头名。第二次乡试，考生要以“野无遗贤”为题赋诗，主考官李询读到他卷中的“渭水空藏月，传岩深锁烟”两句诗时，高兴得拍手叫好，认为这个青年假以时日可以名扬四海、冠绝诗坛。1067年，黄庭坚赴东京礼部参加考试，以进士登第，授叶县尉，次年赴叶县任职。1072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被命为国子监教授，黄庭坚一直留任共计8年。1080年黄庭坚外调，知吉州太和县，他从东京赴江西任职，中途路过舒州，游览了山谷寺的石牛洞，那里旖旎的风景令他神往，于是他取山谷寺名作为自己的别号，从此自称“山谷道人”。黄庭坚仕途并不顺利，1095年他被贬涪州（今四川涪陵）中途，遇到同样被贬的苏东坡，他一生与苏东坡交好。黄庭坚到涪州后，又被遣到更荒远的戎州（今四川宜宾）。60岁的黄庭坚由于是待罪编管之身，被迫搬到城南一处鼎沸嘈杂的市集内小室，其《题自书卷后》云： “子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黄庭坚在四川一共生活了6年。1100年黄庭坚重被起用，监鄂州（今湖北武昌）税；十月，又被改奉议郎，签书宁国军判官，但黄庭坚都辞去了。1102年，黄庭坚被除名羁管至宜州。黄庭坚于1104年到达宜州， 1105年黄庭坚去世。

　　黄庭坚认为，心是人的一切情感、言行的发源地，在人的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心者气之君，气者心之将。君之所忾，将应如响。“（《养浩堂铭》） ”心者万物之主，于以度先王之德行。“ 黄庭坚特别强调“养心”。他说：“物无不致养而后成器， 况心者不器之器乎。”（《晁氏四子字说》）”闻道也，不以养口耳之间而养心，可谓尊其所闻矣。“（《与潘子真书》）” 但须勤读书令精博，极养心使纯静，根本若深，不患枝叶不茂也。“ （《与济川侄》）黄庭坚还谈到了“养心”、“治心”的方法：”养心欲诚，择术欲精。“（《王子钧深衣带铭》）”（济父）闲居且二十年。于书无所不观，尤好《孟子》、黄帝《素问》， 啄其英华，以治气养心，遨乐于尘垢之外。“（《萧济父墓志铭》） ”治心欲不欺而安静，治身欲不污而方正。择师而行其言，如闻父母之命。 择胜已者友，而闻其切磋琢磨。“（《书生以扇乞书》）

　　黄庭坚将养心之术与禅宗的修行方法相结合， 他曾说：“治心养性，先防三过：美食则贪，恶食则嗔，终日食而不知食之所从来则痴。君子食无求饱，离此过也。”（《士大夫食时五观》）”书室可名曰“求定斋”，古人有言：“我徂惟求定。”彼盖以治国家， 我将推此以为养心之术。“（《与王立之》）”不敢听以耳，而听之以心；于其反诸身也，不敢求诸外而求之内。 故乐与诸君讲学，以求养心寡过之术。“（《论语断篇》） 他在《赠柳展如八首》其八中有“八方去求道，渺渺困多蹊。归来坐虚室，夕阳在吾西”之句。 “胸中有度择人，事上无心活身”（《再用前韵赠子勉四首》其一） 。 “人有岁寒心，乃有岁寒节。何能貌不枯，虚心听霜雪。”（《画墨竹赞》）“虚心观万物，险易极变态。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八） “中立而无私，天下归心焉，非以其无心故耶？今夫学至于无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经，皆无心以经世故耶！”（《杨概字说》）又将禅宗与儒家入世思想结合，强调治世追求无心而天下归心，为学追求无心而近道。

　　黄庭坚曾称赞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濂溪诗序》）。 他针对士人应有的心胸境界提出 ： “丈夫存远大，胸次要落落”（《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七），“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其一）， “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戏效禅月作远公咏》） 黄庭坚讲究诗文要从学问中来，黄庭坚诗文之名在其未出道以前就已经被苏轼非常看好：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苏轼集》卷七十三))

　　苏东坡对黄庭坚的诗歌与为人做了不可能再高的评价，而且未见其人，观其诗歌就知道此人不是世俗中人，必然是重视身心修养而轻忽名利枷锁之辈，并引《庄子》中话语褒扬备至，末尾两句足见二人“平生风谊兼师友”，体贴关切甚殷。在当时苏东坡之诗文举世无两，而在黄庭坚出世以后，众人却趋之若鹜。江西派诗人陈师道是一介书生，孤傲狷介，受学于曾巩，曾谓苏轼曰：“公诗端正道，亭亭如紫云。落世不敢学，谓是诗中君。独有黄太史，抱杓挹其尊。韵出百家上，诵之心已醺。”黄山谷在其诗文书法外另一个耸动士林的造诣就是禅修了，其名字被普济列在南岳十三世黄龙祖心禅师的法嗣中，成为居士分灯之一。

　　黄庭坚从小是个孝子，其母曾久卧病榻，黄庭坚常在身边服侍，衣不解带，一直到为母送终，将儒家的孝道尽到了极致。黄庭坚出身世家，自小聪慧，诗文教育甚早，成名也早，颇得过一些人的赏识，直到有一天遇到法秀禅师，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法秀禅师申斥黄山谷：“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黄山谷与当时名画家李伯时同参圆通法秀，李伯时长于画马，为人称颂并自得于此，法秀禅师斥责李伯时，山谷在一旁便讥笑道：“无乃复置我于马腹中邪？”法秀禅师正色道：“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山谷居士自此绝笔于浮词艳曲，孜孜求道，写下了《发愿文》，痛绝酒色，仅朝粥午饭而已。

　　本来山谷道人天资聪颖，又加之儒道两学渊源深厚，所以究之心性功夫便得如轻舟逾越重山，虽也历经反复，终较常人为快。他在《晁张和答秦观五言予亦次韵》中称：“士为欲心缚，寸勇辄尺懦。要当观此心，日照云雾散。扶疏万物影，宇宙同璀璨。置规岂惟君，亦自警弛慢。”可见其警策自励的功夫不辍。他反求诸心会证佛老，中间有很多证获：“物无不致养而后成器，况心者不器之器乎？”(《晁氏四子字序》)“养心去尘缘，光明生虚室。”(《颐轩诗六首之六》)士大夫不可能不读书作文或泛滥诸经，在《书赠韩琼秀才》中又提出读经不为追索字义而是“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为要。提倡在儒释道的会通中修证佛法：“大概佛法与《论语》、《周易》意旨不远。”(《与王雍提举》)他还提出 “深根固蒂，外慕休息。啜菽饮水，谁不欣然。” (《与唐坦之书》)这里既有儒家所探寻的“孔颜乐处”，又将佛家的内固其本、外息诸缘完美地统一起来。

　　在诸般究心修养功夫中，黄庭坚一次重要的证悟是人所熟知的在黄龙晦堂处的“闻香悟道”。黄庭坚为求法曾随侍于黄龙祖心禅师，黄龙禅师因机施教而有下面公案：往依晦堂，乞指径捷处，堂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论？”公拟对，堂曰：“不是！不是！”公迷闷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时岩桂盛放，堂曰：“闻木樨华香么？”公曰：“闻！”堂曰：“吾无隐乎尔。”公释然，即拜之。(《五灯会元》卷第十七)

　　黄龙祖心禅师可能因山谷乃当时名闻遐迩之士大夫，特拈出一句孔子与弟子的著名对话开示。子贡曾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与，夫子之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与。”而孔子后来又说过，我平常天天和你们在一起，并没有跟你们隐瞒过什么！山谷闻听此话正要拟思应对，黄龙禅师马上否定，截断了他的日常思维，使山谷回念盘旋。直到一天，二人同游，闻木樨花香，山谷洞然有省，知黄龙晦堂所言之内在，身心上闻道可不是言说悟上的知解。这是黄庭坚的一次“高峰体验”。黄龙祖心禅师去世后，黄庭坚又参自己的师兄死心禅师：久之，谒云岩死心新禅师，随众入室。心见，张目问曰：新长老死，学士死，烧作两堆灰，向甚么处相见？”公无语。心约出曰：“晦堂处参得底，使未著在！”后贬官黔南，道力愈胜，于无思念中，顿明死心所问。报以书曰：“往年尝蒙苦苦提撕，长如醉梦，依稀在光影中。盖疑情不尽，命根不断，故望崖而退耳！谪官在黔南道中，昼卧觉来，忽尔寻思，被天下老和尚瞒了不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为也。”(《五灯会元》)

　　在山谷道人开悟之后，另一位师兄灵源惟清赠偈曰：“昔日对面隔千里，如今万里弥相亲。寂寥滋味同斋粥，快活谈谐契主宾。室内许谁参化女，眼中休自觅瞳人。东西南北难藏处，金色头陀笑转新。”山谷道人应答曰：“石工来斫鼻端尘，无手人来斧始亲。白牯狸奴心即佛，龙睛虎眼主中宾。自携缶去沽村酒，却着衫来作主人。万里相看常对面，死心寮里有清新。”从此两首诗词应和来看，黄庭坚已经造诣至深，此回应偈子颇有傅大士意蕴，可谓文人士夫参禅问道的范例。 “观山观水皆得妙，更将何物污灵台？”这是黄庭坚深刻的禅修感悟。

　　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更多的以佛禅为题材，形成以禅理、禅典、禅趣、禅法等入诗的禅诗。他们人生思想的特点是儒、佛、道三家的交融贯通，他们与厚德高风之僧友交往，深入于佛禅，苦心参究“若问深明宗旨，风花时度窗棂。”、“功成事遂人间事，欲梦槐安向此游。”、“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挽石枕头眠落叶，更无魂梦到人间。”、“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的境界。在生活上，他们运用禅宗思想，用禅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来表达人生如梦、随缘旷达、清净本心、自我解脱等主张。这种佛禅思想的熏陶，铸成了他随遇而安、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 他们的诗歌平淡自然，通过空寂无人的禅境和宁静恬淡的大自然、悠远的景色透露出无心淡泊的禅趣和恬适的心情，有些禅诗体现出超尘拔俗、远离现实世界的思想感情和“幽深清远”的艺术风格，把自然与活泼、恣肆相融合，构成了纵横博辨、一无滞碍，打破桶底的创作激情，用来创作出一如禅僧用来显示讥讽、暗示幽玄禅理的风趣机智的诗歌。他们将诗之趣旨，比拟禅宗，同时讲究诗的活法，手法机智活泼，富于理趣、谐趣、意趣等，成了宋诗的一大特色，与唐代以王维代表为主的宁静空寂之禅风迥异。这就是唐宋禅风主要差异。他们自觉地借鉴禅宗精神的作诗态度，在作品中体现了禅学的影响，尤其是其诗歌中的生动活泼、谐趣横生、富有理趣、饶有趣味的特色，足以代表宋诗的特点。禅与诗的融会，经过苏轼，到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时已经达到了高峰，其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